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丕烈

黃丕烈（1763年—1825年），清代著名藏書家、目錄學家、校勘家。字紹武，一字承之，號蕘圃，紹圃，又號復翁、佞宋主人、秋清居士、知非子、抱守主人、求古居士、宋廛一翁、陶陶軒主人、學山海居主人、秋清逸叟、半恕道人、黃氏仲子、民山山民、龜巢老人、復見心翁、長梧子、書魔、獨樹逸翁等。有藏書室士禮居、百宋一廛、陶陶室等。長洲（今江蘇蘇州）人。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舉人，官主事，嘉慶六年（1801年）發往直隸知縣不就，專一治學和藏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黃丕烈
• 出生日期：1763
• 逝世日期：1825
• 職業：清著名藏書家、目錄學家、校勘家

人物簡介

黃丕烈（1763年—1825年），字紹武，號蕘圃、蕘夫，又號復翁，清江蘇吳縣人。少讀書，務求精純；發為文章，必以六經為根柢。嘗仿宋人《春秋類對》之法，摘經語集為駢四儷六之文，以類相從，裒然成編。

黃丕烈像

年十九，受知學使彭侍郎芸楣，補諸生。

乾隆戊申，舉本省鄉試。禮闈數上不售。大挑一等，以知縣用，發直隸。無意仕宦，乃援例得主事分部，復即告歸，旋丁外艱。性至孝友，父柩在室，會不戒於火，將及寢，則撫棺大慟，誓以身殉，火竟滅。

嘉慶六年（1801）發往直隸知縣不就，有懷才不遇之感而辭官歸，專事收藏、校讎和著述。所藏古今善本、秘本、珍本極為豐富，因獨嗜宋本書，自號為“佞宋主人”。藏宋版書達百餘種，專辟一室為“百宋一廛”而藏之，自作有《百宋一廛書錄》1卷。有人作《百宋一廛賦》，他自作注釋，說明版刻源流和收藏傳授。所購之書，按其類別分藏。

藏書室有“士禮居”、“讀未見書齋”、“陶陶室”、“小千頃堂”、“學海山居”、“求古居”、“紅椒山館”、“學耕堂”、“冬蕙山房”等10餘處。

晚年又於玄妙觀前開設“榜喜園書鋪”，以流通書籍。書賈、藏書家雲集。又精於校勘，經他手所校之書，在藏書家、書商界有聲望，學術價值也較高。

1919年繆荃孫編《黃蕘圃藏書題跋》10卷，1933年王大隆編《蕘圃藏書題跋續集》，均為研究版本的參考書。

輯刊有《士禮居叢書》，收書22種，大多數是他所藏較為罕見之書，並附有校勘記。一生與藏書家交往極多，有名者如孫從添、顧之逵、張燮、陳鱣等。藏書之名，與周錫瓚、顧之逵、袁廷檮並稱乾、嘉間四大藏書家。

晚年所藏宋槧元刻、名本佳抄為楊以增、汪士鐘所得。其《題跋記》為陸心源所得。原稿被毀，後由潘祖蔭、繆荃孫重編成冊。

藏書印頗多，主要有“百宋一廛清賞”、“蕘圃手校”、“天弢居士”、“士禮居精校書籍印記”、“求古居”、“讀未見書齋”等40餘枚。

著有《蕘言》、《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錄》、《汪本隸釋刊誤》、《芳林秋思》等。當代學者姚伯岳著有《黃丕烈評傳》，1998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吳中先賢譜》 蘇 文 編繪

黃氏藏書

平生鮮聲色之好，惟喜聚書。聞有宋元精槧，或舊抄善本，不惜多方購置。久之，得宋刻幾百餘種，顏其藏書之所曰“百宋一廛”。元和顧廣圻為作《百宋一廛賦》，而自為之注。

黃丕烈肖像

又築蕘圃，招致四方名宿相與談宴其間。友錢竹汀、段懋堂、程易疇諸先生，與鈕非石、王惕夫交尤善。每獲一書，日夜讎校，研索訂正，有校至三四次若五六次者。故所刻《士禮居叢書》雖寥寥十餘種，率附札記，而得之者幾與“天水”同珍。自著《汪本隸釋刊誤》一卷，辨證頗詳。又著《廣韻姓氏考》未成。卒年六十有三。

佞宋

“佞宋”是黃丕烈藏書的最大特點。藏書佞宋，始於錢曾。“其書多錢、毛二家之藏，而他姓名本亦間出焉”。“後半歸同縣汪氏士鐘藝芸書舍”，繼而又先後歸藏楊氏海源閣、瞿氏鐵琴銅劍樓、陸氏皕宋樓等，是清代藏書鏈中具有承上啟下意義的重要一環。

如果說標榜“佞宋”並開鑑賞風氣之先者是錢遵王的話，那么樹“佞宋”之幟並把鑑賞提高到一門學術流派的人就是黃丕烈了。而實際上黃丕烈對宋版書的研究和造詣，……他非但深悉版刻年代等屬於版刻形式的問題，更立足於版本文字的優劣來討論宋本之佳勝。

黃丕烈精於鑑別，經其判明先後，甄別真偽，殆可不鑿而定，因此他被洪亮吉舉為清代“賞鑒”一派藏書家的代表人物，後世以此為特徵的藏書家莫不奉黃為宗。如王欣夫先生評曰：“黃丕烈的流派，先有常熟之張，又分為瞿、楊、丁、陸四大藏書家。”而其餘脈，更有繆荃孫、潘祖蔭、莫友芝、葉昌熾、鄧邦述等，影響紛延至今，甚至占有主導地位。所以黃丕烈的貢獻已遠遠超出他的豐富收藏和精熟鑑賞力。

黃丕烈藏書思想還不只是“佞宋”二字。比如他到晚年轉而重視明本的收藏和研究。

清嘉慶 顧廣圻撰 黃丕烈注 百宋一廛賦

黃丕烈在採用考據學去實施其藏書思想和計畫時，也同時開拓了版本研究、校勘研究和目錄研究的新領域。他對宋元舊本的鑑賞方法和理論，在版本學史上擁有無可置疑的地位。他藏書而校書，守“死校”一派程式。

黃丕烈親手編訂的藏書目錄《求古居宋本書目》、《百宋一廛賦注》、《百宋一廛書錄》等。

長澤規矩也《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稱黃丕烈於《百宋一廛賦》“自作細注，記各書之流行、行款、存佚”，“可以藏書志觀之”。蕘圃賦注的特點是“注賦”，即其對書的著錄，緊扣賦句，是既起到注釋的作用，又達到目錄的功用。《百宋一廛賦注》於嘉慶十一年刊成，收入《士禮居叢書》。

《百宋一廛書錄》和《求古居宋本書目》是黃丕烈親自編訂的、名副其實的藏書目錄，然而他卻沒有刊行這兩部書目。

適園藏書

張鈞衡字石銘，號適園主人，適園藏書的特點之一就是黃丕烈校跋本。適園以收藏黃跋本一百零一部獨占鰲頭，比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楊氏海源閣還多出兩部。因此，張鈞衡刊印黃丕烈藏書錄的殘稿《百宋一廛書錄》，也可謂是情有獨鐘。

《求古居宋本書目》編成於嘉慶十七年，是黃丕烈當時所藏宋本書目。

後繼藏宋本

自《百宋一廛賦注》刊成後，黃丕烈又陸續收得許多宋本，如殘宋本《中興群公吟稿戊集》、宋尤袤貴池刻本《文選》等。同時，他也將原藏宋本稍有易出。因此，《求古居宋本書目》收錄了賦後所收的宋本及賦中原有未易出的宋本，共一百八十七種。據粗略統計，黃丕烈在賦後六七年中新收得宋刻又多達七十五種，這確實是個很驚人的數字。我們也因此而知黃丕烈從他三十歲至五十歲的二十二年中，共獲宋刻書二百種。《求古居宋本書目》是一部簡目，只記錄書名、殘存及冊數。書目末附《求古居宋本書目考證》，註明“目有賦無者七十五種”，又註明“賦有目無者十一種”。

《百宋一廛書錄》和《求古居宋本書目》共同反映了佞宋主人黃丕烈收藏宋版書的基本情況，《書錄》更以書錄解題形式反映版本面目，按理說該比《賦注》更有價值，但因此二目刊印較晚，反不如《賦注》知名度高。當然，最具華彩的，還屬黃丕烈的書跋。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記》、《再續記》和《蕘圃藏書題識》、《續錄》的編集與刊印：

黃丕烈在其數十年積書生涯中，經其鑑賞校勘而留下題跋的書，計有九百種以上，一說有千餘部，存世八百餘篇。

藏書輯本及特點

主要輯本

現將主要輯本陳述如下：

(一)《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光緒十年潘祖蔭編。據潘序雲，黃氏士禮居藏書散出後多歸汪士鐘藝芸書舍，道光中又漸散失，初歸聊城楊氏海源閣，後逸出者入吳平齋、陸存齋之手者亦多。潘祖蔭一叔母嫁與汪閬源長子，因而潘得以從中抄錄黃跋。後又得自吳、陸二家藏本之跋，並繆荃孫等贈送若干。於是按四部排列，編刊此書。卷一經，卷二史，卷三、四子，卷五、六集，凡六卷，收錄題跋二百餘種。此記有光緒十年吳縣潘氏滂喜齋刻本。

黃丕烈題跋《畫鑒》

(二)《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二卷。繆荃孫編。新收錄蕘圃題跋七十種：經七種、史九種、子十九種、集三十五種。這些黃跋皆由繆荃孫從歸安姚覲元、德化李盛鐸、湘潭袁芳瑛、巴陵方功惠、揭陽丁日昌等處觀書抄錄所得。光緒二十二年，由江標刻印，收入《靈鶼閣叢書》。

(三)《士禮居藏書題跋再續記》二卷。繆荃孫編。補錄黃跋五十種：經二種、史六種、子十九種、集二十三種。據繆荃孫說，此冊補輯在江標借刻《續記》時已編成，江不知有此冊。民國元年，順德鄧實刻印此冊，收入《古學彙刊》第一集。

(四)《蕘圃藏書題識》十卷《蕘圃刻書題識》一卷。繆荃孫、章鈺、吳昌綬等編。民國八年，繆荃孫合“士禮居題跋三記”，復從烏程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和海鹽張氏涉園、松江韓氏讀有用書齋等處抄得黃跋補入。另由章、吳補得若干，總而編纂成此。此編一將刻書題識另卷分出，一則將確知版本流向的藏書處註明。民國八年江陰繆氏刻本。

(五)《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孫祖烈編。民國間上海醫學書局石印本。此編實取前編三記，加上張氏《適園叢書》中的《百宋一廛書錄》。錯誤甚多。

(六)《士禮居藏書題跋補錄》不分卷。李文裿編。輯得前編三記未錄之黃跋二十八種。民國十八年冷雪庵鉛印本。

(七)《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四卷《再續錄》一卷。王大隆輯。大隆字欣夫，原籍浙江秀水，後遷蘇州。生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卒公元1966年。藏書室名“二十八宿硯齋”，著有《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等。此編刻於民國二十二年，與《思適齋書跋》合為《黃顧遺書》。

黃蕘圃題跋與眾不同的最大特點是喜談藏書授受源流和得書經過。余嘉錫譏之為“賣絹牙郎”，對這種風格持批評或貶責態度的人不少，認為他與骨董商、掠販家無異。其實黃跋的這方面獨特內容和風格還是有意義和價值的。黃跋不僅喜詳述得書經過，而且還盡情地表現自己的心態，以及日常生活起居中的瑣事，多一時興到之語，儘管無規無矩，但讀畢細想，終究還是圍繞著書在談。

品評

當然，黃跋對書本內容的提要、品評和考訂比較忽略，但在學術上仍有較高價值。

其一，集中反映了黃丕烈的版本學研究方法、觀點及理論。比如他判斷、鑑別版本的方法，對宋元舊刻的總體認識，對明刻本、批校本價值的探討，對重本、異本的重視，對稀見古籍的搜訪、利用，都具有無可爭辨的學術意義。黃丕烈是乾嘉學者中把版本研究推上專學的一位頂尖人物。因此，從版本學的學術角度來看，蘊含黃丕烈豐富版本學思想的《蕘圃藏書題識》的學術價值，也不是晁、陳二志能簡單相比的。

其二，黃跋對藏書源流的詳細敘述，不僅留下了許多藏書史上的資料，而且還從商品流通的社會經濟領域，為我們研究清代藏書史提供了難得的素材。那些被譏斥為骨董家言論的題跋，如果跳出傳統治學方法的囿限去觀察，就不會以為都是些無聊話了。至於它“可以考百宋一廛散出之書”的功用，就不必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