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協調

金融協調是指在經濟發展變遷中普遍存在的互補性和報酬遞增的現實條件下以金融效率為中心，運用系統和動態的方法，研究金融與其構成要素的發展變化規律，收益——成本、風險的分布與變化狀態以及由此確定的內部效應與溢出效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金融協調
• 主要包括：市場機制協調和行政制度協調

原則

就金融協調的原則來講，主要是堅持三個統一。

數量發展和質量發展的統一

即在注重金融相關比率、金融資產規模、金融機構擴張等數量型金融發展指標的同時，更要關注金融對經濟發展促進作用的金融各項功能的有效發揮，注重金融的功能效應及其發展。

巨觀效率與微觀效率的統一

由於現代經濟所普遍存在的互補性關係，研究金融時就不能只研究其微觀效率，而必須同時關注金融的巨觀效率，及巨觀效率與微觀效率的統一問題。

要堅持金融動態效率與靜態效率的統一

金融動態效率與靜態效率的統一

金融作為現期貨幣購買力與遠期貨幣購買力的交易，是一項包括時間過程的經濟活動，本身就要求考慮未來的各項因素，而成為動態決策過程。而金融協調作為一個動態過程，就是要在動態的變化中追求其效率，它是一種協調中的效率。

方法

金融協調的方式包括市場機制協調、計畫和行政制度協調以及網路協調。

市場機制協調

主要指經濟運行為主體根據市場的價格信息(資本市場中的利率)，依照利潤最大化原則，在相互競爭的市場中形成的一種協調發展。它也可以稱為“看不見的手”的協調。

計畫和行政制度協調

計畫和行政制度協調

作為市場機制協調的替代，它包括企業內部的各層組織機構的協調和政府計畫手段的協調，這種協調主要依靠行政權威來進行。它可以稱為“看得見的手”的協調。

網路協調

是指經濟網路組織理論所強調的介於市場和企業或政府之間的中間力量的協調。它是既不依靠市場機制力量，也不依靠行政權威力量的經濟主體間形成的其他特殊關係和制度安排。

層次

金融協調的層次有：金融內部協調，包括金融組織、金融市場、金融監管當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金融與經濟(巨觀經濟各要素、微觀金融要素或全體)的協調以及金融與社會的協調。

內容

金融協調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

在巨觀方面包括：

地方債分配

總量協調、結構協調、區域協調、內外協調、貨幣政策、金融監管、金融機構間的協調、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貨幣供應量與貨幣創造、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風險控制等問題。

在微觀方面包括：

證券業與銀行業的協調、資產結構、銀企關係、收益與風險等問題。其研究的重點是在分析金融構成要素運行機制的基礎上，解決金融的所有權結構協調、金融與技術效率協調、外部性(溢出)協調、跨企業資金配置協調、跨行業資金配置協調、金融與社會環境制度協調、金融巨觀效率和微觀效率協調、動態效率和靜態效率的協調等問題。從而形成比較完整的金融協調政策調控體系。

問題

由於金融協調討論的是金融發展、金融效率、金融安全和金融對經濟的作用，所以金融協調包含了廣泛的經濟學理論問題，如經濟中的互補性、報酬遞增、效率與安全、溢出效應、協調與均衡、國際協調等等。

第一，金融協調包含金融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互補性

經濟中的互補性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一般規律，由經濟發展中分工的不斷發展而形成的企業與企業、產業與產業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促進或相互制約的關係。互補性指出了分工經濟最本質的方面，即強調市場的相互依賴性和技術的外部性。20世紀50年代日本產業結構合理化之初的產業間相互關係充分表明了由於生產過程的分解和擴張——增加了間接生產鏈條的長度——而形成的分工，使得一個企業或產業的發展，更多地受到與其相關的一系列企業或產業所形成的整體網路的發展狀況的影響和約束。經濟中的互補性問題不僅體現在一般企業或產業之間，在金融業的發展過程中也很明顯。金融業的產生本身就是從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分離出來的，是企業財務的延長，金融業的獨立發展和不斷創新，不斷地節省著流通費用，降低著全社會的交易成本。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等方面的金融創新，如NOW帳戶、信用卡、ATM和全球金融市場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現代信息和通訊技術發展的物質支持。金融業與非金融產業有著明顯的互補性。

第二，金融協調是引導報酬遞增的一條途徑關於報酬遞增問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斯密從分工的角度說明了報酬遞增產生的過程，並提出了“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的定理，即分工和專業化是財富增長的主要原因，而分工和專業化又取決於市場範圍的擴大。

斯密在報酬遞增問題上的研究體現在兩個層次：

其一是微觀層次的分工。“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其中技術變遷以分工加速知識積累的形成，成為報酬遞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其二是巨觀層次的分工因果累積。分工既是經濟進步的原因又是其結果，這個因果累積的過程所體現出的就是報酬遞增機制。在斯密的勞動分工思想的基礎上，楊格提出了迂迴生產和社會收益遞增概念，認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強及新行業的出現。使產業鏈延長，也使得市場規模擴大，而擴大的市場會促使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擴大。這是市場規模與迂迴生產、產業間分工和專業化相互作用、自我演進的報酬遞增機制。

這種報酬遞增的來源有兩種

一是對於某一廠商而言進行專業化生產導致的生產費用的節約而實現的報酬遞增；

二是產業間分工呈現出社會分工的網路效應，加之供求的互動作用使產業間分工擴大時報酬互補，從而使整個經濟呈現報酬遞增，因此產業的分工和專業化是報酬遞增的基本組成部分。

經濟發展中的報酬遞增，突破了新古典學派以報酬不變為基礎的一般均衡，並把動態的、非均衡的經濟進化思想引入經濟學分析之中。對報酬遞增問題的分析表明，分工是導致報酬遞增的一個重要源泉。在分工深化和市場擴大的過程中，交易費用的產生和不確定性的增大，都是影響報酬遞增的負效應因素。通過金融運行環境的制度安排，金融工具、金融業務和金融制度的科學設計，促進金融活動的協調運行，提高基於金融因素的分工深化和市場擴大過程中的交易效率和減少不確定性，從而導致經濟報酬的遞增。這可能是我們真正把握金融在現代經濟中作用的一條新的途徑。

第三，金融協調可以統一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

金融效率是金融協調的中心問題。它要求在協調金融運行機制的基礎上，不僅把握金融活動的直接效應，也要把握金融運行的溢出效應，從巨觀的系統的角度和動態的長期的觀點，保證金融作用於經濟的儘可能大的正效應，強調金融效率的巨觀性和動態性，避免只重視金融活動的微觀盈利和靜態效率的觀念。

在金融協調中將金融效率置於中心地位，這就在研究範疇上涵蓋了在現代金融中普遍存在的金融安全問題。金融安全可以說是與金融活動在現實中所表現出來的脆弱性相關聯的。金融脆弱性是由金融業的高負債經營的行業特點所決定的，這也是金融業的本性，是金融內在的脆弱性，可以稱為狹義上的金融脆弱性。隨著金融的不斷發展，金融領域中可能出現風險積聚，以至趨於高風險的金融狀態，於是金融脆弱性也就會由過去狹義上的內在脆弱性轉為廣義上的脆弱性。與金融脆弱性相對應的就是金融安全。在金融脆弱性伴隨著金融和經濟發展而頻繁演化為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強調金融安全並把它提升到事關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也就成為金融經濟社會的突出問題。

在實踐中，強調金融效率，常常容易忽視金融風險，以至產生風險積累效應，影響金融安全；強調控制金融風險，常常容易影響金融業的經營效益，導致金融效率降低。而金融協調的根本目的、手段以及協調的過程，正在於提高金融效率，降低風險，保證金融安全。可見金融協調兼容了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兩個方面。

第四，金融溢出效應直接或間接影響經濟和社會

金融活動的溢出效應比其他經濟活動的溢出效應更為突出。金融溢出效應是金融系統包括各構成要素在內作為一個整體產業，其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方面不相一致的外部性的關係，根源在於金融活動是一種公共產品；而且也根源於金融活動是在市場中運行的，市場是沒有邊界的。

金融溢出效應的特徵可以舉例如下：

（1）貨幣所具有的價值尺度與支付手段的職能，使得貨幣供給者可以獲取潛在的鑄幣稅收益，但由此引發的後果卻由全社會承擔，這是金融活動中因供給貨幣存在的外部性，亦即溢出效應。

（2）供給貨幣因存在溢出效應而最終導致由國家壟斷貨幣發行權，但與貨幣發行機構的貨幣供給過程相聯繫的商業銀行，也由提供信用職能派生出了存款創造與資本分配功能，這就使商業銀行提供信用的服務具有了外部性。

（3）金融業在金融活動中的高財務槓桿率，對經濟發展有好處，但是也造成潛在的金融風險，使金融業帶有脆弱性。以上所說的三種金融溢出效應，既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對於金融效應的這種溢出性，只有運用協調的思想和方法，才能將負效應最大限度地轉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正效應，實現其正效應激勵與負效應約束的相容。

第五，金融協調實踐推動均衡經濟的發展

協調作為一種系統的和動態的發展觀，不等同於均衡，它在均衡理論基礎上更多地關注了質的方面和動態發展。均衡理論主要研究的是量，是量與量之間的關係問題；而協調所研究的不僅包含均衡所研究的量的問題，同時還要研究複雜的社會經濟活動中無法用量及均衡來分析和反映的許多社會、經濟、金融要素及其關係問題。比如，金融資源的流動於配置，包括在各個層次上或相關要素之間的博弈，會推動長期和整體的均衡，使金融與經濟不斷向前發展。當外部規則發生變化時，會產生新的博弈，這又將推出新的均衡，由此也就決定了金融協調不是一種靜態的均衡狀態，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中可能同時包含著整體均衡與局部不均衡、長期均衡與短期不均衡的並存狀況。在金融協調理論研究與實踐中，相信會不斷地推動均衡理論和均衡經濟的發展。

第六，金融協調包括國際金融協調

世界金融的全球化、一體化趨勢，在增加金融潛在收益的同時也增強了金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這是金融溢出效應在國際交往中的反映。國內經濟金融活動可以影響外國，外國經濟金融活動也會影響到本國來。這是進行國際金融協調的主要原因。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在其與日本金融專家合作的《時運變遷》一書在談到國際金融協調時寫道：“簡單地說，協調就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在國際磋商的基礎上採取行動，而不是按一方之見行事，要預測其他國家可能做出的決定。而決定的時間、程度和實質，會受到其他國家行為的影響，反之亦然。如果各國的行動相互補充，最終所有國家的國內、國際目標相對而言更容易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