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是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歌曲，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被稱為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關頭誕生以來，對激勵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1935年5月9日，該曲第一版錄音在百代唱片公司錄音棚錄製完成。1951年，人民唱片廠為滿足國歌播放的需要，錄製出版了由銅管樂合奏和管弦樂合奏組成的粗紋唱片。1959年，中國唱片廠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錄製出版了全套標準國歌專用唱片。1978年，推出集體填詞版專用唱片。1983年，中國唱片上海公司錄製出版了恢復原詞後的標準國歌專用唱片。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正式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

2017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於10月1日起正式實施。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義勇軍進行曲
• 外文名：March of the Volunteers
• 歌曲時長：49秒 
• 填詞：田漢
• 譜曲：聶耳
• 歌曲語言：漢語國語
• 發行時間：1935年

創作背景

詞曲創作

《義勇軍進行曲》最早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1934年秋，田漢為該片寫了一首長詩，其中最後一節詩稿被選為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歌詞寫完後不久，田漢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1935年2月，導演許幸之接手《風雲兒女》的拍攝，不久後，去監獄裡探監的同志輾轉帶來了田漢在獄中寫在香菸盒包裝紙背面的歌詞，即《義勇軍進行曲》的原始手稿。當時，聶耳正準備去日本避難，得知電影《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要求為歌曲譜曲，並承諾到日本以後，儘快寄回歌稿。

田漢

聶耳在收到歌詞後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後，完成了曲譜的定稿，並在四月末將定稿寄給上海電通影片公司。之後，為了使歌曲曲調和節奏更加有力，聶耳和孫師毅商量，對歌詞作了3處修改，從而完成了歌曲的創作。

歌曲命名

電影《風雲兒女》前期拍攝完成以後，田漢的主題歌歌詞並沒有確定歌名，而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歌詞譜曲的名稱只寫了3個字“進行曲”。作為電影《風雲兒女》投資人的朱慶瀾將軍，在“進行曲”3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從而把該曲命名為“義勇軍進行曲”。

製作發行

1935年5月10日，《義勇軍進行曲》歌譜在《中華日報》上發表。16日，《電通》畫報創刊號刊登歌譜。之後，由賀綠汀請當時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樂隊指揮的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時譯“夏亞夫”）配器，將《義勇軍進行曲》灌成唱片公開發行。同年5月9日，由袁牧之、顧夢鶴領銜的電通公司歌唱隊在位於上海徐家匯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錄音棚里錄製了《義勇軍進行曲》。24日，電影《風雲兒女》上映，該曲作為該片主題歌在影片片頭、片尾播放。6月1日，歌譜在《電通畫報》（半月刊）第二期上刊登。

阿龍·阿甫夏洛莫夫

歌曲歌詞

歌曲鑑賞

《義勇軍進行曲》是一首極富創造性的歌曲，作曲家聶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此歌的創作。首先，他成功地把田漢散文詩般的歌詞，按照音樂的規律，處理得異常生動、有力和口語化；在旋律創作上，他既吸收了國際上革命歌曲的優秀成果和西歐進行曲的風格特點，又使之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從而使此歌能為廣大民眾所掌握，發揮其戰鬥作用。

《義勇軍進行曲》（五線譜）

歌曲開始是六小節進軍號般的前奏。它具有鏗鏘的節奏、明亮雄偉的旋律，其中三連音的妙用，更增強了歌曲的戰鬥氣氛。前奏雖然短小，但卻蘊含著整個歌曲情感和旋律發展的基礎。歌曲環環相扣，層層推進。這一進行貫穿全曲，曲末並作多次重複，給人以堅定不移、勢不可擋之感。

聶耳根據歌詞分句的特點，把這首歌曲處理成由六個長短不等的樂句所形成的自由體結構。雖然每個樂句的旋律、結構都各不相同，但樂句與樂句之間，銜接緊密，發展自然，唱起來起伏跌宕、渾然一體。

歌詞第一、二句都是帶有號召性的。作曲家把這兩句旋律按“5—1—3—5”的上行趨勢處理，特別是節奏的安排，採用了後半拍起句，更能給人以緊迫感。歌曲由第二拍弱起，並作四度上行跳進，顯得莊嚴雄偉而又富有推動力。

《義勇軍進行曲》（簡譜）

歌詞第三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全部歌詞中最重要的警句。聶耳在這裡不僅運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強音，而且創造性地在“中華民族到了”之後，突然休止半拍，從而使“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句得到突出的強調。

《義勇軍進行曲》以其高昂激越、鏗鏘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詞，表達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強烈憤恨和反抗精神，體現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在外侮面前勇敢、堅強、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英雄氣概。

社會影響

1935年，隨著《風雲兒女》在各個影院的播映，《義勇軍進行曲》立即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成為流行極廣的抗戰歌曲。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定期安排播放該曲。此外，美國、英國、法國、印度及南洋各國的廣播電台也經常播放該曲。並且在蘇聯、法國、捷克等地，《義勇軍進行曲》被灌錄成唱片並翻譯成不同語言，歌名則大多翻譯為《起來》（CHEE LAI）。

劉良模指揮青年會成員演唱《義勇軍進行曲》。

國民黨很多軍校把《義勇軍進行曲》定為軍歌，戴安瀾將軍的國民革命軍第200師曾將該曲定為該師的軍歌。張學良於西北練兵時，特彆強調了士兵齊唱《義勇軍進行曲》的重大意義。

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全國各地的學生、工人、愛國人士和支持中國的國際友好人士在集會上、在遊行中都演唱了該曲。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後，《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八百壯士”孤軍營內鼓舞士氣的戰歌之一。同年7月31日，因主張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等救國會七君子獲釋時，和數百名前來迎接的民眾一同高唱《義勇軍進行曲》。1938年，台兒莊戰役中，中國官兵在觀戰的美國駐華海軍副武官卡爾遜的帶領下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保羅·羅伯遜唱片封面

1940年，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了該曲，並在1941年灌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為其撰寫了序言。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義勇軍進行曲》在東南亞地區廣為傳唱。1944年，馬來西亞的一支由青年組織起來的抗日隊伍將《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改為“馬來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後，將其作為抗日游擊隊隊歌傳唱。同年，美國好萊塢米高梅公司拍攝了一部反映中國抗日的故事片《龍種》，《義勇軍進行曲》英文版被選為電影插曲。

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該曲作為代表中國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義勇軍進行曲》被選入反法西斯盟軍勝利凱旋的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同盟國集會時，《義勇軍進行曲》被選為代表中國的歌曲。美國將該曲與美國的《美麗的美利堅》、法國的《馬賽曲》等歌曲定為同盟國勝利之日的音樂節目廣播歌曲。

英文歌詞

台灣光復初期，學唱《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台灣人學國語外另一項重要學習內容。1946年，基隆中學師生舉辦示威遊行時，高唱《義勇軍進行曲》。1947年，《義勇軍進行曲》被台灣當局列為禁歌，直到兩岸關係緩和後才解禁。

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該曲作為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由晉察冀軍樂隊演奏，總共演奏了十餘次。

國歌歷程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由於沒有如期擬定出國歌，會議於9月27日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朱慶瀾

十年動亂期間，該曲詞作者田漢受到“四人幫”迫害，導致正式場合只能演奏國歌的曲譜，不能唱歌詞。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國歌曲子仍然採用聶耳譜寫的原曲，而歌詞由集體重新填寫。

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決定恢復國歌原詞，撤銷該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1978年3月5日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定。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憲法。

國歌立法

（詳情參見詞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1984年8月，中宣部下發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奏唱的暫行辦法》，規定在重要慶典或政治性的公眾集會時，在遇有維護祖國尊嚴的鬥爭場合均可奏唱國歌。但在私人婚喪嫁娶、舞會、聯誼等娛樂活動以及商業活動等場合，不得奏唱《國歌》。

關於規範國歌奏唱禮儀的實施意見

2008年3月6日，鑒於一些人在日常生活及一些重大活動中對國歌缺乏應有的尊重和愛護，多名軍隊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呼籲國家儘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自2009年至2017年，每年兩會期間，都有請求為國歌法立法的議案。如2010年，全國政協委員龔建明提交提案，呼籲儘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2012年，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團長于海在文藝組聯組會議上提出為國歌立法，于海從2008年到2017年，每年都呼籲為國歌立法。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規範國歌奏唱禮儀的實施意見》，對國歌的奏唱場合、奏唱禮儀和宣傳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

2017年6月22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首次審議國歌法草案，對國歌的地位、奏唱國歌的場合、國歌奏唱的形式和禮儀、國歌標準曲譜和官方錄音版本、國歌的宣傳教育、監督管理和法律責任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國歌法發布了國歌的標準曲譜，要求在規定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奏唱、播放國歌的，應當使用國歌標準曲譜和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2017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於10月1日起正式實施。11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規定在公共場合侮辱國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紀念活動

1979年，中國郵政為紀念建國三十周年，發行了以該曲曲譜為主題的紀念郵票。

聶耳

2006年11月，上海國歌紀念廣場奠基，該廣場於2009年9月25日在荊州路落成，並於當日舉行國歌展示館開館典禮，館內收藏有首版《義勇軍進行曲》唱片、保羅·羅伯遜灌制的《義勇軍進行曲》唱片等藏品。

2007年，中央電視台播出由中國田漢研究會、基金會和聶耳音樂基金會合拍的四集電視專題片《我們的國歌》，講述了該曲的創作歷程、社會影響、現實意義等內容。

2008年3月8日，中央黨史教育辦公室主辦的“唱國歌”大型公共行為藝術活動於北京舉行，該活動由行為藝術家舒勇號召發起，意在強化愛國精神，該活動之後在上海等地陸續舉行。

2009年，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國唱片上海公司精選了《義勇軍進行曲》不同時期21段珍貴錄音，編輯出版了《〈義勇軍進行曲〉錄音珍版典藏》唱片。10月，中國書法家協會舉行了“60位書法家同書國歌展覽”。

2010年5月9日，中國書法家協會、人民畫報社主辦了《國歌》大型主題書法集。9月9日，以《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事件為中心而創作的電視劇《國歌》在中央電視台與湖南衛視播出。2011年，河北省英烈紀念園建成國歌廣場，並為國歌的詞作者田漢與夫人安娥塑像。7月，以聶耳與田漢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為核心內容的音樂劇《國之當歌》開始演出。

2015年，《義勇軍進行曲》誕生80周年紀念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廳舉行。5月15日，“愛我中華·唱響國歌”暨《義勇軍進行曲》誕生80周年青少年文藝匯演活動在北京舉行啟動儀式，該活動在全國十幾個分區開展。18日，上海地方志辦公室推出了首本國歌畫冊，收錄300多幅圖片。8月，上海音樂出版社委約音樂評論家陳志音創作了《我們的國歌》。同月20日，藝術家秦怡參加央視公益節目《開學第一課》錄製，在節目中講述了國歌的故事。

2016年9月2日，紀念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創作80周年圖片巡迴展在南京啟動。

2019年6月，入選中宣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優秀歌曲100首”。

獲獎記錄

重要演出

（注1：《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中國全國人大、國慶節等重要慶典或政治性的公眾集會時都會演奏/唱，故此表格只收錄具有特殊意義的場合。）

（注2：2009年3月，從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開始，會議的開閉幕式上，由過去的奏國歌改為唱國歌。）

歌曲爭議

歌詞創作爭議

有觀點認為，《義勇軍進行曲》歌詞雛形是東北抗日義勇軍軍歌，其中撫順清原抗日武裝“血盟救國軍”的軍歌《血盟救國軍軍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歌詞相似度很高。《血盟救國軍軍歌》由孫銘宸作詞，張顯銘譜曲，原詞是：起來！不願當亡國奴的人，用我們的血肉喚起全國民眾。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必須奮起殺敵，中華民族不能亡國！起來！起來！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戰鬥！戰鬥！戰鬥！戰鬥！”）因此，部分觀點認為，田漢很可能收集到包括《血盟救國軍軍歌》等東北抗日義勇軍軍歌作為創作素材。

有報紙報導，夏衍對該曲的原詞進行過修改。1982年，夏衍接受採訪時澄清，真實情況是因為田漢寫原詞的紙有些字被水浸濕了，他怕別人看不清楚，在旁邊對歌詞進行了謄寫。

曲調創作爭議

有觀點認為，聶耳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調來源於遼寧義勇軍軍歌。據史料記載，1933年2月底，聶耳到達建平縣的朱碌科鎮，慰問駐守在那裡的遼寧抗日義勇軍騎兵部隊，親眼看到了義勇軍血戰突圍歸來的景象。此外，在1942年5月出版的《歌林二集》中，《義勇軍進行曲》被改編成了《總動員進行曲》，而且在歌名下方特別標明：《義勇軍進行曲》原調。

歌詞修改爭議

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會議上，徐悲鴻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得到了梁思成、周恩來等人的贊同。但郭沫若、田漢等針對於該曲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歷史性的詞句，認為不符現況，應當修改。張奚若、黃炎培等提出反對意見。最後毛澤東和周恩來贊同“安不忘危”的思想，認為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與內外敵人及各種艱難困苦奮鬥，從而決定不做修改。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發文認為，採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創造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

粉碎“四人幫”以後，由於仍然受“文革”左的思想影響，有些人提議用聶耳曲調，另填新詞。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了由集體填寫的歌詞。改定國歌歌詞後，社會各方面對此一直有不同意見，要求恢復國歌原來的歌詞。1979年，陳登科在1979年6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為與會的文藝界代表，要求大會討論是否恢復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後來，在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四次、五次會議上，陳登科堅持地提出該議案，最終在五次會議上得到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