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該書以1920—1937年間中學國文教育中的新文學為中心,從教育制度的演變、新文學法定知識身份的形成、選目更迭、課堂內外的新文學知識傳播等角度展開研究,探討了新文化、新教育與新文學三者之間的關聯互動以及知識生產與轉換的內在過程,詳細闡釋了文學與教育、媒介環境之間的共生關係,既有對新文學建構本身的思考,亦有對文學教育實踐的文化考察。
作品目錄
第一章 國文教育轉型與新文學法定知識身份的預設 第二章 身份轉換的教育實踐及新文學的經典化傾向 第三章 國文課堂的新文學知識生產 第四章 課外閱讀與出版:新文學知識生產的社會助力 第五章 文學公共領域與新文學知識生產的內在理路 |
創作背景
對於新文學而言,民初的中學國文教育在國家教育制度的規約下是一種具備法律效應的學科知識教育,在制度保障、人員支持以及意義闡釋、傳播空間等方面促進了新文學的知識生產以及傳播。1920—1937年間的中學國文教育是一套意義完備的文本系統,與中國的現代化歷程緊密關聯,以“立人”為價值訴求,深刻影響了民國中學生群體的文學觀念和審美趣味,並參與到了社會變革的大系統中來,推動了社會的現代化變革。基於此,《1920—1937:中學國文教育中的新文學》對這一主題展開了研究。
作品思想
該書指出,教育是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重要媒介。對於新文學而言,民國初期中學的國文教育是新文學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重要場域與途徑。清末民初,教育制度在“一波三折”的沿革中對白話新文學產生了知識訴求,變動的教育宗旨則體現出了與新文學相似的啟蒙意識,並且為新文學由文學文本到國文教材的知識身份轉換提供了制度預設。
胡適等人矚目於教育的知識生產與傳播作用,驅使國語運動與新文學運動實現了合流,新文化、新教育與新文學三者之間形成了深層次互動。在教育實踐上,新文學通過國文教材選文進入了國文教育領域,並在1927年之前完成了知識身份的轉變,具備了法定知識身份,占領了權威的知識生產空間,繼而開始了自身的知識生產及傳播。
在具體的課堂教學中,圍繞著技能性教育和思想性教育的國文教育目標,新文學的知識體系通過教材選文、課堂講授、作文寫作這一知識生產系統逐漸固定下來。新文學的一部分作品在這個生產場域中獲得了經典性。但是,在不同階段,受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國文教育中新文學的選目、存在空間以及知識結構、知識觀念也在發生著變化。1927年之前與1927年之後中學國文教育中的新文學在知識生產上面臨著不一樣的文化語境,前者與五四新文化關聯緊密,後者則與國民黨的文化統治息息相關,二者深刻影響著兩個時期中學國文教育中新文學的知識生產。在知識生產的具體環節上,教材選文與課堂講授是新文學知識生產的重要渠道,中學國文課堂的作文寫作則解構並深化了新文學作品的深層結構,涵養了學生的新文學意識,發展了中學生的新文學想像,更為新文學培養了潛在的新生力量。此外,中學的課外國文閱讀與出版機構的新文學出版作為社會助力在中學課堂之外促進了新文學的傳播以及新文學意識、新文學力量的養成。作為新文學知識身份轉換與生產媒介環境的中學國文教育,圍繞新文學、新文化的生產與傳播具有了文學公共領域的特徵。在這個公共領域內,新文學、新文化、新教育三者之間的關聯互動,體現了新文學身份轉換與知識生產的內在理路。
出版信息
作者簡介
劉緒才(1978—),山東濟南人,文學博士,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致力於現代中國文學思潮、新文學教育及轉型期知識分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