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征祥

陸征祥

陸征祥(1871年6月12日—1949年1月15日),字子欣,上海人,原籍江蘇太倉。畢業於廣方言館同文館,隨清朝駐俄、德、奧、荷四國欽差大臣許景澄在駐俄使館任翻譯,此後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務,成為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家。一戰結束後,曾代表中華民國率代表團赴法國參加巴黎和會

晚年隱居於比利時聖安德隱修院。二戰結束後,為了嘉獎他虔誠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納粹強權的精神,羅馬教皇親自任命他為聖安德隱修院名譽院長。1949年1月15日病逝,享年78歲,安葬於聖安德隱修院。著有《回憶與思考》、《人道主義的會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陸征祥
  • 別名:陸徵祥、陸子欣
  • 國籍:中華民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871年6月12日
  • 逝世日期:1949年1月15日
  • 職業:外交家、修士
  • 畢業院校:廣方言館、同文館
  • 信仰:天主教
  • 主要成就:組建中華民國外交部
  • 代表作品:《回憶與思考》
  • 妻子:培德
人物經歷,人物生平,童年,廣方言館,一戰,外交總長,培養新人,內閣總理,被迫簽字,外交家,駐外大使,涉外婚姻,夫人去世,強烈呼籲,二戰結束,夫人,外交貢獻,人物評價,

人物經歷

1871年生,1884年13歲的時候,陸征祥進入了由總理衙門主辦的上海官辦的新式學校——廣方言館,就讀於上海廣方言館,後入北京同文館習外文,尤精俄文。1893年奉派擔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翻譯官。日俄戰爭後,在俄國憤而剪去髮辮。陸征祥在俄結識比利時天主教女子培德女士,不顧使館反對,於1899年結婚。1906年陸征祥升任中國駐荷蘭特命全權大使。1912年辛亥革命後,應總統袁世凱電命,從駐俄大使任所返國出任外交總長,並推動中國現代外交機構之改革,將清代“外務部”改為外交部。袁世凱稱帝其間,曾短暫出任國務卿職務。
陸征祥主掌外交其間,外交部培養了不少傑出的外交官,為中國這一“弱國”爭取到較多利權,奠定了中國外交現代化的基礎,陸征祥居功甚大。
1919年,陸征祥率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等人出席巴黎和會。由於山東問題爆發,日本堅持繼承戰敗的德國之權益,中國代表團最終未能簽署契約,成為戰勝國中唯一未簽字者。對於中日二十一條,實際的情況較為複雜。 據較為嚴謹的研究和報導指出,中日二十一條的簽訂,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長曹汝霖。總統袁世凱直接施壓曹儘速簽約,而參與談判的陸征祥則幫助取消了最為不利的第五條條款。
陸征祥陸征祥
由於陸征祥夫人病況,陸征祥和會後即辭去職務滯留比利時,參與天主教本篤會工作,經過教會觀察培訓,成為正式修士,照料病妻並傳教。培德女士1926年病逝後,陸征祥專心教會事務,二戰其間,幫助受納粹迫害之比國地方民眾,並曾推動抵制日貨之運動,為中國與盟國戰勝而祈禱,受教廷封贈為比國聖伯多祿剛城修道院榮譽院長。
1949年1月15日,陸征祥病逝於比利時,葬於比國布魯日聖安得魯修道院。

人物生平

童年

陸征祥1871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陸雲峰和母吳金靈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陸雲峰還是傳教士。陸夫人產後患了重病,渾身水腫,在病榻上煎熬數年,終於撒手而去,這時陸征祥年方八歲。
陸征祥從小就跟著虔誠的父親,深受其影響。陸雲峰確實是個見地不一般的人,很通達,也很務實。當時中國科舉未廢,做父母的總想方設法要送子弟上學,日後好得個功名,然陸雲峰厭惡官場惡習,根本就不願兒子走科舉之路,他甚至不送孩子上私塾,怕冬烘的學究用陳規陋習束縛小孩,於是他就自己做了陸征祥的啟蒙老師,課本就是《新約福音》。由於清朝在外交上屢屢失利,又加上一些開明人士呼籲,政府也意識到應有一些懂外語和西方科技的人辦外交、主郵政、礦物和軍事。1862年,北京開辦同文館,第二年,上海開辦了廣方言館,兩館都是總理衙門主辦,旨在培養外語人才,開設的主要課程是法語、英語,同文館還增開格致等課。陸雲峰有意送子入廣方言館,習得一門外語,以便將來出洋學些實務,好回上海做郵局職員,父子將來也可安逸度日。陸雲峰的這一想法在當時的確算是很出格的,因為那時大多中國人把學外語、留學海外、和外國人共事視為不齒,何況陸雲峰膝下就這么一個兒子,還要送他“習夷文”,“依附夷人”?由於進廣方言館要考古文,陸征祥被送進私塾惡補古文。陸征祥聰穎過人,兩年里竟讀完了一部《四書》,半本《禮記》,這就是他赴考前的學歷和古文基礎了,赴考廣方言館時陸征祥不過是個十三歲的少年。
進廣方言館後,陸征祥主修法文,雖然年紀最小,卻因為刻苦而成績居前。其間因病休學一年,病癒後,他很快趕上了功課。二十一歲那年他以優異成績從廣方言館畢業,並被推薦入北京的同文館深造,一年後被總理衙門選中放洋,為大清帝國駐俄使館的四等秘書兼譯員。

廣方言館

在赴俄國前,陸征祥和陸雲峰都以為只是出國曆練一番,不料當時駐俄公使許景澄十分欣賞陸征祥,有心要培養平民出身、沒有染上官場惡習、有思進取的這個年輕人做外交官。陸征祥向許景澄說明二十多年父子二人相依為命,父親歷經艱難,辛辛苦苦照顧他,頂住眾人非議送他進廣方言館,還忍受孤寂讓他進京深造。後來放他到俄國,也還是為了兒子學些實際本領,今後能回家有個好的出息,從此父子可以團圓,共享天倫之樂。父親正在上海眼巴巴盼自己任滿回國,雖然父親會願意為兒子的前途犧牲一切,但他怎么忍心?陸征祥陳明心跡後說:“如家父無異議,祥願聽公使安排。”
許景澄也理解陸氏父子情感和難處,思忖片刻後命陸征祥趕緊寫信向父親稟報此事。“如尊翁同意你學外交,你當安心留下矣”。 陸雲峰迴信了:“人貴能自理耳!今予精力尚足自養,汝勉誨,毋以父為念。” 讀到這裡,陸征祥兩眼模糊了。近四十年後,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父親這封回信時,仍無法自已。
1920年陸征祥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時,在北京百萬莊天主教教會墓園買了一塊地做陸氏家族墓地,並把祖母和父母的墓遷葬至此。一反平日他做人的低調平和,陸征祥親自精心設計了父母的墓碑。該墓坐東南朝西北,立面仿古希臘神廟,墓室四壁鑲嵌著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凱、段祺瑞黎元洪溥儀康有為等五十餘人的題詞石刻,他希望以此補償自己未盡的孝心。

一戰

從1892年起,陸征祥在俄國公使館一做就是十四年。
他剛到彼得堡時才二十歲出頭,一次陪許景澄公使拜會俄國外交大臣穆拉維夫時,穆還對許調侃說許怎么帶個小男孩來。但幾年後陸就升為參贊,1906年,升為駐荷蘭公使,由於此前中國駐荷公使總由駐俄、德公使兼任,所以他也是中國在荷蘭設使館的第一位全權公使。1911年,陸征祥又奉命赴俄任特使,參加對1881年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條約》的修訂,並被告知將任駐俄公使。
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時辛亥革命爆發,革命黨人推翻了清王朝,並聲稱要對前清駐外使團大換洗,而駐俄使團是第一個改組對象,所以陸征祥在彼得堡等了很久也未收到任公使的任命書。不久,國內卻來電頻頻催他回去任外交總長。原來臨時政府的總理唐紹儀組閣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一來他未參加任何派系,口碑乾淨;二來因他多年出任駐外使團的工作,諳熟西方外交,唐紹儀想借他來建立民國外交部,帶來中國推翻帝制後外交新氣象。陸征祥一辭再辭,結果連臨時總統袁世凱也來電力邀。眼看辭不掉,陸便在回國前向袁提出三個條件:外交次長應精通英語;他陸某不向他部薦人,他部亦不得向陸某薦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凱答允了,他才啟程回國。1912年3月30日陸征祥赴任首任外交總長,改外務部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啟用外交部印。

外交總長

陸征祥出任首任外交總長,也是中國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現代化的開始。他憑藉多年在歐洲工作時積累的經驗,著手革除清朝官場遺留下來的陳規陋習,引進較富科學性的管理制度。如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外交機構模式擬訂外交部組織法,並據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設總長、次長各一名,日常事務由一廳四司一室負責,即總務廳、外政司、通商司、交際司、庶政司、參事室。
曹汝霖曹汝霖
他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是令總務廳將外交部門前的下水道疏通。原來的總理衙門前下水道淤塞,每逢雨天,門前積水就很深,每位外交官員只好由衙門的差役背進衙門。衙門改成外交部,陸征祥認為門口積水有礙中國外交部形象,所以先清除了淤塞,讓門面有個新氣象。第二件事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員的職,由他考察後再任命。他堅持寧缺勿濫的原則,新組成的外交部竟缺員一百五十名,袁世凱的侄兒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部里有一餘姓廚師,曾大得慈禧之寵,當年李鴻章亦怕他幾分,李曾考慮用西宴招待外賓,余不乾,李只好作罷。余姓廚師還向當時外務總理施壓,委任自己的兒子任部里的秘書。民國成立後,余廚子以為陸總長不會不買他的賬,起先還不急,發現新外長果然行事與前清老爺大不同,就慌了神,余便帶了幾十隻火腿送到陸外長家,卻被告知趕快帶著火腿走。余廚子離開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國內讓知情人稱快,連西班牙等國報紙也當新聞刊出,被看著是中國外交部改革的風向標。

培養新人

另一方面,陸征祥開始培養新人。他參考歐洲一些國家外交人員錄用管理制度,定出民國外交部錄用人員三大原則:1.一律經考核後擇優錄取;2.為防止地方派系主義,全國統一考試;3.長於一門外語者優先。他還要求外交部的官員必須學會一門外語。陸征祥真是躊躇滿志,意在改變外行官僚辦外交的局面,使中國外交從此現代化。
當時國內各部官員都無按點到署的概念。陸征祥對自己的部員說:“我陸某無能無德,實愧任外交總長一職,但某有一長,即能按點辦公,故敢要求各位亦如此辦。”當時的外交部也真有一些新氣象。
就這樣,他組建起民國的外交部,創建了民國外交人才培養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當年挑選的六十名青年已有三人任大使、十四人任公使了。

內閣總理

民國第一屆內閣夭折後,陸征祥出任新內閣總理。但由於他本來一介書生,超然政治派別,自然失敗,只得辭職,仍任外長。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派系之爭如同水火,內閣數次更迭,政府更像走馬燈,陸征祥也數次被“請”入閣復又出閣,幾沉幾浮。
陸征祥的性格注定他是要演悲劇的。他善良而軟弱,書生氣十足,有人形容他“謙謹和平而拙於才斷”,非常中肯。在一個不良的政治環境裡,這樣的書卷氣只能使他成為野心家的炮灰,成為派系傾軋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他不但實現不了治國強國的理想,還往往客觀上做了野心家的幫閒、幫凶。如袁世凱稱帝一事,陸征祥是反對的,但袁世凱稱帝後,要他當外交總長,他又出任了。儘管他拒絕接受袁世凱的封爵授勳,但他畢竟在這個短命皇朝里稱過臣子,無論他怎么為自己開脫說是為保存民國外交改革成果也罷,說是不得已也罷,都不能為自己洗脫這恥辱。
在任期間最令他痛心的還是簽《二十一條》,以及巴黎會議期間政府不斷施壓要他在《凡爾賽和約》上籤字。

被迫簽字

還是剛進入外交界時,正逢《馬關條約》一案。許景澄痛心地對他說: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馬關,日後當努力洗盡國恥,收我失地。出任外長後,陸征祥請林琴南寫了“不忘馬關”幾個字掛在辦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國恥。可是,1915年,袁世凱為了穿龍袍,竟要在野的陸征祥再次出任外交總長,代表中國與日本就《二十一條》談判,並命他簽字。
明知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不簽,日本一定會出動武力,當時中國兵力弱,加上內戰,民眾已在水深火熱中,何堪再加日寇蹂躪?簽,實在不情願,他知道袁世凱不論簽不簽都要犧牲國家和民眾,他只有硬著頭皮接下這任務。《二十一條》簽字後,陸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對袁世凱說:“我簽了字,也簽了自己的死案了。”《二十一條》披露後,全國上下群情激憤,人們遊行示威,聲討外交次長的曹汝霖和當時駐日公使陸宗輿,卻未提及主持談判的總長陸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陸征祥是被臨時推出主儀的,是被迫簽的字。
簽了《二十一條》後,陸征祥提出,中國只有對德宣戰,方有希望在歐戰結束後收回國土國權,袁世凱不聽他的。後來黎元洪任總統復請陸征祥任外長,陸又提出如中國宣戰,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戰,陸征祥便不當總長閒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總理後對德、奧宣戰,陸征祥才再次出任總長。
巴黎和會會場巴黎和會會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作為協約國的一員,是戰勝國,被邀請出席巴黎和會。中國政府便派出外交總長陸征祥、駐美公使顧維鈞、南方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駐法公使施肇基、駐比利時公使魏震組等五人為代表,組成中國代表團,並任命陸征祥為代表團團長。
陸征祥受命後十分高興,因為這次中國是戰勝國,可以一雪簽“二十一條”之恥。在稍作準備後,他們便踏上了赴歐的征程。當時,海上交通困難,歐亞航線班輪稀少,陸征祥等去巴黎,不得不出山海關經東北、朝鮮到日本,然後從日本橫濱登輪橫渡太平洋,途經舊金山、紐約,再穿過大西洋抵巴黎。
陸征祥一行從北京出關後,日本外務省即派專車在南滿鐵路迎接。陸征祥本來就怕冷,又是在冬天坐車行駛在這冰天雪地的北國,凍得渾身直打哆嗦,於是,便命人在車廂里生火取暖,使溫度一下子增至攝氏20多度。後來,加煤工人熟睡,煤火熄滅,溫度又下降至零下七八度。這一熱一冷,使陸征祥在到達日本橫濱時就病倒了。雖然他取消了天皇的接見、茶會和受勛儀式,卻不得不帶病與日本外相會談。在經過幾番折騰後,待陸征祥從橫濱上船時,突然驚叫起來,原來,他的絕密檔案箱竟不翼而飛。裡面裝的都是中國關於東北、山東、蒙古、西藏等問題的絕密外交檔案。此箱總是由陸征祥親自攜帶,以防不測。他自以為不會出問題,實際上,他從出關之日起,一舉一動全在日方嚴密監視之下。
陸征祥丟失檔案後,恰似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他知道日本方面偷盜檔案箱一是為了竊取機密,了解我方在巴黎和會上的立場,好採取對策;二是為了打擊他的氣勢,影響他在和會上的聲譽。於是,陸征祥裝出十分坦然的樣子,即向北京外交部電告,囑重抄一份,陸續電告代表團。
中國是戰勝國之一,按理可在盟國幫助下收回被德國占領的山東半島,哪知帝國主義早勾結一氣,把山東當禮物送給了日本人。這次,陸征祥和中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硬頂住北洋政府壓力,拒不簽字。陸征祥和顧維鈞等一方面盡力向與會國代表呼籲尋求支持,另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表示:寧辭職而不簽字,不賣國。
陸征祥所以能在那種黑暗的政治環境下仍有外交上一番作為,還因為他深受一個人的影響,這就是他奉為恩師的許景澄。
1884年,許景澄才三十九歲,便出任駐法、德、意、奧、荷五國公使。
許景澄一心要栽培陸征祥,但又極討厭拜師或結金蘭一類陋俗,便對使館其他人說因陸是新人,需對其格外多加指點。陸征祥到了公使館後,每天晚上都去許公使的房間,聽公使向他傳授外交禮儀,解答疑問。
一次許公使講到這么一件事:中國駐法國的使館當年租的是巴黎民房,租約到期,中國公使退房,房東卻不接受,聲稱要中國方面修繕後才能接受。原來中國使館從門房到公使個個吸水煙,把滾燙的水煙筒亂放,結果連地板都弄髒了。使館的差役疏於打掃,房東家裡幾代人掛在牆上的畫也被蟲蛀壞了。房屋被糟蹋成這樣,房東怎么不氣呢?許景澄把這講給陸征祥聽,告誡他不要不拘小節,不能蹈其覆轍。他對陸征祥說:“我不會要你一開始就做大事或難事,只要求你從平常之處做起。首先從‘不’字做起——不吸大煙、不賭、不去聲色場所,你做得到嗎?”他還告訴陸征祥外交非立時可學,外交人才亦非立時可造。“你若有志,當潛心用功,仔細觀察”。陸征祥把這些記在心裡,努力照辦。

外交家

正是由於師從許景澄,陸征祥才走上了職業外交家的路。他後來在外交工作中,無論做公使還是做總長,都不忘教誨,一方面努力吸取歐洲諸國之長,改良中國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強調德才並重,頗有成績。
陸征祥非常感激愛戴恩師,他把任駐荷蘭公使的第一個月薪水全用來鑄印有許景澄頭像的銀質紀念章,並將其分送國內友人和歐洲一些國家元首,以示對許景澄栽培之恩的感激和對恩師的懷念。1931年,為紀念恩師遇難三十周年,身在比利時聖安德魯修道院的陸征祥撰文紀念許景澄,還將祭文譯成英、法二種文字並附許的照片,自費刊印成冊,在歐洲廣為散發。我在《一士類稿·一士談薈》(徐一士編著,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中看到該文,茲將其全錄於下:
嗚呼吾師!自庚子七月初四日吾師捐軀就義,至今已是足足三十年矣。回溯在俄時,勉祥學習外交禮儀,聯絡外交團員,講求公法,研究條約,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祥不才,抱持此志,始終不渝。吾師在天之靈,想鑒之也。己亥春,祥與培德結婚。吾師笑謂祥曰:“汝醉心歐化,致娶西室主中饋,異日不幸而無子女,蓋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歐化乎?”爾時年少未有遠識,未曾措意。丙寅春室人去世,祥以孑然一身,托上祖庇佑,居然得入本篤會,講學論道,以副吾師之期望,益感吾師培植之深厚,而為祥布置之周且遠也。嗚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師也。今先後俱天國,而祥獨存,豈不悲哉?雖然,祥以衰朽多病之體,自入院後,除朝夕誦經外,與拉丁文道德學哲學神學以及新舊聖書等,無不竭吾智慧型,以略探其精微。歷時非為不多,用力非為不勤,數年以來,不唯無病,且日蓋強健,此上主之賜。九泉之下,吾師當聞之,當亦為之快慰。祥惟有永遵主命,日頌主名,以終吾年耳。本篤會修士門人陸征祥謹述。夏曆己巳七月初四日。

駐外大使

講門面
陸征祥出任駐荷蘭大使後,到海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子做使館。離開彼得堡前,他就向國內定製了家具陳設,又在荷蘭定製了兩輛馬車。由於使館布置精美,馬車氣派豪華,一時海牙人都說中國公使是大闊佬。
陸征祥在海牙打腫臉充胖子講門面,再精打細算,一個男人畢竟無法考慮得周密,多虧他有一賢內助。

涉外婚姻

還是在彼得堡,陸征祥認識了比利時駐俄公使的一個親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親均系比利時的高級軍官,她本人舉止嫻雅,又有幾分家傳的剛毅。陸征祥對培德一見鐘情,一生都敬愛有加。
培德身材高大,而陸征祥則清瘦且個頭不高,那種年代,這種涉外婚姻的確罕見,他們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稱奇,他們婚後一直無子女。 在他們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無怨無悔地分擔陸征祥承受的種種誤解和中傷。在他任駐外公使時,培德幫他與各國外交官員聯絡周旋;他回國後,培德也恪守中國習俗不出門,不入社交。二十七年裡,他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陸征祥任外交總長,培德也跟著回到中國。由於培德深居簡出,許多人都以為陸征祥的太太不願來中國而願留在國外。那時中國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動的,陸征祥素來喜歡散步,在北京就只好一個人從事這運動了。據陸征祥的回憶錄,當時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說:“陸總長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飯,整天在外轉悠。”

夫人去世

1926年4月2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陸征祥馬上辭去公職(他當時任中國駐瑞士公使)為夫人守喪。次年,他送夫人靈柩回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培德下葬後,陸征祥的紅塵生活也結束了。1927年7月5日,他進了本篤會的聖安德魯修道院,同年10月,他經過更衣禮後成為一名初級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過發終身願禮後成為正式修道士,後升為司鐸,1945年被教廷封為聖安德魯修道院名譽院長。
自他發願進了修道院後,世俗的一切似乎都離他遠去了。

強烈呼籲

二次大戰中,日本侵略了中國,遠在歐洲的陸征祥無法心如止水。他主編了《益世報海外通訊》,並以“木蘭”為筆名撰寫文章,向歐洲婦女介紹中國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籲世界人民支持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義鬥爭。他寫道:“我們中國為求自己生存而戰,也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戰,我們中國是在為全世界的公義和利益而戰。”
他呼籲道:“不要間接地幫助日本空軍殺害我們?你們為你孩子買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錢馬上就會變成上千上萬的炸彈落在我們國土上?使我們幼小的孩子慘遭殺害……”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占領了比利時後,聖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軍的軍營,修士們全被趕出修道院。在那些歲月中,陸征祥和比利時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許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組織人們一起禱告,藉此與大家互相鼓勵,通報訊息,因此還被蓋世太保抓去審訊。蓋世太保向他宣布:不得以任何方式組織聚眾布道。陸征祥一直沒有退縮,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們一起,走到民間,以他們的方式點燃人們的希望,堅定人們與法西斯抗爭的信心。

二戰結束

1945年,二戰結束。陸征祥無限感慨地寫道:“我初涉外交之時正值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踐踏的祖國領土主權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長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對他說:“中國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無力說話,卻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說:“中國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篤會規定,修士死後不得擺放花圈輓聯,故陸征祥的追思禮拜上靈前無他物,僅有比利時國王送一花圈,還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幾十個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長,陸征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國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這裡了。

夫人

陸征祥的夫人是一位比他大22歲的比利時人,陸氏一生受她影響很深。她去世後,陸征祥就去比利時作了洋教士。
陸征祥的夫人叫博斐培德,比利時人,其父與祖父均為比利時的將官。陸征祥在比利時留學時,認識了博斐培德,並深深地愛上了她。儘管她比他大22歲,陸的親友與頂頭上司都極力反對,他們倆還是在俄國結了婚。由於培德年紀比陸征祥要大,又出身於名門世家,家教好,舉止大方,交際活潑,因此,她很快在俄國外交界成為名人,在俄宮成為貴賓。這又使陸不得不佩服敬愛。袁世凱當大總統期間,曾任命她為總統府禮官處女禮官長,負責招待各國使節夫人。因為她熟悉國際禮節,兼通中、英、法、俄、比等國語言,所以工作相當稱職,頗獲各國使節夫人的讚頌。後來,她因不滿陸征祥受袁世凱脅迫簽訂的《二十一條》,而侮於國人,故不得不辭職,這也可以看出她的節操,高出其夫。
1933 年,培德在巴黎患上重病,彌留之際,寫下了一封遺囑給陸征祥,感人極深。信中說: “子欣,我的病大概沒有希望了。親愛的,你平生一切都對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認為最不光彩(即簽訂《二十一條》)。你這件事不僅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的國家,並且對不起上帝。我死之後,你最好趕快到比利時從前我讀書的學院的教堂里去服務,也許能得到上帝的赦免,還可望到天國去。永別了,子欣!你的培德。”陸征祥看完這篇遺囑後,痛哭流涕,悲痛欲絕,絕食三天之後,便赴比利時的修道院作教士去了。從此不問政治,一心修行,後來當上該修道院的院長,直至1949 年去世,未出修道院一步。

外交貢獻

陸征祥貢獻卓著的是中國現代外交體制的建設。1912年10月8日國會通過的“外交部官則”,即是出自陸征祥手筆。外交部內設“一處一室一廳四司”:秘書處、參事室、總務廳、外政司、通商司、交際司、庶政司,部長下新設一次長,四秘書,分管英、日、法、德相關業務,參事則負責法規與條約之研究草擬。
陸征祥主掌外交其間,說服袁世凱同意廢除清代外務人員“保舉制”(由高官推薦外交人員)任用辦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堅持選拔“不鬧笑話之外交官”。陸就職後另訂《外交官領事官任用暫行章程》,先將所有部內留任人員免職,再重新依照專業考核,凡無外語外事專業者不予授職,袁世凱之侄兒也因此離任,顧維鈞則甫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國即被延攬入部。至於外館,陸征祥廢止了清代由大使統籌包辦使館人事與財政權的舊規,外館預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撥決算,外館正式人員皆須經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總括而言,民國時期軍閥混戰,中央各部專業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獨秀,培養了不少傑出的外交官,為中國這一“弱國”爭取到較多利權,從而奠定了中國外交現代化的基礎,陸征祥居功最大。
陸征祥最為熟知者是中日《二十一條》與《凡爾賽條約》的簽訂,因此導致的負面評價往往歸罪於他。但實際的情況可能更為複雜。
一、據較為嚴謹的研究和報導指出,中日“二十一條”的簽訂,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長曹汝霖。總統袁世凱直接施壓曹儘速簽約,而參與談判的陸征祥則幫助取消了最為不利的第五條條款(關於二十一條,也有意見認為是日本施壓宣戰,袁世凱被迫接受部分條款)。
二、1919年率顧維鈞(駐美公使)、王正廷(廣州政府代表)、施肇基(駐英公使)、魏宸組(駐比公使)等人赴巴黎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會(巴黎和會)。由於山東問題爆發,日本堅持繼承戰敗的德國之權益,中國發生五四運動。戰勝列強不顧中國反對,接受日本要求。在中國國內巨大抗議聲浪與政府訓令下,中國代表團最終未能簽署和約,成為戰勝國中唯一未簽字者。坊間流傳之認識是,陸征祥在和會後期並未主持中國使團工作,因此抗拒簽署的正義表現多被歸功於顧維鈞。
1945年曾有中國記者至比國採訪陸征祥,據報導陸征祥曾對未來國情提出簡短而著名之警語:“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

人物評價

陸征祥,熟悉中國近現代史的人,都知道他曾當過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和總理,在袁世凱的逼迫下,與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由此背上了“賣國賊”的罵名。然而,大錯鑄成之後,在以後的日子裡,陸征祥帶著強烈的負罪感,走上了一條漫漫的懺悔之路。1926年4月26日,他辭去了中國駐瑞士公使一職,不久,於比利時布魯日的聖安德諾修道院修道。從此,當上了一名神父。但祖國在他心裡還一直不能忘懷,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利用在當地所主辦的報紙,還到各地發表演講,介紹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的情況,呼籲歐洲各國人民支持中國抗戰。並利用傳教的方式反抗納粹對比利時的占領,一度還上了蓋世太保的“黑名單”。抗戰勝利後,他再一次因簽署“二十一條”向國人表示懺悔,並祝賀祖國一雪前恥,衷心希望國家從此走上振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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