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相楊麼起義

南宋建炎四年至紹興五年(1130—1135年)，在南宋農民起義戰爭中，湖南義軍首領鐘相、楊么等率眾於洞庭湖地區連年抗擊南宋官軍圍剿的戰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鐘相楊麼起義
• 別稱：宋朝湖南農民起義
• 主建立政權：楚
• 年號：天戰
• 領袖：楚王鐘相、天王楊麼

起義經過

鐘相楊麼起義指的是南宋建炎四年至紹興五年（公元1130—1135年），在南宋農民起義戰爭中，湖南義軍首領鐘相、楊么等率眾於洞庭湖區連年抗擊南宋官軍圍剿的戰爭。

揭竿而起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滅北宋，康王趙構即位，重建宋朝，是為南宋。至建炎三年，趙構迫於金軍攻勢退兵，謀偏安江南。時金軍緊逼南下，宋潰軍沿途剽掠，統治者橫徵暴斂，政繁賦重，激起江南民眾紛起反抗。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民鐘相率先聚眾起義，抗擊潰兵游寇集團搶劫，破州縣、焚官府、殺貪官，號召等貴賤、均貧富，得鼎、澧、潭、岳、辰（今湖南澧縣、長沙、岳陽、沅陵）等州19縣民回響。

初步勝利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三月，遭宋潰軍游寇集團孔彥舟部鎮壓，義軍奮力抗擊，初戰獲勝。後因孔彥舟遣間混入義軍作內應，鐘相不備，被俘殺。鐘相犧牲後，數十萬義軍在楊麼、夏誠等率領下轉入洞庭湖區，據湖泊港汊為險，瀕湖設寨，兵農相兼，繼續與官府抗衡。南宋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程昌寓率水軍乘車船、海鰍船攻夏誠水寨，於下沚江口（今湖南漢壽東北）被義軍擊敗。義軍繳獲官軍車船後，廣伐鼎、澧地區松杉樟楠等木材，大造車樓大船，嚴密設防，陸耕水戰，既取得水戰優勢，又獲田蠶興旺，實力日益增強。

楊麼義軍

建立政權

建炎四年(1130)二月，鐘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長沙）、孔彥舟軍隊犯澧州（今湖南澧縣）、鼎州危急之時，率眾起義，保衛家鄉。建國號楚，年號為天載（一作天戰），鐘相稱楚王，立子鐘子昂為太子，設立官屬。

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楊么立鐘相少子鐘子義為太子，自號大聖天王，重建楚政權。

官軍鎮壓

南宋朝廷驚恐不安，視之為心腹大患，遂遣軍往討。

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荊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統領禁兵、御前、神武軍3.5萬人，並節制荊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部萬餘人，戰船數百隻，偕統制崔增、高進趨洞庭湖。

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十月，王躞至岳州，率舟師與楊么車船水軍短兵激戰，船小不敵，敗退橋口（今湖南湘陰西南湘江西岸）。尋留崔增、吳全等設伏岳州艑山、洞庭湖口、牌口等處，自率神武前軍萬餘人趨鼎州，會程昌寓部水軍，企圖兩面夾擊，一舉殲滅義軍。楊麼察其謀，將計就計，堅壁上游諸寨，將老少民眾、牲畜轉移隱蔽酉港（今湖南漢壽東北酉港鎮），以部分車船出沒空寨間牽制疲憊上游宋軍；另施疑兵，遣數隻車船潛載數千水兵，偃旗息鼓，放流誘殲下游宋軍。

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十二日，王躞、程昌寓率軍出下沚江口，水陸並進，逐個圍剿義軍水寨，所至皆撲空。而下游預伏宋軍發現湖面車船，萬餘人爭乘數百隻舟船貿然入湖攔截。將至陽武口(今湖南嶽陽西洞庭湖中)，義軍車船突然迴旋，縱橫衝撞，官軍猝不及防，舟船皆被撞沈，崔增、吳全及屬下無一生還。義軍獲陽武口之役大捷後，回師又敗王躞等軍。四年六月，王躞再次遣軍進剿。七月，楊么乘江水暴漲，率車船水軍出湖反擊，盡殲社木寨（今湖南常德東）守軍，王躞敗逃。義軍屢戰獲捷，兵勢日盛，使宋廷愈加恐懼。

南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二月，高宗調集20萬大軍，命張俊為諸路兵馬都督，岳飛為荊湖南北路置制使，趨洞庭湖圍剿。五月，宋軍封鎖緣湖四面諸江河要津後，岳飛率所部至鼎州，先對義軍諸寨遣間誘降，分化瓦解義軍；繼以大軍壓境，示師威脅。

起義失敗

在岳飛招降政策下誘惑，義軍大首領楊欽、劉衡、金琮、劉詵、黃佐等相繼出降，惟楊麼、夏誠等仍據寨自固。岳飛知湖深莫測，乃納楊欽獻策，遣人開閘泄放湖水，放巨筏堵塞港汊，並於湖面散放青草，以破義軍車船優勢。後以楊欽為嚮導，進圍楊麼水寨。楊麼率水軍出戰，因水淺，車船機輪又被草纏住，滯不能行，被官軍擊敗，各個水寨或降或破，至此，前後相繼6年之久的湖南農民起義被鎮壓。

歷史認識

鐘相楊麼起義是一次大規模農民義軍抗擊官軍的水上攻防戰。

楊麼等率領義軍據守洞庭湖，兵農相兼，陸耕水戰，巧旋疑兵，以車船優勢連年屢敗官軍前後堅持6年之久，粉碎了敵人7次進攻。後期，因岳飛率重兵圍剿，遣間誘降諸寨首領，致義軍分化瓦解，被各個擊破，但起義軍的行動，卻給南宋政府以沉重的打擊。

楊麼起義軍在水軍的建設和作戰方面，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例如在戰船建造方面，始終把速度和機動性擺在突出的位置，無論是車船，還是海蝤，都具有快速攻擊能力；在建造車船時，又注意到了大、中、小相結合，以適應在各種水文地理條件下的作戰。在作戰指揮方面，起義軍擅長於調動和迷惑敵人，發揮水軍優勢，予敵以突然襲擊。

南宋初年，鼎州(今湖南常德)鐘相、楊麼領導的起義是我國歷史上規模較大的一次起義。起義軍堅持近6年，鼎盛時勢力波及洞庭湖地區7個州所屬的19個縣。傳統觀點認為這次起義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迫使朝廷先後7次鎮壓，並派20餘人前往“招安”，給偏安江浙的南宋王朝造成沉重打擊。

歷史教訓

難以實現的“均貧富”

1130年，鐘相利用摩尼教起來反宋。摩尼教又稱明教，公元3世紀波斯人摩尼創立，唐代宗時傳入中國，武宗時開始禁止傳播，此後一直處於秘密傳教狀態。五代後梁時期陳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臘，都曾利用它發動起義。鐘相向民眾宣傳說，“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這對當時的貧苦百姓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鐘相的起義隊伍迅速擴大到40萬人。

那么鐘相是否踐行了自己的諾言呢？事實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後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戰，立妻尹氏為皇后，子鐘昂為太子，仿宋王發布聖旨。大楚政權建立僅40餘天鐘相被殺，繼任者楊麼又建立了新的大聖天王政權。楊麼自稱大聖天王，還把這四個字寫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鐘相的幼子鐘義被立為太子，自楊麼以下，所有人都要對他俯首稱臣。楊麼政權還設立職官，官員的名稱、服飾、儀仗規格都與南宋朝廷一樣。楊麼和鐘義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宮一樣稱“內”，還設有三衙大軍。鐘太子為顯示高貴，還在龍舟上擺設龍床、龍簟和金交椅。

“等貴賤”儼然已是“內外有別”，“均貧富”又是否實現了呢？鐘相曾許諾“凡入法者”，必“田蠶興旺，生理豐富”，給廣大的貧苦百姓許下理想國的美好藍圖。實際上，早在鐘相楊麼起義前，洞庭湖地區由於長期橫徵暴斂，加上金兵鐵蹄的搶奪已是千瘡百孔，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鼎州一帶殘破至極，滿目荊榛，起義發生後，雙方長迭6年的交戰更加劇了對這裡的破壞。為剿殺起義軍，宋將李綱派兵占領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義軍無河捕魚，無地耕作，糧食嚴重短缺。宋將程昌寓甚至“決堤四百丈”，淹沒起義軍占領區的大片農田。岳飛的剿殺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斷起義軍運送糧草的要道，禁止百姓與起義軍間貿易往來。更不幸的是，起義發生的這幾年又趕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災，　“田疇荒蕪”，　“水鄉荒索”，　“州縣荒殘”，全國餓死者不計其數，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許多百姓不得已賣妻過活。　“均貧富”是要實現生活的改善，但農民卻更加困苦，不僅沒有“田蠶興旺，生理豐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拋妻棄子，流離失所。起義軍為了阻止程昌寓駐守鼎州，不惜放火燒城，火光沖天，數日不滅，全城房屋盡為灰燼，鼎州一片廢墟。岳飛鎮壓起義時，為絕後患，也下令放火焚燒洞庭湖30多個水寨，這對當地生產力的破壞無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義被鎮壓後，岳飛下令給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糧，允許他們回鄉耕種。經過50餘年，這裡環境逐漸得到恢復，明代時成為全國重要的糧倉，所謂“湖廣熟，天下足”，實現了“田蠶興旺”。

官民之間的仇恨

農民起義軍由於對朝廷充滿仇恨，他們“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讎隙之人”，他們認為殺人就是“行法”，劫財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當然。寓居鼎州的皇親、　“昭憲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黃琮、澧陽縣令葉畲、桃源縣令錢景、荊門知軍事吳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師、反抗起義的袁顯、為朝廷充當說客的晁遇等人都命喪起義軍之手。這自然激起南宋朝廷的殘酷鎮壓。鐘相起義後不久，宋廷即任命“游寇”孔彥舟為湖北路捉殺使前往鎮壓。孔彥舟對抓住的起義士兵或砍手指，或割耳鼻，還在每人頭髮上插一根竹籤，竹籤上寫道，　“爺若休時我也休”，爺指的是起義軍，就是說起義軍投降他才撤兵。楊麼兵敗被岳飛處死後，其堅持作戰的殘兵幾乎全部被岳飛殺光。6年間，雙方死傷數萬人。

另一方面，楊麼政權還曾企圖與偽齊(朝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權)聯合共同抗宋。1133年，偽齊使者李成率兵50萬，大舉南下，他看到楊麼勢力不斷壯大，便遣使引誘，許以兵士三萬，增車添船等豐厚條件，要起義軍配合濟渡偽齊軍隊，雙方聯合攻宋。楊麼置國家於不顧，一度應允，甚至打造車船，做好了迎接偽齊兵將渡江的準備。只是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岳飛在鄧州、襄陽、唐州、隨州、郢州等地取得大勝，偽齊實力極度受挫，這次濟渡計畫也就夭折了。

盲目的農民起義

中國古代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數以百計，儘管其中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合理的起義理由，但最終都陷入奪取政權，掠奪財富，提高自身的等級地位，其終極目標都逃不出改朝換代，建立新的封建政權的循環。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農民由於自身的局限，往往存在居功自傲、驕奢淫逸的弱點，像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後不顧起義形勢的日漸衰微，反而傾心於大修府第，沉迷於醇酒美女，革命鬥志早已拋之雲霄。另一方面，農民多以殺人、屠城等方式發泄對統治者的不滿與怨恨，　“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盡四川人”，這種極端的行為必然引來統治者強烈的報復，繼而發動對起義軍更大規模的剿殺，這就陷入一個“大屠殺”的惡性循環，而無論雙方戰局如何，最終的受害者只有黎民百姓和無辜士兵。

正如“羅馬人的強大是他們進行征服的原因，但這種征服破壞了他們的強大。一樣，不可否認，農民起義也有著其積極的一面，但它所帶來的破壞性也是巨大的。有些農民起義的確取得了一些結果，比如鐘相楊麼起義後，南宋朝廷的確改變了一些政策，如規定無業農民可以耕種空閒土地，沿湖百姓，凡紹興三年(1133年)以後來交租稅雜錢的，暫停交3年等。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些改變只是暫時緩和了統治者與農民間的矛盾，而這種暫時的緩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封建專制制度就是在農民盲目的不斷起義，不斷改朝換代的過程中逐漸完善了它的機制，延續它的生命。這些規模較大、對當局產生震動的農民起義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小打小鬧、不痛不癢的小起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