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三國志注
- 拼音：San Guo Zhi Zhu
- 作品別名：裴注三國志
- 作者：裴松之
- 創作年代：南北朝
- 地位：中國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內容簡介,引用的主要文獻,作品評價,古代評論,近代評論,作者簡介,出版信息,相關內容及作品,
內容簡介
裴松之是我國古代傑出的史學家，《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是我國古代重要的史學著作，也是陳壽《三國志》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由於大量徵引，裴松之的注文共達36.7萬餘字，比陳壽正文的32萬餘字多出八分之一，彌補了《三國志》原來記載簡略的缺陷。一千五百餘年來，學界從不同角度對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進行了研究和批評並對有待商榷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近20年來，研究成果更是層出不窮。然而，迄今為止尚無人對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跡。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
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
淹留無成，只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引用的主要文獻
裴松之作注的過程中，儘可能博引記載三國時代史事的著作以成其注，故其《注》包羅宏富，所引材料非常廣泛。如依圖書四部分類法，他所引的全部書目，計經部22家，史部142家，子部23家，集部23家，總計210家。若除去其中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專為增補史事的為150餘家。
《魏武故事》——佚名。被認為是集合了魏武帝（曹操）政府的慣例及公告等的東西。
《魏末傳》——佚名。記述發生於魏末期的事件。
《魏略》——魚豢著。《典略》的其中一部，《魏略》的內容是有關魏周邊的其他民族。《典略》也記述了魏以外國家。零零碎碎地儘量網羅所有內容，亦適當的批判內容。此事是第一本中國文獻提及“大秦國”（即羅馬帝國）。
《江表傳》——虞溥著。虞溥是東晉人。江南的士人傳記集。記錄呂蒙的“吳下的阿蒙”等。對江東人士都過於褒美，對並魏、蜀人物多以貶砸，有不少“僅見於此”“他處無戴”的記事；且多與其文獻矛盾相衝，十分可疑。歷代史家多疑評
《晉書》——王隱著。由父親王銓一直到兒子的著作。王隱是東晉的著作郎。有關西晉的歷史。與正史‘晉書’有所分別。同是著西晉歷史的虞預借了王隱的原稿，隨意地抄襲後，使王隱被免職。王隱從庾亮處得紙筆的提供，而完成此書。但被後世批判。
作品評價
古代評論
從唐代開始，學者們對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主要針對裴注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劉知幾認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史通·補註》）。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獻之功，批評了裴注體例不純：“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
針對這些責難，錢大昭則認為：“世期引據博洽，其才力實能會通諸書，別成畦町。”（《三國志辨疑·自序》）
近代評論
1949年以後，學者們進一步肯定裴注的史學價值。
楊翼驤總結了裴松之對中國史學的三大貢獻：一，開創了史注新法；二，開創了史料比較法並發展了史料考證學；三，是中國史學批評史上第一個有成就的史學家（《裴松之與范曄》，載1962年7月14日《光明日報》）。
此後，裴松之與裴注的研究幾乎停頓了20年。20世紀80年代以後，裴松之與裴注的研究全方位展開。據統計，1983至2002年發表論文計30餘篇，出版專著《裴松之評傳》（伍野春著，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對裴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學界對裴注史料的徵引依然存在兩種批評意見。
李曉明認為，裴松之政治思想的保守傾嚮導致“疾虛妄”的直書精神不徹底；反對神仙之學和神秘主義的不徹底性導致妥協和自蹈覆轍；違背自己行文簡潔的主張導致煩瑣的傾向（《裴松之史學初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
相反，吳偉鵬認為，“增事實，聚異同，是裴氏撰《注》的目的，也是裴《注》的一大優點”；“引文審慎是裴《注》的另一優長之處”（《略申〈三國志〉裴注之優長》，《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1期）。
伍野春則認為，裴松之所引志怪小說的許多內容是現實的折射反映（《裴松之評傳》，第315頁）。
由此認為裴松之有著“無與倫比的獨自論證史觀”，這種史觀“與後來修撰《晉書》時將異聞逸事收入人物傳記的那種風格做法不能同日而語”（《六朝史家與志怪小說》，載《立命館文學》，轉引自日本佐藤佑治《2000年日本史學界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第6期）。
另外，高凱的《略論〈三國志〉裴松之注的史料價值》（《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易孟醇的《〈三國志〉裴注說略》（《長沙水電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徐大英的《裴松之〈三國志注〉初探》（《傳統文化與古籍整理研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布仁圖的《從〈讓縣自明本令〉看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史料價值》（《內蒙古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李伯勛的《〈三國志〉裴注所書的史傳文學價值》（《中華文化論壇》2001年第2期），阮榮的《裴松之對三國時期歷史地理的貢獻》（《運城師專學報》2002年第2期），劉治立的《簡析〈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成都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等均從史學角度對裴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批評。
作者簡介
出版信息
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5
頁數和高度：3冊(25+2771頁) ; 21cmI
SBN：7-224-03455-X
叢書：中國六大史學名著叢書
作者： 方北辰 譯著
相關內容及作品
裴松之作《注》，在審查史料方面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見。如認為碑銘家傳不可信，作者妄加的修飾之言多不符事實，自相歧異的記載必有訛誤，孤立記載不足置信，敵國傳聞之言不可輕信等。這些都是在考辨史料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有利於史實鑑別，在考證學發展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