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世界觀的心理學》(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1919), 《
時代的精神狀況》(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1931),《哲學》(Philosophie, 1932),《理性與生存》(Vernunft und Existenz, 1935),《
生存哲學》(Existenzphilosophie, 1938),《論真理》(Von der Wahrheit, 1947),《歷史的起源與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1949),《偉大的哲人們》(Die grossen Philosophen: Erster Band, 1957)等等。
生平及學術
雅斯貝斯是從精神病理學和心理學的研究中逐步轉到哲學研究中來的。在1919-1920年間雅斯貝斯一直從事精神病理學及心理學的研究與教學,1913年出版的《普通精神病理學》(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一書後來多次再版,且為雅斯貝斯一生所鐘愛。據他本人介紹,他早年曾受到過胡塞爾的影響,並在撰寫精神病理學著作時堅持了現象學方法,這一做法“受到了胡塞爾的熱烈歡迎和讚賞”。但是後來他卻對現象學越來越反感,認為現象學否定和背叛了哲學[1]。真正對雅斯貝斯後來思想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人物是
克爾愷郭爾(SØren Kierkegaard)而不是胡塞爾。雅斯貝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研究克爾愷郭爾,並在克爾愷郭爾等人的影響下於1916年悟出了“生存”(Existenz)這個他一生心目中最重要的哲學範疇之一。1919年出版的《世界觀的心理學》一書可以說是正是這種影響的產物。這本書的出版對雅斯貝斯一生來說是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他因此正式轉到了哲學領域,同時也因此而被當成了現代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哲學在理論上的主要奠基人。雅斯貝斯一生在種種文章、傳記及著作中提到最多、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最大影響的人物有
克爾凱郭爾、
尼采、
康德(Immanuel Kant)、
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等人。可以說,雅斯貝斯哲學是以克爾凱郭爾、尼採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傳統與以康德、
韋伯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傳統之間的一個結合。他之所以後來放棄了現象學道路,也與克爾凱郭爾、尼采等人的影響不無關係。
雅斯貝斯生平除了與馬克斯·韋伯有很深的交往和友誼之外,還曾與
新康德主義哲學代表人物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多年共事並曾過從甚密,但是終因觀點分歧而致關係破裂[2]。此外,他一生還與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之間有較多的交往,兩人多年保持書信往來,雅斯貝斯並曾試圖從思想上搞清海德格爾在納粹期間所犯的政治錯誤與他的哲學思想有什麼關係。他一方面強調人們把他的哲學與海德格爾的哲學混同一氣是錯誤的,另一方面也清楚他與海德格爾之間的相似性,但強調他的有關思想並不是由於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所致[3]。相反,馬丁·海德格爾在1927年發表的《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中曾多次提到《世界觀的心理學》一書,並高度讚揚雅斯貝斯的有關思想[4]。需要補充的一點是,儘管後人都把雅斯貝斯當作現代存在主義在理論上的奠基人之一,但是與海德格爾相似,雅斯貝斯曾多次批判以
薩特等人為代表的現代存在主義思潮,認為存在主義導致了“自我闡釋的衰退”,並拒絕把“存在主義”這一標籤用之於他的哲學[5]。
教育觀點
在雅斯貝斯所處的時代,科學技術逐漸地使人“似乎正在被變成實現目的的手段, 變成沒有自己的目的和意義的東西。在這世界上他找不到任何滿意之處。這世界沒有提供能給他以價值和尊嚴的東西。在過去的生活需求和艱難困苦中, 無疑是作為人存在的背景而一直保持著的東西現在正在消失。他的生活在擴展的同時, 他似乎正犧牲著在其中他能得以實現其自我的那個存在”。由此雅斯貝斯提倡在認清自我的前提下,完成人的發展,而這發展必離不開教育。
雅斯貝斯推崇孔子,在教育思想和方式方面,認為教師與學生之間是一種平等的關係,都應當使用“善意的爭辯”,一步一步,循循善誘,使學生獲得“道”,也就是真理。
雅斯貝斯推崇
蘇格拉底式的教育——產婆術。在教師和學生處於平等的地位下,開展“反諷、助產術、歸納和定義”。在對話、交流與爭論中發掘學生的潛力,從而逐步幫助學生獲得知識、認識真理、提升精神。他認為只有這樣,人的精神才會得到成長,人才會成為“全人”。
雅斯貝斯不僅提倡蘇格拉底“催產式教育”,主張師生平等自由思索,學生不必屈從老師,教師不應強制學生,而且認為教師更應以反諷的方式促使學生察覺自身不足,喚醒學生潛力,使學生從自己內部產生一種自動力量,同時從外部施壓,使“學生在探索中尋求自我永無止境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