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又名英美租界）是近代中國出現的第一個租界，由原英租界與美租界於1863年9月合併而成。
1943年，美英等國分別與重慶政府簽訂條約，宣布將上海租界交還中國。實際上，直至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上海租界才真正由中國政府收回。
上海公共租界在中國租界史上是開闢最早，存在時間最長，面積最大，經濟最繁榮、法律最完善、管理機構最龐大，發展最為充分的一個租界。今北黃浦、靜安以及虹口、楊浦兩區南部沿江地帶是上海公共租界（英美租界）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分別對應公共租界中區、西區、北區與東區。
與上海公共租界遙相呼應的則是上海法租界。
今天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AIG和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滙豐銀行分別於1919年及1865年創始於原上海公共租界。今天美國最大的金融集團摩根大通的首個亞洲分支機構及世界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在美國以外的首家分支機構均成立於原上海公共租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上海公共租界
- 外文名：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 別名：英美租界
- 管理機構：工部局
- 成立時間：1863年9月
- 組成：由原英租界與美租界合併而成
歷史沿襲,設立,合併,擴張,繼續繁榮,孤島時期,結束租借,收回以後,管理機構,工部局,巡捕房,主要居民,華人,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日本人,猶太人,葡萄牙人,印度僑民,市政交通,經貿機構,貿易,金融,零售,旅館,房地產,文教衛生,報館,醫院,宗教,
歷史沿襲
設立
1843年11月，根據《南京條約》的規定，上海成為向外商開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與英國領事劃定了外灘英國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經有英資怡和洋行、寶順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會訂《上海土地章程》。1846年，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確定（今河南路）。
上海公共租界示意圖
上海公共租界示意圖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進到今西藏路。同年，上海地方官允許美國聖公會傳教士的要求，在虹口開闢美國租界。
1853年9月7日，小刀會占領上海縣城，從此中國政府失去對租界的控制。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租界聯合組建獨立的市政機構“上海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裝，正式形成第一個後來真正意義上的租界——國中之國。
合併
擴張
1899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大規模擴展，面積擴展到33503畝（22平方千米），東面擴展至周家嘴（今平涼路軍工路轉角處）；北面的邊界到達上海、寶山2縣的交界處；西面一直擴展到靜安寺。整個租界劃分為中、北、東、西4個區。
繼續繁榮
孤島時期
上海公共租界結束租借
1940年，由於歐洲戰事爆發，駐滬英軍撤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公共租界的中區、西區。
1943年8月，日本占領下的汪偽政權曾象徵性地從日本方面“接收”上海租界。
收回以後
公共租界收回以後，仍是上海最繁盛的中心區。
管理機構
工部局
工部局主要控制在英國手中。美國也部分參與工部局的管理工作。1920年代，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擔任工部局總董。 從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為德國人保留1個席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個席位被移交給日本。1928年後，工部局為華董增加3到4個席位。
上海公共租界徽章
上海公共租界徽章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體制與上海法租界完全不同，後者是法蘭西殖民帝國的一部分，受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的支配，而上海公共租界是當地外國僑民的地方自治體，並不直接受任何外國領事，甚至是英國領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個高度自治的自治體。
巡捕房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於1854年8月，分區捕房共14個：
中區：
1.中央捕房（1854～1943）：福州路（江西路西面）。
西區：
4.新閘路捕房（1899～1943）。
5.戈登路捕房（1909～1943）戈登路、康腦脫路轉角處。
6.成都路捕房（1933～1943。
7.普陀路捕房（1929～1943）：戈登路。
北區：
8.虹口捕房（1861～1943）閔行路。
9.匯司捕房（1898～1943）：海寧路。
東區：
10.格蘭路捕房（1891～1943）格蘭路與平涼路轉角處。
11.匯山捕房（1903～1943年），茂海路。
12.嘉興路捕房（1907～1943），湯恩路，轄區內主要為日本僑民。
13.榆林路捕房（1925～1943）位於華盛路與齊物浦路間的榆林路。
北區越界築路：
14.狄思威路捕房（1912～1943）：轄區為以下各條馬路：北四川路延長線，江灣路（從北四川路至體育會路，包括靶子場、虹口公園和游泳池），狄思威路，竇樂安路（包括松慶里、豐樂里和紀家花園），白保羅路和赫林里，施高塔路（從江灣路到祥德路），及附近地區。
主要居民
華人
戰事結束，難民返鄉，租界人口有所回落。但隨著租界工商業迅速繁榮，和租界的擴展，又有大批江蘇、浙江以及廣東等省居民，乃至海外華僑進入上海公共租界，或創業，或謀生。特別是歷次的戰亂，都造成租界人口的猛增。至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內有華籍居民1,040,780人。
抗戰時期，上海公共租界的中、西兩區成為孤島，又湧進40萬難民。刺激租界內房地產業、商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的空前繁榮。但也造成人口密度過大，多數百姓居住問題無法解決，居住狀況趨於惡化。
1928年後，工部局為華董增加3到4個席位。
英國人
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傳教士共26人，他們是最早的一批來滬外僑。 英國僑民中，主要是從事大宗進出口貿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產業根基的望族。在上海的各國外商中，英國商人占有主導地位。186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僑民達到1372人，占各國僑民總數的60%。
太平天國戰爭結束以後，上海的房地產業降溫，英僑人數也下降到1870年的894人。不久又逐漸恢復，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僑民達到62210人。
在工部局董事會成員中，英籍董事一直占有多數席位，居於主導地位。
美國人
在上海，美國僑民的經濟實力僅次於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的地位又有所上升。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國僑民超過20000人，另有16000人住在法租界。
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美國的勢力僅次於英國。1920年代，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擔任工部局總董。
美國僑民在外僑中的生活水平最高。
德國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人在上海的經濟實力僅次於英美兩國，尤其在製藥、印染行業占有優勢。從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為德國人保留1個席位。至1915年，公共租界內有德僑約1155人。
戰後，公共租界德國僑民一度銳減到1920年的280人，法租界只有9人。後來又逐漸回升。
日本人
1871年中日建交以後，日本人陸續進入上海。早期來滬的日本人多數聚集在虹口吳淞路、武昌路一帶經營照相館等小本生意，或經營妓院謀生。1915年，公共租界內的日僑已達到71690人，人數居各國僑民之首。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紡織業大規模投資上海。1923年上海——長崎定期航線開設，公共租界內的日本僑民繼續增加，1935年突破2萬人，超過外國僑民的半數。他們仍然主要聚居在在虹口吳淞路一帶，以及北區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北段）、狄思威路等處。
1915年以後，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為日籍董事留一到兩個席位。
公共租界的東區、北區在歷次戰亂中曾多次劃為日軍的防區。1932年和1937年兩次淞滬戰事中，日軍將該區域作為進攻中國軍隊的基地。並以海軍陸戰隊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實上被分割成兩部分，蘇州河以北地區成為日軍控制的勢力範圍。人稱“上海日租界”。
1937年8月13日，日軍入侵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軍入侵上海猶太人
19世紀，有少量世居巴格達的猶太富商在印度立足後，又前來上海發展，他們一般都取得了英國國籍。其中包括沙遜家族和嘉道理家族。當然也有像哈同那樣來上海後才致富的暴發戶。這部分猶太人經營大宗貿易，在房地產業也舉足輕重，是上海的豪門望族。
1938年開始，從德國、奧地利、波蘭有2萬猶太人逃避納粹迫害，來到世界上唯一不需要護照就可進入的上海。他們也集中居住在提籃橋一帶。
1943年2月18日，日軍將14245名猶太人遷入虹口隔離區內。他們艱苦創業，在隔離區內開設了307家店鋪，人稱“小維也納”。
葡萄牙人
上海公共租界的葡萄牙人多數來自澳門，屬於歐亞混血種人，在英美機構中擔任低級職位。在1920和1930年代，他們的人數穩定在1000多人。
印度僑民
市政交通
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的特點是，以中國地方和外國人物命名。在中區，南北向馬路通常以中國各個省份的名稱命名，例如浙江路、江西路和四川路，東西向馬路通常以各個通商口岸城市的名字命名，例如九江路、漢口路和福州路，南京路和北京路則分別紀念兩個開放中國的條約。在西區，有一些道路以東南亞的殖民地命名，例如檳榔路、澳門路、星加坡路；東區道路多數曾以印度城市命名，但在1915年更換為以中國城市命名，如麥特拉司路、巴特維亞路（後均改為平涼路）、山達剛路（今定海路）、孟買路（今河間路）、勒克諾路（今寧武路）、倍耐爾司路（今海州路）等。公共租界內也有一部分路名是以外國人名命名，例如愛多亞路紀念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麥特赫斯脫路（Medhurst Road）紀念英國領事麥華陀，鄧脫路（Dent Road）紀念鴉片商人顛地，此外還有戈登路（Gordon Road）、文監師路（Boone Road）、赫德路（Hart Road）、哈同路和西摩路等等，其中許多都與上海公共租界有關，並且以取得實際成就者居多。
經貿機構
貿易
英商怡和洋行
英商太古洋行
英商寶順洋行
美商旗昌洋行
德商禮和洋行
金融
英資滙豐銀行
英資麥加利銀行
英資有利銀行
美資花旗銀行
美資大通銀行
德資德華銀行
俄資華俄道勝銀行
日資橫濱正金銀行
日資台灣銀行
法資東方匯理銀行
荷資荷蘭銀行
荷資安達銀行
比資華比銀行
新華儲蓄銀行
零售
19世紀後期，公共租界內的華人商業以距離舊城廂較近的廣東路及福州路最為繁盛。
20世紀初，隨著上海公共租界的擴展，中區的南京路迅速興起，並形成為全中國最繁榮的商業街。英資惠羅公司（Whiteaway laidlaw）、福利公司（Messrs.Hall and Holtz）、匯司洋行（Weeks and Company）和泰興洋行（Lane Crawford）都匯集在東段四川路口附近，稱為早期四大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華人資本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陸續在西段浙江路到西藏路之間開設，規模超過早期四大公司，也稱為四大公司。別發洋行（圖書）。
此外，北區的北四川路及西區的靜安寺路的商業也有所發展。
旅館
公共租界中區集中了上海大部分的主要旅館，外資旅館包括華懋飯店、匯中飯店、都城飯店，華資旅館包括揚子飯店 (上海)、東方飯店 (上海)、大東飯店 (上海)、東亞飯店(上海)、惠中旅舍 (上海)、大中華飯店 (上海)、大陸飯店 (上海)、爵祿飯店、中央飯店 (上海)、大江南飯店、中國飯店 (上海)、鐵路飯店 (上海)、吳宮飯店、遠東飯店(上海)。
房地產
文教衛生
報館
公共租界中區集中了全上海絕大部分的報館。在英文報紙中，位於外灘17號的老資格的《字林西報》擁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其競爭對手包括《大美晚報》、《上海泰晤士報》、《大陸報》、等。中文報紙中，影響最大的則無疑是《申報》。
醫院
公共租界擁有數所公立醫院，位於蘇州河北岸的公濟醫院和位於靜安寺以西的宏恩醫院主要服務於外國僑民，前者委託給天主教修女管理；位於中區山東路的仁濟醫院則面向華人。美國聖公會在公共租界開設2所醫院：同仁醫院和廣仁醫院（後改名宏仁醫院）。
宗教
公共租界在未開發以前，已經存在一些中國人的佛教寺廟和道觀，例如靜安寺路西端的靜安寺和南京路上的虹廟。租界繁榮之後，又新建或遷入了一些廟宇，例如西區檳榔路（安遠路）與戈登路（江寧路）口的玉佛寺。此外，還有日本人興建的佛教東本願寺和西本願寺，都位於虹口。
在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新教各個教派的教堂林立。其中一部分專供僑民使用，例如中區江西路九江路口的英國聖公會上海聖三一堂，南蘇州路圓明園路口的新天安堂（供聖公會以外的外籍僑民禮拜），以及地豐路（烏魯木齊北路）25號供內地會傳教士使用的公共禮拜堂（現名新恩堂）。當然數目更多的教堂是面向華人的。監理會的2座大教堂——西藏路慕爾堂和虹口崑山路景林堂都位於公共租界。美國聖公會江蘇教區的主教座堂設在越界築路區域的極司非爾路，即聖約翰大學內；它的第一座教堂救主堂在淞滬會戰之前一直位於虹口；在租界內還設有愛文義路（北京西路）351號的聖彼得堂等。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在東區的寧國路建立了中華總會 ，又在武進路183號設立了滬北會堂。浸信會不僅擁有可容納千人的上海懷恩堂（西摩路，今陝西北路375號），還有使用粵語的廣東浸信會堂（新鄉路66號）。同樣，長老會在竇樂安路（多倫路）設有鴻德堂，中華基督教會則在北四川路1802弄設有富吉堂（粵語）。其他的著名教堂還有北四川路1578號的宣道會守真堂、山東路倫敦會天安堂等。上海教會（地方教會）曾經長期租用哈同路（銅仁路）240弄文德里聚會，租界交還以後，在附近的南陽路123－145號建成可容納數千人的南陽路145號聚會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