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啟西

馬啟西，中國伊斯蘭教西道堂創始人。字慈祥，號公惠，經名葉海亞，道號西極園。回族。祖籍甘肅臨潭汪家嘴。其父馬元，是北莊門宦的阿訇。馬啟西童年在臨潭舊城上寺習讀阿拉伯語文，11歲在舊城上私塾，後到新城新店子師從貢生范繩武，攻讀《四書》、《五經》。後考取童生、秀才。西道堂簡介： 1903年，由馬啟西脫離北莊門宦後創建於甘肅臨潭。初名金星堂，1909年正式定名西道堂。因其以劉智等人漢文著譯為傳教依據，又稱漢學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啟西
• 別名：字慈祥，號公惠，經名葉海亞
• 國籍：中國
• 民族：回族
• 出生地：甘肅臨潭汪家嘴
• 逝世日期：1917年2月
• 職業：中國伊斯蘭教西道堂創始人

人物經歷

中國伊斯蘭教西道堂創始人。字慈祥，號公惠，經名葉海亞，道號西極園。回族。祖籍甘肅臨潭汪家嘴。其父馬元，是北莊門宦的阿訇。馬啟西童年在臨潭舊城上寺習讀阿拉伯語文，11歲在舊城上私塾，後到新城新店子師從貢生范繩武，攻讀《四書》、《五經》。後考取童生、秀才。因家境貧寒，居家博覽群書，既覽諸子百家，又鑽研伊斯蘭學者劉智的漢文譯著《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和王岱輿的《正教真詮》、《清真大學》等。光緒十七年（1881），他在家鄉西鳳山設私塾開館授徒，講授《四書》、《五經》和伊斯蘭教義等課程。同時，還在西鳳山一窯洞中靜坐冥思，履行宗教功修。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舊城北莊門宦所屬的達子溝拱北開設經堂，正式講學傳道，宣講《天方性理》、《天方典禮》、《歸真總義》、《清真大學》、《清真指南》等漢文伊斯蘭著作，“八年間，信徒益眾，大開講席，發明身心性命之理，聽者忘倦”，引起北莊門宦反對。1901年他遷出達子溝拱北，在家設立講學堂，取名“金星堂”，繼續宣教。後來發展為信眾入堂集體務農經商的宗教、經濟一體化社團。華寺、北莊門宦以“夜宿曉散，樹黨結盟，倡奇立異，惑亂人心”為罪名密告於官府，馬啟西及道堂負責人被捕入獄，教眾受到迫害，後經蘭州十坊頭人臧積德等調解，始趨緩和。1905年，馬啟西率教眾馬英才、馬建元、丁全功、丁仲和等取道新疆前往麥加朝覲，至撒馬爾罕，因中亞動亂，交通受阻未果，1909年返回臨潭舊城，將“金星堂”改名“西道堂”，繼續傳教。提出簡化宗教儀式、少施“海迪耶”的主張，河湟、洮岷等地遭災遇難的部分回、撒拉、保全等族民眾前來投靠者日漸增多。1914年中原軍閥白朗犯隴，後至臨潭，舊城失陷，回、漢各有傷亡，馬啟西教眾死亡亦達48人。1917年2月，河州軍閥馬安良以“西道堂勾結白朗、屠殺良民”為由，派兵圍攻西道堂，將馬啟西及其弟啟晉、啟化、子德隆、侄希隆以及教眾蘇占魁等17人殺害，西道堂被毀。

宗教思想

馬啟西的宗教思想主要有：

思想一

以清代劉智的漢文伊斯蘭教譯著為依據，向教眾宣講伊斯蘭教義，提出“儒教得道”的主張，說“讀書得妙意理合天經三十部；養氣通神明道統古聖百千年”，把《古蘭經》的微言大義與儒家存心養性事天的修身理論聯繫在一起，運用宋明理學來解釋伊斯蘭教的“主命”、“聖行”，提出“體大公而尊主命，本真誠以履聖行”。並極力提倡個人的道德修養，“窮神致化，至精學問在無我，復命歸真，第一人品要如他”。在履行“五功”方面，反對形式主義，主張通過實踐去體會宗教義理，“齋之取意齊，齊身齊心齊七情，正君子克己功夫，開之謂言解，解微解妙解一本，是大人致知學問”。他認為只要履行五大天命功課，就是一個完美的穆斯林，強調要重品德、講信義，少施“海迪耶”。在認主學方面，提出“仁如春理，命如春風，感物如春信，一生都在春光里，學是天成，品是天縱，啟口是天言，萬事不出天定中”，把儒家的天命觀、理學家的思想與伊斯蘭教“認主獨一”論巧妙地揉合起來，以闡釋伊斯蘭教義理。他說“介廉（劉智字）種子，官川（指馬明心）開花，我要結果”。他大力提倡興辦現代學校，鼓勵兒童既學習經典，又學習現代文化科學知識，主張女生入學讀書，在培養人才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

思想二

注重入世思想，提倡把宗教與經濟生活、經營思想結合起來。“在今世中求來世”，“在現實中求未來”，“名實兼收，不獨潤身還潤屋，經營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他的傳教活動不僅是宣揚教義，提倡文化，並且以很大精力創辦農、商、牧、副、林業，組成了一個頗具實力的宗教社團。他以宗教思想維繫人心，以共同的經濟和集體勞動、集體生活為基礎，成為中國伊斯蘭教中獨樹一幟的派別。在經濟方面重視經商務農，要求教眾以道堂為家，過集體生活。主張移風易俗，倡導男子不留長辮，反對女子裹足。馬啟西還寫有以伊斯蘭教為內容的一些詩作和對聯，反映了他的宗教倫理思想。如：“勤禮五功，體認乎無聲無息。謹齋三月，操存於不睹不聞”。

西道堂簡介

西道堂的發展

教義上以劉智的學說為依據，堅持正統信仰，履行五功，簡化宗教儀式，重視文化教育；教權結構實行教主集權制。教主的言行對教徒有約束力，任職終身，但不世襲。死後建拱北，受朝拜，忌日為重大宗教節日。內部有集體戶400戶，在道堂內過集體生活，集體經營商、農、牧、副各業，全部財產歸道堂所有。設總經理統管，其下有各業經理和專門負責人，統一管理，統一分配。另有散居戶萬餘人，分布於甘肅、青海、新疆、四川等地。後因受地方軍閥勢力打擊，其經濟組織瀕於解體，該派也呈衰落之勢。20世紀初，由馬啟西（1857～1914）創建於甘肅省臨潭縣舊城鎮。其發展經歷了3個階段：⑴馬啟西創傳時期（1902～1917）。他是清末秀才，1891年在臨潭舊城西鳳山開設私塾，取名金星堂，除講授“四書”、“五經”外，還以王岱輿、馬注、劉智等人的漢文著作《正教真詮》、《清真指南》、《天方典禮》等伊斯蘭教論著為依據，宣傳教義，簡化宗教儀式，克服教中的陳規陋習，並提倡男女兒童上學讀書，受到當地廣大回族民眾的擁護。隨著信眾的增多，他在西鳳山下設立了道堂，取名西道堂，一面傳教，一面組織生產。凡參加者，將其財產一併歸人道堂，實行集體經濟管理制，從事農、牧、商等各業的開發經營，在較短時間內獲得了較大收益和發展，馬啟西的宗教地位和影響亦隨之增高，遂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和打擊、械鬥、訴訟經常發生。1914年地方軍閥馬安良誣陷馬啟西勾結白朗擾隴，將其兄弟父子等23人殺害，並查封了道堂，抄查沒收了全部財產，使西道堂陷入危機與曠日持久的訴訟之中。直至1919年馬安良暴病身亡，訴訟才不了了之。⑵馬明仁時期（1918～1946）。馬明仁（1896～1946），字普慈。臨潭人。回族。有才能，有文化，善於理財。1917年第二任教主丁全功被馬安良殺害，他被選為第三任教主，他盡力招回、安置流落各地的教徒，制定振興之策，完善各項制度，團結教眾，繼續經營農、商、牧、副各業。經20多年的艱苦努力，道堂經濟得到了全面發展。不僅在北京、張家口、蘭州、包頭、阿壩、康定、拉薩等地設立了商棧，而且行商遍及全國各大城市。同時，還建立了農場12處，耕地達7千餘畝，牧場5處，各種牲畜約5千餘頭（只），林場13處，各種作坊10餘處。積累資金達百萬餘銀元，奠定了道堂雄厚的經濟基礎。同時設立男女國小各1處，選拔學習好的道堂子女到外地上中學、大學，為西道堂培養人才。這是西道堂的全盛時期。⑶敏學成時期（1947～1958）。敏學成（1882～1957），字志道。祖居臨潭卓洛。回族。有一定文化，為人誠懇忠厚。1946年馬明仁逝世後繼任第四任教主，由於體弱多病，實權多集中於中層負責人手中，出現積聚私財現象，道堂集體經濟大為削弱。加之馬步芳軍閥勢力的脅迫，使西道堂經濟發展受到種種限制，逐漸走向衰落。

西道堂的特點

西道堂信奉遜尼派教義及哈乃斐學派教法，信仰和禮儀的特點為：⑴基本信仰是“認主獨一”、“順主順聖”、“遵經依訓”，履行“天命五功”，並以劉智等人的漢文譯著為宣教依據。在宗教功修上，主張教乘和道乘兼有，“修身以禮，明心以道，盡性復命，全體歸真”。在宗教禮儀方面，兼收並蓄了格迪目和哲赫林耶兩派的一些特點，如“主麻”禮16拜，與格迪目相同，對“聖紀”和教主忌日十分重視，除念《古蘭經》外，還念《卯路德》、《麥達伊哈》、《穆罕邁斯》等贊主贊聖之經，又與哲赫林耶相似。但它們不為歷代教主修建拱北，這與其他門宦大相逕庭，同時，除創始人馬啟西從事坐靜修持外，後輩教主對道乘的修持比較淡薄。⑵教統結構具有門宦制的特點，實行教主統管制。教主既是宗教領袖，又是道堂內世俗生活的總管。⑶組織形式，分集體戶和個體戶兩種。個體戶，散居西北各地，經濟獨立，生活自主，遇有困難，道堂給予幫助，集體戶聚居於臨潭舊城西道堂內，集體經營農、林、牧、副、商各業。財產及收入全部歸道堂所有，實行統一管理，統一分配。堂內設有總經理，各行各業設有分經理和負責人。⑷道堂內實行集體生活，教眾的衣、食、住和婚、喪費用全部由道堂統一支付。⑸提倡學文化，出資創辦啟西女校，舊城二校，並舉辦中學，鼓勵道堂內和當地各族男女學齡兒童上學，學習文化。同時，還選拔道堂內成績優良的青年上中學和大學，故其成員大多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識乙它既是一個宗教派別，也是一個具有特殊模式的經濟社團。西道堂的信眾約有千餘戶，主要散居於甘肅臨潭縣舊城鎮、和政縣台子街和青海省民和縣馬營等地。

西道堂的意義

西道堂成功的實行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大家庭組織”和共同生活。從1901年西道堂創始人馬啟西勸導教下民眾，合夥經商務農，開發桃水上游草荒之地，部分教下率先將其財產的全部或一半歸入道堂，開始過集體主活，共同勞動經營以臨潭縣城關為中心，包括13個鄉莊在內的農、林、牧、商、副五業齊全的“西道堂大家庭”算起，到1958年這個大家庭的最終解體，西道堂的“大家庭組織”整整存在了57年。後人論及此享時曾感慨地寫道：“（西道堂）實踐著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蘭早期穆斯林公社思想……居然在中國荒蕪的山區確實成功了和存在過一個烏托邦。這對於哲學和人類進步的意義是極為重大的，後世只要有人類對公社思想的追求，西道堂的歷史就會繼續給他們以啟示。”（張承志《科學的黃土與科學的金子》，《讀書》1988年第4期）因此，對西道堂的研究，無論從研究中國伊斯蘭文化的角度，還是人類社會生活演變史的過程來看，其意義都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