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錢輕銀論是明穆宗隆慶年間(1567—1572)山西巡撫靳學顏主張銅錢流通，反對用銀的觀點。靳學顏突出強調銅錢在流通中的地位，他說：“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 《明經世文編》 卷二九九，《講求財用疏》) 他認為貨幣的作用就在於流通，因此銀和錢同樣都能發揮作用：“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飢之不可食。又非衣食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耳。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錢?” (同上) 其實，即使從流通手段考察，銀和錢的作用也有區別，大宗貿易用銀比用錢要方便，何況貨幣不只是流通手段。他指出用銀有利於豪右，“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於天下者愈少。再逾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
(同上) 而用錢則不利於“奸豪”：“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為奸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 (同上)靳學顏認為白銀流通的自發力量，影響了封建統治者權利的旁落，只有用錢才能使人主掌握貨幣權力，“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之”，“故又曰錢者權也; 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奈何廢而不舉?” (同上) 針對“民不願行”等困難，提出行錢應“自貴近始”，特別要“自朝廷始” (同上)。主張除田賦仍用銀外，國家的其他收入則以錢為主，支出也擴大用錢範圍。靳學顏的重錢輕銀論不符合時代的要求，就其不徹底的用錢主張而言，也不可能完全付諸實施。白銀自元以後作為法償貨幣的範圍和作用日益重要，明中葉以後，白銀實際已成為重要的法償貨幣，不僅民間以銀為主幣，政府也肯定它的法償能力。白銀與銅錢兩種金屬貨幣並行流通的既相扶又相妨的矛盾狀況，引起思想家們的爭論，一些被認為是較開明的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也受傳統的以錢為寶的觀念的束縛，著眼於廢銀。從貨幣思想史的角度說，它體現了一種保守的自然經濟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