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說發展
首先,經過200年的積累,通過對壓桿失穩、非線性振動和三體問題等典型非線性問題的研究,非線性力學已積累了相當的認識和理論。例如,龐加萊從三體問題的研究,已認識到在非線性系統中,一種我們覺察不到的起因可能產生一個顯著的、我們決不會看不到的結果。
其次,當時的工業和生產,已提出大量重大問題,迫切希望解決。一是飛行跨越聲障的問題,二是航空採用的薄壁構件的行為,三是新材料,如塑膠、纖維等的出現和套用。這些需求都提出了大量的非線性力學問題。跨越聲障要了解激波,採用薄壁構件要解決大變形屈曲,使用新材料要遇到非線性物性。這些問題,往往與線性化了的問題有根本性質上的不同,因此,不論是處理工具還是基本概念都要靠拼搏,去開拓、創新。
因此,在本世紀上半葉的物理學革命的大潮中,看起來處於旁觀地位的力學,一方面開拓了航空等大型新興工業,另一方面,繼承著歐拉、龐加萊等人的傳統,率先向非線性領域突進了。當時,大概幾乎還沒有人意識到,這個突進,在本世紀後半葉竟發展成了超越牛頓開始的機械論、又超越當時的物理學革命家們開創的還原論的一種新的自然觀。
學說套用
當前,社會和產業發展面臨的迫切問題,或許可以概括為:可持續發展、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重大工程壽命預測和自然災害預報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除了社會因素之外,大家或許會想到先進的信息、材料和生命科學技術。但是,如果稍加注意便會發現,問題主要涉及的是巨觀物質世界的運動,特別是它們的運動模式的變化。例如,我們之所以關心可持續發展戰略,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希望生存環境的負荷超過某個臨界狀態,以便我們能生存於良性循環之中。又如,構成國家競爭力的要素固然很多,但突破常規(可比擬為非線性外推)的硬軟體工程技術,卻依然是競爭力的核心。如在本世紀上半葉構成西方軍力、生產力重要部分的航空業,就曾密切依賴於上面引述過的聲障、薄壁件、新材料三方面的突破。因此,以巨觀物質的多層次運動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非線性力學及其套用,將會對我們的社會發展和生產起很大的作用。
舉一些更具體的典型例子,也許會更形象。如:起飛重量為數百噸,機體尺寸為半個足球場大小的民航機,雖然乘客都能清楚看到機翼的明顯顫動和位移,但它卻在氣體中安全地飛行。反面的例子,如大跨度的橋樑,在風載下坍塌是時有所聞的。1940年全長1.6公里,列為當時世界第三的美國Tacoma大橋,在大風下激烈振盪,坍塌。其原因就是設計師不了解風和大橋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只按靜載設計造成的。不幸的是,這類事故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美國一座數百米高的電視塔突然倒塌,就是一例。
面對未來,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更多。重大工程,如水壩、機組運行了多年;或大型武器,如戰略武器貯備了多年,它們還能安全可靠運行多久?什麼時候到了臨界狀態,怎么預先測知?再如,空天飛機等新型飛行器,面臨燃料在超聲速流動狀態下的混合和點火,對於流速超過了聲速的流動,混合規律是什麼呢?還有,對於自然災害頻繁的我國,我們能在多大的可靠程度上預報地震、颱風、洪水等重大自然災害,等等。這類社會和科學發展中的重大的、未解決的問題,不勝枚舉。
典型問題
歸納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套用,典型化的非線性力學問題,或者可以舉以下典型問題為例:
三體問題
1887年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OscarⅡ)懸賞2500克朗,徵求解答:太陽系是否是穩定的?例如某個星球是否會與太陽相撞。眾所周知,太陽系有九大行星,問題是十分複雜的。其中所含的基本問題是,三個質點在萬有引力作用下的運動,簡稱三體問題。其困難在於給定初始位置和速度,並不能像機械論判定的那樣,確定以後任意瞬時的位置與速度,從而確定是否二個質點會相撞等。
屈曲
1744年歐拉研究過細桿在軸向力壓縮下的變形。該細桿在軸向力較小時保持軸向變形,但當軸向載荷超過某一臨界值後,壓桿變形傾向於其一側拱曲。這種現象被稱為壓桿屈曲或解的分叉。板、殼等一大類構件在受載時,均會發生這種偏離原對稱平衡位置的不對稱變形。因此,廣義上它是彈性系統穩定性的問題。它的特點和難點在於,從一個對稱平衡變形態中,怎么會又冒出另一個非對稱的屈曲模態,屈曲以後,什麼變形模態是最可能的。
非線性振動
振動是極常見的現象。大家都熟悉簡諧振動,特別是通過富氏分析,了解了基頻振動和高頻分量的作用。但到了非線性振動,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新現象出現了。其中由負阻尼引起的自激振動——系統靠內部維持振動,和次諧波共振(分頻)——系統外部強迫激勵幾分之一的頻率振動,最引人注目。不斷分頻而導致混沌,把確定性動力系統和隨機統計結合了起來。
孤立子
上世紀30年代,J.R.Russell在英國一條運河中,騎馬追蹤觀察到一個突起的水峰能長時間維持其形狀和運動速度,沿河道持續行進,被稱為孤立波。二次大戰後,費米等人計算非線性彈性弦,發現類似的現象。到60年代,Zabusky和Kruskal才指出這是一類由非線性和色散的強耦合,形成的非常穩定的、即使碰撞也不改變形狀的、像粒子一樣的波結構,稱為孤立子。它表明在非線性(力學)現象中,除了分叉和不確定性解的另一個側面,即非常有組織的結構。這個力學理論,在20年後,竟成了遠距離光纖通訊的核心概念。
激波或叫衝擊波
在連續的流動中,當質點運動速度超過物質中的聲速時,連續的流動會變成不連續的,也就是壓力、速度、密度都會形成一個突躍。然而激波的出現不是預先給定的,它是強非線性造成的一個自由界面,飛行體在這種情況下遇到的麻煩就叫“聲障”。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洛克希德公司新造的戰鬥機,當時速為0.8聲速時,曾機毀人亡。事後檢查,局部流速超過聲速,激波不僅減弱升力,而且造成整機強烈振動而失去平衡。後來發現在固體中,甚至在交通車輛流中,激波也起著重要作用。
湍流
湍流被稱為是經典物理學中的最後的疑難。湍流問題難在哪裡?其關鍵是,它是一個真正的“多體”問題。例如,其自由度可用雷諾數的9/4次方估計,即使雷諾數為104,其自由度已高達109,相當計算機能力的上限。在湍流中,各種不同空間和時間尺度的大小旋渦相互嵌套著,能量在其間傳輸。強非線性相互作用,使得難以將看似有序的大尺度擬序結構與“混亂”的小尺度結構分割開來。湍流既是複雜流動向我們的挑戰,也是長期以來,人們窺視複雜運動普遍規律的一個視窗。
破壞
容易想像,固體破壞的物理本質,是從原子鍵的斷開,到巨觀固體的分離的全面展示。正因為如此,它跨越了從原子間距(Å)到巨觀工件(mm~m)之間107~1010的跨度,因此,其間的複雜性,可與湍流相比。以至,錢學森把它列入連基本概念還不清楚的一類問題。有時候,忽略細節的巨觀處理,如伽里略開始的強度理論,能提供一些可信的結果。然而,有時,一些微觀細枝末節卻又牽一髮而動全身,造成“螻蟻之穴,潰堤千里”的驚人效果。多層次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在這裡布置了一座迷宮,我們尚未找到合適的通道。
共同特徵
上面所列的幾個問題,決不是非線性力學的全部,而僅是幾個示範例子,它表明的共同特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局部之和不等於整體
因此不可能把對整體的認識,簡單還原為對若干局部的認識;另一方面,大量單元按某些簡單規律的多次重複,可能其總效應並不簡單。
不確定性
或者稱確定性的隨機行為,混沌即是一例。應該講,在壓桿屈曲中所顯示的解的分叉,就是這種不確定性的原由之一。湍流則應是這方面一個活的溝通理論與實際的例子。
組織性
強非線性耦合,還會造成與不確定性完全相反的一面,即堅不可摧的有組織的結構,孤立子是這方面的典型範例。
複雜性
由上面幾點合起來看,構成了現象譜的複雜性,而且不同特徵或模式間的轉換,由某種底蘊暗流所控制,表現上有突變性。
共性的根源
可能來自三方面:非線性、非平衡、多層次。
因此,站在世紀之交的人們,面臨著自然觀,從機械論,進而到還原論,再進而到非線性演化的發展。周光召在1995年的科學大會上講,我們“看到的將是與牛頓,愛因斯坦創建的決定性的、簡單和諧的模式不同,而是一個演化的、開放的、複雜的世界,這是一幅更接近真實的世界圖景。”在這樣一種觀察中,非線性力學,曾起過突進作用。半個世紀以前,馮·卡門的大聲疾呼“工程師與非線性問題拼搏!” 已成為大批工程師和科學家,從航空、航天到大型土木和海洋工程,從氣象預報、地震預報到污染控制和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協同行動。但是,核心困難往往卡在強非線性耦合作用,及其引起的突變性問題上。顯然,非線性力學是理論和實踐,科學與工程的一個關鍵交匯點。因此,希望科研領導部門認識到,非線性力學的研究,是推動我國工程和科學發展的一種有長遠影響的內在動力,予以重視和支持。
最後,應該強調,在近代史中,中國人只在少數學科,對近代科學有記入史冊的貢獻,非線性力學就是一個“中國人最有成就的學科”。(見
錢偉長引林家翹語,《力學進展》1983.13.P117)。如周培源對一般湍流的模式的研究,錢學森的跨聲速流相似率和殼體非線性失穩理論,錢偉長的扁球殼跳躍變形理論,郭永懷的奇異攝動法(PLK法——龐加萊,萊特希爾,郭永懷方法)等。因此,中國的非線性力學研究者,在國家和社會的需要提出如此重大的一些非線性力學問題的時候,在自然科學新觀點又滋生於一大類非線性力學問題的時候,理應繼承力學界前輩的傳統,勇於創新,勇於開拓,做出符合時代要求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