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

中國

清廷復開捐官例

嘉慶十九年（1814）正月初七日，從侍郎吳璥奏，清廷復開捐官例。清廷採取這一措施是萬不得已之舉。吳璥奏疏上達朝廷後，嘉慶帝即交戶部核議，結果有兩種意見。潘世恩、蘇楞額等人同意暫開捐例，盧蔭溥、桂芳、趙秉沖等人建議將常例推廣加增。對這兩種不同意見，嘉慶帝認為，推廣常例，事多格礙難行；暫開捐例，能否有益於經費的解決，也未可知；或許在這兩種措施之外，還有更好的措施，可使國帑充裕。於是，他命曹振鏞、托津、鐵保、英和四人再行妥議具奏。英和認為捐例弊病很多，充裕國帑的辦法，一是復名糧之舊，二是多開礦廠。曹振鏞等三人則認為暫開捐例可行。對此，嘉慶帝又表示，復名糧之舊，已經實行；開礦則流弊很多，實不可行。當時，清廷軍需、河工各項動用，均出常年經費之外，國家收入有一定數額，而支出浩繁，財政竭絀。所以，在沒有其他好措施的情況下，清廷也只好採取暫行捐官例。嘉慶帝無可奈何地承認，這是萬不得已之舉，並非認為捐例是必須實行的。他說：諸臣食君之祿，皆當忠君之事。各大臣果有真知灼見，能為裕國之策，必須字字確切，毫無流弊，不準泛論紙上空談，仍犯議論多而成功少的毛病。如確有把握，立能濟軍需、河工之用，這樣的措施上奏後，立即將捐官例停止。如果只說捐官例弊害，而無良策，這種奏疏等於沒用。

清政府禁止私運銀兩齣洋

嘉慶十九年（1814）正月，戶部侍郎蘇楞額上《嚴禁海洋私運》奏摺，其中指出：近年以來，夷商賄通洋行商人，藉口保證返回夷兵盤費為名，每年都將內地銀兩偷運，幾乎有百數十萬之多。這些夷商已將內地足色銀兩私運出洋，又將低潮洋錢運進，任意欺矇內地商人，以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嘉慶帝覽奏後，諭示軍機大臣：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貨物為準，以使中外互通有無，方便百姓。若將內地銀兩，每年偷運出洋百數十萬，歲積月累，於國計民生均有關係。隨後，嘉慶帝命蔣攸銛、祥紹等人，查明每年夷商等偷運足色銀兩齣洋實際有多少，並制定章程，嚴密禁止。

清政府準粵商採礦設廠

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二十二日，清政府表示同意粵商採礦設廠。先是兩廣總督蔣攸銛上《粵省查辦匪徒情形折》，談及粵省地廣民稠，良莠不齊，全在地方官員實力整飭，以期漸革僥風。奏摺內還具體談到，六浮山及回肚面山二處，有商人黃大通等鐵廠、鍋廠三座，每處工丁一二百名。因恐人眾難於稽查，全部飭令封禁，令該商將各工丁妥為遣散。嘉慶帝覽奏後當即指出：所辦尚未妥協。上年陝省南山，即因木商停工乏食，木工起而鬧事。今粵省山內鐵鍋等處，該商久已利為恆業，而工丁等也藉此謀生，如果突然給以封禁，這數百名失業工丁，豈是一二個商人所能遣散的？如果這些人流離失所，變成無籍遊民，進而轉變成流匪，後果不堪構想。於是，嘉慶帝諭示軍機大臣，粵省礦廠不宜封禁，但就官為設立章程，或編造丁冊，令該商人等遞加保結，地方官再按季考察，使各貧民有餬口地方，又不致滋眾鬧事，才是正確的辦法。

清廷裁兵節餉

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二十六日，清廷決定裁兵節餉。這一天，嘉慶帝諭示內閣：從來兵制與國賦相權而行。我朝建設各省營兵，久有定額，其小有損益，也都根據地方情形，隨時酌定。只是乾隆四十六年添補名糧額缺案內，一時各省驟然增兵六萬六千餘名，為數較多。至今三十餘年，於武備並無益處，而帑項已多用至四千餘萬。嘉慶帝命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將增設兵糧額數，酌量汰減。又經各省總督，山東、山西、河南巡撫，成都將軍，河道漕運總督等討論，最後清廷決定：除直隸、安徽、山東、河南、陝西、甘肅六省，及河東河標，或兵額本減，或控制緊要，難以酌減外，江蘇裁額兵三百六十五名，漕標裁八十四名，河標裁二十五名；江西裁額兵一千八十三名；浙江裁額兵七百二十八名；福建裁添募暫設兵一千三百五十名，馬五百六十匹；湖北裁額兵一千六百三十六名；湖南裁額兵一千五百五十四名；山西裁額兵一千八百六十五名；四川裁額兵六百三十名；廣東裁馬六百九十六匹；廣西裁額兵六百三十名；雲南裁額兵二千三百三十二名；貴州裁額兵一千九百五十八名。統計裁兵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名，馬一千二百五十六匹，每年共節省餉銀二十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二兩，米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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