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閩系海軍
- 組成：福建省福州地區人為主組成
- 類別：海軍
- 分類：船政系與非船政系
成立背景,歷史沿革,
成立背景
閩系海軍之所以形成，並非偶然，而實有其地理的歷史的及人文的種種錯綜複雜因素。福建省地處於中國東南沿海，位於歐亞大陸的東側邊緣，海岸線複雜曲折，沿海島嶼星羅棋布。加以其地山多田少，必須衣食于海，因之自古以來閩人即擅長海上活動，而以精於海戰著稱。如明代平定倭寇的名將俞大猷即為泉州（晉江）人，其“俞家軍”與戚繼光的“戚家軍”幾於齊名。其後的顏思齊、鄭芝龍、鄭成功均曾稱雄海上，聞名於時。台灣收歸大陸後，清代東南沿海的江浙閩粵各省水師總兵提督等高級將領，多為閩省的水師將領所出任，諸如康熙年間的萬正色（晉江）、施琅、施世驃、施世綸（晉江）；雍正年間的林亮（漳浦）、藍廷珍（漳浦）、吳英（莆田）、許良樹（同安）；乾隆年間的陳倫炯（同安）、藍鼎元（漳浦）等人無不來自於閩南的漳州與泉州。嘉慶年間著名的海盜，以及平定海盜之亂的李長庚皆為福建的同安人（泉州府），更是一時傳為佳話。
降至近代，綠營水師沒落，新海軍肇興，海軍仍為福建人的天下，所不同的僅是閩南人已為福州人所取代。這自然是因為福州船廠與馬尾船政學堂均設於福州之故。近代海軍與傳統海軍的最大不同之處，即在其為工業革命的產物，具有高度的科技性與機械性，亦即李鴻章所謂的“西方專門之學”，“須經先在學堂課以測算，再遣出洋精習數年，乃冀有成”的“西人絕技”。這也就是說：新海軍，必須要在國內的學堂教育，並且還要出洋留學再加深造，經過西人的長期教導，而透過國際科技轉移才可學到或掌握駕駛及操縱此一新海軍的能力。因此，乃使近水樓台的福州人得以捷足先登，成為近代中國海軍的先驅。非常不幸的是他們幾於一開始就認為海軍是一條登龍的捷徑有利可圖，遠於第一批留學英法的“閩廠生徒”回華之前，即表現“一得自矜、貪慕榮利”。聲言：“創辦鐵甲，正我輩富貴之日，苟非高官厚祿，切不可就。”及至回國進入海軍服務，逐漸地由偏裨而薦至將校，更是俾倪不可一世。視海軍為其專利。尤其是民國初年劉冠雄出任海軍總長時代，先後十年，連任八次（每易閣揆為一任）；李鼎新繼之，又於四年之間連任五次，儼然是海軍的不倒翁。他們依附軍閥，把持海軍，以中央的海軍正統自居，排斥異己，遂使閩系海軍的勢力盛極一時。其後杜錫圭、楊樹莊、陳紹寬繼之，雖然不屬於“船政系”（或馬尾系），但依然同為福州人，閩系的結構並無改變。以海軍部的人事為例，根據《大清縉紳全書》清末時期大體尚為福建與廣東藉者各半，維持一個巧妙的平衡。可是一到民國時代，即大為不同，如在民國廿二年三月海軍部編纂的《海軍部職員錄》中，海軍部內共有204人，其中福建人即有142之多，約占全數的70%。其他海軍總司令及各艦隊司令，乃至各海軍機構的首長，也是非閩人莫屬，其壟斷可見一斑。
歷史沿革
閩系”一詞的由來及其組織成份
“閩系”一詞的來源，實以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北洋海軍總查琅威理（William.M.Lang）所用的“Fukienese Clan”（福建幫）為最早。琅氏於北洋海軍建軍之初，曾經先後二次受聘自英來華，擔任北洋艦隊的海軍總查，成績斐然。可是卻因遭受軍中少壯派將領之反對，而於光緒十六年二月（1890.3）中旬發生香港升旗事件，迫使其憤而辭職。琅氏在向英海軍部報告中，認為“升旗事件”乃係林泰曾（左翼總兵）、劉步蟾（右翼總兵）以及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羅豐祿和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宗光（復）等福建人故意排擠他的一項陰謀，故而使用“福建幫”一詞。在同一報告中，琅氏並曾指出：福建幫在艦隊中的勢力極大，一旦使之當權，則海軍即可能為他們所毀壞。那時候，“該艦隊即將變成福建人家族的艦隊，各艦艇即將為他們的親族所充滿，而訓練有素的北方人也將要被他們所踢開”。琅氏之所言可能系出於一時的激憤。但從日後閩系海軍的表現觀之，卻多少亦為他不幸所言中。此一特色，也幾乎決定了其後數十年中國海軍的命運。
論及閩系海軍組織的主要構成分子，固以福建人為主，但其中也有一部分非福建人，如徐振鵬、吳應科和程璧光等皆為廣東人。不過因其畢業於馬尾船政學堂，僅可稱為泛閩系。實則由於省藉不同，彼此貌合神離，終於還是分道揚鑣，而與閩系分離。
其次，閩系海軍中由於畢業學校的不同，還可以分為船政系（船政學堂畢業者）與非船政系（船政學堂之外的其他學校，如廣東的黃埔水師學堂，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以及天津水師學堂和煙臺海軍學校等之閩藉畢業生）。船政學堂設立的時間較早，故閩系海軍前期的中堅如薩鎮冰、葉祖珪、劉冠雄、李鼎新等皆由此出身。但自李鼎新之後閩系海軍的主要領袖即為“非船政”的閩系分子所取代。如杜錫圭、林建章、周兆瑞、陳季良、陳紹寬等皆為江南水師學堂出身；曾以鼎、李世甲等皆為煙臺海軍學校出身；而楊樹莊則為黃埔水師學堂出身。
再次，閩系海軍的重要將領雖然多為閩產，但論其中堅人物，卻多來自福州（閩侯），如同早期的劉步蟾、林泰曾、薩鎮冰、葉祖珪、劉冠雄、李鼎新、林葆懌、饒懷文、藍建樞、黃鐘英；晚期的蔣拯、杜錫圭、曾以鼎、林建章（福建長樂亦屬福州）、林用謨、楊樹莊、陳紹寬、陳季良等亦皆為福州人。由此可知福州人實為閩系海軍的核心。
閩系海軍根深葉茂
1866年左宗棠在馬尾設立福建船政局，中國近代造船業由此發端。設立馬尾船政局前後學堂，前者培育造船人才，後者培育駕駛人才。馬尾船政學堂是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清末水師建軍的發源地。清末民初，全國海軍被閩人所壟斷，上至總長、司令，下至士卒、雜役多為閩籍，閩系海軍成為中國海軍的代名詞。而所謂“閩系”，實際上又可稱為“馬尾系”，絕大多數人是受馬尾船政前、後學堂教育後步入海軍的。馬尾船政學堂採用英國海軍學制，招訓14歲少年入學，多由海軍內閩籍人士推薦，施以8年海軍軍官養成教育。從清末沿襲至民國時期，始終未變，閩籍人士漸集漸眾，閩系海軍根深葉茂，他們控制了海軍各級權力，以廈門、福州作為活動中心。至1932年，由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閩系海軍的勢力：以軍官為例，閩籍占710名，江蘇50名，浙江20名，廣東19名。
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設立海軍衙門，此為中國近代海軍統一建制之始，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海軍精華北洋水師幾乎全軍覆沒，給中國海軍以重創。1898年後，清政府又向英、德兩國訂購了五艘“海”字號巡洋艦，重建北洋水師。宣統元年（1909年），清廷任命薩鎮冰為海軍大臣，至民國初期，海軍已初具規模，北洋政府將原南洋、北洋、廣東、福建四支水師合併，重組為第一（海防）、第二（江防）艦隊和練習艦隊，依附北京政府，參加了軍閥混戰。這一時期有6位海軍總長，除程壁光為粵籍外，劉冠雄、薩鎮冰、李鼎新、林建章、杜錫珪均來自閩省閩侯（今福州）或長樂；歷任海軍總司令多是閩人，各級官佐也大多是八閩子弟。從1866年到1922年，50餘年間先後又成立了天津（北洋）、南京（江南）、昆明湖、威海、煙臺及前期黃埔水師學堂或海軍學校，但各校骨幹仍多由閩系把持，閩系海軍的影響力並未減弱，並自認為是“正統海軍”。
辛亥革命後驅逐閩系
辛亥革命後，閩系海軍在1917年發生首次分裂。當時，黎元洪與段祺瑞爆發了“府院之爭”，海軍總長程壁光在黎的授意下，赴上海策動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舉事倒戈。正在上海的孫中山派人送上軍費和開拔費40萬元，力促程、林率“海圻”等十艘艦隻南下“護法”。擁戴北京政府與跟隨孫中山南下的兩大海軍勢力分道揚鑣了。南下護法艦隻的排水量約占全部海軍艦艇總排水量的一半。程必光於1918年2月26日被人刺殺於廣州。隨後，孫中山也被西南軍閥排擠回滬，護法艦隊遂倒向桂系。
1920年10月，孫中山回廣州發起“二次護法”，力圖利用海軍力量，秘密召集護法艦隊內非閩籍勢力溫樹德（魯籍，魚雷局長）、陳策(粵籍，長洲炮台司令)等人商議，決定"驅逐閩系、奪取艦隻”。1922年農曆四月一日，溫樹德等突然發動兵變，捕殺閩人，先後制服了各艦，扣禁了包括海軍參謀長在內的千餘名閩籍官兵，溫自任海軍總司令，排除閩系，掌控了護法艦隊，分化出後來的“東北系”。奪艦事件表明在舊海軍內部閩系與非閩系勢力角逐已公開化，從而使海軍內部分裂進一步加劇。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吳佩孚戰敗，張作霖率部入關，令其海防艦隊總指揮沈鴻烈接收了溫樹德的渤海艦隊。1927年成立東北海軍總司令部，張學良自兼司令，沈鴻烈為副司令，下轄兩個艦隊，其實力與閩系海軍不相上下，達到全盛，稱為“東北系”。在廣東，陳策繼溫樹德後自任海軍總司令，形成了“粵系（又稱“黃埔系”，因司令部設立於廣州黃埔）。至此，原由閩系把持的中國海軍實際上“一分為三，三足鼎立”（閩系、粵系、東北系）。閩系海軍此時仍頑固依附於北洋軍閥政府，仍以海軍正統自居，與廣東和東北海軍對峙，期間軍餉短缺是各系海軍面臨的最大難題。在北洋政府和民國期間，令海軍界最為蒙羞的是部分軍官與毒販勾結販運走私毒品，從中牟取暴利。筆者之先祖父曾任陳紹寬私人秘書長達20年，直到其逝世，在晚年他們常提起這段舊事，談到這些敗類間的罪惡勾當，下級向上級行賄或分利時，常在酒席推杯換盞間進行，上級軍官將外衣掛在外間，下級軍官將金條、美鈔塞進外衣內兜，受賄者常在借解手之機用手掂量掂量上衣的“分量”，確定夠份後，就藉口“酒足飯飽，不勝酒力”，告辭而去。此類軍界敗類事發後常被槍決。駐紮在福建沿海的民國海軍，因軍餉不足，也曾強行阻攔貨船，收取“過路費”，充當“海匪路霸”的角色，並多方干預、插手地方政務，強索軍餉，引發軍地爭端。
“四海”角斗不一心
1926年6月，北伐號角吹響，大革命浪潮洶湧澎湃。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深知海軍之重要作用，先後派與其關係密切的原同盟會會員林知淵（閩侯人，畢業於保定軍校，民國首屆福建省府委員）和王充恭（福州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到廈門和上海，策動閩系海軍倒戈易幟。在閩系海軍與蔣介石達成“統一全國海軍；確定海軍軍費和軍艦建造費；閩人治閩”等項條件後，閩系海軍即派艦助蔣作戰，先後參加了驅逐孫傳芳、1927年8月龍潭戰役、1927年10月一次西征、1929年3月二次西征等重大作戰，對確保南京安全以及打敗孫傳芳、打敗唐生智、李宗仁奠定蔣在國民軍內的統治地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3月14日閩系海軍正式宣布“易幟”，通電歸附國民革命軍。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即履行與海軍達成的“閩人治閩”協定，任命海軍總司令楊樹莊兼任福建省府主席。楊樹莊治閩不久就遇上轟動全國的“一六事變”（亦稱“六委事件”），閩北巨匪盧興邦策劃武力綁架了首屆省府的半數委員，此事歷時5個月才以武力解決，期間蔣介石動用了閩系海軍的關係和力量。閩系海軍易幟後，將大部分艦隻駛入長江，助蔣作戰。1928年，國民黨新軍閥進行所謂“二次北伐”，進占京津。當年12月，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此前，蔣介石曾與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陳紹寬同去 北平會晤張學良。陳紹寬代表中央海軍提出恢復原北洋海軍在北方地區的機構，並接管渤海艦隊，把全國海軍統一起來。但蔣介石顯然不願讓閩系海軍再度“做大做強”，以張學良不同意放棄渤海艦隊為由加以推辭，有意讓海軍東北系、粵系與閩系相互對立，“以便分而治之，從中掌控”。
蔣介石政權下的海軍名義上統一為以閩係為主的海軍部，實際上原北洋海軍的三個派系仍原封不動地保留著，以艦隊的形式存在。這三系海軍自成系統、互不統領，甚至有各自的海軍學校，培養自己的海軍人才，在規章制度、薪俸等級、銓敘規則都不一致，各行其道。海軍經費，東北系由蔣介石直接撥給，不包括撥給中央海軍（閩系）的經費以內，粵系海軍經費則主要由廣東地方自籌。海軍三系，關係緊張，時有衝突。
20世紀30年代後期，抗戰期間，蔣介石著手建立其嫡系海軍，於是海軍又橫生一系：“電雷系”。蔣介石找到閩系海軍死對頭原“中山”艦艦長歐陽格，撥巨款在江陰構築船塢、校舍，成立“軍政部雷電學校”，由蔣自兼校長。蔣對電雷系百般關照，對其他派系則傾軋打壓，剋扣軍費。這四大派系勾心鬥角，難有寧日。迄今在台灣海軍各部隊的禮堂里大都掛一塊巨匾，上書“四海一心”。其典故就源於國民黨海軍傳統上分成四個派系，即所謂的“四海”，為粉飾太平，強調團結，國民黨海軍到處掛“四海一心”的牌匾，其 實你爭我奪，耍盡權謀詭計，又豈能“一心”？
閩系海軍土崩瓦解
蔣介石為達到由他獨自控制各系海軍的目的，欲撤銷海軍部，這一做法引起閩系海軍將領楊樹莊、陳紹寬、陳季良（第一艦隊司令，原名陳世英）等極度不滿，予以強烈抵制，他們拒絕“編遣”，並“拂然退出軍事委員會會議，以示反對。”蔣介石軟硬兼施，採取懷柔政策，于軍政部下設立海軍署，任命陳紹寬為中將署長，以此拉攏分化閩系海軍。然而陳紹寬仍堅持和其他閩系將領一道，堅持成立海軍部，但從成立到被撤銷，海軍部僅生存10年。由於特殊的歷史因素，海軍部名義上是全國海軍的統帥部，實際上除閩系海軍之外，其他三系的海軍勢力並不受其限制，而是各自以艦隊形式獨立存在。因此有人戲稱海軍部實為閩系國民政府海軍部。儘管如此，它的存在對中國現代海軍建設還是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陳紹寬在嚴格治軍方面成績可圈可點，有口皆碑。面對海軍軍費十分拮据的局面，陳紹寬等閩系海軍將領一如既往，殫精竭慮，為發展中國海軍事業竭盡了全力。期間，日本海軍的軍費是中國海軍的155倍。
抗戰期間，中國海軍與全國軍民一道抗敵！期間，由陳紹寬指揮的江陰阻擊戰，英勇慘烈。為保衛南京，海軍僅留少數艦隻防禦青島、閩江口和珠江口，大部分艦隻駛入長江，由於缺乏制空實力，海軍部忍痛將最大的巡洋艦“海圻”、“海琛”等35艘艦艇和商船自沉於江陰，並徵集大量民船滿載砂石等自沉江底，形成江陰阻塞線，防止日本海軍沿江直犯南京。1937年9月22日後，日軍出動數百架次飛機猛炸布防江面的中國艦隊，中國海軍官兵浴血抗敵，可歌可泣，是中國近代海軍史上極其悲壯的一幕，其壯觀和慘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罕見的。到1937年10月底，中國海軍艦艇主力喪失殆盡，殘存的艦隻向長江中、下游轉移。1938年1月1日，海軍部奉軍事委員會令“暫行裁撤”，另組以陳紹寬為總司令的海軍總司令部，海軍部的歷史遂告終結。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內戰，陳紹寬等閩系海軍將領拒絕參戰，將主力艦開離戰區修復，與蔣決裂。蔣利用謫繫心腹取代之，在驅逐陳紹寬時，曾令軍統搜身並踢陳一腳等，予以羞辱，陳極為憤怒。於是，陳解甲歸田，避居福州市郊臚雷村，閩系海軍土崩瓦解，走完了由盛到衰的悲痛歷程。解放前夕，蔣介石派蔣經國、朱紹良等人上門勸說薩鎮冰、陳紹寬等人赴台，均遭到拒絕。薩以“病重”為由住進佛教醫院，送“速避”字條給陳紹寬，陳以“農事正忙”與之周旋，並揚言“我已心如死灰，若強行讓我赴台，寧願從機上跳入大海！”隨後他們與部分民主人士公開通電，“擁護共產黨，歡迎解放軍”。福州解放後，他們積極參與了新中國的建設，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的鮮明態度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