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

《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是2014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郭長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
• 作者：郭長城 等
•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8月1日
• 頁數：255 頁
• 開本：16 開
• ISBN：9787510828331
• 類型：人文社科
• 語種：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

陳寅恪與康生 陳寅恪與馮友蘭

首次披露陳寅恪抗戰時期大批新史料

陳寅恪與中國革命激進思潮之關係

尋找陳寅恪信中的“失蹤者”

本書是繼《陳寅恪研究：反思與展望》之後，陳寅恪研究領域又一力作。在新史料方面，披露了陳寅恪1937年至1945年間的照片、聘書、藏書、書信等珍貴史料，這些史料蘊含的歷史信息極其豐富，不僅可以管窺陳寅恪的治學路徑，也可以觀察這位學者平時的生活細節。在新問題方面，既有胡文輝、張求會、李海默等學者對陳寅恪晚年詩的重新解讀，又有對圍繞在陳寅恪周遭卻隱沒在歷史之中的“失蹤者”的深入考察。本書不僅拓寬了陳寅恪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拉近了讀者與陳寅恪的學術思想、人格風骨之間的距離。

圖書目錄

周言

導言：新史料與新問題

郭長城

陳寅恪抗日時期文物編年事輯

趙剛

抵抗道德機會主義：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激進背景下的陳寅恪“光宣全盛論”

胡文輝

《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訂正舉要

章士釗逸詩與陳寅恪《論再生緣》

張求會

關於《閒話陳寅恪》的閒話

《陳寅恪未刊信札整理箋釋》之校訂

劉經富

治學不甘隨人後

陳寅恪先生遺札兩通箋釋

謝泳

陳寅恪晚年詩中的馮友蘭

陳寅恪與《兒女英雄傳》

宗亮

陳寅恪《論再生緣》究竟何時流出海外

《論再生緣》海外流傳補談

周言

陳寅恪詩箋釋兩則

陳寅恪佚函中的“失蹤者”

李海默

陳寅恪“梅花亭畔吊朝雲”句新解

陳寅恪晚年詩補說

宋希於

曾昭燏與陳寅恪

康生與陳寅恪二題

精彩選摘

作者簡介

郭長城，台灣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考古學和敦煌學，發表相關論文有《敦煌寫本〈兔國策府〉敘錄》、《敦煌寫本〈兔國策府〉佚注補》。

周言，《知識人》叢書主編，著有《王國維與民國政治》、《革命時代的知識人》、《余英時傳》等書，編有《不確定的遺產：哈佛辛亥百年論壇演講錄》、《辛亥百年：回顧與反思》（列入博源文庫叢書）《陳寅恪研究：反思與展望》等書，譯有裴宜理《挑戰天命：中國的社會抗爭與國家權力》等，研究方向主要為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近代思想史

序言

導言：新史料與新問題

周 言

一

2013 年是陳寅恪研究的大年，這一年陳懷宇、張求會、劉經富等學者出版了有關陳寅恪的專著，而陸鍵東、胡文輝則將其舊作增訂再版，而這一年《陳寅恪研究：反思與展望》也正式出版，主要以總結為主，收錄了余英時、汪榮祖等10 余位學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此次出版的《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披露了許多關於陳寅恪的新資料，由此也衍生出了許多新問題，預示了陳寅恪研究無限寬廣的未來。

從新資料而言，首推郭長城先生的《陳寅恪抗日時期文物編年事輯》。郭長城1980 年代曾有機緣一睹陳寅恪在1949 年寄到台灣的若干物件，當時便拍攝下了許多照片，比如陳寅恪1937 年使用的名片、1938 年和1939 年清華大學給陳寅恪的聘書、1940 年中研院史語所給陳寅恪的聘書等等，這些資料彌足珍貴，足以證明時代變幻之際陳寅恪有意來台。

而另外陳寅恪的佚信，郭長城的文章也披露了幾封，比如1940 年陳寅恪致夫人唐篔的信、陳寅恪致蕭公權的信等。而專研陳寅恪家族史的劉經富則從公開出版的書籍中鉤沉出兩封陳寅恪的佚信，一封為陳寅恪致鄭天挺，一封為陳寅恪致馬世良，而劉經富在《文史》雜誌上也披露了陳寅恪致史語所傅斯年、楊樾亭的60 封信，這些書信蘊含的歷史信息極其豐富，不僅可以管窺陳寅恪的治學路徑，也可以觀察這位學者平時的生活細節。

而另外關於陳寅恪1950 年代《論再生緣》所引發的風波，近些年也有若干新史料披露，相關情況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研究的反思與展望》和徐慶全《〈論再生緣〉出版風波》（均刊登於《陳寅格研究：反思與展望》）兩文最為詳盡，宗亮在此基礎之上發表了《陳寅恪〈論再生緣〉究竟何時流出海外》一文，指出之前的眾多學者均認為章士釗將《論再生緣》帶到香港，才有後來的海外出版風波，但是從胡適和楊聯陞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在章士釗赴港之前，遠在美國的楊聯陞便已經讀到了《論再生緣》，更何況楊聯陞讀到的時間，還晚於台灣獲得《論再生緣》油印本的時間，至少證實了章士釗並非將《論再生緣》帶到香港的“一人”。而胡文輝先生隨後發表文章，支持宗亮的觀點，認為無論章士釗1956 年春季有沒有去過香港，他也只在6 月29 日之後拜訪過陳寅恪一次，他將《論再生緣》帶去香港，當然也只能在此之後。

二

有關陳寅恪晚年詩的解讀問題，自余英時先生髮起肇始，研究者眾，胡文輝後來居上，得總其成，撰成《陳寅恪詩箋釋》，隨後在2013 年推出增訂本，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訂正舉要》一文中列舉了多處增訂部分，如1946 年北朝“金甌再缺河南地”句，詩中“河南地”，當系暗用典實，指黃河以南河套地區，為漢朝與匈奴反覆相爭之地，屢見於《史記》的《匈奴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胡文輝進而指出隋代明餘慶詩《從軍行》中“會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亦用此典，陳詩此處借指中共勢力由西北向中原滲透。

而在胡文輝推出《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前後，謝泳重讀陳寅恪晚年詩，在《東方早報》《文匯報》《中華讀書報》接連發表文章，對陳寅恪晚年詩重新解讀，謝泳解陳詩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將陳詩與當時的政局聯繫得更加緊密，同時鉤沉索引，指出陳詩中“周三”暗指“周恩來”，“梅蘭芳”暗指“馮友蘭”，而“鉅公謾詡飛騰筆”中的“鉅公”前人多認為指的是毛澤東，但謝泳從“飛騰”著眼，指出“飛騰”不是偶用習語，而是有意暗指馮友蘭詩“乘風無限飛騰意”，而“鉅公”前人曾指出典出於李賀雜言古詩《高軒過》，原句是“雲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而“東京才子”中“東京”是開封舊稱，開封原為河南省會，此處代指河南，李賀是河南人，馮友蘭也是河南人，因此“鉅公”應該指的是馮友蘭。

除胡文輝、謝泳解陳詩頗有成就之外，李海默也多有創穫，尤其對於陳詩中“梅花亭畔吊朝雲”句有獨到見解，除此之外李海默曾就胡、謝的文章做出補說，胡文輝指出，陳寅恪在1945 年新曆七夕“恩怨瓊簫鏡未虧”詩之“瓊簫”為“瓊超”，典出《搜神記》，而李海默則注意到，陳寅恪的夫人唐篔的祖上唐景崧的別號“南注生”，也典出《搜神記》中所謂“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為陳寅恪與唐篔的因緣，又添一番佳話。

筆者亦曾發表文章解讀陳寅恪晚年詩，比如陳寅恪在1954 年所寫的《答龍榆生》一詩，多年來被看做應酬文字而被箋釋者忽略，詩云：“難同夷惠論通介，絕異韓蘇感謫遷。珍重蓋頭茅一把，西天不住住南天。”胡文輝認為此詩的最後一句乃是陳寅恪自謂沒有出走歐美而居留南國，姜伯勤對於“西天不住住南天”句的觀點和胡文輝一致，更指出陳寅恪此句在於宣誓不去異邦的決心。但胡文輝和姜伯勤都忽視了陳寅恪1954 年的三項重要的行動，其一便是拒絕去中國社科院任職，其二為完成《論再生緣》，第三為動筆寫《柳如是別傳》，而且這三件事都是在1954 年初，此詩創作也在同一時期。有了上述的鋪陳，“西天不住住南天”一句就很容易解釋，此詩句句著眼當下，西天很明顯地代指陳寅恪不願意去的北京，而西天更有陰間和極樂世界雙重含義，陳以“極樂世界”之意掩蓋了“陰間”之原意，乃是余英時先生所謂“暗碼”是也。

三

而在陳寅恪研究中長期缺席的，是對陳寅恪周遭人物的考察，尤其是一些至今依然聲名不顯的“小人物”，比如陳寅恪與契丹文學家厲鼎煃之間的關係，雖然有劉鳳翥先生專文探討，但是厲鼎煃其人，依然不為人所知。再如史語所圖書館管理員楊樾亭，雖然和陳寅恪來往密切，但是其人資料也不多，這些圍繞在陳寅恪周圍卻隱沒在歷史之中的“失蹤者”，值得仔細考察。

而從以往的研究來看，即便是與陳寅恪曾產生過交集的聲名顯赫的學者，他們與陳寅恪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甚至一些細節沒有得到注意，就拿陳垣舉例，陳垣的後人陳智超在各類著作中強調陳垣和陳寅恪關係甚篤，但是從目前來看，1949 年之後陳垣與陳寅恪沒有直接來往，陳智超在著作中也透露，1949 年之後陳垣得知陳寅恪的情況，大部分都來自於冼玉清。另外已故學者張暉生前曾經披露了陳寅恪致龍榆生的一些信札，時在1950 年代，陳寅恪寧願和“漢奸”龍榆生往來唱和，卻沒有寫過一封信給陳垣。

就此來看，宋希於的一些文章頗為不同，宋專門就陳寅恪與曾昭燏之間的關係加以考察，指出陳寅恪與曾昭燏並非僅僅是“論交三世”的關係，而且陳寅恪是曾昭燏的表哥。同時宋又運用新資料探討了康生與陳寅恪之間的關係，認為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 年》中認為康生用《論再生緣》涉及“征東”這種理由來否決《論再生緣》的出版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觀點是靠不住的，宋進而指出，陸鍵東關於康生否定《論再生緣》兩條理由的敘述，基本是來源於黃秋耘的回憶文章《陳寅恪先生的幾首舊體詩》，值得仔細考察，而康生在1950 年代初期便曾經仔細讀過陳寅恪的著作，還曾經和趙萬里通信討論。

四

當然即便沒有新資料的披露，陳寅恪“虛經腐史”般迂曲的表達方式，給後人留下了無數遐想的空間，比如陳寅恪在為馮友蘭所著《中國哲學史》所寫的兩篇著名的審查報告中，提出了許多至今為後世學者所引用討論的一些概念，其中最著名的兩條便是“了解之同情”與“不古不今之學”，近年來圍繞著這兩個概念，桑兵、羅志田、王震邦等學者皆有論述。當然這兩個概念還有陳寅恪這兩篇著名的審查報告，都還有討論的餘地。從這兩篇審查報告中既可以看出當時陳寅恪對馮友蘭及其學問的看法，也可以看出陳寅恪自己的治學理路，同時對於認識陳寅恪之於時代學術潮流的看法不無裨益。

陳寅恪之於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看似句句表揚，實則暗含譏諷，陳寅恪在審查報告中提出：“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陳寅恪此語，實為皮裡陽秋，因為馮友蘭在緒論中提出寫哲學史是在“分析史料之後”，“必繼之以綜合工作，取此片段的史料，運以想像之力，使連為一串”，但是馮友蘭隨後提出，“然既運用想像，即攙入主觀分子，其所敘述，即難盡合於客觀的歷史”，顯然陳寅恪所提出的方法論，是諷刺馮友蘭“難盡合於客觀的歷史”，乃是“以馮解馮”。

除此之外，趙剛的長文《抵抗道德機會主義：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激進背景下的陳寅恪“光宣全盛論”》也頗值得注意，此文初稿名為《捍衛道德底線》，定稿改為《抵抗道德機會主義》，文中主要探討了陳寅恪的遺民觀點，為此趙剛專門辟了一節討論陳寅恪與王國維之間的歧異，同時梳理了陳寅恪提出“光宣全盛論”的時代背景以及他和當時同道的一些議論。趙剛尤其強調，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曾以“上狡下愚”概括當時的道德現狀，對此頗為憂心，同時在激進的浪潮之下對於道德機會主義濁流，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當然陳寅恪無論是著作還是生平，未來值得挖掘的內容還有很多，汪榮祖在為王震邦的《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所寫的序言中曾經感慨：“然陳寅恪著作是否皆是‘夫子自道’的借題發揮，或者是自我壓抑的宣洩和表白，或陳先生的史論皆有政論，尚有推敲之餘地。”這番感慨也為陳寅恪研究的未來，揭示了無限可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