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大錢論是中國古代人們圍繞鑄造大錢、採行鑄幣貶值政策所提出的不同貨幣主張。東漢桓帝時 (公元147～167年) 有人提出 “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時人劉陶 (? ～185年) 對此提出反對意見，明確指出如果鑄造大錢，有意實行鑄幣貶值政策，這不僅無補於凋敝的經濟，而且連同貨幣流通本身也必將陷於更大的混亂，“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議” ( 《後漢書·劉陶傳》)。
南北朝時 (公元420～581年)，圍繞統治者所行鑄幣貶值政策，人們各抒己見。南朝的沈演之 (公元397～449年) 認為 “若以大錢當國，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眾美廉，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 (《宋書·何尚之傳》)，他把 “大錢當兩”視為國家致富、個人增財的捷徑。北朝的高謙之 (公元486～527年) 目睹政府“財用將竭” “軍國用少”，提出 “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 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認為實行鑄幣貶值政策可使“國得其益” ( 《魏書·高崇傳》)。高謙之所謂“錢大”是指鑄幣金屬成色份量足，“錢小” 是指鑄幣金屬成色份量不足即鑄幣貶值，而鑄造大錢究其實乃是實行鑄幣貶值政策，所以，高謙之“別鑄小錢” 的主張與鑄大錢主張名異實同。唐代，國家因安史之亂而出現嚴重財政危機，唐政府根據御史中丞第五琦的建議採行鑄幣貶值政策，在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和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先後鑄行了當十、當五十大錢。第五琦認為，政府鑄造虛價大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往”(《舊唐書·食貨志》)。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琦在提出 “別為新鑄，不廢舊錢” 的 “改錢” 主張時，曾援用 “子母相權” 概念，希望成色份量足的銅錢 (開元通寶錢) 與成色份量不足的銅錢 (虛價大錢) 如 “子母相權一樣並行流通 (同前書)。北宋末年，政府推行鑄幣貶值政策，在徽宗崇寧、大觀年間 (公元1102～1110年)鑄行當十虛價大銅錢、夾錫錢，導致貨幣流通狀況惡化。鑒於此，時人周行己 (公元1067～?年) 運用輕重概念分析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衡或相等關係，指出 “錢與物本無輕重。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為等，而大錢、鐵錢輕於其所等放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為輕重” ( 《浮沚集》卷一，《上皇帝書》)。以此作為理論依據，周行已主張政府應將 “以三為十” 的當十虛價大銅錢按其本身的實際金屬含量改為當三行使。對鑄幣貶值政策的影響，周行己分析認為 “自行當十以來，國之所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利，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況夾錫錢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有三倍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愈屈”，私鑄盛行導致物價上漲幅度超過鑄幣膨脹速度，政府會因此得不償失、國用愈乏 (同前書)。元末明初，王禕(公元1322～1373年) 在其《泉貨議》 中提出整頓錢法，反對使用虛大錢。王禕認為，大錢 “質輕而利重，故盜鑄者多”，所以歷朝大錢 “皆旋踵而廢”，難以長久行用。明代末期，由於國用匱乏，政府又想靠鑄大錢救危機，朝廷命官對此多有議論。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 (公元1589年) 給事中郝敬 (公元1558～1639年) 在其《錢法議》 中主張鑄大錢，“以大錢為母，權子行，其費少而利多。今宜另開秘局，所鑄大錢或一當三十，或一當五十”，“曰大明通寶”，“與小錢三七、四六兼行”( 《春明夢余錄》卷四十七《寶源局》)。郝敬把鑄大錢視為解救政府財政危機“費少而利多” 的捷徑，這也正是明政府欲行虛價大錢的本意。對此，明熹宗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 兵部尚書王象乾說得更為明白： “軍需浩大，征派不可屢加，內帑不能常繼”，所以，建議政府著手鑄造當十、當百、當千的虛價大錢以解窘救急 (《熹宗天啟實錄》)。明末清初，出現銀荒，邱嘉穗在其《銅鈔議》 中建議政府用鑄造虛價大錢的辦法來解決銀荒問題，他說： “取白銅之精好者為鈔，如今之錢或而稍加重大，鏤以文字，面曰 ‘康熙寶鈔’，背曰準五、準十之類，至準百而止，而且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用是雜行於散錢之中” (《清經世文編》卷五十三《銅鈔議》)。其時，高珩 (公元1612～1697年) 也主張鑄行當十、當百的虛價大錢，並認為用虛價大錢取代白銀流通可以憑藉君主權利加以實現，他說： “人主之權，變化萬物者也，可以頃刻變化人之貴賤，獨不能頃刻變化物之貴賤乎?”(同前書，《行錢議》) 清代，王鎏 (公元1776～1843年) 刊行 《錢幣芻言》，王鎏在該書中提出一套行鈔、鑄大錢的貨幣改革方案，主張發行面額一貫至千貫的大鈔，兼鑄當百、當十大錢，與當一錢並行，大數為鈔，小數用錢，同時提出禁銅、禁銀政策主張。王鎏認為 “行鈔法、禁銅器、鑄大錢，三者皆前人成說也。……前人分言一事，而予則合言三事。蓋分三者而偏舉之，未嘗不可以各收其利，而未能盡祛其害; 合三者而全行之，則見其交相為用，而可以盡善而無弊” ( 《錢幣芻言·錢鈔議二》)。在王鎏看來，鑄大錢只要與行鈔法、禁銅器 “交相為用”，就只有好處而無弊端。而王茂蔭 (公元1798～1865年) 在銅錢流通問題上，堅決反對虛價大錢，主張維護成色好份量足的銅錢。王茂蔭說： “自來圜法，總以不惜工本為常經”，“考歷代錢法，種類過繁，市肆必擾，折當過重，廢罷尤速。……而大錢無能行數百年者”(《王侍郎奏議》卷六《論行大錢折》)。對清鹹豐三年 (公元1853年) 針對鑄行當十、當五十大錢後又開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之事，王茂蔭指出： “最大之患，莫如私鑄，……若奸人以四兩之銅鑄兩大錢，即抵交一兩官銀，其虧國將有不可勝計者。舊行制錢每千重百二十兩，熔之可得六十兩，以鑄當千，可抵三十千之用。設奸民日銷以鑄大錢，則民間將無制錢之用，其病民又不可勝言者” (同前書，《再論加鑄大錢折》)。王茂蔭還運用虛實概念對大錢問題予以分析： “大錢雖虛，視鈔票則較實，豈鈔可行而大錢轉不行? 不如鈔法以實運虛，雖虛可實; 大錢以實作虛，似實而虛” ( 《論行大錢折》)。表面看，用虛實觀分析貨幣，紙幣、虛價大錢為虛，銀與足色足重銅錢為實，其實不然。王茂蔭多少已經發現，區別貨幣的虛與實，關鍵在於貨幣的名義價值與它所表示的真實價值能否相符，而不能只從表面去看幣材屬性。此外，王茂蔭批判倡行大錢者： “論者又謂，國家定製，當百則百，當千則千，誰敢有違?是誠然矣，然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同前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