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

中國伊斯蘭教三大教派之一，因注重伊斯蘭傳播方式的本土化而被學術界稱為漢學派。1901年由清末秀才馬啟西創立於甘肅臨潭。馬啟西出身伊斯蘭經師世家，青年時又中過秀才，具有較好的漢學功底和伊斯蘭素養。西道堂因獨特的教義、與眾不同的集體生活方式、重視發展商業貿易的入世思想等特點而倍受人們重視，被稱為“伊斯蘭發展新模式”、“新型穆斯林公社”、“經濟宗教社團”、“伊斯蘭新社會模式”和“穆斯林經濟合作社”，民間較為流行的稱呼是“理學派”或“漢學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西道堂
• 地理位置：甘肅臨潭
• 氣候類型：高原草甸氣候
• 門票價格：0
• 著名景點：西道堂大牌坊
• 創立時間：1901年
• 創立人：馬啟西
• 教派：中國伊斯蘭教三大教派之一
• 性質：自治性質的公社型的穆斯林組織
• 流行稱呼：“理學派”或“漢學派”

道堂簡介

西道堂是中國伊斯蘭教一個很特殊的派別，活動中心在今甘肅省臨潭縣，形成於20世紀初，是一個帶有自治性質的公社型的穆斯林組織。西道堂的信仰基本上是傳統的，宗教儀式上與其他門宦類似但有區別。
馬啟西於清光緒廿七年（1901年）遷出達子溝拱北與北莊脫離關係後創建甘肅臨潭金星堂，1909年正式定名西道堂。馬啟西主張把伊斯蘭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以中國傳統文化弘揚伊斯蘭教教理。清朝末年，由於當地回漢人民生活非常艱難，馬啟西創立西道堂，把穆斯林組織起來集體生活，共同從事生產。堂內分集體戶和個體戶兩部分，集體戶有400多戶，兩千餘人，在臨潭過集體生活；個體戶則散居在甘肅、青海、新疆、四川等地，有上萬人。堂內設總理以及各類專門負責人，統一管理，統一分配。組織很重視漢語文化教育事業，先後建立各種學校，培養了一批文化漢語水平較高的知識分子，為本地做出了貢獻，受到廣大穆斯林的歡迎。馬啟西建立穆斯林公社的創舉，在中國伊斯蘭教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獨一無二的。1914年馬啟西被當地軍閥暗殺。

名稱由來

西道堂以劉智等人漢文伊斯蘭譯著為傳教依據，故稱漢學派。教義上參照劉智學說，堅持正統信仰，履行五功，簡化宗教儀式，重視文化教育；教權結構實行教主集權制。教主的言行對教徒有約束力，任職終身，但不世襲。教主死後建拱北，受朝拜，忌日為道堂重大宗教節日。

內部概況

西道堂有集體戶400戶，在道堂內過集體生活，集體經營商、農、牧、副各業，全部財產歸道堂所有。設總經理統管，其下有各業經理和專門負責人，統一管理，統一分配。另有散居戶萬餘人，分布於甘肅、青海、新疆、四川等地。後因受地方軍閥勢力打擊，其經濟組織瀕於解體，該派也呈衰落之勢。 20世紀初，由馬啟西(1857～1914)創建於甘肅省臨潭縣舊城鎮（應為城關鎮）。

產生經過

西道堂由馬啟西於清末民初創立於甘肅省臨潭縣，它是一個以宗教信仰為紐帶，深受漢文化影響而形成的經濟、文化實體，很像是一個獨立的小社會，與眾不同，自成一體。

西道堂史料輯

馬啟西(1857～1914年)，字慈祥，號公惠，原名馬春之，經名葉海亞，出身於臨潭汪家咀，其父馬元是一個有學識的阿訇，為該地北莊門宦第三任“熱乙斯”(總管)敏士達的招贅女婿，後因敏家有嗣，馬元遂分出另居，生子即馬啟西。馬啟西幼年在上寺(北莊門宦的清真寺)念經，接受伊斯蘭教啟蒙教育。11歲起，先在舊城范玉麟門下上私塾，學習漢文化，後求學於新城店子村范繩武先生。范繩武是個貢生，具有很高的國學(漢文化)水平，多年來在家收徒講學，培養了很多人才。馬啟西從學之後，受范的思想影響很深，非常喜愛漢文化，數年之間，學業大進，成為范的得意門生，縣考時被取為第二名“童生”。啟西二字，就是范繩武給他起的名。幾年後又去鞏昌府(今隴西)應試，考取第四名秀才。有了深厚的漢文化功底以後，馬啟西開始如饑似渴地攻讀明清時期穆斯林學者的漢文著作，尤其是劉智(介廉)的各種著作，受益頗多。范繩武先生看到自己的得意門生在考取秀才的情況下，還如此勤奮學習，從不自滿，非常高興，並稱讚說：“論學問我固爾師，論品惠爾即我師。”對外界他又說道：“此子在孔門即好學之顏子，在回教即傳道之穆罕默德，名曰啟西者即以開通西域天方之教望者也。”把馬啟西比作穆罕默德，不為廣大穆斯林所接受，但也反映了范先生對他所寄予的厚望。

從1891年(光緒十七年)到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這8年中，馬啟西在宗教方面的思想漸趨成熟，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想法。於是，他在達子溝(西鳳山側，又說是在自己家裡)正式設帳講學，依次宣講明末清初穆斯林學者的漢文著作，如《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天方至聖實錄》、《歸真總義》、《清真大學》、《清真指南》、《五功釋義》等。一開始，聽講者，僅親友10餘人，至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由於他用通俗易懂的漢文講課，並能聯繫實際，把深奧的宗教哲理，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講出來，聽講的人越來越多，不但有回、東鄉等族穆斯林，而且還有漢族和藏族。

關於馬啟西傳教的內容，他的思想，幾乎沒有什麼文字資料可資探討，所留下來的僅僅是他在世時所作的十幾副對聯以及人們的一些回憶而已。根據這些材料分析，馬啟西的宗教思想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主張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傳播必須與漢文化相結合；二是創建宗教社團，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

第一方面，最能反映他的這一主張的對聯為：

“讀書得妙意，理合天經三十部；

養氣通神明，道統古聖千百年。”

不難看出，馬啟西把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書”與伊斯蘭教的“經”聯繫起來，認為如果把“書”讀得好，讀得妙，也能悟出符合“經”義的道理。在此基礎上把宗教功修與道德修養結合起來，要求修身養性、完善自我。他寫道：

“體大公而遵主命，善身，善世，

洵哉仁熟義精；

本真誠以履聖行，成己，成人，

允矣道全德備。”

在談到“五功”時，他有自己的見解。如關於齋戒，他寫道：

“齋之取意齊，齊身齊心齊七情，

正君子克己功夫；

開之謂言解，解微解妙解一體；

是大人致知學問。”

關於禮拜，他寫道：

“入此門，登此殿，莫朦混禮了拜去；

洗其心，滌其慮，須仔細做起功來。”

顯而易見，在馬啟西的宗教思想裡面，有濃厚的儒道色彩，他所寫的這些對聯集中反映了他把中國傳統文化與伊斯蘭教融為一體的思想。

馬啟西思想的第二個方面，實際上反映了“人世”精神。馬啟西強調修身養性，完善道德，這並不意味著他是一個完全的出世主義者。相反，他在提倡個人的道德修養的同時，面對現實，直面人生，開拓進取，號召發展經濟興辦教育。他曾就此寫道：

“名實兼收，不獨潤身還潤屋；

經營俱到，真能成已更成人。”

這就是所謂“在今世中求來世”，“在現世中求未來”的思想。在這個思想基礎上，馬啟西創辦實業，經營農、商、牧、副、林各業，建立宗教“大家庭”。“大家庭”最初的經濟來源是教民的家產，馬啟西號召大家捐獻家產，鼓勵道：“全舍者全得，半舍者半得。”於是有最早的幾家骨幹，把家產交出，在道堂內過集體生活，一面務農、一面經商，並建立起商號“天興隆”，經濟實力逐漸增強。

馬啟西所倡導的具有濃厚儒道色彩的思想，在一些門宦看來，純屬標新立異，不能容忍。1902年，花寺門宦和北莊門宦以“倡奇立異，惑亂人心”的罪名上告官府，洮州廳曾麟綬即出示嚴禁，教民被笞被押多人，第二年才撤銷原判。但教爭並未平息，馬啟西感到撓攘紛爭，使他不得安寧，他氣憤地對教民們說道：“孔子有微服過宋之舉，老子有騎牛出關之行；我將高蹈遠征，以避此鋒。”便於1905年帶領馬英才等3人取道臨夏走民和，再轉蘭州，經由新疆赴麥加朝覲。一路上風餐露宿，含辛茹苦，經伊犁過鐵門峽，涉阿姆河，到達撒馬爾罕。但這時，馬英才病故，加之中亞一帶發生戰亂，未能繼續西行。馬啟西只好在此繼續傳教，3年後，即1907年，回到臨潭。馬啟西更加堅信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結合是必由之路，便正式取名本教派為“西道堂”。

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勝利，河南開封農民白朗率領一支武裝人馬活動於豫、皖、鄂等省交界地帶。1914年進人甘肅隴南。當年4月28日進入岷縣城，29日晚到達臨潭新城，縣城淪陷，縣長逃走。30日白朗軍向舊城迸發，與舊城的漢、回民團遭遇，民團不支，退守范家咀，在激戰中白朗主將邱占標被打死，白朗一氣之下猛攻舊城。5月1日城陷落，城內上、下寺的男女老幼，都聚集到清真寺內，眼看要被白朗殺死，便放火自焚。西道堂居處城外，在西風山據守。白朗軍撤離後，河州實力派人物馬安良以“勾結白，朗，屠害良民”罪，於1914年7月21日，將馬啟西等17人綁至西河灘槍斃。

馬啟西被殺害後，由馬明仁繼教主位。從1919年到1946年，馬明仁任教主期間，是西道堂的大發展時期。道堂的經濟、文化都全面振興，在整個甘南成為一支有影響的力量。與當時的卓尼楊家(土司)，夏河拉卜愣寺的黃家(活佛)號稱“甘南三大家”。

這時的西道堂以舊城為中心，包括12個鄉莊：卓洛、長川、新城、汪家咀、什路、白土、太平寨、坡岔、喀爾比、下藏、他那、尕路提。其中以卓洛、長川、太平寨為最大，而且都在道堂內過集體生活。另外還有散居本縣城鄉的信眾。在縣外的西道堂教區，比較集中的有和政台子街、臨夏附近、三甲集、碌曲等。其他如蘭州、青海、新疆、四川等地也有信眾。這個時期，西道堂的模式已經形成，並趨於成熟。這個模式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從它的指導思想來看，它是一個帶有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伊斯蘭教教派。“根據清真教義，並祖述清真教正統，以發揚金陵介廉氏學說，而以本國文化發揚清真教學理，務使本國同胞了解清真教教義為宗旨。”

第二，從其組織形式來看，也具有一定的門宦特徵。“教主領導全體教民、掌理本堂一切社會事業。”

第三，從其社會經濟生活來看，是一個農商結合的宗教公社。道堂擁有農業、牧業、商業、副業、林業等，由道堂統一經營，統一管理，統一分配，規定全部財產屬於道堂所有，“悉用於本道堂建設、教育及一切公共事業。”教徒分堂內教徒和堂外教徒兩部分。堂內教徒按個人所長，分配工作，全體過集體生活，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醫療衛生，均由道堂統一安排，統一供給。堂外教徒仍生活在各自原來的地方，在宗教上與道堂保持聯繫，在經濟上各自獨立，但需要時互相接濟。

第四，從文化教育方面來看，實行經堂教育與普通教育的結合，既學習阿拉伯文和伊斯蘭教經典知識，也學習漢文與漢文化，馬啟西在創立道堂時，以講學開始，馬明仁當上教主後，就在“天興隆”店前辦學，聘漢族教師教書。1922年，道堂創辦臨潭舊城私立第四高小，招收回、漢、藏各族學生。1943年，馬明仁等又創辦臨潭舊城私立啟西女子國小，招收回、漢女生60多名。1944年，還創辦了啟西中學。

1946年，馬明仁去世後，敏志道繼任教主。在內外各種因素作用下，西道堂逐漸走向衰落（關於西道堂的材料均源於由青海民院民族研究所和西北民院民族研究所聯合編輯的《西道堂史料輯》(1987年內部印行)）。

西道堂現任教長為敏生光先生。他根據新的形勢，調整道堂的做法，積極發展經濟文化事業，力求使道堂與社會發展相適應。

發展歷程

其發展經歷了3個階段：(1)馬啟西創傳時期(1902～1917)。他是清末秀才，1891年在臨潭舊城西鳳山開設私塾，取名金星堂，除講授“四書”、“五經”外，還以王岱輿、馬注、劉智等人的漢文著作《正教真詮》、《清真指南》、《天方典禮》等伊斯蘭教論著為依據，宣傳教義，簡化宗教儀式，克服教中的陳規陋習，並提倡男女兒童上學讀書，受到當地廣大回族民眾的擁護。隨著信眾的增多，他在西鳳山下設立了道堂，取名西道堂，一面傳教，一面組織生產。凡參加者，將其財產一併歸人道堂，實行集體經濟管理制，從事農、牧、商等各業的開發經營，在較短時間內獲得了較大收益和發展，馬啟西的宗教地位和影響亦隨之增高，遂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和打擊、械鬥、訴訟經常發生。1914年地方軍閥馬安良誣陷馬啟西勾結白朗擾隴，將其兄弟父子等23人殺害，並查封了道堂，抄查沒收了全部財產，使西道堂陷入危機與曠日持久的訴訟之中。直至1919年馬安良暴病身亡，訴訟才不了了之。(2)馬明仁時期(1918～1946)。馬明仁(1896～1946)，字普慈。臨潭人。回族。有才能，有文化，善於理財。1917年第二任教主丁全功被馬安良殺害，他被選為第三任教主，他盡力招回、安置流落各地的教徒，制定振興之策，完善各項制度，團結教眾，繼續經營農、商、牧、副各業。經20多年的艱苦努力，道堂經濟得到了全面發展。不僅在北京、張家口、蘭州、包頭、阿壩、康定、拉薩等地設立了商棧，而且行商遍及全國各大城市。同時，還建立了農場12處，耕地達7千餘畝，牧場5處，各種牲畜約5千餘頭(只)，林場13處，各種作坊10餘處。積累資金達百萬餘銀元，奠定了道堂雄厚的經濟基礎。同時設立男女國小各1處，選拔學習好的道堂子女到外地上中學、大學，為西道堂培養人才。這是西道堂的全盛時期。(3)敏學成時期(1947～1958)。敏學成(1882～1957)，字志道。祖居臨潭卓洛。回族。有一定文化，為人誠懇忠厚。1946年馬明仁逝世後繼任第四任教主，由於體弱多病，實權多集中於中層負責人手中，出現積聚私財現象，道堂集體經濟大為削弱。加之馬步芳軍閥勢力的脅迫，使西道堂經濟發展受到種種限制，逐漸走向衰落。

信仰禮儀

西道堂信奉遜尼派教義及哈乃斐學派教法，信仰和禮儀的特點為：(1)基本信仰是“認主獨一”、“順主順聖”、“遵經依訓”，履行“天命五功”，並以劉智等人的漢文譯著為宣教依據。在宗教功修上，主張教乘和道乘兼有，“修身以禮，明心以道，盡性復命，全體歸真”。在宗教禮儀方面，兼收並蓄了格迪目和哲赫林耶兩派的一些特點，如“主麻”禮16拜，與格迪目相同，對“聖紀”和教主忌日十分重視，除念《古蘭經》外，還念《卯路德》、《麥達伊哈》、《穆罕邁斯》等贊主贊聖之經，又與哲赫林耶相似。但它們不為歷代教主修建拱北，這與其他門宦大相逕庭，同時，除創始人馬啟西從事坐靜修持外，後輩教主對道乘的修持比較淡薄。(2)教統結構具有門宦制的特點，實行教主統管制。教主既是宗教領袖，又是道堂內世俗生活的總管。(3)組織形式，分集體戶和個體戶兩種。個體戶，散居西北各地，經濟獨立，生活自主，遇有困難，道堂給予幫助，集體戶聚居於臨潭舊城西道堂內，集體經營農、林、牧、副、商各業。財產及收入全部歸道堂所有，實行統一管理，統一分配。堂內設有總經理，各行各業設有分經理和負責人。(4)道堂內實行集體生活，教眾的衣、食、住和婚、喪費用全部由道堂統一支付。(5)提倡學文化，出資創辦啟西女校，舊城二校，並舉辦中學，鼓勵道堂內和當地各族男女學齡兒童上學，學習文化。同時，還選拔道堂內成績優良的青年上中學和大學，故其成員大多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識乙它既是一個宗教派別，也是一個具有特殊模式的經濟社團。西道堂的信眾約有千餘戶，主要散居於甘肅臨潭縣舊城鎮、和政縣台子街和青海省民和縣馬營等地。

社會意義

西道堂成功的實行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大家庭組織”和共同生活。從1901年西道堂創始人馬啟西勸導教下民眾，合夥經商務農，開發桃水上游草荒之地，部分教下率先將其財產的全部或一半歸入道堂，開始過集體主活，共同勞動經營以臨潭縣城關為中心，包括13個鄉莊在內的農、林、牧、商、副五業齊全的“西道堂大家庭”算起，到1958年這個大家庭的最終解體，西道堂的“大家庭組織”整整存在了57年。後人論及此享時曾感慨地寫道：“（西道堂）實踐著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蘭早期穆斯林公社思想……居然在中國荒蕪的山區確實成功了和存在過一個烏托邦。

相關評價

這對於哲學和人類進步的意義是極為重大的，後世只要有人類對公社思想的追求，西道堂的歷史就會繼續給他們以啟示。”（張承志《科學的黃土與科學的金子》，《讀書》1988年第4期）因此，對西道堂的研究，無論從研究中國伊斯蘭文化的角度，還是人類社會生活演變史的過程來看，其意義都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