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閏鹽古道
一,二,三,四,五,
一
今鹽源縣在歷史上所轄範圍甚廣，包括今木里、鹽邊等縣地。更早如在漢代，今攀枝花及雲南麗江、寧蒗、永勝、華坪等大部分地區，均在其轄區範圍以內。史籍載：鹽源上古屬梁州西南徼。秦置“蜀守張若因取笮”，李冰“又通笮”；以“笮”及“笮都”之名，始見於《史記·西南夷列傳》。漢初置定笮縣(治所即今白鹽井北三里之土城)，今麗江亦屬，隸越嶲郡。南北朝時沒於僚，唐改置昆明縣(唐昆明城在今黑鹽塘，另有鹽城，即古定笮縣治所)，又為南詔香城郡，大理國時期為賀頭甸。麗江一帶自唐以後分置。南宋末年，忽必烈征大理，川滇邊各部相繼內附。至元十四年，在鹽源立鹽井管民千戶。當地土司制度由此形成。十七年改置閏鹽州(治今黑鹽塘)，二十七年並普樂、閏鹽為閏鹽縣(治今黑鹽塘)，並置柏興府(治所與州縣同)，領閏鹽、金二縣，隸雲南行省。明初仍置柏興府，領縣二、隸雲南布政使司，尋改隸四川布政使司。後改為柏興千戶所，隸建昌衛。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廢柏興千戶所，置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治所在今衛城。清雍正七年罷鹽井衛置鹽源縣(治衛城)，屬寧遠府。鹽邊、木里至近代才析出另置。
閏鹽古道，系由元置閏鹽州(縣)而得名。“閏鹽古道”之名，最早見於道上石刻朱簋題記。據清《鹽源縣誌》載：明嘉靖年間，按察司副使朱簋巡視建昌道時，曾督修打沖河(即雅礱江)索橋。事後，題下“閏鹽古道”四字，刻於道邊石壁上。
實際上，早在秦漢以前，閏鹽古道就已經形成了，其歷史與古代南方絲綢之路一樣悠久。並成為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南方古絲路的一條重要支線。有的說法認為閏鹽古道是南方古絲路的一條重要幹線，即氂牛道之西幹線。如新編《鹽源縣誌》所述：閏鹽道是“南方絲綢之路西大道，自東至西縱貫縣境又有若干驛道接川、滇、衛藏。”“南方絲綢之路從成都開始，至西昌後分為兩條幹線：東幹線自西昌經德昌、會理入雲南(即漢之靈關道一段)；西幹線自西昌經金河、平川”、鹽源入雲南(即閏鹽道)。“1989年在雙河鄉毛家壩出土的戰國中期至漢初的墓葬群有海蚌珠、瑪瑙等物品三十餘種。證明古道作為南方絲綢之路的一條重要幹線的開通，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紀。”
閏鹽古道分為幹線和支線(其中一些線路自漢代以後逐漸開闢為官方驛道)。幹線始於今西昌馬道，經鹽源、寧蒗，抵麗江。幹線首段西白線(西昌至鹽源白鹽井)：自西昌馬道起(馬道舊名馬道子，為西部各路馬幫匯集之地，千里之行亦始於此)，西渡安寧河(古孫水)，經河西(舊名鹽中)，翻越氂牛山脈南段之磨盤山，入鹽源界，下山抵沖河關(即打沖河渡口)，過雅礱江(古若水)，沿峽谷經梅子堡(朱簋在此題壁)、祿馬堡、平川。上小高山，下山經衛城(明鹽井衛治所)、鹽源(今縣城)，抵白鹽井(有古鹽池)。全程約300里。
中段白蒗線(白鹽井至今雲南寧蒗縣)：自白鹽井向西，經合哨，穿越鹽源盆地，過梅雨壩子，溯鹽井河而上，經鹽塘(舊名黑鹽井，唐昆明縣、元柏興府及閏鹽州、縣治所，有古鹽池)、辣子溝出境，入雲南寧蒗(元之蒗蕖州)界，翻過乾拉斯山，即抵寧蒗縣城(舊名大村)。全程約450里。
尾段蒗麗線(寧蒗至麗江)：自寧蒗向南折西，穿行於雲南小涼山區，經高峰、玉鹿、長坪、汪家坪、打底河，抵金沙江渡口河門口，渡金沙江，亦稱麽些江(因麗江自古為麽些人聚居地，故有此稱)，人麗江舊寶山州之雪山門關(清乾隆《麗江府志略》載：關“當麽些吐蕃之界，險峻天成。元太弟忽必烈由吐蕃人大理，破石門關，即其地也，一名太子關”)，又西南經各良、鳴音吾、古都、團山，抵麗江城。全程約450里。
從鹽源至麗江還有一條路，也是閏鹽道幹線之一，即白永線(白鹽井至寧蒗縣屬永寧)：自白鹽井，經合哨，至梅雨堡，轉向西北行，經半邊街、棉埡，過氂牛山，經碧基、長柏、三家村，至左所，沿著瀘沽湖北岸抵永寧(元永寧州治所)。再從永寧日月和(相傳元世祖忽必烈曾在此駐蹕)向西，經格窪、日古魯、拉茲、泥羅，到金沙江渡口拉伯，過江即麗江所屬奉科之奉良渡(此渡口據方國瑜先生考證，即《元史》所記，元憲宗二年，忽必烈征大理，由中道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之處①)，自奉科西南行，經華亭驛、長松坪、三大灣，越黑白二水，而抵麗江。全程約1000里。從永寧或左所出發，還可沿瀘沽湖向南，經燕洞、白岩子，西折經翠依、凹里洛，從牛克夕渡口過金沙江，而至麗江。
閏鹽古道的支線主要有：白木線、木永線、鹽普線、兩鹽線、鹽瀘線等。
白木線(白鹽井至木里縣)：自白鹽井西北行，經白烏腳、摩梭溝，到木里縣城。再往西北溯理塘河(雅礱江支流)而上，至原木里大寺。此即通往康藏腹地的大道。
木永線(木里至永寧)：自木里西行，渡無量河(雅礱江支流)，翻越格寶山，經屋腳、利加嘴，抵永寧。此為康藏連繫大理的通道之一。
鹽普線(鹽源衛城至米易縣普威)：即鹽源縣南驛道，自衛城東南行，經羅家村、大哨埡口、板棚子、樹瓦河、松坪子，渡金河(雅礱江)，入米易界，經爛壩，至普威(元普濟州治所)再東南行即直抵安寧河畔之攀連鎮，與古絲路幹道靈關道(唐以後又稱清溪道、建昌道)相接。
兩鹽線(鹽源至鹽邊)：主要有二線，其一，出鹽源衛城，越大哨埡口，經樹瓦河、上荒田，過藤橋河(雅礱江支流)，入鹽邊境，至太平場往南，沿鱤魚河(雅礱江支流)西行，經鱤魚(西漢大笮縣治所)，抵鹽邊縣城(舊名阿所拉)。其二，出白鹽井轉南行，經柏林、岔秋、黃草壩，過格朗河，出境，經岩口、喇踏田、永興場，抵阿所拉。明清時為官道，布鹽輸出，均由此線。從阿所拉往南，經高坪、同德，抵今攀枝花金沙江渡口(古瀘水渡口之一)；或往西南，經桑園、興隆場、長官司、片水，入雲南華坪縣(元北勝州屬)境，都與古絲路幹道相接。
鹽瀘線(鹽源衛城至冕寧縣瀘寧)：即鹽源縣北驛道，又稱黃金大道，出衛城，過白潔河，經白烏、關頂、沃底(原瓜別土司新署)，渡金河，到窪里(元金縣治所，自古為黃金產地，有金廠)，再沿金河經爛壩東折，至下手把出境，經聯合(舊名鑼鍋底)轉北行，直抵雅礱江畔之瀘寧(西漢笮秦縣治所，舊名金礦，有金廠)。
二
閏鹽古道穿行於橫斷山脈及金沙江、雅礱江河谷之間，道路曲折、艱難。古代先民在高山峽谷之中，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創造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交通文化形式。以舟橋建造為例，古道上的橋樑難以數計，大致可分為藤橋、木橋和石橋。藤橋，亦稱索橋，可分為獨索橋和多索橋兩類。其中獨索橋又俗稱溜筒或溜索。藤橋為古代活動於川西的氐羌系民族所創造。其中以鹽源為活動中心的笮人之名在漢晉時期即見於史籍。古代笮人善用藤竹在水上造橋，並呼“橋”為“笮”，故被稱為“笮人”，所造藤橋亦稱“笮橋”。乃至笮人及笮橋分布地帶亦名之日笮。《元和郡縣圖志》謂：“凡言笮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處謂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是笮橋處。”漢初在金沙江、雅礱江至安寧河流域地區建置了定笮、大笮、笮秦三縣，可見笮人分布地區相當大，《史記·西南夷列傳》即言：“自西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笮都最大。”其笮橋當亦極為普遍。清《鹽源縣誌》載：凡急流之處，“以大麻索篾纜系兩岸，一中穿四索環，人伏其上，套手足，匍匐而渡，日：溜索。”“又有溜殼船，雖名船，實笮也。蓋尋桐度索之法也，與纜上為橋者別。”在打沖河上，亦“向用索筒”，有歌日：“不舟不梁憑一索，索上貫筒臨絕壑。”此亦謂之“繩行”。至今在川滇邊一帶還保留有藤橋、藤橋河、溜筒江等地名。當地昔稱摩梭的民族仍言橋為“笮”，木橋謂之刪笮，石橋謂之魯笮。明代，在打沖河始建鐵索橋，清代又有阿所拉等4處建造。
木橋，可分為獨木橋、多木橋、木板橋。多建於溪溝、澗流之上。今瀘沽湖草海上的木樁鋪板橋，較具有代表性。石橋多建於清代，分石拱橋、鵝胸橋之類。永寧石橋“開基橋”，相傳為忽必烈駐兵日月和時所造，故名氣甚大。
在難於建橋的河流上，則以船渡。古道上有十幾個重要渡口，寧蒗縣與麗江交界的金沙江邊就有5個重要渡口。運載工具有皮囊、皮船和木船。據清道光《鹽源縣誌》載：“呷呱河渡，在瓜別，番人渡以皮船，亦以橫吞。瓜別渡，番人以革囊渡，可通冕寧。”“橫吞”即皮囊。皮囊和皮船是有區別的，如舊詩所云：“蠻兒不用皮船渡，騎個橫吞過遠汀。”皮囊或革囊，又叫皮袋，“剝羊皮縫作囊，吹氣如脬，縛四肢予皮之四足，浮泛若騖，日：羊渾脫(橫吞)”。皮船，即皮囊筏，“劃皮囊數十。聯絡如筏，縛人其上，數夷人各跨一囊，以長繩牽之，日：皮船”。後又有一種以羊、牛皮做成的蟹殼形皮船，用二槳划水，較“渾脫”稍穩，通稱為“囊渡”。在金沙江上，使用皮囊、皮船由來已久，《元史》所載忽必烈率蒙古大軍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就是採用當地傳統的“囊渡”。
木船，亦稱木槽，有獨木槽和雙木槽。獨木槽，是取大木將其掏空，形似豬槽，用槳划行，俗稱豬槽船，後人稱為獨木舟。雙木槽，則用二木拼成，較獨木槽寬大。《麗江府志略》載：金沙江井裡渡，“冬春用雙木槽，夏秋用溜筒；奉可渡，渡用木槽。”在鹽源，據說木槽最先出現在臥羅河上。川滇交界的瀘沽湖居民至今沿用木槽船。此外，還“有夏舟冬橋者，土溝、黑鹽塘、白潔河、中度、曲山寨河皆是”。
古道上的運輸，主要靠人力和畜力。人力即以肩挑背馱，背兜、背架子、扁擔、繩索等，是主要的運載工具。鹽源黑、白二鹽井，過去擔鹵、搬運柴、煤等物質，主要靠人力，繁忙之時，使用勞力數以萬計。畜力運輸在古道交通運輸中占有重要地位。川滇邊世居各民族特別善養騾、馬、驢等牲畜從事馱運。古道上，各路馬幫，絡繹不絕，所謂“兩山相對路千盤，萬仞峰頭擁轡過”，即是馬幫運輸的寫照。其中尤以瀘沽湖畔昔稱摩梭人的馬幫久負盛名，其足跡遍及川滇藏邊，遠至緬甸、印度等地。
三
閏鹽古道的形成，與鹽源自古盛產鹽、鐵、金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鹽鐵之利，奠定了閏鹽古道在西南交通史上重要的地位。
任乃強先生曾指出：“人類嗜鹽，是從猿人就已經開始的。任何一個民族文化誕生區，必然具有食鹽供應方便的條件。”並認為：金沙江上游多鹽地區，是古代羌人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區之一。“漢代，昆明種，以牧畜運鹽，經商於葉榆、同師等地。逐漸東進，後東渡金沙江進入康南雅礱江河谷的一部，又發見(鹽源的)黑鹽塘與白鹽井。”
鹽源一帶有鹽鐵之利，文獻記載最早見於《漢書·地理志》：“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定笮出鹽，步北澤在南，都尉治。”其後《三國志》記載了蜀漢越嶲郡太守“張嶷到定笮”，用軍事手段征服豪帥狼岑，“遂獲鹽、鐵器用周瞻，由是輒不為患”。《華陽國志·蜀志》又載：“定笮縣……(白)【日】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夷皆錮之，張嶷往爭……官迄有之，北沙河是。”
唐代，(新舊)《唐書·地理志》及《太平寰宇記》謂：劍南道嶲州昆明縣“武德二年置，有鹽、有鐵”。有稱“此川陸有鹽鐵之利，尤為幫邑之繁會”。
元代，黑白鹽井俱開，政府且令商人“鹽中輸米，使牛、馬、羊、氈、布通商增殖”。馬可波羅到建都，曾記述：“此國中有鹹水，居民取鹽於其中，置於小釜煮之，水沸一小時則成鹽泥，范以為塊，各值二錢。此種鹽塊上凸下平，置於距火還之熱磚上烤之，俾乾硬，每塊上蓋用君主印記，其印僅官吏掌之，每八十鹽塊價值黃金一薩覺。”(z)此鹽塊當出自鹽源縣。
明初，為了爭奪鹽池，月魯鐵木耳叛。洪武中，遂平，並於鹽井衛(黑白)二井置鹽課司。清乾、嘉之時，鹽源因鹽利而商賈雲集，每歲中，自秦、楚、吳、黔以及川東來者以千計，自涼山移入倮夷者以百計。白鹽井因此繁盛一時，號稱“萬馬歸槽川南第一場”。在笮地，鹽塊長期充當貨幣進行流通，直至清代，道光《鹽源縣誌》仍謂：“冕寧哨接西昌哨，只論鹽斤不論錢”。至今鹽業在鹽源仍占重要地位，而且其地下儲藏量之大，令人難以想像。
閏鹽古道不僅是名副其實的古鹽道，而且還是古代著名的黃金通道。早就有人把“金生麗水”與“閏鹽古道”聯繫在一起。朱簋在題寫“閏鹽古道”的同時，也題寫了“金生麗水”四字。周興嗣《千字文》：“金生麗水”，所言麗水即金沙江。其所據當為《韓非子·內儲說上》：“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採金。採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徐中舒先生據此進行過專門考證，認為：四川麗水地區是中國古代盛產黃金的三大地區之一，由是“成為楚國西向移民的巨大動力。楚王在楚雄和滎經兩地，先後設立兩個移民總管，管理黃金的開採和東運。”氂牛道、閏鹽道早在秦漢之前即成為向中原輸出黃金的重要通道，“在秦漢兩個帝國的形成過程中，直接的、間接的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鹽源一帶盛產黃金，史書多有道及，如《冊府元龜》引：“後漢安帝元初元年正月，蜀郡青衣道夷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舉土內屬。”至隋，《資治通鑑》載：西寧州“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帥，遞相攻殺，略無歲寧。”刺史梁毗不受饋金，使“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殺。”《通鑑》載：唐“嶲州刺史喻士珍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馬可波羅行紀》謂：元初，建都“至其所用之貨幣，則有金條，案量計值”。《元史·世祖本世》載：“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朔，雲南行省參政怯刺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旁民煉之以輸官。從之。”
由於鹽源產金，故元時曾置金州、隸柏興府，“後降為縣(金縣)。在府北，以縣境斛焚和山出金，故名”。昔日金州(縣)，治今瓜別窪里。與今冕寧縣之瀘寧(舊名金礦，近代曾置金礦縣)隔江相望，並有古道相通。雅礱江因此又得“金河”之名。
自元明至清朝，雅礱江大曲折地帶採金熱歷久不衰，以清代為盛。“歷考清光緒三十年間，產金總額實不下十萬兩，大都是塊金。最盛時工人達三萬人，日產黃金百餘兩”。宣統元年，曾得一自然金塊重31斤，後取其一角(重103兩)送巴拿馬博覽館陳列。
直到民國時期，瓜別之窪里、湮房，木里之龍達、白碉、水落，冕寧之金礦等地，開採黃金亦盛。如窪里，“金粒多密敷於地盤有石樑處及凹處，而凹處積金尤多，俗謂之雞窩金。石樑上有刻入者，段段皆有積金，謂之浪腳金。石樑上無刻入而成壁者，則多積於梁下。金粒大者重七八十兩，小者亦二三兩。前清季年，漢人得自由採取，年產萬餘兩，少亦數千兩。湮房在窪里對面，僅隔一水。礦為細粒金砂，成分極富。砂中含金自千分之二至百分之十，即每噸砂金可得金53兩以上，價銀千元以上，可謂極富矣。”
任乃強先生曾指出：“人類嗜鹽，是從猿人就已經開始的。任何一個民族文化誕生區，必然具有食鹽供應方便的條件。”並認為：金沙江上游多鹽地區，是古代羌人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區之一。“漢代，昆明種，以牧畜運鹽，經商於葉榆、同師等地。逐漸東進，後東渡金沙江進入康南雅礱江河谷的一部，又發見(鹽源的)黑鹽塘與白鹽井。”
鹽源一帶有鹽鐵之利，文獻記載最早見於《漢書·地理志》：“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定笮出鹽，步北澤在南，都尉治。”其後《三國志》記載了蜀漢越嶲郡太守“張嶷到定笮”，用軍事手段征服豪帥狼岑，“遂獲鹽、鐵器用周瞻，由是輒不為患”。《華陽國志·蜀志》又載：“定笮縣……(白)【日】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夷皆錮之，張嶷往爭……官迄有之，北沙河是。”
唐代，(新舊)《唐書·地理志》及《太平寰宇記》謂：劍南道嶲州昆明縣“武德二年置，有鹽、有鐵”。有稱“此川陸有鹽鐵之利，尤為幫邑之繁會”。
元代，黑白鹽井俱開，政府且令商人“鹽中輸米，使牛、馬、羊、氈、布通商增殖”。馬可波羅到建都，曾記述：“此國中有鹹水，居民取鹽於其中，置於小釜煮之，水沸一小時則成鹽泥，范以為塊，各值二錢。此種鹽塊上凸下平，置於距火還之熱磚上烤之，俾乾硬，每塊上蓋用君主印記，其印僅官吏掌之，每八十鹽塊價值黃金一薩覺。”(z)此鹽塊當出自鹽源縣。
明初，為了爭奪鹽池，月魯鐵木耳叛。洪武中，遂平，並於鹽井衛(黑白)二井置鹽課司。清乾、嘉之時，鹽源因鹽利而商賈雲集，每歲中，自秦、楚、吳、黔以及川東來者以千計，自涼山移入倮夷者以百計。白鹽井因此繁盛一時，號稱“萬馬歸槽川南第一場”。在笮地，鹽塊長期充當貨幣進行流通，直至清代，道光《鹽源縣誌》仍謂：“冕寧哨接西昌哨，只論鹽斤不論錢”。至今鹽業在鹽源仍占重要地位，而且其地下儲藏量之大，令人難以想像。
閏鹽古道不僅是名副其實的古鹽道，而且還是古代著名的黃金通道。早就有人把“金生麗水”與“閏鹽古道”聯繫在一起。朱簋在題寫“閏鹽古道”的同時，也題寫了“金生麗水”四字。周興嗣《千字文》：“金生麗水”，所言麗水即金沙江。其所據當為《韓非子·內儲說上》：“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採金。採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徐中舒先生據此進行過專門考證，認為：四川麗水地區是中國古代盛產黃金的三大地區之一，由是“成為楚國西向移民的巨大動力。楚王在楚雄和滎經兩地，先後設立兩個移民總管，管理黃金的開採和東運。”氂牛道、閏鹽道早在秦漢之前即成為向中原輸出黃金的重要通道，“在秦漢兩個帝國的形成過程中，直接的、間接的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鹽源一帶盛產黃金，史書多有道及，如《冊府元龜》引：“後漢安帝元初元年正月，蜀郡青衣道夷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舉土內屬。”至隋，《資治通鑑》載：西寧州“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帥，遞相攻殺，略無歲寧。”刺史梁毗不受饋金，使“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殺。”《通鑑》載：唐“嶲州刺史喻士珍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馬可波羅行紀》謂：元初，建都“至其所用之貨幣，則有金條，案量計值”。《元史·世祖本世》載：“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朔，雲南行省參政怯刺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旁民煉之以輸官。從之。”
由於鹽源產金，故元時曾置金州、隸柏興府，“後降為縣(金縣)。在府北，以縣境斛焚和山出金，故名”。昔日金州(縣)，治今瓜別窪里。與今冕寧縣之瀘寧(舊名金礦，近代曾置金礦縣)隔江相望，並有古道相通。雅礱江因此又得“金河”之名。
自元明至清朝，雅礱江大曲折地帶採金熱歷久不衰，以清代為盛。“歷考清光緒三十年間，產金總額實不下十萬兩，大都是塊金。最盛時工人達三萬人，日產黃金百餘兩”。宣統元年，曾得一自然金塊重31斤，後取其一角(重103兩)送巴拿馬博覽館陳列。
直到民國時期，瓜別之窪里、湮房，木里之龍達、白碉、水落，冕寧之金礦等地，開採黃金亦盛。如窪里，“金粒多密敷於地盤有石樑處及凹處，而凹處積金尤多，俗謂之雞窩金。石樑上有刻入者，段段皆有積金，謂之浪腳金。石樑上無刻入而成壁者，則多積於梁下。金粒大者重七八十兩，小者亦二三兩。前清季年，漢人得自由採取，年產萬餘兩，少亦數千兩。湮房在窪里對面，僅隔一水。礦為細粒金砂，成分極富。砂中含金自千分之二至百分之十，即每噸砂金可得金53兩以上，價銀千元以上，可謂極富矣。”
四
閏鹽古道是古代先民在長期的遷移和交往活動中形成的，因而它不僅是商道，還是民族文化活動的走廊和樞紐。據考古及文獻資料表明，川滇邊金沙江、雅礱江交匯地帶是早期人類活動的一個重要地區，也是古代民族活動相當頻繁的地區。這一地區不僅是周秦以來形成的古代川西民族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交匯地區。其考古文化十分複雜，包融西北氐羌、西南濮越、古代巴蜀等文化要素。
由於古代中原文化擴張，西北氐羌大量南下，擠壓了西南民族，故這一帶更多為氐羌系民族，史籍所載活動於笮地的主要民族，如：笮夷、越寓羌氂牛種、白狼、摩挲夷、嶲、昆明、麽些等，大多為古代氐羌系民族。笮人早在周秦時代就是鹽源的主要居民，後有白狼族、氂牛種加入，漢末史稱摩挲夷，以“積薪以齊水灌而焚之”的方法製鹽。後來的昆明夷使製鹽技術有所提高，創造出用陶杯熬鹵成鹽的方法。所燒之鹽純白色，稱為“白鹽”。古代民族在笮地長期經營，使笮地成為古代民族文化核心形成及民族成長的搖籃。至今，閏鹽古道所及地區，仍然是與古代笮人有族源關係的納西族及昔稱摩梭民族的聚居中心。其他還有彝族、傈僳族、普米族、藏族、蒙古族、白族、苗族、傣族等，大多與古代氐羌民族有關。
由於古道地帶是環境、資源、民族、經濟及文化等各種要素的交匯區，故在政治和軍事上，很早就為官方及地方民族政權所借重。古道地帶是古代中央王朝在西南最早開闢官道和設立建置的區域。又是古代中央王朝與地方民族政權以及民族之間發生重大政治關係的邊際地帶。閏鹽古道當古代蜀滇交通之咽喉，在中央王朝經略西南，打通南往西洱(大理)、天竺(印度)道路的歷史活動中，以及作為川、滇、藏間各民族在政治和軍事上的緩衝地帶，起到重要的歷史作用。
五
從秦漢到隋唐，儘管中原內地聯絡西南主要以蜀滇古道(即南絲路)為交通，但官道並非長期暢通，而是時有阻絕。如東漢末年，西南夷道(即南絲路)阻絕長達百年之久。魏晉以後，西南民族地方勢力崛起，乃至與中央王朝分廷抗禮，笮地即成為雙方摩擦的前沿地區。隋唐時蜀滇古道沿線戰亂不斷。至宋大理國時期，川滇通道(即南絲路)地位下降。元統一後，雖然打開了阻絕已久的原南夷道(即南絲路東幹線)的川滇交通，但其地位很陝就被元朝在原楚滇古道基礎上新辟的由湘經黔人滇的所謂“東驛道”所取代。而“蜀身度道”即古代南方絲綢之路，逐漸被歷史的塵埃所蒙蔽。作為“蜀身度道”的一個組成部分，閏鹽古道的命運與之大體相同。不過，在以鹽源為中心的局部地區，也有其自身的特點。按新編《鹽源縣誌》描述的輪廓，閏鹽古道的枯榮與該縣社會經濟文化的歷史變遷，大體相適應，即“漢興、晉凋、唐陋、宋荒、重開於元，清為盛世，民國時期全縣糜爛”。總的來說，閏鹽古道是從興盛走向衰落。
在封建統治時期，笮地儘管很早就被納入到統一的政權建置以內，並有官道縱橫貫通。但是，當地民族發展並未因此而獲得與內地一樣的長足的進步，反而長期陷於發展滯緩、落後和貧困的狀態。這主要是民族壓迫和封建統治的結果。封建中央王朝對西南的控制和治理，無論實行羈縻還是土司統治，無論施恩、施威或恩威並施，始終未能放棄使用“以夷制夷”的手段，嚴防各民族之間的密切聯繫以致坐大，對民族地方則實行分而治之。故西南民族分散、隔離和孤立的社會局面長期成為這裡的一個顯著特徵。在清代，鹽源(包括木里、鹽邊)為眾多土司所分割，舊有“五所四司三馬頭”之稱。古道要津也多為地方民族分割和把持，造成交通阻絕。民諺稱：“打不開鹽源五把鎖(所)，休想翻過磨盤山。”可見古道之鎖閉。所謂“清代盛世”，也不過是在孤立和封閉的狀態中獲得一種相對穩定的發展。交通的衰落，意味著民族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