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非理性消費
- 外文名：Irrational consumption
主要表現,制約機制,
主要表現
一、在政治上，有部分消費者或者出於無知，或者出於別有用心，利用本屬於經濟領域的消費活動來達到反黨、反國家的目的。例如法輪功組織的罪行就是典型的非理性政治消費行為的集中表現。從法輪功組織成立之日起，其組織活動的具體內容，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都具有金錢交易的特徵，因而屬於經濟活動的範疇。但是，法輪功組織的主要負責人李洪志並沒有僅停留在經濟活動上，而是超越了政治對其組織的約束，並最終唆使不明真相的習練者衝擊中南海，造成極為惡劣的政治影響。從政治的角度講，法輪功組織是反動組織，邪教組織；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他們是一群極不理性的特殊消費者。
二、在經濟方面，或者說是在家庭理財方面，部分消費者在收入充裕以後，表現出怪異的消費行為，即分別走向兩個極端：其一是講排場，講體面，熱衷於炫耀性消費。例如生日慶祝會、紅白喜事等大操大辦，花銷驚人；在個人衣著打扮方面奇裝異服，過度追求豪華奢侈；片面強調凡是高營養、高蛋白的食物就對身體有利，結果造成自己或家人及子女營養過剩，身體發育畸形；其二是收入增加以後，由於消費者消費觀念陳舊、落後，他們寧可把錢財壓在箱底或存入銀行，也不願用增加後的收入去營造輕鬆愉快的生活氛圍，結果是周一到周五在單位努力工作，周六到周日在家辛苦做家務，以致於休息不足，娛樂缺乏，並且生活方式單調。
三、在法律方面，部分消費者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法律常識並沒有隨收入一起增加，於是，一些違法亂紀的醜惡行為又開始滋生蔓延，如吸毒、嫖妓、賭博等時有發生。如此的消費行為輕者損人害己，重者鋃鐺入獄。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雖然毒品、嫖妓和賭博能給消費者帶來極大的滿足，但是，滿足的同時卻給消費者本人及其相關人員，如家屬、子女等帶來毀滅性的精神與肉體傷害，尤其是毒品的消費更是如此。作為經濟人的消費者在市場經濟當中的生存並不是完全自由的。他或她必須受到社會環境的監督和制約。這一社會環境是千百萬人經過多年的努力才創造出來的，如果容許毒品等社會渣滓泛濫，那就等於把這些和諧的社會環境統統去掉，剩下來的只不過是一群赤身裸體的野蠻人靠采野果、打野獸為生的原始社會部分。
四、在文化方面的非理性消費行為較為複雜，它不僅包括以上所述的非理性的政治消費、經濟消費和法律消費，同時也包括來自人類社會各個階層、各種族區域以及不同時代的非理性消費行為，主要表現在：
1、重視娛樂性、消遣性消費，忽視智力性、發展性消費。 導致這一現象發生的原因是有些人在豐衣足食以後，反而有些固步自封，不知所措，不知道追求較高層次的消費活動，即失去了生活中進一步的奮鬥目標。
制約機制
理性消費是市場經濟所必要的，而非理性消費又是特定條件下的必然，儘管它本身有害。那么，有害的非理性消費是否能夠被抑制呢?回答是肯定的。我們可以通過建立一個制約非理性消費的有效機制，把非理性消費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直至最終消除它。法律、政府引導、道德和思想文化等構成制約非理性消費機制的基本要素。
法律是制約非理性消費的根本手段。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經濟內部出現的問題必須由法制來規範。因此，制約非理性消費的根本手段必然是法律。通過法律強制手段的作用，保護需求主體正常、合理的理性化消費，防止供給主體可能產生的對需求主體的侵害(如生產和經營質量不合格產品以及假冒產品)，維護流通、消費領域中的正常秩序。同時，法律亦可規範需求主體的行為，防止非理性消費產生的外在環境的出現，堅決取締和打擊超越法律限度的那一部分非理性消費。
思想道德是制約非理性消費的基本手段。法律是制約非理性消費的根本手段，但光有法律的作用還不能徹底根治非理性消費。這是因為：一方面，法律本身也有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法律建設滯後於經濟生活是過渡型市場經濟的特徵之一，有些人在現有的條件下可能會鑽法律的漏洞；另一方面，非理性消費中的相當一部．分並不違背法律(如搶購、從眾消費)，法律可以限制它們產生的外在環境的範圍，但對於它們本身卻無能為力，因此，必須強調思想道德制約非理性消費作用的重要性，可以通過思想教育、倫理規範、信念以及感性直觀的公眾輿論、風俗習慣等非強制性手段，引導需求主體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消費觀，扼制非理性消費，使非理性消費的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政府引導是制約非理性消費的有效途徑。
政府的引導在過渡型市場經濟中對非理性消費的扼製作用是明顯的，這類扼製作用有剛性和非剛性之分。所謂剛性扼製作用就是政府通過價格機制、稅收機制、計畫機制、行政機制、法律機制強制性扼制非理性消費的存在和發展；所謂非剛性扼製作用就是政府通過對需求主體進行一系列市場知識、消費知識、消費觀念、消費信息的灌輸和教育，逐步提高需求主體的消費素質，使之自覺防止非理性消費的誘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