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區域經濟一體化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速發展，風起雲湧，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一個重要特徵。截至2005年，向世界貿易組織通報的的區域貿易協定已達到250多個，其中一半以上是2000年以後實施的，多數是新簽署的。在眾多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中，如果根據參與國家的發展程度不同來分類，人們通常將其分為三類，第一類北北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即成員國全部是已開發國家；第二類南北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既有已開發國家，也有開發中國家；第三類是南南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全部由開發中國家組成。據統計，大約由一半以上的區域貿易組織是北北型的，15%左右的區域一體化協定是屬於南南型。儘管如此多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不斷湧現，但其實際成效卻差別懸殊。一般認為，發展最成功的是北北型組織如歐盟（EU），其次是南北型組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而由人口占世界80%的開發中國家組成的南南型區域經濟組織被認為難以成功，目前發展效果很不明顯。根據世界銀行《2006年世界發展指標》提供的數據，目前絕大部分南南型區域經濟組織的內部貿易比重不超過15%，一般都在10%以下 ，各成員國的貿易仍然主要依賴於外部貿易。面對這樣一個窘況，人們不禁會問，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開發中國家應該怎樣發展？曾經的“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是否在21世紀還會成為開發中國家間的一個鐵律？這是一個世紀命題，也是世界難題。
基本介紹
產生背景,理論構成,理論原理,主要意義,主要特點,經濟規則,套用案例,現實事例,寓言故事,
產生背景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AFTA）作為新生的南南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是中國參與的第一個區域性組織，也是中國走向區域化的重要一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成效和前景如何，直接關係著中國區域戰略目標的實現。當大多數南南型區域合作被認為是弱弱組合、前景渺茫時，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能否突破馬太效應，實現新的財富組合，就成了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
中外經濟學家對經濟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論證，經濟學說與流派紛繁複雜；但是，作為經濟科學中的一門新學科，區域經濟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裡形態萬千，變幻莫測，人們如何簡潔準確地洞察區域經濟的趨勢？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崛起將意味著與歐盟、北美三足鼎立；全球經濟不再單單依賴美國這台“發動機”；“10+1”激活的東亞關聯經濟體其影響力最終可能與歐盟或北美旗鼓相當；亞洲經濟現象隱含的意義就是：市場話語權的變化標誌著開發中國家為主體的區域經濟力量正在崛起，這就是關聯理論最根本的依據。
理論構成
關聯理論由要素論、系統論和統籌論構成。
★要素論：發現弱勢要素轉向優勢要素的視角；
★系統論：從系統論的觀點透視與分析關聯經濟；
★統籌論：以統籌協調的視角駕馭關聯經濟。
理論原理
經濟就是以較小成本獲取較大收益。關聯經濟就是發現和謀求內外最佳關聯並以最小成本獲取更佳收益。關聯規律就是揭示其本質及本質聯繫。
認識基於區域經濟背景下的關聯經濟，需要從區域經濟的特徵入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區域經濟，其最大的特徵就是建立在內部關聯基礎上的外部關聯，換言之，區域經濟體內部與外部的關聯就是區域經濟的最重要特徵。區位要素、增長要素及戰略要素作為關聯經濟的主要分析對象，而由此構成的關聯要素論、關聯繫統論及關聯協調論則成為關聯理論的基本框架。人們孜孜以求的開放、創新，無一不是為了謀求建立這樣一種關聯。
關聯理論認為，經濟區位是區域經濟的第一要素，具有第一性。它對增長要素起著重大影響；增長要素具有第二性，但它具有決定性作用，它能夠提升甚至改變區位要素的功能及意義；戰略要素具有第三性，但由於它對全局造成了不可替代性影響，它在特定的條件下對關鍵性區位及經濟體起著關鍵性作用。區位要素、增長要素與戰略要素相互影響，並且可能從要素轉化成為優勢，使得區域發展出現全新變化。關聯理論強調關注戰略要素，因為它起著引領和撬動的關鍵性作用。
這是因為，區位要素包含了經濟區位及區域經濟體，包含其經濟社會的依存關聯、資源布局關聯、分工與交易關聯及其差異，其不同的空間位置體現著不同的市場約束、成本約束、資源約束、技術約束，而最終反映不同的經濟水平。
區位的優劣強弱主要取決於地區性投入、地區性需求、輸入的投入以及外部需求。區域經濟體通過對資源、資產、資本（包括人力及技術）等要素的整合併實現流動的便利化將促使競爭力的形成。這就是增長要素作用於區位要素帶來的意義。
主要意義
關聯理論對區域經濟理論最大的奉獻就是導入了戰略要素及其創新意義的關聯思維。
第一，統攬全局的戰略視野往往有助於發現區位要素新的價值，導致更多的增長優勢形成；
第三，戰略優勢還將進一步體現在對區域經濟主體本身對其與客體之間資源與市場的統籌，提升競爭力。
主要特點
關聯經濟的定律是：在時間與空間動態過程，區位要素、增長要素及戰略要素的組合猶如魔方變幻，總有更佳組合。其中兩種以上要素的關聯組合，就有可能產生一種以上財富視角；隨著每一種新要素遞增，更多財富的邊際遞增效應或遞減效應在生成；當某一要素因創新或弱化而發生質變時，其整個要素組合將可能發生質的轉化，產生乘數效應或除數效應；特別是戰略要素具有重大的撬動意義，促使要素配置的最最佳化或最劣化，最終推動區域財富生成呈現後發效應或遏止效應。關聯定律的靈魂就是鼓勵創新、發現財富。
這正是關聯視角的迷人之處。這是一種強調發現財富聚集與生成的全新視角，是一種強調創新精神的視角，也是一種強調激勵與進取精神的視角。從歷史上看，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曾經使東方領先於西方，而18世紀最後25年中開始的工業革命則使歐洲超過了東方。歷史一次又一次印證了“遏止領先法則”的深層原因，除卻那些紛繁複雜的關聯因素值得後人玩味之外，隱含著特殊規律的某一視角更值得今人去發現和升華。
如此前瞻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每一種要素的被成功把握和組合，都有可能轉化為發展的重大動力。相對落後或較不成功的社會可能更能適應變化並在轉變中處於領先地位，當前的區域經濟浪潮便向我們提供了一個趕上和超過西方的機會。
關聯要素論：發現弱勢要素轉向優勢要素的視角
關聯規律的靈魂是創新，關聯好比它的鷹眼與雙翅，在經濟社會的時空中飛翔，要素的組合是流動的升華的，不再是無序或者無望的。關聯之道引領著要素的最佳化配置飛向一個個財富目的地，經濟與社會的創造力和發展力就這樣不斷衍生。用這個理論去解釋關聯經濟帶來的前景，或許不見得完全準確，但是它是一種積極的視角，至少是當今這個時代戰略思維所需要的品質。
關聯經濟原理認為，區位要素、增長要素及戰略要素是關聯經濟範疇的主要素。其中，增長要素還包括資源、資產及資本，人力與技術被包含在資本要素當中。戰略要素特指一個或多個國家在國家層面所作的戰略規劃、政策安排等重大推動因素。
兩種以上的要素配置或組合
關聯經濟原理之一，就是兩種以上的要素配置或組合，產生一種以上的財富視角。比如一種區位要素與一種增長要素相交，就可能存在一種以上的合作途徑以及增長機會；此後每一種新要素的加入，都可能帶來一種新的財富視角；而且，這種視角隨著時間推移，財富生成的機會可能增強或減弱，並且可能最終消失。關聯原理之一帶來的正向效應是加法效應。反之，由於成本的增加等原因，可能導致減法效應。
再具體地舉例：對於一個小生意人來說，他購買的臨街鋪面會比遠離街市的鋪面的商業價值要高，這是因為相關鋪面的價值是以街市的商業區位價值度量的。又比如，在中國開放之初，東莞的商業價值要遠高於華南或西南其他更遠的內陸地區，理由同樣是，東莞以及相關地區的開放價值是以同香港發生的“前店後廠”模式的區位價值度量的。
在此基礎上，每一種新的要素加入，都有可能增加或改變原有要素的價值，例如資源、資產或資本（包括人力、技術），可能使得原有同等條件的競爭者發生排位的變化。如生意人甲和生意人乙，都以同樣價格和資金購買了同樣位置的鋪面，他們的競爭優勢處於平衡狀態；但是假如他們都經營同一類商品，生意人甲的貨源出自於原產地，生意人乙的貨源則出自於非原產地，那么，按照原產地規則，生意人甲的財富價值大於生意人乙的財富價值。
加入戰略要素
關聯經濟原理之二，在區位要素與增長要素的基礎上加入戰略要素，則可能在一定情況下，戰略要素起著引領性作用。區域經濟既受區位影響，也受增長要素影響，但是，由於區域經濟的最高形態為國家戰略，所以，戰略要素對區域經濟帶來不可替代的影響。戰略要素在一定條件下，以政策流形態牽動信息流、資金流、人流、物流等。當戰略要素與區位等要素髮生關聯，它的正向效應將可能產生乘法效應，它的負向效應將可能導致除法效應。
可以說，一個國家乃至一個區域，在確立某一戰略、集中投入某一些特殊措施之時，將會促成這一戰略實施點迅速出現產業集聚現象，有利於這個地區產業與經濟的發展。由於戰略要素可能超越某一產業、乃至超越經濟本身的意義，可能與外交、軍事、安全、政治、社會、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戰略都發生關聯，戰略要素極具引領作用。
某一要素髮生質的轉換
關聯經濟原理之三，戰略要素與區位要素、增長要素的配置可能導致某一要素髮生質的轉換，進而形成全局質的演變，最終帶來優勢效應，將可能帶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的巨大前景。這正是關聯經濟及關聯戰略最具魅力之處。
關聯經濟原理之三提醒我們，經濟的滯後是相對而非絕對的，通過弱勢要素向優勢要素的成功轉換，可以帶來優勢經濟或經濟競爭力的迅速形成，最終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蛙跳效應”或“遏止領先效應”。這樣一種規律，值得開發中國家和地區引起足夠的關切和思考。
以關稅同盟為例，新加坡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協定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獲得至少兩重自由貿易區效應，但是，新加坡與歐盟再度發生自由貿易協定關係，則至少在疊加了新的一重自由貿易區效應的同時，還強化了區位要素，並可能提升區位要素價值，最重要的是，此前的要素轉化成為優勢。例如，新加坡成為歐盟進入東協的門戶，或者成為東協進入歐盟的門戶，區位要素轉化成為區位優勢，從而形成全局經濟優勢。新加坡僅用40年時間，從一個開發中國家躋身於已開發國家之列，很重要的原因就在這裡。
區域經濟的本質就是關聯經濟
區域經濟本質上就是關聯經濟。我們可以看到，是區域空間結構、地域分工與聯繫、區域產業結構成長、區域資源整合等這些主要內容構成了區域經濟活動的主體，但是，正是更深層次的關聯意義，使得區域經濟活躍起來、生動起來，並且在此消彼長的過程中豐富起來，深深吸引著政府決策人、企業家們，以及形形色色的自然人和社會人，從消費、投資和貿易的角度關注其中的財富關聯之道。
比如，在區域空間結構方面，由於發展在空間上的分布總是不平衡的，它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極”上，然後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最終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影響。這在一定的空間範圍內，必然形成經濟活動強度和密度不同的核心區和周邊區兩種不同的地域單元。在區域經濟活動集聚——擴散機製作用下，形成了一定的空間地域結構。從財富的生成和分布來說，它與上述“增長極”及相關區域的空間結構分布顯然是密切相關的。
關聯經濟：一種新的財富視角第三章：關聯經濟原理又比如，在地域分工與聯繫方面，主要體現為產業分工的空間形式，它不僅決定區域生產專門化、區域經濟聯繫的性質和規模，同時也決定了區域經濟整體結構的動態變化。這種分工與聯繫的存在，不僅可以促成區際間或城—區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同時，產業的地域分工形式對不同地區經濟而言，常產生不同的影響。比如，有的地區處於產業鏈的高端，有的則處於低端。因此，如何形成既能充分發揮各地區的優勢，又能使各地區獲得大體相近的經濟利益的新型地域分工與聯繫，是區域經濟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再比如，在區域產業結構成長方面，區域經濟的一個基本目標是在合理分工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獲取空間經濟的整體優勢，而發揮區域優勢的關鍵就在於建立能充分體現區域優勢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網路。區域產業結構成長包括主導產業選擇與培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產業空間布局、產業集群與產業集聚效應、新產業空間或產業區、區域產業鏈的構築、產業轉移與經濟中心輪替等問題的研究。這涉及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相互作用問題。
區域財富源於紛繁複雜的種種訴求
政府官員、商人，或者投資人，都有理由關注區域經濟，因為那裡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商機；但是，普通消費者，尋常家庭主婦，她們也需要同樣關注嗎？她們為什麼要關注？她們如何去關注？
在今天中國南寧這個普通城市的超市里，你可以發現琳琅滿目擺滿了來自越南、泰國等國家的榴槤、紅毛丹、莽吉柿、山竹、火龍果。儘管這是一個距離東南亞最近的中國城市，但對於這個城市眾多家庭主婦來說，不少水果品種是她們以往聞所未聞的。與此同時，到中國與越南緊密相連的憑祥口岸去看看，同樣會為那裡長龍般的“水果流”驚訝——大批的中國蘋果、雪梨等水果也源源不斷運入河內、曼谷甚至更遠的東南亞城市。
看看這些數字：作為中國自東協進口水果主要消費地的廣東，2005年從泰國進口水果20.3萬噸，比2003年增長1.3倍。廣西自東協進口果蔬的數量由2003年22.5萬噸增至2005年33萬噸，年均增長21.1%。越南是廣西進口果蔬的最大貨源地，占年度進口額的95%以上。
中國和東協的“水果流”在這裡悄然完成了一種美妙的交匯，滿足了兩地主婦對於佳果的需求。然而可以想見的是，一種需求引發出另一種新的需求，更多的關聯需求又在更為寬泛的領域出現並且形成新的驅動，繼而帶動更多的投資與貿易，甚至超越了經濟的範疇，向社會、文化、科學、教育、衛生、生態與環境等範疇拓展，財富關聯的領域和內涵從而更為寬泛和深刻。
對一個家庭主婦來說，她的消費需求驅動著她對獲得消費能力的需求，於是驅動著勞動以及創造，簡言之，驅動著新的財富的形成。對於一個區域來說，需求驅動與供給驅動正是一個區域最重要的驅動力量。同樣的，區域的需求驅動與供給驅動，也就成為透視區域經濟規律的極其關鍵的關聯點。
如果從需求角度解釋區域經濟發展，它強調的是區域經濟活動的前向聯繫，因為這種聯繫表現為對區域某種產出的需求引發著對其他產業活動的需求；如果從供給角度解釋區域經濟成長，那么，區域內的資源、資產和資本，包括人力資源正是滿足上述需求而引發各種關聯經濟活動，並且在更寬泛的領域呈現，不同的是，它所強調的是經濟活動的後向聯繫。
我們清楚地看到，消費、投資和貿易正是一個地方、一個國家、跨越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區域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多年來，經濟學家們從眾多視角闡述了區域經濟的演變，以及區域財富的生成和興衰。但是，我們始終難以看清的是，財富究竟在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方向，依著什麼規律在生成和興衰？
關聯經濟原理的重大價值與意義提醒我們，在區域經濟這樣一個體系中，任何一個區域經濟體單元都不可能脫離全局的關聯去更好地謀劃和實現其訴求。其一，每一個區域經濟體在區域經濟體系中首先找準其定位，找準要素體系、產業體系、市場體系等的定位，包括在其坐標體系中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經濟、外交、安全、政治、社會、文化、科技、教育和宗教等各個方面的關聯意義。正如離開產業鏈，某一產業要素難以生存和發展；離開區域經濟體系，區域經濟體單元也同樣難以存活和發展。
其二，區域經濟體自身的要素整合在不同時間與空間裡可能呈現不同的價值意義，通常情況下，其所屬坐標體系具有激勵與制約的正向與負向意義，既不能脫離體系盲目追求擴張，又不能坐擁體系卻與體系不關聯甚至割裂關聯，最終導致在體系中的萎縮。
其三，區域經濟體在其坐標體系中具有競爭與合作的特徵，當其利益訴求上升為整體體系訴求時，戰略要素及優勢可能產生，使之具有坐標體系的全局影響意義。也就是說，局部發展已經上升到全局發展的意義，就有可能獲得來自國家層面的關聯支持，區域經濟體就可能獲得發展力的最大化，但是，其所擔負的義務與責任也因更有全局意義而顯重大。
經濟規則
區域經濟是法則經濟
什麼是“規則”？規則既包括“法則、規章”，也包括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規則”的內涵涵蓋了技術標準、政治規則、經濟規則、社會規則等多個層面，其中的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可以稱之為“硬規則”，而社會規則中的道德規範則可以稱之為“軟規則”；此外，甚至還包括不成文但卻被某一特定群體默許的“潛規則”。
走進區域經濟，就是走進規則時代。2007年，當中國產生了《物權法》、《企業所得稅法》等，既意味著對物權方面的法律空白和內外資企業稅率分置進行了法律界定，也標誌著中國自入世以來開展的大規模修法行動和審批制度改革，從根本上將中國國內相關制度與WTO規則進行銜接，中國在關注自身國情的基礎上，已經深度融入全球制度體系。
市場經濟為什麼離不開規則？越成熟的市場經濟，其規則便越為完善，而缺乏規則或僅有粗糙規則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大量社會失范。市場規則的完善，與市場化程度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市場經濟體制需要一定的“規則”來保障和支撐；而規則的健全和完善，也必須以相應的市場經濟水平為基礎。
現代市場經濟體系龐大，運行複雜，其市場行為主體包括各類企業法人、事業法人、社會團體法人和自然人。隨著產品、產業分工與市場區隔越來越趨於專業性與網路化，需要更為細分與專業的法律法規、經濟規則、工作規範來約束與規範。
儘管複雜，但規則的不斷建立和完善能夠有效降低整個經濟社會的運行成本，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而這，是當今國際競爭中最有約束力，同時也是最具價值的部分。
在中國，這些年來通過三次修改憲法，已明確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了各種市場經濟主體的平等地位。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確立了市場規則，規範了市場主體行為，明確了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可以說，包括現代法律法規體系、國家管理系統、契約關係、產權關係、競爭機制等在內的一系列規則的建立健全在維護市場秩序、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的平台、推動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WTO規則亦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具有國際標準的貿易準則、管理準則、服務準則正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深入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直至公眾的日常生活。法治、透明、公正、服務，這些看似簡單的執政理念和文明理念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們理解和接受。這種變化的意義甚至遠遠超出了關稅減讓、服務業和農業對外開放、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體制機制改革與調整等帶來的影響。
所謂軟規則，有專家認為，包括意識形態、倫理道德等，是一種基於道德層面、文化層面，通過多年的文化積澱、文化傳承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取向。這一類規則雖然沒有明確成文，但卻是人們衡量美醜善惡的重要標準，其評判標準和強制力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人們普遍認可的價值規範本身。
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規則理念來參與區域經濟？公開透明、開放競爭、企業主體和誠實守信等價值理念應該成為區域經濟廣泛的規則理念，這種理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的變化直接影響企業在市場博弈的強度和廣度，撞擊著區域成員的傳統文化、傳統思維、傳統意識和傳統觀念，甚至改變著區域內人們的日常文化與生活習俗。
法律規則是規範人們的行為的，首先是規範政府的行為，其次是規範市場參與者的行為。現代法治的核心是只服從法律。現代法治的核心部分，是要有一套法律體系，要建立一個法律框架。一切人的行為不服從任何其他的權威，只服從法律。但是有法律並不等於有法治，法治要求法律應當符合公認的正義。比如不能侵犯他人的產權、規則要透明、要使人能夠預見自己行為的後果、規則不能追溯既往等等，這些都是公認的正義，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形成的、屬於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準則。
還需要注意的是，規則在不同的區域間既顯現它的共性，也要注意它的個性。任何國家經濟規則的背後都一定伴隨著社會歷史文化。社會歷史文化雖然也要隨著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而變化，但是這種變化相當緩慢。在多元的人類世界歷史文化中，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表現非常明顯。
國際慣例也是關聯經濟規則
國際經濟慣例正是國際經濟活動中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慣例也是關聯經濟規則。國際規則大致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國際經濟慣例，通常指國際經濟交往的習慣做法，或者說，它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地區）在相互間經濟貿易中自願遵循的各種約定俗成的規矩。它是在一些國家國內經濟慣例和經濟法的基礎上產生，通過千百萬次國際經濟交往的實踐逐漸形成的，至今還在不斷發展和完善。
國際經濟慣例的內容涉及國際經濟貿易的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和各個環節。其中成文的部分是世界上很多國家對各種習慣做法加以集中和系統化，並修改和補充而制訂的世界性的比如聯合國有關組織和其他世界性組織制訂，以及地區性的或國家集團範圍的公約、協定、規則等；其中不成文的部分，則是大多數經貿當事人自願地經常採用的習慣做法。國際經濟慣例，無論是成文還是不成文的，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只是對自願約定遵循它的各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第二，國際經濟慣例是在國際經貿活動中逐步形成的，經過反覆長期使用，已被人們普遍接受並經常遵守的習慣性做法，具有法律約束力。
第三，國際慣例是國際習慣和國際通例的總稱，是一種國際行為規範。一般講，它在效力上是任意性和準強制性的混合，是在國際交往中逐漸形成的不成文的法律規範。國際慣例可分為國際外交慣例和國際商業（貿易）慣例，後者被習慣地稱為國際經濟慣例。
一般認為國際慣例具有如下特徵：一是通用性，即在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通用；二是穩定性，不受政策調整和經濟波動的影響；三是效益性，即被國際交往活動所驗證是成功的；四是重複性，即被重複多次地運作；五是準強制性，雖不是法律，但受到各國法律的保護，具有一定的法律約束力。
國際經濟慣例是在國際經濟活動中逐漸形成、行之有效並得到廣泛遵循的習慣做法，是用於規範經濟主體行為的國際經濟規則。國際經濟慣例有不成文的，也有經系統化集中修訂而成文的，對自願約定遵循的各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套用案例
現實事例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東協與中國領導人會議在高棉首都金邊舉行。中國和東協10國領導人簽署了《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宣布2010年建成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從而啟動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進程。
根據這項協定，中國和東協將用10年時間完成所有關稅和非關稅的削減，消除雙方之間存在的關稅及非關稅壁壘。與此同時，建立一個綜合框架，包含市場一體化的一系列措施，如投資促進、貿易便利化以及和諧的貿易及投資規則與標準。
屆時，將建成一個擁有18億消費者、近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2萬億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按人口算，這將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從經濟規模上看，將是僅次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貿易區。由中國和東協10國共創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是開發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這是一個將覆蓋接近全球30%的人口，擁有大約世界40%的外匯儲備，GDP和對外商品貿易額分別占世界總額的10%左右的令世界不可忽視的重要市場。據東協測算，這個市場建立後，將為東協國家和中國的GDP增長率分別貢獻1和0.3個百分點，區內貿易總額到2010年將接近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水平。各成員國在自由貿易區內貿易比重將從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30%以上。
而據2006年4月13日WTO發布的2005年世界貿易報告，世界貨物貿易達到211462億美元，進出口值均首次突破10 萬億美元，其中出口總值為103931億美元，進口總值107531億美元，均增長13%。中國、東協對外貿易額總計14222億美元，占世界貿易量的 6.7%。
東南亞國家聯盟(東協)公布的數據顯示，2005年東協成員國進出口總額達1.226萬億美元，高於2004年的1.072萬億美元。據東協自由貿易區理事會的統計數據，2005年東協成員國出口總額達到6460億美元，比前年增長13.5%；進口總額達5797億美元，比前年增長15.4%。數據顯示，東協成員國相互之間的貿易額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保持穩定，2004年和2005年分別為24.3%和25%。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表示，2005年以來，中國和東協之間的貿易額達到1430億美元，同比飆升了22%。世界銀行表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有可能成為亞太經濟圈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中國方面認為，到2010年中國和東協雙邊貿易額要達到2000億美元，屆時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基本建成，雙邊互利合作將達到新的水平。
中國與東協雙邊貿易持續、快速增長，進入20世紀90年代，雙邊貿易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長。中國和東協的經貿關係呈現四大特點：
新、港、滬總部經濟模式及理念的比較
新加坡與香港的總部經濟競爭如火如荼。令兩地敬畏的是，上海總部經濟正在以後起之秀之勢崛起。但是，比外在的競爭之勢更為意味深長的是體現其理念的運作模式。
新加坡總部經濟是在其天然優勢基礎上由市場力量作用下形成的，不可否認的是，新加坡政府在總部經濟形成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新加坡政府首先是總部經濟的戰略制定者。在新加坡金融和商業服務業發展過程中，政府為其制定出一項較製造業發展戰略更為詳細的發展戰略。該發展戰略始出於《1972年度預算報告》，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規劃》（1981年）中有所完善，並且在80年代後期的《新加坡經濟：新方向》（1986）中得到進一步具體化。
其次，新加坡政府制定和出台了吸引“總部”的差別性優惠政策。包括特準國際貿易計畫（Approve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eme，AITS）、商業總部（Business Head-Quarters Programme，BHQ）、營業總部地位（Operational Headquarter Status，OHS）和跨國營業總部獎勵（Regional Operational HQS for MUCS）等。國際貿易占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的3倍多，新加坡貿易發展局為繼續保持和加強新加坡的競爭優勢推出了《特準國際貿易計畫》，以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來新加坡設立辦事處，促進對外貿易及轉口貿易的增長。對符合條件的公司每年只收10%的公司所得稅。
第三，高效廉潔的新加坡政府進一步最佳化了“總部環境”。新加坡政府的高效行政和廉潔形象舉世稱道，是增加跨國公司投資的信任度和信心的重要砝碼。為吸引跨國公司總部入駐，發展總部經濟提供了優質的制度軟環境基礎。新加坡政府創造了世界上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同時也創造了世界一流的行政工作效率。
香港如何保持總部經濟優勢？時至今日，香港的各種內部優勢依然表現強勢。首先，香港繼續強化制度及運行機制的高效率。其次，香港繼續活躍其在人脈與國際的關係，包括商業、文化、政治等的關係。第三，憑藉法律、管理、物流等優勢，進一步創造優良的總部經濟環境。
良好的發展總部經濟的內部優勢特別是稅收等制度優勢，以及良好的國際化、市場化的經濟體系外部優勢，從中凸顯的政府廉潔、服務高效的特徵，使得香港總部經濟具有相當明顯的優越性。美國商會對在港美企的相關調查結果表明，超過八成的公司認為香港營商環境預期為良好或滿意，對香港的地理位置、稅收制度、通訊網路、自由港狀況以及基礎設施最為滿意。
上海的未來突破
上海政府正致力於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生產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的轉變。結合上海的特點，繼續大力吸引跨國公司全球總部和地區總部、投資性公司、研發中心、營運中心、金融結算中心、倉儲和分撥中心、跨國採購中心等“總部經濟”外資企業投資落戶，細化並出台相關鼓勵政策和法規。上海“總部經濟”促進中心已經發布上海首張總部經濟地圖，“圈定”了16家將予以重點扶持的“總部經濟”基地，勾畫出上海市“花開四處”的“總部經濟”戰略。
寓言故事
“快魚”理論
寓言故事引申出“快魚”理論
這是一則現代寓言故事，但頗具關聯意味：
太陽出來了，非洲大草原上的動物開始了賽跑。獅子知道如果它跑不過速度最慢的羚羊，它就會餓死。而對羚羊來說，如果它跑不過獅子，就一定會被吃掉。這個無情的故事告訴我們的關聯意味就是，現代競爭如此殘酷。我們面對的世界，是一個充滿變數並且競爭異常激烈的世界，跑得快不快，很可能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
這是又一則現代寓言故事，也蘊含著特殊的意味：
有兩個人在樹林裡過夜。早上突然從樹林裡跑出一頭大黑熊來，其中一人忙著穿球鞋，另一個人對他說：“你把球鞋穿上有什麼用？我們反正跑不過熊啊！”忙著穿球鞋的人說：“我不是要跑得快過熊，我是要跑得快過你。”故事聽起來有點無情，但現實有時就是如此殘酷。美國思科公司總裁就說，新經濟時代的競爭，不是“大魚吃小魚”，而是“快魚吃慢魚”。要成功實現“快魚吃慢魚”，首先要使自己成為“快魚”。
今天位於中國廣西的中信大錳就是這樣一條“快魚”。但你絕想不到短短几年前的大錳是完全不同的樣子。在2007年春天和煦的下午，董事長李維健給我講述幾乎還在昨天難忘的一幕幕。
2000年以前，大錳只能算是一條“慢魚”，而且，還是一條“小魚”，是一家地方企業，規模只有三四千萬。當時的大錳，度日如年：不僅時常發不出職工工資，當地百姓還常以山林土地糾紛為由上門糾纏，可謂內外交困。
“小魚”變成“快魚”，而且是迅速壯大的“快魚”，李維健笑言：得益於兩次改制、兩種資源與市場。2001年6月，本著“優勢產業向優勢領域集中”的理念，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下文批准由廣西大新錳礦改制成立國有獨資的廣西大錳錳業有限公司，並將廣西天等錳礦、廣西冶金錳礦工貿公司等的國有資產授權給廣西大錳錳業有限公司，建立母子公司體系，一舉把錳礦儲量占有率提升到全國總量的22%，成為全國錳礦的老大，大錳躍居成為全球最大的硫酸錳生產企業，2005年，大錳的年產值迅速達到5億元。
如果說，大錳實現5億元的規模用了5年時間，第二個新增5億元則僅僅用了1年時間。就在我與李維健侃侃而談的時候，他頗為自信地告訴我，可以縮短到約6個月左右。換句話說，2006年中信大錳觸及10億元規模，2007年可望超過15億元。
大錳的迅速躍起，與香港中信公司的股份制合作密切關聯。同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中信結盟，大錳不僅解決了迅速擴張過程中帶來的資金遭遇的瓶頸問題，還獲得了提升現代化管理水平、國內與國際兩種市場、兩種資源的新空間。
中信大錳已經在菲律賓、印尼等地成功拓展業務，並且在錳業基礎上延伸了鉻、鎳等產業鏈。中信大錳在“十一五”期末的目標是達到50億元的規模。
“大鱷”的思維加上“快魚”的速度
李維健說，當初如果沒有自治區政府的扶持，不可能形成足夠的“塊頭”，沒有足夠的“塊頭”，大型公司也不會看上大錳。現在，李維健關注的是怎樣讓自己的企業具有類似“跨國公司”的“塊頭”。
開發中國家在開放之初，往往懼怕一旦打開國門，跨國公司蜂擁而入，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本土企業由於體瘦孱弱，容易被跨國公司這些“大鱷”撕碎。中信大錳的成長表明，本土企業也可能成為“大鱷”。只是，李維健更為關注的是跨國公司的理念和運作模式。
速度是重要的，在許多情況下，速度因素可能是競爭的第一要素。但是，在複雜多元的區域市場競爭中，僅有速度是不夠的，還需要講究智慧，以智取勝。在今天的區域經濟競爭中，跨國公司正在以其“智慧+速度”在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競爭的國際化，事實上更多的是“智慧+速度”的博弈。
在運作中所形成的總部運作模式，成為區域市場高度關注的“大鱷”現象。在今天的區域經濟國際化的背景下，由於市場運作的主體是企業，企業中的頂級模式是跨國公司。研究“大鱷”的思維方式，加上“快魚”的速度，可能是一條重要的制勝之道。
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通過創造各種有利條件，吸引跨國公司和外埠大型企業集團總部入駐，通過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形成企業總部在本區域集群布局，生產加工基地通過各種形式安排在成本較低的周邊地區或外地，從而形成合理的價值鏈分工的經濟活動的統稱。其表現形式類似於克魯格曼於1991年提出的“核心—邊緣”的關係(core-periphery，簡稱CP關係)。
關注總部經濟，龍永圖先生更為關注的是它的聚集能力和聚集效應。他說，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已經形成了生產鏈、供應鏈。就像波音飛機，它並不是在一個國家製造，而是在全世界70多個國家生產。也就是說，在很多國家形成了很長的生產鏈。現在又形成了供應鏈的理論，即從一個產品的原料、零部件的供應，到資金的供應，到產品的設計、生產、運輸、批發、零售，形成一個很長很長的跨國供應鏈或生產鏈。
龍永圖說，形成了這些生產鏈和供應鏈以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尋找那些在生產鏈和供應鏈中能形成龍頭的企業，CBD就是要吸引或者是培育這樣具有龍頭作用的、能夠整合資源的新企業。因為，現在的世界競爭已經不是企業和企業的競爭，而是生產鏈和生產鏈的競爭，是供應鏈和供應鏈的競爭。一個企業的實力不在於它有多少資源，而在於他能夠整合多少資源。所以一個CBD如果能夠成為整合資源的CBD，這個CBD才有活力和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