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主權貨幣：黃金
很多人認為，“超主權貨幣”似乎離我們很遙遠。其實就“超主權貨幣”本身而言，二戰以前，黃金就發揮著類似的作用。一戰前，英鎊作為重要的主權貨幣進入國際貨幣儲備體系，但是黃金在國際儲備貨幣中仍然占據80%以上的份額。一戰後，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就已經超過英鎊（1929年），但黃金仍然占國際儲備的重要份額，有些年份甚至達到90%以上。真正使情況發生改變的是在二次大戰以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確立了美元—黃金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逐漸取代黃金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在國際外匯儲備中的份額逐漸穩定在60%以上。
雖然1976年的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但黃金實際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黃金儲備占全世界外匯儲備的比重達到10.5%。而已開發國家的黃金儲備仍然占很高比重，美國的黃金儲備占外匯儲備比78.9%，德國71.5%，法國72.6%，義大利66.5%。同時，黃金也是世界上公認的唯一可以代替用貨幣進行往來結算的方式。
雖說“貨幣天然是金銀”，並且，金本位時期也可以看成類似的全球統一貨幣時期。但是通貨膨脹作為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一直存在，而在金本位下，為了刻意維持貨幣與黃金之間的比價，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成為貨幣當局的無奈之舉，這也成為引發1929年大蕭條的一個重要原因。加之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最終導致金本位的徹底崩潰。也有實證研究表明，假使上個世紀沒有大蕭條出現，而只有兩次世界大戰，金本位可能會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二戰結束後可能還會繼續恢復金匯兌本位，但是這種制度可能會比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束得更早。這也說明金本位的復歸在現代金融充分發展的情形下更沒有可能。
但是，作為與貨幣最有姻親的黃金，無論何時都是制度設計者的最愛。儘管凱恩斯譴責一戰後的“金本位”是野蠻的，但是在他創設的世界貨幣“BANCOR”中，黃金仍然占有重要比重。追求貨幣的統一也一直是人們的夢想，在1967年巴黎貨幣會議上，薩繆爾·拉格斯呼籲統一世界幣值，即統一沙弗林、半鷹和法郎新幣的黃金含量，以便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該提案獲得了17張贊成票。但是，由於英國和瑞士的兩張反對票扼殺了這項方案。這也說明雖然金本位重新回歸不太現實，但黃金進入國際貨幣體制並發揮重要作用卻也是早晚之事。
主權貨幣之現實：歐元
主權貨幣之未來：SDR本位
G20會議前夕，周小川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中提出構建“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構想。他認為，應該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而SDR（特別提款權亦稱“紙黃金”）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同時SDR擴大發行有利於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這被國際社會視為中國對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表達的強烈不滿以及對中國利益訴求的表達。
該文章引起人們對SDR的關注。SDR本位的觀點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當時美元對主要貨幣貶值50%以上，成為推動SDR本位的主要動力。當時就有學者提出SDR本位的觀點，他們認為各國貨幣盯住SDR，可以增加貨幣的穩定性。如果發生全球性的流動性危機，中心國的中央銀行，聯邦儲備銀行和歐洲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購買提供流動性。
SDR就其本質而言是由基金組織為彌補國際儲備手段不足而創製的補充性國際儲備工具，其基本作用在於充當成員國及基金之間的國際支付工具和貨幣定值單位，並未成為實際流通的國際貨幣。即使SDR能夠作為儲備資產，畢竟SDR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的份額只占很小比例，1971年占4.5%，1976年下降到2.8%，1982年重新增加到4.8%，後來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而外匯在全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多年來都高達80%左右。另外SDR本身也是以美元為基礎設計出來的記賬單位，美元的份額為44%，因此，它的作用發揮仍然受很大的局限性。
超主權貨幣的另一個代表性觀點是由貨幣聯盟逐漸過渡到世界貨幣。蒙代爾認為，未來貨幣體系可能以貨幣聯盟的方式向新的固定匯率制復歸，而“金融穩定性三島”則是其基本架構，即歐洲、美洲和亞洲各自形成貨幣聯盟，然後，三方再形成一個聯盟。他認為，只要三方能形成一致的通貨膨脹率和分配鑄幣稅的機制，就可以實現三方聯盟。三方貨幣聯盟是向世界貨幣過渡的方式。
這種強調在漸進基礎上的國際貨幣體制的變革，在以和平為主題的世界格局中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歐洲貨幣聯盟在命途多舛中能夠得以維持下來本身就說明了這一建議的可行性，而正在逐漸形成的美元區和作用不斷加強的亞洲金融合作機制似乎也在昭示著這一路徑的未來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