世界體系理論是美國社會學家沃勒斯坦首次提出的理論。他認為，世界體系是資本主義生產內在邏輯充分展開的結果，當今國際事務、國家行為和國際關係都是這一邏輯的外在表現。資本主義的延續性質是由它的深層社會經濟結構的基本因果聯繫所決定，並規定世界面貌的形成。這一派還認為，世界體系的形成同世界範圍的資本積累有密切關係。國家互相作用體系是世界範圍資本積累的政治結構。當原有的結構不能容納世界商品生產和剩餘價值分配的規模時，就會發生國家之間的衝突。列強的興衰和世界大戰是國家相互作用體系的暴力改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世界體系理論
- 外文名：World system theory
- 提出時間：20世紀70年代
- 提出者：沃勒斯坦
基本情況,特徵,興起,觀點,局限,發展,其它介紹,
基本情況
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作為一種理論和方法主要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其主要標誌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於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16世紀資本主義農業和歐洲世界經濟的起源》（Morderm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這種理論和方法是西方學術界繼50,60年代現代化理論之後出現的一種新理論和新方法，其影響遍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以及地理學等主要社會科學領域． 世界體系理論創造性地融合了社會發展理論中的主流學派與非主流學派（即“經典現代化理論”與“依附論”），揭示了現代化的不可阻擋的全球發展的趨勢。
沃勒斯坦採取了新的觀察視角，他認為民族國家並不是近代以來社會變遷的基本單位，而是具有結構性經濟聯繫和各種內在制度規定性的、一體化的現代世界體系才是考察16世紀以來社會變遷的唯一實體。現代世界體系是一個由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基本維度構成的複合體。
經濟體是整個世界體系的基本層面，是政治體和文化體存在、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世界經濟體的雛形是產生於“延長的16世紀”（1450―1640年）的歐洲經濟體。在這一時期，歐洲內部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重要的“分化”：在西歐，制度性的總危機導致了封建社會的全面衰朽，隨著現代工業體系和自由僱傭勞動制度的形成，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逐漸確立並鞏固；而在與之毗鄰的東歐，同樣的危機卻導致了不同的社會後果，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得到加強，已經趨於消失的封建農奴制死灰復燃；地中海沿岸各國的社會發展程度則介於兩者之間。這樣，在互補性的地區勞動分工的基礎上，歐洲的各個地區之間結成了經常的、穩定的、大規模的貿易聯繫，一體化的歐洲經濟體由此誕生。此後，在西歐已開發國家的推動下，這一體系不斷向外擴張，將美洲、非洲、亞洲等世界各個國家、地區納入體系中，最終形成了覆蓋全球的一體化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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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與“不平等”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兩個最主要特徵。首先，世界性勞動分工體系與世界性商品交換關係仿佛一經一緯兩條主線，將各個國家、地區牢牢地粘結在龐大的世界經濟網中，須臾不可脫離。一體化的經濟體使人類歷史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其次，一體化不等於均等化，相反，中心―――半邊緣―――邊緣的層級結構表明了世界經濟體的極端不平等性。英、美等已開發國家居於體系的“中心”，一些中等發達程度的國家屬於體系的“半邊緣”，某些東歐國家、大批落後的亞非拉開發中國家處於體系的“邊緣”。“中心”擁有生產和交換的雙重優勢，對“半邊緣”和“邊緣”進行經濟剝削，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半邊緣”既受“中心”的剝削，又反過來剝削更落後的“邊緣”，而“邊緣”則受到前兩者的雙重剝削。
世界政治體是隨著世界經濟體的出現而產生。政治體中同樣存在中心―――半邊緣―――邊緣的等級結構，並以國家主權的有限性和國家機器的強弱為劃分依據。政治體與經濟體中的相應等級在空間分布上是高度一致的：世界經濟體中的中心國家，其國家機器較強，主權獨立性和對外控制能力較大，也是世界政治體的中心，而邊緣地帶的國家機器孱弱或根本未形成統一的國家政權體系，國家主權不獨立，成為受控於中心的邊緣，半邊緣則再次介於兩者中間。
世界文化體，產生於經濟體需要一種文化上的維持機制以增進民族國家的政治凝聚力，提高經濟生產的有效性；同時，世界資產階級進行經濟剝削、政治控制的需要也導致了創造統一模式的文化訴求，於是，由中心國家所推動，以西方文化為模板的普遍主義世界文化凌駕於多元民族文化之上，營造了一種全球趨同的文化氛圍。中心―――半邊緣―――邊緣的層級結構再次在文化體中得到展現。
沃勒斯坦等人創立的世界體系論，在目前西方社會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持一分為二的態度，既承認其歷史進步性，又批判其剝削本質。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西方發展理論處於“經典現代化理論”（主流派）與“依附論”（非主流派）兩極對峙的時期。隨著冷戰局勢的瓦解以及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不同的理論出現了相互借鑑和融合的趨勢。
世界體系論企圖在超越的基礎上實現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融合。經典現代化理論家主張現代化模式上的西化論，對第三世界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充滿信心；依附論反對西化論，否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行性。世界體系理論則一方面反對西化論，抨擊西方中心論，與左派理論如出一轍；另一面，它通過在依附論的中心―――邊緣的結構中加入一個“半邊緣”，指出世界體系的流動性（中心國家可能下降為半邊緣、邊緣國家也可能上升為半邊緣，等），從而論證了資本主義的長期性、穩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又與主流學派理論相通；在結論上，它認為資本主義的現代世界體系終將消亡，並被社會主義的所取代，另一方面它又宣布社會主義只是一個“烏托邦”。
通過龐大理論體系的設計和巨觀世界史的描述，世界體系理論把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理論充滿矛盾的融合在一起。由於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批判過於絕對，最終陷入了歷史悲觀主義和懷疑論的誤區。
總體看來，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雖然不乏疏漏之處，但體大思精，自成體系，標誌著社會發展理論的一個新階段。近年來現代化的全球性擴展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進程，從某些方面論證了世界體系理論。儘管在理論融合上出現了重重矛盾，但世界體系論以其宏闊的理論框架、厚重的歷史感，許多地方雖引起爭議卻也發人深思，較之當前流行的一些庸俗全球化理論和泛化的世界體系論具有更高的理論價值，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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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籍興起
世界體系理論的興起與經典現代化研究和理論批判緊密相關。在20世紀50和60年代，美國集團和蘇聯集團競爭激烈，它們逐步加強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爭奪。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一批美國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家開展了現代化研究，並認為如果開發中國家按照現代化模式發展，就能趕上已開發國家，實現現代化。在60年代後期，有些學者發現，一些按照現代化模式發展的開發中國家，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如拉美國家早在19世紀就開始了現代化運動，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都沒有取得成功；非洲國家的現代化更是困難重重。有些學者開始質疑把現代化作為普遍發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70年代西方學術界掀起一股反“現代化理論”和反“西方化”的思潮。國際環境運動的興起，促進了反“現代化理論”觀念的傳播。在20世紀60年代，沃勒斯坦研究了非洲國家如加納的發展，認識到現代化理論的局限性，並開始對其進行批判。70年代初沃勒斯坦開始推出多卷本的《現代世界體系》，把開發中國家納入到世界整體發展中進行系統研究。
世界體系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依附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皮爾遜和巴斯亞里安 2006）。它採用了依附理論的核心—邊緣的分析概念，增加了半邊緣地區，認為核心國家和邊緣地區的關係是依附關係，在本質是剝削關係。西方學者把世界體系理論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分支（皮爾遜和巴斯亞里安 2006）。世界體系理論確實包含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觀點，如剝削和階級衝突等。沃勒斯坦認為：“世界經濟基本的政治現實就是一種不斷變化形式的階級衝突：公開的階級意識與種族—國家意識的對立，國內的階級和跨國的階級的對立。”
觀點
世界體系理論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理論。沃勒斯坦把它分為10個方面：（1）周期和趨勢，（2）商品鏈，（3）霸權和競爭，（4）地區性和半邊緣性，（5） 融入和邊緣化，（6）反體系運動，（7）家庭，（8）種族主義和性，（9）科學和知識，（10）地緣文化和文明。這些方面歸納起來涉及三個層次，分別是世界經濟體系、世界政治體系和世界文明（王正毅 2006）。
世界經濟體系
沃勒斯坦在《現代世界體系》前三卷中分析了世界體系和世界經濟體系。他認為：“世界體系是一個社會體系，它具有範圍、結構、成員集團、合理規則和凝聚力。世界體系的生命力由各種衝突構成。”世界經濟體系的主要特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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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籍其次，勞動分工將世界分成三個地帶：中心地區、半邊緣地區和邊緣地區。中心地區是經濟發達地區，邊緣地區是經濟落後地區，半邊緣地區介於中心和邊緣地區之間。其三，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不斷把外圍地區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並使之邊緣化；中心和邊緣的不等價交換，保證了資本主義的運行和資本的積累。
其四，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著停滯和擴張的長周期運動；擴張期經濟成長從中心向邊緣擴散，停滯期首先損害的是邊緣地區的利益。
其五，國家經濟地位是變化的，國家經濟地位的地理分布也是變化的。中心和邊緣地區不是固定的，邊緣地區可以成為中心地區，中心地區可以變成邊緣地區。在停滯期，半邊緣國家地位變化比較大。
其六，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趨向於擴大不同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差距，趨向兩極分化。
世界政治體系
沃勒斯坦認為，世界經濟體範圍記憶體在多個政治體系，它們保證了資本主義能夠一直興旺。世界政治體系的主要特點如下。
首先，現代國家和國家體系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產物，國家的形式、實力和邊界都在不斷變化，國家體系一直在擴展。世界體系的國家體系是多重的。
其次，國家體系的變化包括兩個對應的過程：核心化過程和邊緣化過程。核心化過程指中心地區利用國家機器在世界經濟中壟斷商品、謀求利潤最大化，最終成為核心國家。邊緣化過程指邊緣地區利用不太先進的技術和不等價交換，逐步成為邊緣國家（王正毅 2006）。
其三，國家體系的運行存在周期性，稱為霸權周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經歷了三個霸權周期，產生了三個霸權國家，即17世紀的荷蘭、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
其四，國家體系中的霸權是一種機制，它有三個物質基礎。霸權的機制是在大國競爭中，一個大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將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上的原則和意願強加於國家體系中。霸權的物質基礎是工農業生產、商業、金融更有效率。霸權的興衰與這三個經濟部門的效率相關。霸權國家先在工農業部門取得優勢，然後在國際貿易中取得優勢，最後在金融領域占有優勢。在三個領域都獲得優勢，就獲得短暫的霸權地位。
其五，霸權統治時期的國家體系是暫時穩定的。政治上追求霸權地位和經濟上追求利潤最大化一樣，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推動力。追求霸權地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目標。
其六，霸權國家可以運用自己的國家政治機器，為本國資本在世界市場獲得最大利潤，提供壟斷的政治條件。但是霸權的政治職能不是無限的，受到國家體系和競爭國家的制約。
世界文明
沃勒斯坦認為，當我們將文明看成是不同習慣、結構和文化而討論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時，我們應該將其放在一個歷史體系中來分析。自牛頓力學產生以來，追求科學是文明的象徵。這一思潮伴隨英國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文明，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文明上的表現。對於核心國家創造的科學文明，邊緣國家處於兩難境地，很難作出有效的反應（王正毅 2006）。
世界體系理論的三個觀點
根據美國學者吉爾平的分析，世界體系理論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現實的看法基礎上，但又有所不同（吉爾平 2006）。該理論認為，第一，作為人類行為的決定性因素，經濟活動和階級鬥爭比政治和集團衝突重要，它關注國際統治層次，以及各國和不同階級的鬥爭；第二，一個已經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由處於不同等級的一些階級統治國家組成，這些國家靠經濟力量集合在一起，形成了已開發國家外圍到處存在的不發達；第三，現代世界經濟的特徵在於它面臨固有的矛盾，以及按照宿命論的法則運行，那些法則支配著它的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危機以及最終的滅亡。
世界體系理論的中心論點是，世界經濟包括一個占支配的中心和一個處於依附地位的外圍，它們相互影響，並且作為一個一體化的整體在發揮作用。這個體系在以整體發揮功能的時候，不斷汲取經濟盈餘，並且把財富從外圍轉移到中心。同樣的機制，在中心地區引起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而在外圍地區則導致經濟和政治的不發達。中心和外圍是緊密聯繫的，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在功能上有聯繫，後者受到前者的抑制。外圍地區是中心地區的財源，中心地區剝削和掠奪了外圍地區的資源。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相互影響是世界經濟的基本機制，這是由單一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分工所決定的。世界經濟就是地位不平等的許多國家組成的一種國際結構，這種結構維持國際分工，促使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以及其餘國家的落後和不發達的周而復始（吉爾平 2006）。
世界體系理論的六個變數
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 2002）認為，1945～2025年世界體系處於發展的轉型時期。他們提出了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演進的六個分析變數，並認為六個變數是相互聯繫的，而每一個變數都不會孤立於其他變數而獨立發展。這六個變數是：國家間體系、世界生產結構、世界勞動力結構、人類福利模式、各國的社會凝聚力和知識結構。他們利用六個變數分析了1945～1990年的世界體系演變和預測了未來的趨勢。
局限
世界體系理論從世界體系層次分析世界發展的歷史，無疑是有意義的，是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重要補充。它的局限性主要有：（1）中心和外圍國家的劃分沒有定量標準；（2）著重從世界體系角度分析世界發展，相對忽視了生產力和科技發展的作用；（3）概念比較混亂，理論自身的矛盾比較多；（4）世界體系層次分析不能反映世界發展和現代化的全貌等。（摘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8》）
發展
從現代化理論到世界體系理論
第二種對於現代化理論的質疑來自“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以華勒斯坦為代表）。[1]關於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內容以及它與現代化理論的區別，德里克曾經指出以下幾個：
1、世界體系分析把資本主義當做現代性的中心論據，因而試圖把資本主義提供的現代世界結構理解為一種生產模式；
2、它堅持認為根據個別民族的內部發展是無法理解資本主義的，它只能根據超越民族並且賦予它們以形式的空間關係才可以理解；
3、世界體系分析把空間當作一個中心論據引入對發展的研究中，不同社會之間的關係並不只是先進與落後、發達與發展中社會的關係，而且也是空間中同時存在的關係。
4、在分析空間關係時，世界體系分析把“中心”與“邊緣”的關係當作最重要的關係，“中心”是其經濟結構中顯示出經濟社會複雜性並具有相對自主特色的地帶，而“邊緣”則是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都以來中心的地區。界乎兩者之間的是“半邊緣”地區；
5、這表明世界體系理論所專注的不是獨立自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單位，而是這些單位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單位是如何這些關係構成的。
6、“不發達”社會並不因為某些抽象的標準而顯得“不發達”，而是由於中心與邊緣之關係而顯得不發達，這正如發達地區應當把自己的發達歸功於另一些地區的不發達。
7、從這個角度看，不存在什麼“現代”與“傳統”社會之別，差別只在於有些是屬於資本主義的中心，有些則處於邊緣。試圖論證所有的社會一旦與過去訣別就可以進入現代是行進不通的，邊緣地區由於其邊緣狀態注定是不發達的。
8、這也表明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內，不可能實現所有的社會都發達，因為中心-邊緣關係對於資本主義結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9、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交換模式是世界體系的結構原則，那么，社會主義就只有在與資本主義“脫鉤”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因為併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實際上就排除了為滿足地方需要而非資本本身需要設立經濟組織的可能。[2] 總起來說，如果說現代化理論是一種局限於民族國家內部視野的發展或現代化理論，那么，世界體系理論則意在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現中解釋發展與不發展。這種理論把現代世界理解成一個由中心-邊緣-半邊緣組成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區（社會），都不是獨立地存在與發展的，它們因而都不能構成獨立的研究單位。更重要的是，華勒斯坦竭力要說明的是：這個以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為基礎建立的現代世界體系是極度不平等的，處於這個體系中心的國家依靠對於邊緣國家的剝削（從自然資源到勞動力資源）而得到發展，而不發達的國家則因其邊緣處境而無法得到發展。“世界經濟體的發展進程趨向於在本身發展過程中擴大不同地區間的經濟於社會差距。”[3]即是說，世界體系理論在方法論上的最大特點在於用外因論取代了內因論來解釋發展與現代化問題，是第三世界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邊緣處境而不是它的傳統文化才是阻礙其現代化的根本原因；同樣，第一世界的發展（現代化）也決不能只從第一世界國家的內部因素加以分析。如果說現代化理論是一種局限於民族國家內部的發展或現代化理論（內因論）；那么，世界體系理論就超出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現中解釋發展於不發展或欠發展（外因論）。
正如德里克指出的：出現於70年代的世界體系理論“之所以受到人們的熱情接受，主要原因在於它對現代化話語的挑戰，這一話語自二戰結束以來就一直主宰著歐美的社會科學。”[4]德里克同時分析了世界體系理論在美國流行的原因以及它與依附理論的關係。他指出：“毫不奇怪，它（世界體系理論）在激進的青年學者那裡那裡贏得最大的贊同，因為那些60年代剛剛進入學術研究的青年人大多數是第三世界的學生。同樣具有影響的……包括薩米爾·阿明、安德烈·綱德·弗蘭克以及那些拉丁美洲‘依附’理論家的著述，他們提出現代化話語的替代物，而那正是沃勒斯坦的著述中所大力贊同的一種選擇，這些均體現在他們的理論假說和政治結論中。”[5] 同樣，世界體系理論在中國學界也是作為反思西方現代性、尤其是現代化理論的主要依據之一出現的，只是時間上“推遲”到了90年代。在90年代後期的中國，介紹世界體系理論並用以質疑現代化理論的代表性文章包括：陳燕谷的《中心·邊緣·半邊緣》與《歷史終結還是全面民主》；《中華讀書報》1998年10月7日發表的吳伯凡、鄭偉民、喬亞的文章。陳燕谷指出：“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現》在各個具體問題上的解釋決不是無可挑剔的，但它毫無疑問會影響我們關於‘現代’或‘現代性’的理解。首先，它對自由主義現代化理論提出強有力的挑戰，由於這些地區的發展是以犧牲邊緣地區為代價的，所以現代化不是一個中性化的發展過程，邊緣地區決不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趕上’中心地區，因為後者的發展條件是包括重複的。”[6]他還認為：現代化理論關於世界上各個國家在平等的跑道上競爭的社會發展理論，是自欺欺人的虛構。[7]
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理論視野與認識路徑的這種轉換直接導致對於西方現代性以及中國問題的重新認識。如果說在現代化理論支配下的中國啟蒙話語在傳統文化內部尋找發展滯後的原因，並走向激進的反傳統主義；那么，90年代中國的反思現代性思潮在世界體現理論的啟發下，其思考中國問題的視野已經從民族國家內部轉向民族國家之間，對於國家間，尤其是中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不平等關係的解釋與批判已經在很打程度上取代了對於國內專制主義的批判──後者曾經是80年代啟蒙話語的主要特徵。傳統文化不再被視作現代化的反面，中國不發達的原因也不能只到內部的文化傳統中去尋找。如汪暉指出：“在反思中國社會的問題時，那些通常被作為批判對象的方面已經難以解釋當代社會的困境：在亞洲資本主義興起的歷史語境中，傳統不可能再是自明的貶義詞；在生產過程和貿易過程跨國化或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民族國家也已經不是自明的分析單位”，“在跨國資本主義的時代，‘新啟蒙主義’的批判視野局限於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政治事務，特別是國家行為：對內，它沒有及時地把對國家專制的批判轉向在資本主義市場形成中國家-社會的複雜關係的分析；對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作為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批判地資源。”[8]汪暉的這一判斷儘管部分地來自他對於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新狀況（比如國際資本進入中國社會）的觀察，但是世界體系理論的影響無疑也不能忽視。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對於現代性的反思與現代熱衷於發掘儒家思想中的現代性的現代新儒家不同的地方在於：現代新儒家基本上仍然是在韋伯解釋框架中論述問題，他們不同意韋伯關於中國儒家文化缺乏西方資本主義（西方自由主義現代性）的動力的結論，而極力論證儒家文化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相容性；但是他們理解的現代性本質上依然是西方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性，因而他們所挖掘出來的所謂儒家文化中的“現代性”因素就其實質內容而言，無非就是西方資本主義。
[9]因而這種觀點實際上以另一種方式肯定了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內涵與西方現代性的普世性。與此不同的是，在世界體現論者看來，問題決不是這樣簡單。因為發展與不發展都不是由文化因素決定的，而是由民族國家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結構性地位決定的。
解釋模式這種轉換對於五四至80年代以“國民性”改造為核心的文化啟蒙規劃以及相關的人文學術提出的挑戰不亞於後殖民理論。在世界體系理論看來，認為只要改造傳統文化、塑造出新的國家與“國民”，就可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的想法無疑過於天真。因為它完全忽視了現代化的外部環境。如上所述，世界體系理論認為：根據各別民族國家的內部原因是無法解釋發展問題的，它只能根據超越民族國家並且賦予它們以形式的空間關係才可理解。把空間關係引入對於發展與不發展的分析，就可以發現發達社會的發達與不發達社會的不發達都不能局限在民族國家內部加以解釋，毋寧說，正是不發達地區的不發達才導致了發達地區的發達，反之亦然。從這個角度看，不存在什麼“現代”與“傳統”社會之分，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一部分的所有社會都是“現代”社會，區別只在於有些屬於中心，有些屬於邊緣。這樣，象現代化理論那樣論證所有的社會一旦脫離於傳統的聯繫（在中國就是改造了國民性以後）就得以進步或現代化是對於事實真相的歪曲，其結果是掩蓋了世界秩序的不平等性以及已開發國家之所以發達的真正原因。事實上，處於邊緣地帶的國家由於其邊緣狀態是注定不發達的，而且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內，不可能實現所有的社會都發展，因為中心-邊緣的關係對於資本主義結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其它介紹
現代世界體系中的非經濟因素
關於國家，沃勒斯坦認為，國家在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現代世界體系的早期，即至少在16世紀初，並延續至l8世紀，國家在歐洲世界經濟體中起著經濟中心的作用。” 絕對王權在西歐的興起與歐洲經濟體的出現，顯然是同時的。”但他又認為，國家的作用未必就是良性的，“政治行為最初在國家結構之內，而這些國家由於它們在世界經濟體中的作用不同，結構也不同，中心國家中央集權化最甚。” “國家機器包含著某種傾斜機制在某一點上能使力量產生更大的力量。”相反．“在那些國家機器軟弱的地方，國家的管理者們沒有起到協調複雜的工、商、農的作用。”總之，在沃勒斯坦看來，國家在主要方面不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而國家機器的強大與否，是世界經濟體動力的重大前提。
沃勒斯坦還試圖通過對階級因素的分析，來解釋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他說，“如果世界體系是僅有的真實的社會體系(而不是事實上被隔離的自然經濟體)。那么，就必須把階級和身份集團的出現、鞏固和政治上所起作用，必然看著世界體系的要素。”沃勒斯坦對現代世界體系中階級因素的認識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階級與身份集團不同，關鍵性的差別在於是否具有階級意識。 階級總是潛在的存在著(自在之物)，問題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這些階級會具有階級意識(獨自的)，也就是作為一個集團，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一個文化實體在政治經濟舞台上從事話動。” 第二，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過程是建立在資本和勞動這一核心矛盾之上的，它迫使人們以這樣或那樣的職位參與生產過程，成為剩餘價值的製造者或受益者即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為了改變它們之間不平等的議價關係，必須建立起適當的制度來影響國家決策。第三，現代世界體系中存在著一個“單一的階級體系”。也就是說，只有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以一種階級的面貌出現於政治經濟舞台，傳統的身份集團(如貴族)以及工人仍處於無階級意識的狀態。
沃勒斯坦對現代世界體系中思想文化的作用的論述是很不充分的，也許他認為沒有必要。他雖然指出，“延長的16世紀(即西方學者所指的1450年至1640年這一階段)不只是一個通貨膨脹的時期，還是一個結構上的革命時代，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廣大人民願意接受新的思想。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的思想使那些不顧一切要擺脫控制的人們具有了激烈的品質。l7世紀則代表了一個和平與冷靜的時代。古典主義，像專制主義一樣，並不是一種現實的寫真，而是一種綱領——一種使政治和文化的首創精神回歸到上層社會中的綱領，以便更好地領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根本的社會變遷。”但這樣過於巨觀的論斷，並不能揭示精神與社會文化對現代世界體系這樣一個經濟體系深層的本質作用。因此可以認為，沃勒斯坦在這方面的貢獻，僅僅是承認了這種作用的存在，但未對其作必要的深人研究。
與經濟全球化
應該說，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而當今世界的經濟體系在很多方面呈現出與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不同的內容。
1、新的國際分工動搖了現代世界體系關於勞動分工這一理論基礎
現代世界體系是建立在“中心——半邊緣——邊緣”之間的勞動分工的基礎之上的。這一勞動分工在近代表現為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但是20世紀中葉以後，殖民體系逐漸瓦解，中心國家、半邊緣地帶、邊緣地區已經演變成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和不已開發國家，它們之間的國際分工已不象現代世界體系中那樣單純，勞動分工呈現出雙向發展的趨勢。從廣度上看，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已經遍及全球；從深度上看，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已由過去的單一的垂直型分工發展成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多種分工形式並存的新格局。另外，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轉移。舊的資本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主要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藉助的手段主要是商品、資本和武力。而在新全球時代，西方中心極對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傳媒和人才，即“後殖民主義”或“後帝國主義”。全球網際網路、話語生產、知識經濟及文化傳播成為其倚重的主要手段。
2、跨國公司的出現，模糊了中心、半邊緣和邊緣之間的界限
從20世紀50年代起，跨國公司就開始活躍在世界經濟舞台上，並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據聯台國貿發會議統計，1998年全世界跨國公司有6萬多家．其境外機構有6多萬個，其生產總值約占世界生產總值1/3，國際貿易的60%，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70%，世界技術轉讓的80%。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創新了一種現代企業組織制度。它沒有固定處所的“中心”。經濟活動及其效益也不再為某一國家所獨有，越來越呈現出生產國際化、經營多元化、決策全球化的特點。
3、區域經濟一體化，改變了現代世界體系的內部運動過程
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區域經濟正走向一體化。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一種“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彼此對等、自願地約束自己的部分經濟主權，通過制定嚴格的經濟條約法規，建立相應的執行機構，使該組國家的資源不受國界的限制，在共同空間中得到最佳化配置。從而迭到共同繁榮的目的。”如“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台組織等。這使得國家更重視區域經濟聯繫，在聯繫中互相依存、共同發展，即“用同一個聲音說話”，而不是像現代世界體系中所描述的由邊緣向半邊緣、邊緣通過積極競爭或消極等待的“補缺”式前進。
與政治多極化
1、現代世界體系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大、中心國家地位的鞏固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家的“傾斜機制”
但是，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出現了政治多極自治的傾向 由於地方民族主義的抬頭，加上跨國公司對國家權威的削弱，出現了較強的政治離心傾向。國家作為極權機制對經濟體系的制衡作用也大非從前。由此，出現了這樣的轉變：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中只有中心地區才有國家，因此有“中心國家”一說，而邊緣地區、半邊緣地帶國家力量非常弱小。恰恰是中心國家的力量在削弱，而半邊緣地帶和邊緣地區因為要趕超中心地區，正日益強化其國家力量，以此充分調動有限資源，與中心一搏，比如20世紀以來，拉美的軍人政府，東南亞國家的統制政治等。
如前所述，沃勒斯坦認為現代世界體系中有一個單一的階級體系。這個體系以中產階級為中心，舊貴族和工人階級都還不是一個真正的、有階級意識的階級。雖然中產階級可以通過對國家機器的影響來滿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但是沃勒斯坦認為，階級利益應該放在整個體系中去考察。也就是說，一個階級，與其說是共同利益的集團，倒不如說是處於同一層次的集團。中產階級的單一階級體系發生了一些改變。一方面，這一階級已大大超過國家界線，不再完全依靠國家機器來發展利益。正如一些學者所言，全世界有產者走到了一起；相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目標仍任重而道遠。另一方面，這一單一階級體系正開始打破現代世界體系的地域界線和勞動分工界線。中產階級的利益隨資本的流動在全球化擴及全球。並且，原來不同勞動分工角色的階級和身份集團，在各自同一利益層面上重新組合。
3、地緣政治向“後領土時代”的轉變，改變了現代世界體系的地理結構
自世界體系形成以來，中心國家、半邊緣地帶和邊緣地區之間展開了持久的殖民地、戰略要地的控制和反控制，領土問題成為經濟利益最重要的一個來源。由於科技革命、經濟全球化、信息革命、新軍事革命等諸多原因，形成了以經濟、科技、信息安全為核心的國家安全觀念。領土雖然還是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它與國家安全的緊密關係開始鬆弛，已經不再是國家安全中最核心的內容。人類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後領土時代。這一轉變，使中心、半邊緣、邊緣的地理界線模糊，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全新的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標準。至少，中心不再是地理中心，邊緣、半邊緣也不再是地理意義上的半邊緣、邊緣。
總之，由政治多極化引起的新的國際秩序正處在激烈的重組之中，國家、階級 地緣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的意義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現代世界體系作為一個經濟體系，一方面加入了更多的政治內容，另一方面其層次結構正日益模糊而面臨重組。當然，重組的結果，可能新一輪的中心——半邊緣——邊緣，也可能不是。
3、現代世界體系與文化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