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洪門以“忠義”二字為統治思想。組織形式仿效
梁山泊,以“山”命名,例如太行山、
終南山、
九龍山、
少華山、
武當山、楚金山等。山下設“堂”,如忠義堂、忠信堂、仁義堂、洪順堂等。幫內均以兄弟相稱,沒有輩份之分。幫中執事分“內八堂”、“外八堂”。“內八堂”的職位是:“龍頭”(亦稱“山主”,有正副之分),“坐堂”(
左相)、“陪堂”(
右相)、“禮堂”(掌管禮儀)、“執堂”(掌管總務)、“刑堂”(掌管刑法),以及“盟證”、“香友”(均為客卿)。“外八堂”名義上有十排,計:一排“心腹”(“外江總督”)、二排“聖賢”(軍師,通常由和尚充任)、三排“當家”(掌管糧餉)、四排“金鳳”(亦稱,“金姐”、“四姐”,弟兄們的家室)、五排“紅旗”(掌管號令、執法)、六排“巡風”(巡營查哨)、七排“銀鳳”(亦稱“銀妹”、“七妹”,未婚女子)、八排“守山”(山口守將,通常以道士充任)、九排“
江口”(山口水口守備)、十排“么滿”(衛戍),十排中的四、七兩排為婦女散將,不入堂,故稱之為“外八堂”。入幫上山時,要交納錢糧,以三、三十六、一百零八為掭’準數,不能多,也不能少。“三"表示桃園三結義,“三十六"表示賈家樓三十六友(亦稱瓦崗三十六友),“一百零八"表示粱山泊
一百單八將。
青幫來源於紅幫。相傳有
洪門中人翁某,錢某、潘某被清王朝收買叛變,把洪門
反清復明之宗旨,改為
安清保清,另立門戶,成立安清幫。安清幫不再以“忠義"為本,而以混雜的僧道俗“十三祖”為供奉的偶像。他們把過去的兄弟相稱,改為師徒相傳。組織形式,以幫命名,例如北方常見的“嘉白幫”、“江淮四幫”、“嘉海衛幫”等。安清幫香堂分大小兩種,大香堂供“十三祖”,有達摩、惠能、陸祖、羅祖……,以及創幫人翁、錢、潘等;小香堂只供翁、錢、潘三祖。安清幫的輩分,原定二十字,即“清靜道德,
文成佛法,仁論智慧,本來自信,元明興禮。”到了清末,這二十個字用完,又添了“大通悟學”四字,即二十一輩至二十四輩。民國以後,幫中人又續添二十四個字,即:“
萬象依皈,戒律傳實,化渡心回,普門開放,廣照乾坤,帶法修行。”在幫中稱之為“前二十四代”、“後二十四代”。
安清幫投靠清王朝以後,清廷責成安清幫護運軍糧,從杭州運到通州,沿運河設碼頭官,分段護衛。
洪門視青幫為叛徒,洪門有一諺語:“由青轉洪,披紅掛彩;由洪轉青,抽筋剝皮。”由於長江航運原在洪門勢力範圍之內,所以洪門見安清幫護送的糧船就打,並曾殺害了不少安清幫的碼頭官。後來海運發達,糧食改由海道北運,運河失去作用,安清幫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轉而投向其他行業,如開設賭局、妓院、煙館、戲院、戲班、澡堂、茶樓、飯莊、旅店等等,以至走私販毒,販賣人口,或為軍閥、政客、資本家充當保鏢,打手、刺客等。安清幫遂演變而為結交官府,坐地分贓的
惡霸流氓集團。
天津位處九河下梢,是水路運輸的中轉樞紐,船舶雲集,商業繁盛。航運行業是青紅幫的主要職業,因此幫會勢力隨之而來。民國初年,
北洋軍閥政府曾嚴令禁止“混混兒”打架鬥毆,並懲治了一大批流氓惡霸,從而幫會活動大為收斂。至一九二六年
奉系軍閥褚玉璞進占天津之後,青幫分子又大肆活動。原因是褚玉璞的軍警督察處處長厲大森,原在山東系青幫頭子,屬“大”字班(二十一輩),來津後收徒不少。厲的徒弟
白雲生更是大開山門,廣收門徒,如大
惡霸袁文會即出自白的門下。從此青幫在天津的活動便囂張起來。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者進而企圖吞併華北,糾集青幫分子及其他流氓匪徒,組織“便衣隊”,在天津製造暴亂,曾幾次從日租界衝出,到東馬路、
大胡同、金鋼橋一帶,鳴槍騷擾,向天津市政府施加壓力。其中最猖狂的一次是在
于學忠擔任河北省主席期間,省政府警衛部隊擊斃了一名進行挑釁活動的日本警察署特務
張德祿,為此日本警察署向于學忠發出照會,責令緝捕兇手,為死者償命。隨後日本警察署唆使青幫頭子袁文會糾集其羽翼爪牙,為張德祿舉行出喪遊行,抬著張張德祿的血衣,沿東馬路,過東浮橋,再穿興隆街繞
小關大街到金剛橋旁的省政府,高喊“為張德祿償命”的口號。
于學忠的警衛部隊受命嚴陣以待,防範意外事件發生。這一群民族敗類未敢輕舉妄動,又抬著血衣返回日租界。“七七”事變日軍占領天津以後,
袁文會更加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寵信。他為虎作倀,利用青幫為日本效勞。在日本特務機關支持下,袁文會組織天津
安清道義會,由“江淮四幫”“大”字班的
吳鵬舉任會長(吳死後由鹽商王慕沂繼任會長),副會長為袁文會、
張遜之,“嘉白幫”“大”字班
王大同任顧問。安清道義會的地點設在
三岔河口金龍大王廟。安清道義會成為日本統治壓迫中國人民的御用工具。 日本投降後,安清道義會解散。國民軍統特務頭子
戴笠指示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
陳仙洲把青紅幫控制在手,並指派
金玉波協助(金繫上海大流氓)。由於內部勾心鬥角,各派系醞釀多日也無法合作,只好分別成立兩個組織:一是忠義社(後改名忠義普濟社),一是共濟社。忠義社由陳仙洲任理事長,張儉齋、朱佑衡任副理事長,姜般若任顧問,周大痴任常務理事。忠義社下設九個分社,大部分以腳行碼頭為主。共濟社以張遜之任理事長,參加者行業比較複雜,有妓院、戲院、澡堂、飯館的老闆以及一些地痞流氓。這兩個幫會組織,全屬於國民特務外圍組織。直至解放以後,這些組織才被摧毀。
劣跡
天津的青幫頭目中,有所謂“東西北中四大霸”,即
袁文會、
劉廣海,佟海山、
王士海。其他比較惡名昭著的有江湖騙子王大同,開槓房的魏子文(綽號“魏小辮”),大連碼頭腳行頭子楊聚祥,東浮橋菜市腳行頭子翟春和(綽號“翟瞎子”),小劉莊擺
渡口的把頭張鳳樓,東站腳行頭子馬金龍,飯店業年光垚,旅店業高步雲,戲院業李吟梅,影院業
楊季隨,妓院業李萬有等,此外還有一些專搞“腥賭”(且騙人賭博)的如李連城、王雲波等。紅幫頭子有姜般若。
袁文會
殺人越貨、淫亂無倫
一九四0年冬,我由於工作上的需要,經
天津日租界“紅帽衙門”(日本憲兵隊)特務劉恩第的介紹,結識了
袁文會。當時袁文會住日租界閘口街北口,是一所二層樓房,內有四方大院(後來袁搬到亨得利胡同)。我和他往來接觸約計七、八個月的時間,在他家中結交了青幫中的許多人。我清楚地了解到袁文會是一個殺人越貨、淫亂無倫的亡命徒,甘心充當漢奸特務出賣國家利益的民族敗類。他的羽翼是一群趨炎附勢、為虎作倀、捧場架勢、卑鄙無恥之徒。袁文會的叔父袁八,早年在日租界蘆莊子鴻義棧開設賭局,袁文會從十來歲時就在袁八的賭局當一名小夥計,以賣崩豆蘿蔔為幌子,為賭局站道報風。稍長,拜天津青幫頭子白雲生為師。白雲生是“通”字班,二十二輩,
袁文會是“悟”字二十三輩。袁入幫後,又拜日租界警察署(俗稱“
白帽衙門”)偵探長劉壽岩為乾爹。袁在幫內結交了一夥流氓,整天在一起鬼混。當時日租界乃藏污納垢之地,坑人害命的行業遍布各處,例如賭局、鴉片煙館、明妓暗娼,土匪小偷窩子等等。這些害大魔窟全在青幫分子控制包庇之下。袁文會等人進財之道不斷增加,幫派勢力日益膨大,逐漸形成日租界的一霸。袁文會奪了賭局,又奪車站碼頭。在三十年代,天津的鴉片走私活動相當猖獗,多從西北一帶運來。說是走私,實際上是半公開的活動。彼時在綏遠省有禁菸善後局,是收購販運鴉片的機構,運津時派有士兵押車,到
天津東站“下貸”時,必須買通車站的幫會頭子,才能運往日租界交收貨人,否則必然橫生枝節。
血拚
一九三五年天津日租界發生了一場青幫血拚事件,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因為
袁文會稱霸逞強,八面進財,與另一青幫頭子劉廣海發生矛盾,雙方都想尋找機會制伏對方。日租界有個、萬國公寓,是袁文會一夥人的“窩子”,有一天劉廣海率手下幾個人到萬國公寓辦事,與袁文會的人相遇,發生誤會而動起武來。在鬥毆中,劉廣海手下大將宋國柱(綽號“宋禿子”)被袁文會手下的郭筱波捅了一刀,因流血過多,當場斃命。劉廣海以寡不敵眾,乘人不備偷偷溜走,得以逃命。日租界警察署聞訊趕來,立即通知天津地方法院驗屍,追緝兇手。劉廣海向天津地方法院控告袁文會行兇殺人,法院傳訊袁文會,袁拒不到案,派其羽頂替出庭。劉廣海揚言不肯善罷干休,法院對
袁文會下了拘票,袁經其乾爹劉壽岩的介紹,前往大連“避風”。由於袁文會賄通法院,此案一拖再拖,最後不了了之。袁文會避居大連期間,結識了日本特務小日向,彼此過從密切,袁進一步投靠了日本帝國主義。後來袁文會返回天津,經小日向的介紹,與日本憲兵隊曹長蒔苗拉上關係,被派任日本憲兵隊特務隊長。小日向也經袁的介紹,參加了青幫,拜“嘉自幫”“大”字班王大同為師,得以插手控制青幫。在日本侵華期間,袁文會利用其幫會組織,不遺餘力地為敵人效力此外,袁文會還在日軍指使下,改編土匪武裝,自任大隊一長,直接受日軍指揮。“袁部隊”經常在天津周圍的農村竄擾,以搜尋八路軍為名,搶掠燒殺,魚肉鄉里,人民對其恨之入骨。
袁文會還有仗勢巧取豪奪,走私販毒,拐賣人口,蹂躪婦女等方面罪行,罄竹難書。袁的一生,可謂之惡貫滿盈,壞事做絕。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袁文會被其仇人劉廣海手下的高玉璞扭送警察局,又移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看守所拘押,後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經天津肅奸委員會起訴後,法院僅僅判了他。七年徒刑,直至天津解放後,人民掌握了政權,才被判除死刑,償還了欠人民的血債。
劉廣海
劉廣海是天津西頭人,早年在西頭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賣柴草為生,後拜青幫頭子
王文德為師,又收羅很多羽,在西頭灣子一帶很有勢力,成為一方霸主。因爭權奪勢與
袁文會發生嫌隙,終於在一九三五年演出萬國公寓鬥毆事件,其手下大將宋國柱被袁文會手下人殺害,劉、袁兩派更加勢不兩立。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領天津以後,袁文會得勢,串通日本憲兵隊,將劉廣海逮捕。劉越獄逃跑,奔往上海,又避居香港,直至日本投降後才重返天津。這時袁文會已被關押,劉得意洋洋,成為天津的青幫頭子。一九四八年國民在天津建立參議會,劉廣海以其幫會勢力,撈得個參議員身分。國民的參議會本來就是個御用工具,一個流氓頭子當上了參議員也是不足為奇的。在天津解放前夕,劉廣海逃往香港。
佟海山
佟海山是在天津河東郭
莊子長大的,從小便到處胡作非為。他是青幫頭子王如興的弟子,“學”字二十四班輩。他手下一有一夥嘍羅,專門盜竊鐵路運輸物資,號稱“黑旗隊”,當時在河東地道外一帶地區,稱王稱霸。
王士海
王士海是天津丁字沽人,其父系封建腳行把頭,王士海子承父業,稱霸於丁字沽、堤頭一帶。王士海及其弟王士江為爭奪腳行,曾殺害腳行把頭李六,逃匿於日租界,託庇於日本人及幫會勢力,逍遙法外。日軍占領天津以後,王士海認賊作父,成為日本侵略者壓迫奴役中國人民的幫凶。大約在一九四一年,天津鐵路警務段的日本特務頭子阿部,授意王士海組織特務隊,負責維護
京山、津浦、京漢等鐵路沿線的治安。這個特務組織命名為“義俠隊”,
王士海任隊長,總隊部設在河北賈家大橋(現
河北區文化館),下轄四個大隊,約有五、六百人,都是王士海的徒弟。“義俠隊”在鐵路沿線,對民眾任意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燒殺搶掠,敲詐勒索,無惡不作。
王大同
簡介
王大同,山東沂縣蘭陵鎮人,自幼失去父母,為當地基督教會一外籍女牧師收養,後將他攜往國外讀書,到二十多歲時,被派往
南洋群島一帶傳教。
青幫“老狐狸”
二十八歲時來到上海。他在上海見到幫會勢力很吃得開,便冒充青幫,自稱在南洋傳教時曾拜南洋商船主鄭老闆為師,並說鄭是“嘉白幫”二十班輩,他是“大”字二十一班輩。當時在上海還沒有他這么高的班輩,
杜月笙、王曉籟、
黃金榮等人的班輩都比他小。王大同更以他善於應酬的權術,又能說英、法、德等國語言,因而名聲大噪。王大同廣收門徒,從他的一九四三年的收徒登記冊來看,編號約計二萬二千多號,說明已收徒二萬多人,
張宗昌、楊宇霆、
何應欽、陳覺生、
馮司直等許多軍政界人物都在其收徒名冊之內。王大同哄騙訛索的手段多種多樣,在青幫中被稱為“老狐狸”。王大同在天津倫敦飯店也設過香堂口,在華蔭南里有他的住宅。這個人裝束怪異,道貌岸然,而訛詐有術,勒索有方,是一個手法高超的江湖騙子。
姜般若
姜般若是天津紅幫頭子,還是個小有名氣的文人,又篤信佛教。我和他並不太熟悉,只在北京章夔一擺香堂時見過一面。日本投降後,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陳仙洲奉戴笠之命,在天津重建青紅幫組織,我當時是稽查處的秘書,曾有機會接觸一些青紅幫頭子,在陳仙洲辦公室里又與姜般若相見。後來我才知道姜般若與陳仙洲稱為知己,姜在國民里資格很老,據說曾和孫中山在一起照過合影,後來屬於
汪精衛一派。由於他在社會上較有聲望,所以很受幫中人的尊敬。忠義普濟社成立以後,他出任顧問。他在天津還辦了一個育德學院。姜般若在天津也設過香堂口,擺過多次香堂,上山的人多系小知識分子。
上海灘
黃金榮愛錢,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這是三人的性格特點。
“流氓大亨”黃金榮
黃金榮 (1867—1953) 浙江
餘姚人,字錦鏞。早年在上海當學徒。1900年在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當巡捕。後勾結帝國主義、官僚政客發展封建幫會勢力,成為上海青幫最大的頭目,門徒達1000餘人,操縱販賣鴉片、賭博等罪惡勾當。1927年組織中華
共進會,參與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同年辭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職務。1928年被
蔣介石任命為國民政府少將參議、行政院參議。抗日戰爭時期寓居上海,拒絕出任偽職。抗日戰爭勝利後重新從事幫會活動,但是權勢衰退,地位被
杜月笙代替。建國後,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流氓大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上海灘里的特有產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貧寒,但又不學無術的流氓,利用幫會勢力,網羅門徒,成為 地方一霸。這些人無孔不入,在舊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權勢相加,左右 逢源,一路而為上海聞人。對於這些人,老百姓給他們一個綽號,叫做 “流氓大亨”!而舊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頭號大亨,當推黃金榮。
黃金榮(1868-1953),字錦鏞,小名和尚,綽號麻皮金榮,祖籍浙江餘姚,生於江蘇蘇州。系舊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幫頭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
杜月笙、張嘯林)。清光緒18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後升探目、督察員,直至警務處唯一的華人督察長。倚仗帝國主義勢力,在上海廣收門徒,欺壓民眾。1927年與杜月笙、張嘯林等積極支持並參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後,曾任少將參議及行政院參議。
黑吃黑
黃金榮自幼不愛讀書,稍長與地痞流氓交往。為了加強租界內的治安,法國駐滬總領事白早脫和公董局總董白爾研究決定招募120名華人
巡捕。黃金榮曾當過裱畫匠,後又在
上海縣衙門裡做過一陣子捕快,這時黃金榮聽說進了巡捕房當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無量,他不甘寂寞,便決定去碰碰運氣。這一年,他才22歲。他來到設在
公館馬路法租界總巡捕房報名應試。也許是他那強壯的身體占了便宜,他居然給錄用了。進了巡捕房後,黃金榮就跟著法國巡捕的屁股後面,挨家挨戶去徵收“地皮捐”、“房屋捐”,還要到
越界築路區為新建的房屋訂租界的門牌號碼。在這些工作中,他表現得格外賣力,還參與鎮壓那些不願意動遷的農戶、墳主和抗議加捐的小東主活動。由此,他就被警務總監看中,一下就由華捕提升為便宜,也就是包打聽。提拔後的黃金榮被派差到
十六鋪一帶活動。這時候的他,一身便裝,成天地泡在茶館店裡,喝喝茶、吹吹牛,從中收集情報,聯絡眼線,也算是一項工作。莫看黃金容人長得五大三粗,但腦子蠻活絡。他用“黑吃黑”、“一碼克一碼”的手法,網羅了一批“三光碼子”,即那些慣偷、慣盜、慣騙分子給他提供各類情報,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還製造假象,用賊喊捉賊的辦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國巡捕房的街對面有一家鹹貨行的一塊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飛。老闆急得六神無主。這時,有人就對那個老闆說對面的黃金榮破案子“交關靈光”。老闆進了巡捕房就直接點名找黃金榮破案。誰知,不等黃金榮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癟三就敲鑼打鼓地將那塊招牌給送了回來。由此,黃金榮名聲大噪。其實,這全是黃金榮在幕後一手策劃、導演出的一出醜局。
升為領班
不久黃金榮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強盜班二個部門的領班。不過,
黃金榮在任期間還真的破過幾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國總領事的
書記官凡爾蒂偕同夫人去太湖遊覽。沒想到竟遭到了那裡土匪的綁架。法租界聞訊後,就派黃金榮前往營救。黃金榮找來了手下的小嘍囉找到了太湖土匪的頭領“太保阿四”、“豬玀阿美”,便輕而易舉地將這一對“法國肉票”保釋了出來。還有一次,福建省督理
周蔭人的參謀長楊知候帶了六箱古玩、字畫到上海來。不料,一出碼頭就被人盜走。為此,松滬
護軍使何豐林特請黃金榮協助追查。結果,不到半天黃金榮就將原物如數追回。在當包打聽的生涯里,最令黃金榮得意的還是偵破法國天主教神父被綁架案。為此,法國東正全權大臣授予黃金榮一枚頭等金質寶星。法國
巡捕房提升他為唯一的一個華認探督察長,另派八名
安南巡捕給他當保鏢。從此以後,黃金榮更是飛揚跋扈、膽大妄為,成為地方一霸。
不動黃金榮
實際上,對於上海的幫會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為我所用,黨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確的方針,即只要他們不出來搗亂,不干擾上海解放後的社會治安,老實接受改造,就不動他們。特別是對於黃金榮、
杜月笙這樣的幫會頭面人物,“觀察一個時期再說”(
劉少奇語),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亂”(
周恩來語),這樣對全國大局有利,對恢復上海經濟發展有利。
都忠實地執行了這一正確的方針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見黃金榮,向他說明既往政策不變,但希望他能寫“
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實認罪,以求得人民民眾在某種程度上的諒解。
“黃金榮掃大街”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聞報》、《文匯報》刊出了《黃金榮自白書》,結果非但沒有平息民眾的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風波,已如前面所述,“黃金榮可殺不可留!”的口號響徹上海灘。 黃金榮在“自白書”中,自稱“自首改過”、“將功贖罪”、“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云云。上海灘第一大亨的“懺悔”,在當時轟動一時.不用說,對穩定社會秩序,震懾幫會殘餘勢力起了不少作用。隨後,黃金榮回響政府的改造號召,開始掃大街。
黃金榮掃大街”的新聞不脛而走,傳遍世界各地。舊上海另一大亨
杜月笙在香港得知這一訊息,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留在上海,躲過一劫。考慮到國內外的反響,對黃金榮的這項“改造”措施只是象徵性的並沒有持續下去,畢竟他已是風蝕殘年的老人。兩年後,這個曾在上海灘顯赫一時的人物,因發熱病倒,昏迷了幾天,就閉上了眼睛。時年86歲......張嘯林(1877—1940),乳名阿虎,原名小林,後更名寅,
慈谿莊橋(今屬
江北區)人。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移居杭州。早年遊手好閒,鬥毆滋事,與流氓為伍,為當地地痞。後進武備學堂讀書,結識
張載陽。民國初,結識
上海英租界流氓
季雲卿,隨季至滬,後拜上海青幫“大”字輩樊瑾丞為“老頭子”,與黃金榮、
杜月笙結為把兄弟,並稱“
上海三大亨”。1920年,三人合股開設“三鑫公司”,販賣鴉片,逼良為娼,橫行霸道。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組織“中華共進會”,率“敢死隊”冒充工人,襲擊工人糾察隊,旋被蔣介石委為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委會少將參議。1932年經杜月笙推薦,充任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監事。抗戰爆發後,指使徒眾組織“新亞和平促進會”,收購軍需物資資敵,大發國難財。1939年附逆投敵,籌建偽浙江省政府,擬出任偽省長,因遭國民黨軍統暗殺(未成)作罷。次年1月被軍統收買的貼身保鏢
林懷部刺斃於上海。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幫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後改名鏞,號月笙,出生於江蘇川沙(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南杜家宅。四歲以前,母父相繼去世,先後由其繼母和舅父養育。十四歲到上海十六鋪鴻元盛水果行當學徒,日夕與流氓、歹徒為伍,又嗜賭成性,不久被開除,轉到潘源盛水果店當店員。後拜青幫陳世昌為老頭子。陳世昌是
小東門一帶的流氓頭子,綽號“套簽於福生”,在青幫中屬“通”字輩,
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輩。由於陳世昌等人的關係,杜月笙獲得機會進入黃金榮公館。他機靈詭詐,善解人意,很快獲得當時法租界華探頭目、黑社會頭面人物黃金榮的賞識,成為其親信,由傭差上升為鴉片提運,並負責經營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公興俱樂部。
因善於糾契約伙,勾結軍閥,他成為鴉片提運中最有勢力的一個。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與軍閥當局庇護下,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運,勢力日大,成為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擔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
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比起黃、
張來,杜月笙確實高明一些,他善於協調黑社會各派勢力之間的關係,善於處理與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善斂財,會散財,他通過販賣鴉片、開設賭檯等活動,大量聚斂錢財,然後,又以這些不義之財,籠絡社會上各種人物,從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幫會骨幹,無所不有。由於他在上海善待下台總統
黎元洪,黎元洪的秘書長特撰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乾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黨羽吹捧為“當代
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買人心的事情。他持續多年購買預防傳染病的藥水,送到浦東老家,按戶免費發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區發生災害,他必定出面組織賑濟。他有時裝出維護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調解勞資糾紛。他一改傳統**身著短打、手戴戒指、捲袖開懷的打扮,而是四季身著長衫,打扮斯丈,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形象。他附庸風雅,廣結名流,大學者章太炎、名士
楊度、名律師秦聯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
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充當打手。4月11日晚,他設計騙殺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
汪壽華,隨後又指使流氓鎮壓工人糾察隊。他因此獲得蔣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後,他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雖是虛銜,但有助於提高社會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1929年任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鄉買地五十畝,大興土木,起造
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舉行家祀落成典禮和“奉主入詞”典禮。儀仗隊有五乾人之眾,自法租界杜公館出發,長達數里,巡捕開道,鼓樂震夭。杜祠開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蔣介石、淞滬警備司令
熊式輝、上海市長
張群等在內的黨國要人都送了匾額。排場之大,靡費之巨,極一時之盛。1932年,杜月笙開始組織恆社, 1933年2月25日,舉行開幕典禮。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社名取“如月之恆”的典故,名義上是民間社團,以“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效忠國家”為宗旨,實際上是幫會組織。
杜月笙藉此廣收門徒,向社會各方面伸展勢力。恆社初成立時,有一百三十餘人,到1937年達五百二十餘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
上海市社會局。新聞界、電影界等許多方面的人士都參加進來。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協會會長。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8月,又發動進攻上海的
八一三事變。上海人民與全國人民一樣,投入英勇悲壯的抗日鬥爭中。在全國人民抗日要求推動下,
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他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毛巾、香菸、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援會。他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中共將領。他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外國進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贈送給八路軍使用。
上海淪陷後,杜月笙拒絕日本人的拉攏,於1937年11月遷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活動。他擔任
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門徒協助軍統特務刀劈了大漢奸、偽上海市長傅筷庵。1940年他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這是在國民黨支持下的中國各幫會的聯合機構,
杜月笙為主要負責人,由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之總龍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杜月笙遷居重慶,建立恆社總社,向大後方發展勢力。他組織中華貿易信託公司、通濟公司等,與淪陷區交換物資,藉此中飽私囊。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杜月笙於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舊部,重整旗鼓。這時,由於租界已被收回,國民黨勢力可以公開活動,幫會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參議會選舉議長,杜月笙經過多方活動,雖然以最高票當選議長,但因國民黨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當選後馬上辭職。此後,他致力於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聞等各業中發展勢力,擔任各種各樣的董事長、會長、常務董事、校董達六七十個。
1948年,蔣介石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
蔣經國到上海實行市值改革,發行金圓券,要求民間將所持法市外幣及金銀一律兌換成金圓券。
杜月笙的兒子
杜維屏沒有完全照辦,被蔣經國以投機倒把罪逮捕,後被判了六個月的徒刑。經過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勢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連獲大勝,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攜家倉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