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仲德，男，原名龔允恭，在有關他的革命經歷回憶錄等書籍中被誤為：元恭、永恭、永功等。成長於太原、忻縣。中學時期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933年入團並加入黨的外圍組織“社聯”，1934年5月，因散發進步傳單被捕入獄， 1936年在獄中經地下黨考驗轉為中共黨員。抗戰爆發後被無條件釋放，之後參加山西工委組織的黨訓班，親耳聆聽過劉少奇的報告，後到延安抗大學習。1937年10月初擔任中共領導的山西靜樂縣動委宣傳部長，10月底中共靜樂縣委成立任統戰部長，12月任“犧盟會”靜樂縣特派員。為黨的事業和“抗戰”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40年“晉西事變”開始後，為反擊反動政變和保衛革命成果，做著艱難曲折的鬥爭工作，出生入死。1941年再次被捕入獄，1943年出獄後與黨組織和家人失去聯繫，後漂泊輾轉到嵩縣，以教書維持生計，1957年被錯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1975年在嵩縣一中逝世，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雖然早已為平民，但他仍然關注黨和國家大事。臨終時囑咐家人，在國家統一了台灣時，別忘了家祭要鄭重地燒紙告知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龔仲德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福建閩侯
- 出生日期：1917年生
- 主要成就：最優秀的語文教師。
人物履歷,求學入黨,抗日宣傳,教書事業,周圍評價,革命同志和戰友：,在“社聯”和成中活動中,在閻錫山的牢獄中,在靜樂的革命活動中,八路軍120師和晉西北黨委,犧盟會（太原中心區轄靜樂）,回憶錄,崇尚進步 投身革命,散發傳單 不幸被捕,膽大心細 機智鬥爭,掙脫牢籠 奔赴抗戰,附：,相關文章,紀念回憶文章,《在地下和敵後》,《我在閻錫山的大牢里》,相關資料,
人物履歷
求學入黨
1931年5月和兄龔子榮(原名龔允濟)同在山西太原成成中學讀書(現成中記載其名為龔永恭),當年的校長 劉墉如，教務主任、訓育主任等都是地下共產黨員。
1933年下學期，該校教務主任語文教員共產黨員杜沁源介紹參加校外讀書會並加入共青團，後來參與中共外圍民眾組織（李舜卿後改為李舜琴介紹加入）——山西社會科學聯盟，成為三個負責人之一，兼任執行委員。當年成成中學的訓育主任、後來的山西副省長焦國鼐曾評論“社聯”說：“... 這些組織中的骨幹分子有閻偉（閻秀峰）、龔允濟（龔子榮）、龔允恭（大約第二次被捕入獄方改名為龔仲德）、張積玉（張永青）...他們團結引導同學，通過學術團體研究社會科學，舉辦牆報，創辦刊物，或到街頭張貼傳單宣傳抗日。這就形成了一股人數雖少影響甚大的政治力量。”（見焦國鼐《爭奪成成中學領導權》一文。）
1934年5月（4月30日）散發張貼紅“五一”抗日內容的傳單不幸被捕。1935年10月底，從警察局被轉押山西省反省院。
1936年4月在獄中經黨考驗由閻春榮（獄中支部書記）介紹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
抗日宣傳
1937年7月底，抗戰暴發，被無條件釋放後，參加山西省工委為分配到各地開闢工作的黨員幹部開辦的黨訓班，黨訓班學習內容是劉少奇主講的抗日戰爭中黨的各種政策，後到延安抗大學習，並擔任先鋒隊長。 1937年10月初和延安派來的崔岩分別任，黨領導的靜樂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長和組織部長，後參與籌建中共靜樂縣委（縣委馬隆興書記和組織部長朱輝照都是120師的軍事幹部，他實際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發動民眾的抗日宣傳、發動青年參加八路軍、統籌部隊的給養糧草等工作，深得北方局領導關向應和省委書記趙林的賞識。（當關向應檢查“開闢”工作到靜樂前後，了解和見到龔本人後，就讓他跟隨並親自指導、傳教工作經驗。省委書記趙林介紹他在獄中的堅強和果敢，更讓關向應覺得安排他擔任當時極具重要的宣傳發動工作的正確。
1937年10月底縣委成立任中共靜樂縣委統戰部長。
1937年12月和崔岩分別任黨領導的犧盟會靜樂縣特派員（相當於縣長）和縣委書記。
1938年初，太原、忻州相繼失陷，民眾怕鬼子打來而膽戰心驚，混亂一片。縣委決定兼任縣“動委”（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長（副部長為謝勵原名文華）。對廣大民眾開展抗日宣傳教育工作。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也稱“十二月事變”堅決組織反擊閻錫山的反革命事變。1941年初的一天，外出回宿舍看到自己的警衛員和武秀英留下的尋找他轉移的緊急通知紙條，趕緊出街追趕，不幸被巡警不由分說抓捕至山西勞動集中營，兩年後當局實在無證據以無業人員被釋放。當時形勢極其複雜環境極為嚴酷的情況下，他多次冒著再次被捕和生命危險尋找組織，努力無果。在國民黨閻錫山的極度白色恐怖下,他與組織和兄長龔子榮即龔允濟（當時在晉南洪趙地區）失散再也聯繫不上。。
教書事業
1943年，出獄後與獄友李孝白開始流浪。 李孝白，河南嵩縣城關陶村人，因為不滿意家裡包辦的婚姻，為逃婚流浪到了靜樂在於街上和龔一同被抓。靜樂這時是有閻錫山極度白色恐怖的舊軍和各種特工、有國民黨特務、有日本特務奸細、還有共產黨的犧盟會、新軍、八路軍等勢力並存。出獄後，李始終也不知龔的身份，更不知道龔在找組織，只知道龔也是外地一人來山西靜樂謀生，就勸說一同離開去嵩縣。龔經多方尋找組織無結果，為尋安身處和生計，便和李孝白大約於1944年初夏流浪至嵩縣李家暫住（文革中被問話最多的是“你怎么到了嵩縣”，他多答“你問李孝白”。嵩縣當時接待外調的造反頭頭就說“李死了你自己說”，一次龔在街上見李賣蒜，以為自己看花眼，定神趨敘大笑說連累你了，李說好人難當啊，還得左顧右盼防然！）。
幾日後，經於采藻(嵩縣庫區古路壕人)介紹龔到在大坪商三廟完小教學棲身，初時教六年級國語，講過法國都德的《最候一課》》和一些反法西斯的進步文學。1946年到慶安寺（即趙村）嵩縣普通補習中學教書，主講古典文學，選講古文觀止上一些名篇，並串講一些抗戰打鬼子的故事。期間多次聞訊曾經的戰友活動在嵩縣鄰近的一些縣，試圖聯絡，均因是滯後的訊息而痛失良機。由於種種原因如：語言不通、極其落後的交通狀況、加之嵩縣仍在白色統治之下，再尋組織未果。他輾轉在趙村、棗園等地教學中小有名聲，許多遠處的老百姓找上門把孩子送給他當學生，這使他看到了自己的責任。
1947年解放後，伊魯嵩縣政治部（後改嵩縣縣委）指定秘書梁貫初同志負責恢復一中的籌備工作，梁得知龔學識才華後委以籌備重任。由於龔曾是受新文化思潮和黨的薰陶具有進步行思想的青年，他也看到當時振興嵩縣教育自己的一份責任，於是愉快地接受參加嵩縣一中的復教任務。1948年冬，經四區區長李潔生推薦，他代表嵩縣去魯山參加教育行政幹部培訓班學習。為了嵩縣的教育事業,他沒有絲毫地推辭。解放初期，土匪攔路搶劫殺人時有橫行，他冒著生命危險，在寒冬臘月徒步翻山越嶺外出（嵩縣交通極其不便）到河南魯山學習，憑著對嵩縣人民的熱愛，他無畏無懼，最後任勞任怨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後被任命為嵩縣一中教導主任。校長是由縣政府教育科長梁貫初兼任，主持校務的副校長李警堂已年屆古稀，龔實際上在主持繁重的校務工作。由於他出色的教學能力和校務組織能力，後來籌劃設立高中部的工作，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由於他細緻紮實的工作作風，使全校的教學工作，順利穩妥地運轉，深得縣府和老校長李警堂及全校師生的佩服和讚揚。
文革被打倒
“文革”中，哥哥和楊尚昆一起被打成叛徒；老師杜心源、閻秀峰(閻偉)、張永青（張積玉）、戰友米建書在四川被打倒；獄中難友侯富山在廣州遭受迫害；有的被逼失去生命;···“犧盟會”、諸多當年在根據地和白區和敵後的戰友相繼受到衝擊。若不是“文革”外調來的多,大多不知他當年坐斷了閻錫山牢獄的老虎凳，在抗日戰爭時衝鋒陷陣的革命經歷。正因此，他自然首當其衝成為大“右派”、“走資派”，成為"五七"學校的大羊倌，成為苗圃的園丁。 他對被“外調”的曾經的戰友、同志、同仁都實事求是，不懼淫威，決不污陷自己出生入死的戰友和同志、同仁。一次因不領會“領導”指示，被城關“造反”分子關押並毆打，事後他對家人說，我從中學參加革命至今，從沒有做對不起黨的任何事情，因而我不會自殺，若一天有人說我自殺了，那是謀殺。我有生之年沒有機會向黨說清楚，你們要向黨說清楚。 1975年冬去世，安葬於他鐘愛並付出心血的一中的後山坡上。和信任支持他的老校長李警堂並排安葬。 1979年又遷葬於偃師。
周圍評價
1966年被迫離開他鐘愛的教育事業。但在全縣培訓基層老師，仍然要他出來參與組織培訓；更為有意思的是批林批孔時，對什麼是儒家等問題，也要他出來講解，他也欣然接受。他精湛的講解教學藝術，給基層的老師印象深刻難忘。曾經聽過他的課的橋北學校的校長石清萍，教師張雙福都說“人家真中”！尤其是他的語文課，深入淺出，生動流暢，娓娓釋惑，精彩異常，讓人思緒還沉浸之中不願下課。在當地方圓他是公認的名師。1956年工資改革中，他被評為全縣唯一的一個“中教四級”教師。 他不但課堂的形象好，而且多才多藝。笛子吹得是清脆悠揚，京劇唱得是有板有眼，一口英語說的標準流暢，鋼筆字寫的蕭灑、清澈、飄逸。做人更是謙恭有禮，為人師表。更為讓人驚訝的是，他雖然瘦削可卻會武術，且飛腿功力強勁。一次與同事戲鬧中，對方卻總也抓不住他的手卻被摔倒，大家才知他懂武功。經黃伯仁等人再三鼓動，於是他們找了一個小麥地的壟上，他表演了一套飛腿拳術，那功夫直讓黃等人覺得兩三個人和他對絕不是對手。 
1980年原中組部副部長、時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喬明甫同志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和段君毅（時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龔子榮等人一起回憶“犧盟會”的老戰友龔仲德時說:"允恭同志不愧為關向應同志的`門生`，多才多藝。他的立場堅定，執行力強。在靜樂時乾的很出色，開拓性地開展黨的宣傳、抗日工作，尤其是任特派員時，為120師擴員是有功勞的”。說到他的去世，喬明甫眼圈紅紅地說：“太年輕了，去世的太早了——”，喬的意思也許是：光明的前夕，“解放”的前夕，粉碎“四人幫”的前夕，... ...龔子榮更是流著眼淚說，自小和弟相依為命，... 並失聲痛哭地自責，自己連累了弟弟！
1979年遷葬於偃師時，時任偃師書記的晉籍老同志宋福根動情感慨對市委馬奔書記說：“早就知道龔允恭同志的事跡，當年成成中學的“兩龔”之一，鬧革命被捕轟動太原。... ... 他晚年如此悽慘可真沒想到。可惜啊，不然的話，他能為革命事業做出更大貢獻。他乾一行愛一行專一行，不僅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老師，更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病重臨終時，家人和同事問有何囑咐時，言語困難的他寫下了：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我軍南定台灣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革命同志和戰友：
在“社聯”和成中活動中
校訓育主任、：杜心源 四川省委副書記、四屆政協主席、人大主任
成中老師：焦國鼐，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
成中老師：張衡宇烈士 任晉東南第六專署秘書主任、北方局政權部成立，兼任秘書（相當於今秘書長）
山西社會科學聯盟總負責人是李授卿（又名李畄）
在閻錫山的牢獄中
閻秀峰(閻偉)： 四川省委副書記兼秘書長、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西南三線建委第二副主任、中紀委常委
張永青（張積玉）：四川省政協一至四屆常委，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西南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
龔允濟（龔子榮）：中組部副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王孝慈 北京鐵道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甘肅省副省長、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張衡宇烈士 曾任晉東南第六專署秘書主任、北方局政權部成立，兼任秘書（相當於今秘書長）
張建古 中央公安學院副院長、山西省委統戰部部長、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在靜樂的革命活動中
馬隆興（馬龍）海軍舟山基地司令員，解放軍事學院海軍系副主任，東海艦隊司令員。少將軍銜。十大代表。
朱輝照 ：解放軍第3軍政治委員、西北軍區幹部管理部副部長。軍委民航局局長，中將軍銜。中共七大代表。
崔岩（崔碧天）烈士：兼大青山騎兵一團政治委、任塞北區黨委中共緩南地委書記、被俘犧牲。
喬峰山 山西省水利廳副廳長；
張化東 原國家商檢局局長、國家對外貿易部部長。
甘重斗 國務院內務部辦秘書長、副主任，中央政法機關黨委副書記，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
八路軍120師和晉西北黨委
上級領導
賀 龍------
關向應：兼任北方分局宣傳部部長、八路軍第一二O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軍政委員會書記。七大黨代表。
羅貴波：外交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1978年12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2書記、省長。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趙 林 ：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山東省政協主席。山東省人大主任。
劉俊秀：江西省委常委兼第一任組織部長。江西省委書記。
饒 斌 ：松江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吉林省委常委兼長春一汽廠長、、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八大代表，
犧盟會（太原中心區轄靜樂）
金少英：河南省委統戰部長、省民委主任，省第四、五屆政協副主席。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米建書：中共四川省委委員、成都市委書記、市長等職
朱雅珍：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局長、顧問，享受副部長級待遇。
回憶錄
<<在閻錫山大牢的日子裡>>。龔仲德
（ 編者:時值中共中央2008年11月11日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之際，不僅使我想起了他，曾聆聽過劉少奇精彩演講的龔仲德先生， 早年同期參加革命的同志都位居省部以上，他卻默默無聞地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了山區黨的教育事業，一生坎坷。。。 此文是他1975年病入膏肓，思維混亂，精神極為不濟時，為北京外調組寫的材料,寫完未幾，溘然長逝。標題為編者加）
1917年，我出生於福州市西門街。原名龔允恭。家中無房無地，全靠薪水維持生活。父曾任鹽務局科員和中學教員。抗戰時期流浪雲南省，1947年失業，生活無著，在雲南去世（當時雲南未解放），他一輩子沒有參加任何黨派。
1928—1931、5我在山西忻縣高小畢業。1928年夏天父親從雲南鹽務局請假回家，後又調到山西岱嶽鹽務局。他把我們兄弟兩個帶到岱嶽，因為那兒沒有學校，就把我們送到山西忻縣高小讀書。讀了二年半，畢業後我們投考太原成成中學。
崇尚進步 投身革命
1931、5—1934、5在太原成成中學學習。1933年該校語文教員杜沁源介紹我參加校外讀書會。後來山西社會科學聯盟派人同我接頭。“社聯”是中共外圍民眾組織。總負責人是李授卿（又名李畄，應為李舜卿，此時用名為李舜卿後改為李舜琴沿用至今。見《我在太原成成中學的經歷》狄景襄）。地址在山西教育學院。當時“社聯”負責人只有三個人：李授卿、我和一個出席社聯的黨代表。
不久李某介紹我參加共青團，提拔我擔任社聯執委，分配我負責成中、友仁中學、國民師範三個學校支部工作。因為白色恐怖，在教育學院工作困難，經組織決定叫我在校外找一間房子，專門油印秘密檔案，經費自籌。我當即介紹龔允濟、閻偉共同參與這項工作。經組織許可有龔允濟擔任刻板，閻偉擔任印刷，我擔任傳遞。因怕遭到破壞，只許我們三人參加，有李授卿一人同我們接頭。
陳君原名梁膺庸，他不是“社聯”成員，因被通緝，無處藏身，有李某介紹暫時寄居在這裡。李某曾囑咐，工作必避諱他，但不要談“社聯”的內幕。城中社聯支部開會另行選擇地點，不許在我們住處開會，當時成中支部組織：龔允濟支書，閻偉組織委員，張積玉宣傳委員。
散發傳單 不幸被捕
1934、5—1935、10在山西偽公安局和偽法院看守所。被鋪的經過與原因：1935、4、30號晚，為紀念五一節社聯發動廣泛宣傳。成中支部分三組到工廠、兵營、街道散發傳單。龔允濟為一組，閆偉為一組，我為一組，分組到外面活動。不料閻偉一組組員—王倫被捕，押在偽公安局第四分局。
當時閻碰到我，同我談到王倫被鋪的情況，據說是在北門街營房散罷傳單後，從黑暗處出來了一個警察把王倫逮捕了。他看勢不妙跑了。發現這一情況後，我和閻偉商量就在北門街十字路口等候龔允濟、陳君要他們今晚離開這裡。誰知等到夜深人靜，不見他們回來，我和閻就去晉北會館躲避拂曉時分，我們兩個又回去探聽訊息，剛進門就被埋伏的警察便衣抓住了。到第四分局時，我才知道，王倫在夜間就供出我們的住址，龔允濟在半夜就被捕了，而且遭到刑審。陳君跑了。
當時偽分局集中力量審訊我們。在審訊時，偽局長拿出來的兩張傳單和一張在龔允濟身上搜來的照片（是龔允濟和我的合影）。審訊我們的內容有二：1、誰叫你去散傳單；2、你參加什麼共產黨組織。我不承認散傳單和參加組織。因為我知道雖有王倫作證，但他不了解我的情況；從審訊內容上看龔允濟、閻偉沒有供出什麼；最後偽分局局長拿出一張相片，指著龔允濟問我：“這是誰”？我說：“這是我哥”。接著提審龔允濟，指著我的相問：“這是誰”？龔允濟態度強硬，根本就不答話。於是偽局長對我們兩個又進行了嚴厲的刑審。這是我們兩個第一次對質過，以後我們四個根本沒有這樣的對質。
從這張相片上，我知道龔允濟夜間沒有暴露什麼東西。我們在偽分局只一個早晨就用囚車把我們四個關在一起押送山西偽公安局。在囚車裡，我們互相談了情況，都知道王倫逮捕是在北門街散罷傳單以後，因沒有注意，被後面來的一個警察抓住，身上沒有搜出任何東西。從龔允濟身上搜出一張“自傳”。龔允濟被捕是在睡下以後，半夜被警察抓住的。從這一情況出發，我們都認為沒有證據，就要堅持不承認散發傳單和參加任何組織。
膽大心細 機智鬥爭
（一）、在偽省會公安局審訊的經過。我們剛到偽公安局時，每個人都是用手巾蒙著眼睛押進拘畄所的。嚴格實行隔離審訊，不許串通口供，互不了解情況。偽公安局的審訊當然是依據王倫在偽分局的口供，王倫召供的具體內容，我過去不清楚，現在仍不清楚。不過我估計他根本不了解整個社聯的活動情況；成中“社聯”的情況他也不太了解，對我本人的情況他更不清楚。那么王倫召供充其量不過供出我們“住址”，“散傳單”“社聯”身份。實際上對我最了解的是龔允濟、閆偉。王倫供不出什麼問題？供誰的問題最多呢？我當時只能從審訊的情況上，或且從審訊人潘練如所提出的問題上來判斷，在審訊的情況上，龔允濟刑審的次數最多最慘。其次是閻偉同他是一個班 ，又是一個小組，再其次是我因為我同他不一個班又沒有發生過橫的關係。從審訊我的情況來看，每次潘練如總是拿著一張傳單怒悻悻地追問我：是你去散傳單嗎？誰叫你去？是龔允濟叫你去散傳單嗎？（明明是我叫我去散傳單他卻張冠李戴）其次是追問我：“你什麼時候參加共產黨”？（明明我還未參加共產黨他卻認為我是共產黨）再就是追問我“成中誰是共產黨”？（社聯人員尚未追查明白卻忙於抓拿共產黨）有時他也追問我：“你為什麼到校外住宿”？每次審訊我總是按照李授卿的教導：“在法庭上只要沒有證據，就要言簡意賅(gai)，堅決否認。”因此每次審問我總是遵循這一教導，用簡明語言回答：“沒有”或且“不知道”。
只有在校外住宿這個問題上，我承認是溫習功課，參加畢業會考，準備升學。有人說，王倫供出了我們的“社聯”身份，所以在偽分局和偽公安局沒有把“社聯”問題放到首要地位，因為這已成為一個定論，不必追究了。事實不是這樣的，當時每次審問都是圍繞著以上四個問題，特別是“散發傳單”是首要的問題，在審訊過程中，從來未有提到整個社聯組織，秘密印刷檔案，成中支部活動動情以及陳君、張積玉的去向問題。當時雖說王倫是人證，還有三張我所見到的傳單是憑證。
但是王輪的口供始終是沒有定型的。刑審嚴重的時候他就順嘴胡溜（（當時王才15歲）編者注），滿口承認，刑審緩和的時候他就否認，就推翻。我從兩個方面知道這一個情況，一方面從看守的嘴裡我知道的，當時拘留所看守的崗位是在我拘留地點的對面，有一次兩個看守再笑談中透露了王倫的情況。他們說：這個小稼伙，一會承當，一會不成當，結結巴巴的，沒有一點中氣，該挨！另一方面從潘某審問我的情況上覺察到，他每次審問總是空洞的泛泛的追問：“是龔允濟叫你去散傳單嗎？你參加什麼共產黨組織？快說！”有時聲色俱厲，嚴刑逼供，壓桿子，坐板凳，打背花，大屁股等一般刑具，無所不用其極；有時和言悅色極盡誘供之能事，從而我知道潘某對這一案情不摸底，審問從未擊中要害。
除王倫外，我們三個人之中如果有一個供認不諱而且供處別人，而另外兩個拒不承認，那就一定要當面對質。同時潘某一定會抓住我們的矛盾，單刀直入，嚴刑逼供，進一步追問：“社聯”是什麼組織？作什麼活動？有多少人？決不會不了了之，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就結束這一案件。這說明我們三個沒有互相暴露。最後偽公安局具文抗訴山西偽高等法院，同時把我們四個發落到偽法院看守所。
“只承認社聯身份”。 說我們在解往看守所時，又一次利用上廁所的機會統一過口供，這是臆測。事實上我們在看守所里是四個人住在一個號房裡，用不著到廁所里統一口供。據我記憶是在偽公安局拘留所時，有一次龔允濟受刑後按著牆在畄腿。我要求看守到廁所小便，企啚(tu)觀察情況，隨後閻偉也到廁所小便，這是恰好只有我們兩個，閆說：“允濟這個機械頭，過堂時不知道怎么應付的。”我說：“不管怎樣，堅決不承認”。話未落點，就有人來廁所，我們就離開了。這並沒有互相統一口供：“只承認社聯身分”。因為時過境遷，年月久遠，這樣的細節，若不認真的回憶，是很容易一假混真的。
（二）、在山西偽法院看守所的經過。我們開始是四個人押在一間號房裡。當時看守所的政治犯都集中在一個院落里，放風的時候可以自由來往，交談，看守不加干涉，本來有機會搞清楚這場官司的底細，進一步追究王倫的口供以及我們每一個人的口供，到底供出什麼？沒有供出什麼？在什麼情況下供出的？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嚴格劃清是非界線，從中吸取教訓。但是當時我們沒有經驗。二來是執行了當時的錯誤路線，對王倫只能強調團結，放棄鬥爭，把這一問題束之高閣，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搞清楚。當時，為了應付偽法院的審訊，雖然我們也在一起討論過在法庭上如何進行狡辯的理由，可是始終沒有追究王倫的口供。在討論狡辯理由的時候龔允濟、閻偉和我都認為原則上、一、要堅決不承認散發傳單；二、要堅決不承認參加任何組織。在法庭上我們都進行了狡辯而王論卻沒說話。在偽法院與偽公安局審訊的情況不同：一不是用刑審；二允許狡辯。我們曾利用這個條件，每次提審都進行了狡辯。在看守所扣押一年多，我記的提審過兩次，最後就開庭宣判，山西偽高等法院判決的依據當然是王倫在偽公安局的口供。但是兩次審判都沒有提出以王倫為證的具體事實，僅僅是籠統的原則的宣布我們三個人是“散發傳單，擾亂治安，危害國民，宣傳共產主義”。按《危害民國緊急罪法條例》判處龔允濟有期徒刑五年，閻偉有期徒刑三年，龔允恭有期徒刑三年，王倫年幼無知，著即開釋。每次開庭都是法官一人，推事四人，書記官一人，律師一人，宣判時除王倫外我們三個人在法庭上都進行了狡辯。最後我們宣告不服抗訴。當年抗訴書的內容記憶猶新，茲將抗訴書的大意交代於下，以便查實對證。抗訴書的大意如下：—
為審辨捏造事實，非法判刑呈請申雪不白冤屈事。緣民龔允濟，年十七系福建閩侯人，隨父來晉，肄業太原成成中學。因會考在即，校舍窄狹，人多嘈雜，不便溫習功課，遂於北門外賃得一間住宅，邀集二三學友，共相鑽研。何期平空霹靂，分局警察，竟以共產黨罪名，無理逮捕。查成中學生，因會考而在外寄宿者大有人在，而分局警察不分青紅皂白，無端捏造罪名，誣為共黨活動，實屬無稽之談……。
太原乃通都大邑，夜間行人擁擠，在大街廣眾之中，散發傳單者，早已逃之夭夭。在混亂嘈嚷之際，行人奔走呼號之時，警察無處尋找正犯，遂順手牽羊，誣以形跡可疑，張冠李戴，恣(zi)意逮捕。王倫系一幼小學生，身單力薄，警察便以王某為替罪羊，誣以形跡可疑，張冠李戴，強行逮捕，先之以恫嚇威脅(xie)繼之以非刑拷打，酷打成招，竟然加以散發傳單之罪名，如是便可獲的賞賚(lai)。……真乃夜過村落，雖不偷盜而犬吠(fei)奈何。
（三）、在偽法院看守所扣押一年多里。1935年秋末冬初，南京偽最高法院判決書才下達山西偽法院。判決書批示改判“送反省院執行”。當時還認為是減刑，實際上送反省院比送山西監獄更糟糕，在看守所一年多，在王孝慈、張衡宇等領導下，我們經常學習時事和社會科學理論，此外還做一些被押罪犯的工作。由張衡宇通過看守關係和外面組織取的聯繫，經常送進書報雜誌供我們閱讀。在這中間看守所全體政治犯還舉行一次絕食鬥爭，時間三天，最後改善了生活待遇。
1935年秋末冬初—1937、8在山西反省遠。該院概況：院長武世彭，教育主任路景，管理主任魏晉山，總務主任xxx（姓名不記）,幹事若干人，下設警衛班，班長一人，警衛若干人。每天上課灌輸反動理論；有時由路景主持開討論會或辯論會，題目由院方擬定。在討論會和辯論會上因我年小從未發言，入院據說還要寫誓書，關於這項反動措施，我過去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時專案小組調查我們這一案件，據負責調查的同志告訴我：“凡是入院人人都得寫院誓；你們不能例外。這一誓書應該由龔允濟、閻偉和你共同寫的”，當時我反覆考慮這個問題，記憶非常模糊。此後一年多，我又經過再三回憶，我總覺得我們三個人根本沒有在一起填寫過這樣的的東西。據說入院還得寫“自白書”，最近領導上提出這個問題讓我考慮，我經過反覆記憶，我記的當時院方從來沒有叫我們寫過“誓書”或“自白書”其原因何在？我不知道。這決不是我健忘或且避重就輕，不敢交代這個問題；每天每人規定寫日記一篇，這我確實寫過。除有病外，我每天晚上都按照院方規定寫一篇日記，（日記內容現在忘了）；每月出《反省月刊》一次，這一反動刊物我見過，但我沒有寫過；出院的舉行宣誓具切結等手續，否則不能出院。反省院管理極為嚴密，警衛班日夜在室外巡迴監視；反省人不許交談；不許到各房串連；不許在室外行走；不許親屬接見；不許帶錢；大小便要報告看守。初到反省院我們三個被押在警衛班的一個房間。大約一個星期才讓我們進號房同反省人一起生活，龔允濟、閻偉分到一個號房。龔允濟在反省院因多方進行活動，院方平時特別注意他的行動，早企啚以他為榜樣，加以嚴懲。他只住一星期,多，院方便以“行動不規”為藉口，用手拷腳連把他拘畄起來，揚言加判四年徒刑，押送山西監獄執行。閻偉大約住有兩期，因他大哥在外面多方找武世彭活動，所以早出了院。
掙脫牢籠 奔赴抗戰
我在反省院大約住三期多（每期六個月）。最後因集體舉行絕食，才的出院。這次絕食喲23人參加（有的說17人），時間六七天。在閻春榮、劉善述、李志敏領導下，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利用山西軍閥閻錫山和南京國民黨的矛盾，發動絕食鬥爭，要求無條件釋放前赴綏東抗戰。院方答應各項條件後，我們才復食。但復食後院方突然又發生變掛，要我們掏保釋放。我們怕夜長夢多，就和外面黨組織取的聯繫，發動第一師範學生，在反省院門前舉行遊行示威，並闖進反省院，強行口頭保釋，院方不得已只好讓我們集體出了反省院。出院後，我們決定由韓長太寫一個《要求赴綏東抗戰的聲明》投山西晚報，表示我們絕食確實是為了共赴國難。還有兩個病人，一個是孫繼業，一個是姓貢的工人，因病不能行走，只好暫畄院裡（後來營救出來）。在反省院我們同外面黨組織的聯繫，是利用澡堂旁邊的一個水道溝。這個水道溝就是我們日常和黨組織接頭的地點。
附：
龔仲德同志於一九七五年病故。其歷史問題已於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向組織作過匯報。他早年為革命奮鬥多年，解放後默默無聞地為山區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其歷史問題本人已於“文化大革命”前後又作過交待，歷史是清楚的。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期間，龔仲德同志遭到了批鬥、打擊、迫害、受了委屈... ...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後，經所在地組織研究，1981年10月19日作出了決定：...“文化大革命”中強加給龔仲德同志的“叛徒”等一切不實之詞，一律推到，予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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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回憶文章
1、《嵩縣縣中第一任教導主任龔仲德的傳奇人生》
嵩縣一高 李東海老師
龔仲德， 原名龔允恭，原籍福建閩侯，中學時期就從事革命活動，1934年5月，17歲的龔仲德因散發進步傳單被捕入獄， 1936年在獄中經地下共產黨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爆發後被釋放，之後參加過山西工委組織的黨訓班，親耳聆聽過劉少奇的報告。20歲時就擔任山西靜樂縣委宣傳部長、靜樂縣特派員。在白色恐怖下堅持為黨的事業做著艱難曲折的鬥爭。
2、《龔仲德老師軼事》 作者: 段曙光老師
大凡解放後至70年代在縣中（即現第一高中）工作過或上過學的人都會知道龔仲德老師。他身高1、70米左右，面貌瘦，高顴骨，留小平頭，兩眼總呈現出優愁和迷惘的悲涼。走起路來老是小碎步，不緊不慢，衣著樸素，不修邊幅。說話略帶福建口音，遇見熟人，從未過於親昵，也不過於冷淡，往往點頭了事。
筆者在50年代和龔老師在縣中同事，“文革”，中又系同學，對其為人，言談舉止，了解一些。他對嵩縣教育事業，不無微老，於1975年溘然長逝，長眠於嵩縣大地上，給同事，同學留下了難以忘懷的紀念。
老龔原籍福建閩侯，原名龔庸公。龔允恭），其父英語基礎濃厚，被洋人聘為翻譯，在山西太原辦的鹽業公司工作，月薪100元銀洋，生活相當富裕，遂將其子龔子榮、龔仲德帶到太原中學就讀。老龔兄弟在太原中學時，接受進步思想薰陶，先後加入C、P，從事學運。他父親是洋奴，唯洋人之命是聽，但從不過問政治，對孩子們的進步活動，既不反對，也不支持，因而中共山西省委曾一度住在他家。薄一波與領導同志經常出入其家，其父概不過問。1953年暑假，老龔去北京其兄處探親，當時龔子榮是中共中央組織部監委書記、國務院第六辦公廳秘書長，“文革”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談及往事，其兄問他：“在山西太原時，有一次一個面部白細、瘦高個兒，講話時紙菸不離手的領導同志在咱家主持會議並講了話的人，你還記得否？”他說：“記得”。其兄說：你知道他是何人？他說：“不知道”。其兄說：“那就是劉少奇同志”！
... ... 老龔去逝了，因其在嵩縣教育事業上小有名氣，是後記。但由於僅憑單去記憶，其軼事僅是“點滴”而已，全縣他的同事、同學知之頗多，尚希為之補遺，俾能使讀者洞察老龔！
3、 焦國鼐《爭奪成成中學領導權》... ...
《在地下和敵後》
作者：謝勵，原名謝文華，原黑龍江省衛生廳廳長、黨組書記
......太原、忻縣相繼失守後，民眾中籠罩著一派失敗情緒。縣委決定李蔚然、喬峰山去做統戰人士工作。龔元恭（應為龔允恭，謝的浙江口音允=元，秘書誤）和我兼任動委會宣傳部正、副部長，對廣大民眾開展抗日宣傳教育工作。採取靈活多樣方式，宣傳抗日形勢，宣傳持久戰，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鼓舞民眾鬥志，培養抗日骨幹。紀念“七·七”事變一周年時，縣委組織部長李克（現名張化東，原國家商檢局局長）和我連夜編寫了日寇抓壯丁的劇本，我在後台提詞，他在前台演出，台下民眾看後，很受教育。激動地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鬼子滾出中國去！”“誓死不當亡國奴！”有的當場報名參加游擊隊。
《我在閻錫山的大牢里》
龔子榮
編者按：龔子榮同志於20 世紀30 年代投身愛國學生運動並參加共青團，1934 年因從事革命活動遭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在關押期間，他堅貞不屈，經監獄秘密黨組織批准轉為共產黨員。1937 年由於抗日形勢的發展得以無條件釋放。出獄後，他與敵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建國前是我晉西南、晉綏根據地領導人之一。他忠心耿耿，勤勤懇懇，實事求是，威信很高。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書記、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要職。文革一開始即被誣陷為“叛徒”，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直到1978 年才徹底平反。今年，月21 日是龔老的十年忌辰，特此摘發他的遺作，以資紀念。
1914 年5 月，我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14 歲時，父親任職於鹽務稽查局，被派到山西工作，我隨父親到了太原，1930 年考入成成中學，一直讀到1934 年春。
成成中學是一所充滿革命活力的學校，當年的校長、教務主任、訓育主任都是地下共產黨員，在他們的啟蒙下，我熱切地閱讀了一些進步書籍，深受新文化思潮的薰陶。這時，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國民黨政府步步退讓，我深感國家危亡，匹夫有責，激起救亡圖存的意念和追求進步的強烈願望。1933 年秋，同學張積玉介紹我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社會科學聯盟”（簡稱社聯），不久擔任太原市社聯執委會委員。1934 年初，我參加了共青團，從此開始了我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革命生涯。
被捕經過 1934 年4 月30 日晚上，社聯盟員分四路上街散發張貼紀念“紅五一”的傳單，我的任務是到各學校傳達社聯指示，並送發社聯編印的刊物《 紅旗》 和《 窮人報》 。同我住在一起的社聯盟員閻偉和王倫在公安局附近散發傳單，寫粉筆標語時，王倫被警察抓住，閻偉逃脫立即回到住所，見我未歸，匆忙寫下“我們走了”的紙條，壓在桌上的煤油燈下，提醒我的注意。當晚我12 時以後才回到住所，極度疲乏，和衣倒下就睡，根本未注意燈下的紙條。睡夢中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警察己破門而入，即被押走，房間裡有一箱子社聯檔案也被抄走。次日天剛亮，閻偉和龔允恭又回到住所找我，被埋伏在周圍的便衣警察逮捕。
我們三人被押上囚車，開進公安總局，被分別投入拘留所，三四平方米的監房，污濁不堪，臭氣熏天，睡在腐爛破裂的地板上，老鼠滿地竄來竄去，竟咬破了我的腳跟。每餐一碗小米飯，一片鹹菜，一支筷子(是反動派污辱犯人的做法）。在審訊中，反動派出示從我住所抄去的一箱子《 紅旗》 刊物和印刷用具，以及我寫的一份自傳材料，認定我參加了社聯，並說社聯就是共產黨。我辯解說：社聯不是共產黨，它的宗旨和孫中山先生遺囑‘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 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相符合的。這一辯解，激怒了反動派，兩名警察一左一右狠命地打我嘴巴，打得我滿口鮮血直流。以後多次審訊，追問後台共產黨。他們得不到口供，屢屢施刑。警察用竹板毒打，我的兩手鼓起很高的血泡，兩臂全然失去知覺；他們還施行坐老虎凳刑罰，墊了四塊磚，我當即昏厥。幾經嚴刑拷打，我患了“血傷寒病”。鼻孔流血不止，身體極度虛弱。在這種情況下，敵人想趁機逼供，窮追不捨，還說要用踩桿子的特重刑具來詐唬，我沒有被他們嚇倒，就是閉口不答。我雖吃盡了苦頭，他們卻沒得到任何東西。直到5 月底，公安局將我們轉押到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當時我20 歲。
在地方法院看守所 那是一個昏暗的夜晚，拘留所的警察將我們社聯的幾個人提出揪到囚車上，押進地方法院看守所。我們經過公安局的多次審訊，到這裡等待判決。第二天清早，警察打開監牢的門鎖，所有被關押的政治犯到院子裡放風。我們一露面，大家蜂擁而來，問長問短，特別關心外面的情況。半年前被捕的成成中學老師張衡宇也關在這裡。他先問我們的被捕經過，後向我們介紹這裡的內部管理及生活等方面的情況。在多次的接觸中，他考察我們每個人被捕的具體細節，以及我們每個人在審訊中的表現。張衡宇有豐富的白區工作經驗，在成中任教時，他熱情啟發和指引青年學生走向革命道路；被捕後，他和獄外黨組織保持著聯繫，建立起看守所中共支部，對政治犯熱情幫助，關懷備至。他還非常巧妙地做看守的爭取工作，使看守能幫助我們做事，給我們送來報紙和書籍。在看守所這樣惡劣的環境中，他始終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列、學外語，還積極組織別人學習。他規定我先學兩本書，李達著《 辯證法唯物論教程》 和列寧著《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這兩本書內容深奧，極其難啃，幸有他的輔導，才略有粗淺的理解。聯繫在學生運動和社聯活動中一些不實事求是、脫離實際的“左傾”幼稚病，受益較多。不久，張衡宇老師向我宣布：組織上決定恢復我的共青團團籍，並指定我作發展閻偉加入共青團的介紹人。
在獄中黨組織的領導下，我們同敵人常有面對面的鬥爭。如有個叛徒和我們同關在一所監房內，他表現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的樣子，大家氣憤不過，要揪出這個叛徒，教訓教訓他。張衡宇老師勸阻大家不要動手，但要充分揭露他出賣組織和自己同志的罪惡，指責他在敵人面前屈辱投降，完全喪失了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是一名可恥的叛徒。大家對他醜惡的嘴臉嗤之以鼻。反動當局怕他再遭政治犯們的圍攻，將他調往別處。這一番鬥爭，是一堂具體而又生動的政治課。
還有一次是反動派的法務部長來獄中“視察”，看守所長畢恭畢敬地為他開路，指手畫腳地要我們政治犯全體出來。這位傲慢的官老爺慢條斯理地似乎要開口訓話。這個場面使我不知所措，難道甘願聽他訓話不成？正在這個關鍵時刻，張衡宇、白炳喜、張建古三人機智地從我們行列中跨前一步，嚴肅地向這位官老爺提出質問：看守所為什麼不把政治犯當人看待，限制探視，不照料病號，沒有衛生設施，不許看報紙；繼而揭發看守所長剋扣囚糧，監房盡吃霉糧，飯不足量，每餐只一片鹹菜等情況。他們三人態度沉著，據理以爭，侃侃而談，使得看守所長驚慌不安。這位威風凜凜的法務部長無言以對，只好支支吾吾尷尬而去。他們三人在統治者面前大義凜然，令我衷心地佩服．這也是作為一個革命者必須具備的靈活機智和善於言詞的能力。
我們向法務部長提出的問題和要求，看守所一直置之不理，毫無解決之意。我們決定成立絕食鬥爭委員會，由張衡宇、白炳喜和我（我是代表青年的）三人組成，發動絕食鬥爭。當時提出的條件有這么六條：不吃霉小米，生一爐火供大家使用，訂一份報紙，取消夜間上鎖規定，要求洗澡，能與來探視的人當面交談。看守所長親自出面勸說復食，我們強硬拒絕，一再表示，不答覆要求，決不復食，並拿出一篇稿件，要求登報，由社會公論。絕食堅持六天六夜，看守所怕事態擴大對自己不利，由看守所長簽名蓋章，答應了我們提出的全部要求，絕食鬥爭勝利了。宣告復食的那天，當局擔來兩桶雞蛋掛麵。
這一年5 月，我們在獄中紀念馬克思誕辰，同時慶祝絕食鬥爭的勝利。我在地方法院看守所被關了十八個月，經過幾次審判，最後判我三年徒刑．當時我22 歲。
在反省院的鬥爭 按國民黨刑法規定，凡判三年以下徒刑者，押送反省院。1936 年2 月，閻偉、龔允恭、王倫和我四人被轉押到反省院。
為了軟化政治犯，反省院的生活確實比其他監獄要好一些，每天能吃到饅頭、米飯，還有一碗菜，能夠洗澡。在思想上，他們企圖瓦解和動搖革命者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使我們相信偽三民主義，為國民黨服務。
進入反省院的監房，牆上醒目地懸掛著一個叛徒的自白，內容極其反動，全篇儘是反共反馬列主義的自白悔過，很明顯是示範給入院政治犯作樣板的。我們剛住進，院方就要我們寫自白書。一個同志在廁所里偷偷告訴我們：千萬不要寫損害黨及悔過的話。我們決定按在公安總局時的供詞寫。我當時寫的是：" 14 歲以前念私塾和國小，14 歲隨父親到山西，失學一年，15歲讀高小兩年，17 歲考入成成中學，讀國中三年，20 歲上高中。1934 年因參加學術團體社聯被捕。我認為社聯宗旨和孫中山先生遺囑是相符的。”一周后，正式分配我與侯富山、閻春榮、王世益等十多名政治犯同住西屋監房。
反省院規定，不準政治犯在房內談話。我們就等巡視的看守走過後交談；晚上睡在床上，就同挨近的人交談，看守打開燈時裝睡，看守關燈走後再談。我們談話的內容，主要是閻春榮、侯富山、王世益給我介紹反省院敵人統治和政治犯的狀況，再就是詳細考察了解我參加社聯、被捕、審訊，和在看守所的鬥爭、工作、學習及我當時的思想認識，這實際上是對我的考察。
反省院內的秘密黨（中共）支部，一方面是針對院方對政治犯所實施的欺騙軟化的反革命企圖，著重揭露其種種陰險毒辣的手段，與其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另方面是加強政治犯的團結教育，提高覺悟，加強鬥爭意識，堅定革命信心。黨支部對在被捕後經過考驗、立場堅定的分別吸收入黨、入團；對少數同志有些問題一時搞不清，或個人經歷複雜的，視為親密戰友，受到同樣信任，吸收他們共同參加鬥爭；對一時表現消沉的，耐心教育，使他們振作精神，向我們靠攏，積極參加鬥爭；對被捕後表現不好，有錯誤的同志，也採取關心團結的態度，爭取他們轉變思想，提高認識，參加鬥爭或者保持中立，而不變成對立面。這樣做的結果，使我們的隊伍不斷壯大，戰鬥力逐步加強，團結了政治犯的大多數，使敵人的反動措施、陰險企圖受到了及時揭發和沉重的打擊。
反省院找政治犯個別談話，是常有的事。我們談後回來和大家交換意見，互通情況。一次管理主任找我談話，先是訓斥我為何不好好寫日記，作讀書筆記，後要我背誦總理遺囑。我東拉西扯地背不下來，遭到責罵。他還說，你的考核文章一塌糊塗，毫無悔過之意，你想不想出院？難道要在這裡住一輩子嗎？最後罰我站兩小時。回到房間，閻春榮囑我要特別小心，院方必將對你嚴加監視。
如何應付寫考核文章，是我們的一件大事，是關係到能否堅持革命氣節的問題。院方要政治犯寫出院宣言。閻春榮寫的是：“我是國師學生，不幸入獄。如準出院，當回家自謀職業，自謀出路。”我寫的出院宣言是：“出院後，繼續上高中，如父親允許，再上大學。”院方要求寫對三民主義的認識，我就有選擇地照抄《 三民主義十二講》 裡面孫中山說的一些話，應付了事。要求寫對共產黨、共產主義的認識．我就寫我沒有參加共產黨，我也不知道共產主義。
1936 年七八月間，閻春榮向我宣布：組織上批准我由共青團員轉為正式中國共產黨員。從那時起，在閻春榮領導下進行黨的活動，我更加處處事事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
這裡的學習也是以監房為單位進行。在閻春榮的領導下，我們三兩個人一堆，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對院方所講的三民主義進行批判。我把大家批判討論的問題，用文字追記下來，形成批判三民主義的宣傳教育提綱。按照規定，凡檔案、稿件必須及時埋藏在後院土堆里。我因一時疏忽，開飯時間一到，來不及轉移，仍放在口袋裡。不料被樓上的管理主任窺察到，立即派糾察隊員來搜抄我口袋裡的稿件，馬上就給我上了手銬，押入禁閉室，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我向同志們表示：“殺我的頭，也不會牽連別人。”第二天即將我押送看守所。
加判五年徒刑 1936 年11 月初，因從我身上搜出批判國民黨三民主義的文稿，就將我從反省院押進看守所交法院審判。不到一個月，法院就判決：在原判三年刑期上再加判五年徒刑，並申言不許我抗訴。判決後，就押進第一監獄執行。一進門，就給我釘上腳鐐。不幾天，監獄黨(中共）組織負責人高舉來到我身邊，我向他講了反省院的情況，他要我第一步申言有病，請求到病號監，目的是解掉腳鐐；第二步爭取到監獄工廠去，那裡普通犯較多，可幫助他做些工作。不久，我的要求得到批准，到了病號監，兩個月後下了腳鐐刑具。我與田士俊同住一個監房，我們之間談話較多，我想他是代表組織考察我的。月余後，高舉特來和我談話，向我宣布：組織上決定恢復我的黨籍。回想在被捕的幾年中，在看守所由張衡宇恢復我的共青團籍，在反省院由閻春榮介紹我加入共產黨，到第一監獄由高舉恢復我的黨籍。黨組織對考察和接受一名共產黨員如此嚴格、慎重、認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對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珍重愛惜，對黨的信念更加堅強。我決心利用服刑期間，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在接觸普通犯人中作社會調查．以了解社會的各種現象．以便深刻理解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理論知識，這樣理論和實際結合，可以給自己打下較堅實的基礎。當時我不以坐監獄為苦，相反，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感到很有意義。
1936 年秋，山西的政治形勢有了新的變化。這個時候，日軍侵入綏遠(省），直逼山西。日本侵略者已經成為對閻錫山生存的最大威脅，除了聯共抗日，別無出路。1936 年10 月20 日，彭雪楓到達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和閻錫山正式談判，建立了與閻錫山結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山西當局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閻錫山應允政治犯出監抗日的要求，但不允許從監獄直接出去．要經過他所創辦的訓導院。
在訓導院結束了三年的牢獄生活 閻錫山辦訓導院的目的，是想對這批政治犯灌輸他的一套理論，妄圖使這批人出院後為他所用。我們進訓導院的目的，是爭取早日出院抗日。
我從1934 年4 月30 日被捕進監獄，到1937 年8 月中旬出訓導院，共三年零三個月，我的‘革命大學”至此結束了。從此，我這個龔子榮緊跟著黨，步入抗日戰爭的行列，又跨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幾十年的革命磨鍊中，曾經有過這樣或那樣工作上的失誤，但我始終信心百倍，努力不懈地忠於黨的事業。“文革”十年浩劫，煉獄般的考驗，以致我雙目失明，但我仍然要堅強地走完我的革命旅程。 （責任編輯 舒元璋） 炎黃春秋2005 年第9 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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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37年 10月下旬，中共靜樂縣委成立，馬隆興任縣委書記，朱輝照任組織部長，龔允恭任宣傳部長，李蔚然任統戰部長，屬晉西北區黨委領導。同時組建了各區區委，二區(駐地婁煩鎮)區委書記劉達仁。並建立了各區動委會，劉達仁兼二區動委會主任。在縣委和縣動委會...1940年1月，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5年9月，全境解放。
（二）、1937年7、7事變後，中共黨員，山西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組織科長李蔚然到靜樂組建動委。10月，八路軍120師抽調營團級幹部組織了幹部團，到各縣開展工作。10月底，中共晉西北臨時工委派馬隆興來靜樂建立黨組織。組建成立了首屆中共靜樂縣委，受中共晉西北臨時工委領導。縣委書記馬隆興（公開身份是動委會武裝部長），組織部長朱輝照（公開身份是八路軍工作團團長）宣傳部長龔允恭（公開身份是動委宣傳部長）。縣委通過動委會、犧盟會作掩護髮展黨員，建立區、村基層組織。（摘自太原黨史館）
（三）、 ... 縣大隊長王懷遠、犧盟會特派員龔元恭、公道團長時曙明都是共產黨員，所以，當時靜樂縣形勢很好。 ... 《延安女兵(第一卷)》-----謝勵〈在地下和敵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