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介紹
南方絲綢之路是我國古代西南地區一條縱貫川滇兩省,連線緬、印,通往東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各國的古老國際通道,它和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同為我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對於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從上世紀初就已開始。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和對外交流日益擴大,南方絲綢之路更加為學者們所關注。
名稱由來
絲綢之路這個名稱是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用以指稱中國絲綢西運羅馬的交通道路,並用以泛稱中西交通。長期以來,絲綢之路一直被認為是由長安出發,西經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亞,然後進抵羅馬帝國的惟一的一條中西交流道路。後來,中外學術界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確認絲綢之路還包括長城以北的“草原絲綢之路”和由東海至南海經印度洋航行至紅海的“海上絲綢之路”。這樣,絲綢之路的外延得到了大大擴展。
早在古代,《史記》就記載了中、印、阿富汗的經濟文化交流,《三國志》裴松之注引三國時人魚豢的《魏略·西戎傳》里,也提到羅馬帝國“有水通益州(四川)”。但這些史料千百年來未受到認真對待。1960年代和70年代,任乃強、鄧少琴等曾提出中國絲綢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強又於20世紀80年代論述了中國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認為年代遠遠早於北方絲綢之路。童恩正也研究了從成都經雲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到達中亞的商道的大概情況,認為戰國時代已初步開通。日本學者藤澤義美、港台學者桑秀雲、饒宗頤、雲南學者方國瑜、陳茜、張增祺,均對這條由四川經雲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進行了研究。
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的提出,是基於以巴蜀文化為重心,分布於雲南至緬、印的地區內,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不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亞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時代明顯早於經中國西北出西域的絲綢之路。由於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稱已為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稱這條由巴蜀為起點,經雲南出緬、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亞的中西交通古道為“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南絲路的研究從1980年代逐步開始形成風氣,國內已出版多部專著,日本出版專著1部(中國重慶學者著),論文集多部,論文達200餘篇,電視系列片1部(川、滇兩省合拍),大型畫冊2 部,由四川的涼山州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和雲南的曲靖文管所、瑞麗文管所等14個單位舉辦的大型文博展覽10餘次,召開“南方絲綢之路研討會”2屆。這些研究論著和一系列學術活動、宣傳報導,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響。尤其是三星堆遺址發掘後,學者們注意到其中明顯的印度地區和西亞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結,於是提出南絲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開通的新看法,段渝認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紀,早於曾由季羨林所提中、印交通起於公元前4世紀,向達所提公元前5世紀,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紀,日本藤田豐八所提公元前11世紀等說法。
南絲路研究目前在學術界達到了多方面的共識,認為這是一條以商貿為主的多功能道路,國 內的起點是成都,開闢年代在先秦
漢朝時代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張騫回到長安,向漢武帝匯報西域的情報,促使武帝大破匈奴。同時張騫還匯報說,在漢帝國西南可能有一條途經身毒(今印度)的秘道,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這一訊息引起了漢武帝高度重視,於是派出4路人馬前往探索,卻被藏在深山峻岭中的當地部族阻擋。其中一路幸運來到滇池。滇王熱情款待了遠方來客,並留他們一住就是十來年。其間幫助他們西行,卻為昆明人所阻,終未能完成對身毒的探險。
這就是南方絲綢之路的由來。中國於1950年代從古滇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部份來自西域遠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證明南方絲綢之路當年已存在
唐朝時期
《新唐書·藝文志》記有地理學家賈耽所著的《皇華四達記》,全書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廣州通海夷道,詳細記錄了唐代由中國經交州、廣州通西域、印度,遠至巴格達的通路:
1.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貴州-丹棠州-古涌步-湯泉州-曲江-劍南-通海鎮-安寧故城-靈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龍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諸葛亮城-悉利城-驃國-黑山-東天竺-伽羅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恆河-摩格陀
2.諸葛亮城-騰充城-麗水城-龍泉水-安西城-彌諾江-大秦婆羅門國-大嶺
最早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對南南方絲綢之路的陸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主要路線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文化特色
南方絲綢之路東到中原,西達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過這條道路相互交流,並通過這條道路對西南文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考察這條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絲路探究
絲路探究
關於研究方法和視野問題 對於如何深入推進南方絲綢之路研究,學者們提出應拓展研究的視野和思路。有學者認為,目前南方絲綢之路研究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現代化的新視角和全球化的開放視野,重新審視南方絲綢之路及其歷史地位與現實作用。在研究重點上,應由線路的研究轉向文化板塊的研究,由民族淵源、遷徙、流向的研究轉向民族相互交往、融合的研究,由地名、地址的考證轉向對城鎮市場網路體系的研究,從單一民族、單一地區的研究轉向對整個線路系統全面的研究。在具體方法上,一些學者提出,可以將南方絲綢之路與西北絲綢之路進行對比研究。比如,南方絲綢之路經過的地區以農耕文化為主,民族支系多而複雜,容易形成網路,導致道路的複雜性和文化的多元性。這和西北絲綢之路經過的地區主要是遊牧民族,民族支系比較單一,不容易形成網路的狀況截然不同。還有學者認為,由於南方少數民族長期生活在深山裡,他們的生活環境、生存方式和交通工具和北方少數民族完全不同,因此兩者在貿易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上並不相同,值得深入研究。
關於性質和歷史作用問題 關於南方絲綢之路的性質,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它是一條始於先秦、盛於漢唐的商貿通道,是由多條主幹道和支幹道組成的商貿道路網路系統。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是一條民族遷徙的走廊。還有學者從政治、軍事的角度探討南方絲綢之路的興起,認為從政治上看,統治者要把自己的權威達於各地,因此需要開發這樣一條通道;從軍事上看,為了軍隊的進入和軍事物資的運輸,需要開通這些道路。關於南方絲綢之路的歷史作用,許多學者論證了南方絲綢之路對中央政權統一西南地區、鞏固西南邊陲、促進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歷史作用。還有學者認為,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青銅文化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西傳,豐富了南亞、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文明的內容,對於世界古代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和旅遊開發問題 許多學者對加強南方絲綢之路沿線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南方絲綢之路的文化和自然資源優勢進行旅遊開發進行了研究。一些學者認為,南方絲綢之路沿途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佛教文化、畢摩文化、東巴文化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均屬於南方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文化遺產歷經千年,應予以發掘、保護與研究。一些學者認為,南方絲綢之路作為一條連線東西方文明的多功能古道,數千年來留下了無數具有歷史、文化、藝術、民族和宗教等多重價值的遺存,將其列入“絲綢之路”整體申遺名單,既有利於加強國內段沿線各省市的合作,也有利於沿線國家經濟文化和睦鄰關係的發展。有學者提出,應部分恢復南方絲綢之路的歷史原貌,尤其是恢復“氂牛道”和“五尺道”的部分景觀,並以文化旅遊線路整合沿線資源,打造精品路線,推進沿線旅遊區域的合作。還有學者認為,應借用古代南方絲綢之路之名,打造新的西南絲綢之路。這是促進西南各地旅遊、經濟、文化等發展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