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人進城

當下小說敘述中“鄉下人進城”的書寫關涉到中國現代化語境中最廣大的個體生命的諸般複雜因素。它對農村與都市之間人的命運的表現，已成為當下小說敘述的亞主流表現方式。小說敘述者代鄉下人傳達心音，體現其在城市現代化的各種權力關係中掙扎的生存方式。敘述主體的多樣性是不同地緣的鄉下人進城之差異的表現。這種敘述與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中鄉下人進城的書寫構成的對話，將會對重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書寫發生影響。

基本介紹

• 書名：鄉下人進城
• 作者：徐德明

特指當代小說中的一種敘述模式。

附：“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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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德明

內容提要

“鄉下人進城”是一個中國現代化與最廣泛的個體生命聯繫的命題。歷經一個世紀的中國後起現代化及文學敘事形式的發展，與21世紀當下小說的關聯在哪裡?是普泛的、猶疑的現代抑或後現代?沒有現成的答案，多元的經濟、文化與敘述形式使得當下的小說拿不定“主義”!閱讀經驗告訴我:作為農業大國的主體農民，他們在現代化過程中進入城市的行動選擇及心路歷程，是當下小說與現代化關聯的最有價值所在 ① 。這種價值已經為小說捕獲，成為一種“亞主流敘述”。隨著中國城市化與勞動力市場的變化，鄉下人脫離鄉土進城謀生，持續了一個世紀的行為，在當下語境中突然別具意義了。21世紀初小說敘事中呈現出來的農民的當下心態、行為的變化，賦予了現代化概念一種道德倫理上的曖昧，而進城農民的主體尷尬又暗示著現代化進程的諸多缺憾。這類小說的敘述主體差異是對作為知識者的小說家身份、態度的多元呈示。這些小說與上一個世紀的小說形成對話，並產生諸多未曾顯露的意義 ② 。

大陸社會的結構模式

什麼是當下小說的主流?被倡導的未必有那么多的作者與文本的產出;執著於日常生活的為數雖多卻難以動人;表現都市情感的缺乏堅實普泛的生活基礎;描寫農村的疏離了寫中心的號召，又沒有找到個人立場，顯然沒有多大建樹。鄉下人進城的敘述卻最接近當下中國大陸社會的結構模式，與城市化趨向的相關性最強 ③ 。“鄉村\城市”的基本社會模式不再是簡單的二元結構，都市與鄉村之間的雙向的流動創造了當下中國最複雜而又豐富多姿的生活景觀。鄉下人進城的移民生活是都市召喚的結果，進城後的鄉下人生活的多樣可能，使折返於鄉村和城市之間的人的精神行為的敘述極富張力。鄉下人進城的敘述即使不是主流，也有其“亞主流”的特徵。其為“亞”，一是因其不是倡導的產物，二是因其敘述主體的意識水平的不一致而沒有鮮明的整體感，三是因其創作量還不夠豐富。閱讀範圍內的《民工》（孫惠芬《當代》2002年第1期）、《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孫惠芬《人民文學》2002年第1期）、《誰能讓我害羞》（鐵凝《長城》2003年第3期）、《蒙娜麗莎的笑》（何頓《收穫》2002年第2期）、《奔跑的火光》（方方《收穫》2001年第5期）、《泥鰍》（尤鳳偉《當代》2002年第3期）、《上種紅菱下種藕》（王安憶《十月》2002年第1期）、《瓦城上空的麥田》（鬼子《人民文學》2002年第10期）、《小姐們》（艾偉《收穫》2003年第2期）、《愛你有多深》（荊歌《收穫》2002年第3期）、《女傭》（李肇正《當代》2001年第5期）都具有上述特徵。這類文本中有進城又返鄉的，甚至《奔跑的火光》沒有進城定居，但是其雙向流動性對敘述具有規定性影響。當下批評的責任是給“鄉下人進城”的亞主流小說文本以分析與闡釋 ④ 。

為什麼說是鄉下人進城，而不說農民、民工進城?“鄉下人、農民、民工”是三個不一樣的概念。“民工”強調的是一種“打工”的勞動力資源，他們進城謀生的身份是手藝人或勞力，它幾乎成了當下社會學的一個專有名詞;“農民”本來務農，現在進城後可以務工、為傭、經商乃至拾荒（一種特殊的生意），他們的身份比民工複雜得多，一度曾與工人一樣，是一個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身份標誌;“鄉下人”則是一個更為寬泛的概念，它最主要是作為都市/城裡人的相對性概念，包含有身份懸殊，既得權利與分一杯羹者的競爭，它還是一個有悠久傳統的歷史概念，帶有社會構成的一端對另一端的優勢，現代歷史上既有大都市稱呼內地人為鄉下人的，也有小城鎮上的人稱來自於鄉間的人們為“鄉下人”（在沈從文、葉聖陶等30年代的小說敘述中），數十年來上海人稱呼蘇北、內地的外來者統統為“鄉下人”，頗有巴爾扎克的巴黎人與外省人區別的況味。當下的鄉下人進城指80年代以來從有限的土地上富餘的農村勞力中走進城來、試圖改變生活的帶有某種盲目性的上億計的中國農村人口。他們帶著夢想、帶著精力與身體、帶著短期活口的一點用度本錢，到城裡來謀取一片有限而不無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間。他們無聲無息地為一座座城市拓展著空間，其所有勞作的價值都在一個堂皇的現代化社會命題下被悄悄地吞沒、消解了。當然鄉下人進城的謀生途徑不一定是務工，高考是一個進入城裡精英行列的公正渠道，但失敗者只好如《民工》中鞠廣大兒子鞠福生去當民工，女性可經營特殊行當（《小姐們》等），李四（《瓦城上空的麥田》）進城不為務工，卻可以作為一個倫理變化的尺度去考驗獲得了城裡人身份的兒女們對待鄉下父親的態度。鄉下人是一個最適合文學敘述分析的寬泛概念。鄉下人進城的敘述把現代社會人的空間轉移引出的諸種可能性都包含在內，其包含民工、農民的概念自不待言。如此多的人的生活變化本身就是當下社會的主流，關於它的敘述理所當然可以占據主流，我權且稱為“亞主流小說”。 文學現代性在鄉下人進城敘述中得以展示的過程，很大可能是一個生命價值與歷史方向性進展相糾纏、矛盾乃至對立的過程。中國大陸鄉下人進城與全球化共生，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擴展中的人口補充必然大部分地依賴鄉下人進入正在成型的自由勞動力市場，鄉下人在當下語境中作為最廣大而又處於底層的人力資源，與國際國內資本共同完成著大陸現代化進程。鄉下人正形成一股遷移的潮流紛紛進城，他們與所進入的生活空間的矛盾衝突，其生命價值的體現與受挫，理當是特別值得關注的文學內容。

當下文學的現代性理應由鄉下人進城談起。但是現代性追求在當下語境中卻很曖昧，鄉下人進城所攜帶的資本無法進入任何競爭，他們在自由流動中的技術成本極低，然而他們確實在大規模地流動。鄉下人進城的流動方式相當程度是盲目的，其主體的盲目曖昧決定其生活選擇中所付出的代價。他們在進城過程中的追求與代價也無可爭議地是當下中國人生命價值呈現的重要部分。

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是充滿生機的（與生機相伴的腐敗也是生命形式之一），譬之於一棵生機勃勃的大樹，鄉下人不止是些枝葉。錢穆《大學中庸章句》中引朱子言:“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 ⑤ 無論現代化的百尋之木的根本是什麼，占中國人口絕大比例的鄉下人在現代化中身份地位的變化，其在邊緣而進入中心的努力、尷尬，其生命在全球市場化背景下呈現的精神狀態都不容棄置。所以我為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而鼓吹，為其“生意”而欣然、痛然;為敘述者沒有忽視鄉下人主體而顯現的知識分子良知讚嘆。

我給“生意”以個人解釋:“生”是生命力，“意”則是該字拆解開來的心音。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就是代陳其充滿生命力的痛苦心音。鄉下人進城為謀生存，是一種生命力的呈示，痛惜的是上述列舉的文本中這種存現方式常常是飽嘗資本與權力對生命力的壓抑。鄉下人進了城，個人的橫向的空間經驗轉移與縱向的歷史身份變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而農民式的堅忍與難以承受的境遇之間的張力成了小說敘事的一個巨大的情感、精神領域。當下的中國都市正快速地發展，鄉下人走進等待他們的都市卻往往發出心靈的呻吟，他們努力用發展、生存的無聲誓言將輕微呻吟聲壓下去，這就是鞠廣大與國瑞們的特殊的心態，他們沒有控訴、沒有悲傷。但是敘述者沒有無視他們的痛苦與悲哀，所以這樣的敘述就有了代天地立言的悲壯。人類生活的目的，依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是一要生存、二要發展。鄉下人進城體現出來的“生意”就是這種生存發展中的悲痛與欣喜的心音:鞠廣大求生存，送水少年要發展（《誰能讓我害羞》），國瑞（《泥鰍》）介於二者之間，他既要生存又求發展，沒有少年那樣的沉溺幻想的可憐的美夢，也不像鞠廣大隻為掙錢改變鄉下的生活。他們生活在自尊與屈辱里、掙扎在希望與失望之間，但是他們沒有說出自己的屈辱與失望，只是因為他們執著地想要從中走出來。

《民工》最精彩的筆觸是鞠廣大與兒子福生之間的緊張，在緊張中他們共同體味著進城民工在城裡和女人在家鄉的雙重屈辱的生活。父子之間曾經有過高度一致的過去，手藝人鞠廣大把徹底改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兒子的高考上，沒有考上大學使得父子兩代人生意黯然。從鄉下走向城裡當民工，父子倆都不願意同行，他們無法面對子承父業的宿命。死了老婆\母親，父子不得不一同奔喪在城裡回鄉下的路上，而且接著又面對另一個屈辱:妻子\母親在生活處境不利時候犯下的的不貞的罪孽。如此黯然而沒有生意的生活填充著他們共同的生命階段:奔波在城市與鄉村之間。

《泥鰍》敘述進城的鄉下人為使生命充實、張揚，卻在權力構陷中喪命的故事。國瑞因鄉下生活艱難，受進城的“生存理性”的導引，進入一個生存盲區。他從搬家公司的黑勞工開始了進城後的生活，毫無保障的生活逼得他作了牛郎，作為性工具而滿足城裡高等女人的欲望，並因此被扯進了權力圈子。他非但不能認識自己身處險境，還以為獲得了一個發展的好機會，於是認真地學習、負責地工作，直到成為陷阱中的犧牲品。向上的國瑞，在刑場還努力地要做一個守規矩的本分人，他跪著挪上一步與另外的被執行對象列隊看齊，至死也不知自己做了有權勢的城裡人的替罪羔羊。他的“看齊”與阿Q的“畫圈”是何等的令人悲哀的歷史循環。國瑞的悲哀 既在於他無知地參與了城裡人的交易，更在於如此“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都命定在鄉下人的生命中。無論國瑞還是鞠廣大，他們都像30年代的進城拉車的駱駝祥子那樣要強，“在自己所處的特定資源與規則條件下，為尋求整個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選擇比較而言並非最次的行為方式”，“……外出異地打工、拾荒、經商”，等待著他們的往往是“不曾期望的後果” ⑥ ，這些悲喜劇的背後是城市與鄉下的社會結構，是鄉下人進城的漫漫長途。

儘管權勢者的幸運是鄉下人不幸的另一半，鄉下人還是執迷不悟地努力向城裡人看齊，《誰能讓我害羞》中的送水少年正是努力按他理解的城裡人的方式做人。鄉下人願意認同城裡人的價值標準，卻遭遇阿Q不準姓趙的厄運。鄉下少年精心以城裡人的標準裝扮自己，儘管他把自己打扮得不倫不類，但是穿上別人的西服，少年在心理上有了一個質的飛躍與發展。他在炎熱中忍耐乾渴、竭力負重爬上八樓，為一個有地位的女人送水，卻被身份歧視逼得以暴力姿態出現，以至於被警察拘捕。少年閱世不深，但是他努力要讀懂城市、讀懂城市裡的女人，他渴求溝通、希望被接受，但是他的好意被拒斥了，他由艷羨而轉為仇恨，他的精神被摧毀了，他的盎然的生意被扼殺了。他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個未成年罪犯。

無論少年或成年人，上述的鄉下人身上都有努力向上的願望，有充沛的體力，他們的勞作與追求比之城裡人更為生意盎然，鞠廣大手中的磚石參與了城市的現代化塑型，國瑞和少年都把他們的精力注入到城市的運行過程中，等待著他們的是死亡與犯罪的結局，他們卻至死也不願意離開城市。《愛你有多深》敘述進城的鄉下妹子馬紅出入於各樣曖昧的餐飲、髮廊之後嫁給落魄的城裡人，患上癌症不治，臨終時候想和鄉下的父母告別，卻拿不出車錢。再看看國瑞身邊來自鄉下的原本生意盎然的女子們，要么在髮廊之類的地方“做生意”而腐爛，要么不肯作這樣的生意住進了瘋人院。

《小姐們》例外地不以進城後的城鄉衝突結構故事。母親死了，奔喪的大姐從城裡帶回了六個在她手下從業的小姐，於是在生與死之間，婊子與天使之間，本能與倫理之間展開了一場狂歡。大姐儼然是一個城裡的成功者，母親為不便啟齒的原因不讓她進門二十年之久。但是隨著母親的死，最後的防線崩潰了，進城的女人返鄉了，短暫的幾天，她把一個禁慾的喪祭場所變成了帶有都市色彩的欲望場所。大姐是一個熬出頭來的小姐，她已經完成了鄉下人向城裡人身份的角色轉換。有意思的是她手下的小姐們，她們回到鄉下不需要“做生意”了，卻煥發出她們原來具有的生意:在陽光下的山間的池塘里，她們縱情地洗浴，裊娜地走在陽光下的山道上。原來，城市裡的罪惡到鄉下滌清後也會變得那樣的美麗與生意勃勃。

主體差異性

敘述者如何給鄉下人進城的現代化遷移故事命意?上述文本並沒有統一的價值標準與思想維度，敘述的方式也不一致。敘述主體與形形色色的敘述對象之間不同的對話方式，主體差異性帶來的鄉下人進城故事的區別，正是這一方興未艾的現代化命題的文學表現形式的生機所在。世紀初的文學敘事不再一味追隨文化思潮，上世紀80年代的觀念變化決定文學敘事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經過90年代個人化、世俗化的無主流狀態，當下社會的變動不居，影響文學敘事的莫過於鄉下人進城;海歸、出國、從政、經商、考學入城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其廣度與深度都無法與之相比，當下文學敘述是實際生活遠大於觀念的時期。實際生活的豐富複雜是文學敘述主體不能一致的根本原因。

王安憶《上種紅菱下種藕》自然平和地敘述著江浙區域的鄉下人走向城市化生活的漸變過程;鐵凝反思城裡人的立場與情感態度，質問城裡人《誰能讓我害羞》;尤鳳偉的《泥鰍》尖銳地呈示陷落在城市的鄉下人的無助，表現他們與資本、權力對立時所處的劣勢;鬼子將鄉下人幻視中的希望《瓦城上空的麥田》進行拆解，質詢鄉下人進城裡的現代化的悖謬因果;孫惠芬把她的人道主義同情公正地投給做《民工》的男人和留守\回到鄉下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直到目前她仍在《城鄉之間》遊走，敘述《狗皮袖筒》那樣的民工故事（《山花》2004年第7期）;劉玉棟則將逝去的鄉下人進不了城的歷史遠景拉近，回到那個只能內心祈禱神祉的城鄉禁錮時期，聽鄉下人在心底呼喚《芝麻開門》;方方讓她敘述的對象接近城市的邊緣，又被鄉村所拒斥，被激發起來的鄉下人的生命如《奔跑的火光》;艾偉卻把鄉村作為過濾自 然生命的場所，讓城裡的《小姐們》從病態的生活里回到自然;李肇正對鄉下人進城的命題做不出應答，《女傭》難究根底，只是停留在事相表層。

王安憶《上種紅菱下種藕》所採用的孩子視角與空間敘事結構形成她理解與表達鄉下人進城的特殊方式。秧寶寶的童真視野帶有原始的鄉村認知原型，然而作品的敘事動力正是來自於城市化的現代經濟。父母忙於自己的生意，將她托給鎮上的李老師家監護培養，空閒時候他們又將她帶到城裡，住進星級賓館享受現代化的物質生活。父母的生意往紹興發展，秧寶寶最終便不得不告別那“經不起世事變遷”的小鎮，隨同前往。人物的經驗與江浙地區小城鎮的先期現代化水平相關，這裡的人們和孩子不同於內地民工不遠千里進入大都市，他們大都帶著自己的資本把生意一步步做大，他們所處空間的現代化水平也愈向都市攀升。這個故事空間擴展就是從“漊”到“田塍、河磡”、到沈漊村莊、再到華舍鎮而縣城、紹興;而故事的另一面，卻是文化的根源，秧寶寶的外公象藕紮根於河底一樣，堅定地與浮華世界對抗，但不是本文申述的對象。以孩子的視角看，王安憶像她習慣的做法一樣得以避開政治經濟文化事件的干擾，集中筆觸寫人的生命的盎然意趣，秧寶寶周圍的變化與她的平靜態度之間的張力是小說詩性價值的中心。

鐵凝的短篇心理小說《誰能讓我害羞》表達一個質問:城裡人憑什麼端起貴族的架子嫌惡來自鄉下的底層人的，憑什麼會存在這樣的心理不平等?寄居在姑母家的“孱弱，面目和表情介乎城鄉之間”的送水少年，被丈夫“常駐國外做生意”、衣著華貴、開著汽車的女主顧懾服了。他努力想得到女人的注意，渴求被這個城裡的上層人承認。在都市底層的人與貴族之間展開了一場心理戰，女人自問:“我要為他的勞累感到羞愧么?不。女人反覆在心裡說。”這樣的道德自信來自於哪裡?是誰賦予了女人心理上的優勢?城鄉人物的強勢與弱勢地位，在當下經濟、道德、倫理乃至政治上的合法性依據是什麼?鐵凝用非常簡約的情節表達她對新的不平等的思考，舉重若輕。

尤鳳偉的《泥鰍》不同於王安憶漸進地與都市現代化接觸，國瑞這樣的的人物進城以後就是一個城市的異己，他將鐵凝對不平等的敘述發展成為權利空間裡的城鄉對立。國瑞在城裡的所有職業選擇、日常生活都處於屈辱的地位，然而他沒有放棄過向善的努力，即使作為牛郎，他也把服務對象貴婦人當作真情奉獻的對象。國瑞仿佛在地獄裡也能做一個好鬼!犯罪的是城裡的權勢者，而作為替死鬼被槍斃的卻是國瑞這樣的鄉下人。尤鳳偉是當下文學想像中權利分配的有力質問者。

鄉下人在城裡的這種遭遇不禁讓人發問:鄉下人為何還要來城裡，他們能得到什麼?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麥田》正是陳述著這一問題。小說中的敘述人是一個名叫胡來城的拾垃圾的小孩，通過“胡來城”發問鄉下人為什麼來到城裡?他的父親回答:“成為瓦城人”，讓“住在村上”的“永遠比不上”。城裡撿垃圾也比鄉下的生活值得羨慕!進城是一個神話，值得人們為之付出一切。小說中有一個重要的道具:“身份證”。“李四”的身份證被警察錯誤地換成了意外死去的“胡來”，從此就失去了他的親人，因而一直拾垃圾到遇車禍暴死街頭。鄉下人進城的身份面臨不被承認的巨大悲哀!於是，李四也好，張三也罷，他們進城收穫的只是種在虛空中的莊稼，即“瓦城上空的麥田”。

鬼子將城鄉衝突的敘述放置到對現代家庭倫理質疑的維度上。李四將自己耕作的那一片“麥田”（三個兒女）移植到城裡。他們在城裡辛辛苦苦謀取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也逐步疏離了鄉村生活倫理。他們不約而同地忽略了父親的六十大壽，父親則堅持子女無須提醒也應該將大人的生日牢牢記住，於是不動聲色地進城來考驗子女的孝心。一場倫理認同的冷戰開始了，子女的疏忽惹起父親愈加強烈的對立情緒，他採取了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與拾荒的為伍，不與背棄鄉村倫理的子女們妥協，由不可迴避的倫理衝突引出了一個悲劇結局。當父親成為一個拾荒者以後，家庭倫理矛盾演變成社會身份與經濟地位的衝突了。讓三個已經獲得城裡人身份的子女認一個最底層形同乞丐者為父，與記得父親的生日就不是一回事了。寓意在於認賊作父比“認丐作父”容易得多。剛有一點小權力的兒子，寧可調動警察的力量去欺侮一個老人，也不願冒險甄別、驗證一個形同乞丐者與父親之間可能的身份聯繫。

《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在對照中展開敘述，李平進過城並曾在城裡以身體為資本生活，這個失去尊嚴的鄉下女人因這樣的經驗而無法恢復進城之前 的身份人格;另一個女人潘桃則飽嘗男人進城後留給女人的虛空的世界。李平一類的鄉下女人在城裡從事當下時尚的最古老的女性職業，原指望這是一個熬過去就可以拋開的原始積累過程，當她們想重新獲得尊嚴過上平常日子時，更大的倫理陷阱等著吞噬她們。何頓《蒙娜麗莎的笑》敘述有相同經驗的金小平回到鄉下後，為挽回做人的尊嚴而不得不反抗、殺人。城市的消費文化向鄉間延伸，都市倫理向鄉下的滲透，卻挽救不了受其浸潤而不得不仍然生活在鄉村倫理中的人們。方方《奔跑的火光》說的是另一個這樣的悲劇故事。艾偉努力做一個逆命題，《小姐們》的恣肆也只能是短暫的。荊歌《愛你有多深》中的馬紅則連回到鄉下的可能性也沒有，不得不在不能滿足的還鄉欲望中把飽經苦難的身軀遺留在城市。

鄉下人進城的漫漫路途上一向有說不盡的悲哀。《芝麻開門》可算是一篇進城的歷史文獻，它不敘述財富與幻想空間內的事情，而是前市場經濟時代的進城故事。劉玉棟用訴求性的標題，表達當年鄉下人打開城市戶口之門的願望。但是進城頂替工作的大哥的結局是自卑壓抑下的精神病和心靈的乾枯，父親最終帶著他回鄉下去了。劉玉棟在一個與歷史對話的維度上展開敘述:上世紀下半葉，城裡的幹部、工人往返於城鄉之間，把種種生活中可望不可即的景觀顯示給一般鄉下人家，鄉下人夢寐以求城裡生活的合法性地位。當下這種生活的可能性出現了，鄉下人進城的普遍意義是要進入一個曾經拒斥過他們的更優裕的生活領域!

帶有明顯差異的主體敘述也考驗著當下小說家的社會良知與道德自覺，敘事知識主體與身份立場確立了他們的敘述框架與出發點。小說家們不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他們對現代化的認知方式、對當下中國鄉下人生命體認的差異，在“鄉下人進城”這一對象的眾聲不一的敘述中不斷得到印證。

與現代化相關，與生命相關

“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在當下與歷史兩個維度上與物質、文化語境展開對白，對當下的生活作出闡釋，對過去不絕如縷的鄉下人進城的歷史表述尤有重新發明的功效。對話的兩個支點是:與現代化相關，與生命相關。這一命題體現了文學的當代性，積極介入了當代人的生活，表達著知識界部分嚴肅思考著的人對當下生活的態度，小說敘述如此直接地參與公共空間的言論生活，不甘於邊緣化，這在近年的文壇上很難得。它在與歷史對話\辯證的過程中，有論今知故，闡發幽微之妙。

就敘述主體對生命關懷的深度而言，為生計問題進城的鄉下人阿Q、從鄉下來到城裡拉車的祥子都是當下國瑞、鞠廣大們不能達到的。體面、要強、向上的祥子，終於成了個人主義的末路鬼，阿Q也因進城時參與革命中的一點劣跡，被“團圓”掉了，國瑞正遙遙向這兩個形象致意!祥子悲劇的精神深度比他的“三起三落”的故事重大得多，國瑞在當下語境中經過的事情要比祥子來得複雜，然而他的精神退位卻是當下文學表述的一個致命因素。國瑞的生性老實與阿Q的遊手好閒中的愚昧畢竟不是一回事，國瑞身上有些阿Q品質，卻沒有他的個性的複雜，他仍然在阿Q的共性籠罩之下。由此可見，性格複雜化的審美深度也從文學中退位了。魯迅對阿Q的認識超出了鄉下人範圍，他不僅考慮阿Q能否融入城裡人發起的辛亥革命，更關心城鄉共有的阿Q性格是如何阻礙著中國人健康地進入現代世界。老舍在對生命體認的沉潛中徹底否定了事事孤立地個人奮鬥的祥子的行為方式與狹隘的精神境界。當下敘述者們終於沒有能夠讓國瑞們從經歷的“事”中躍出，成功建構進城的鄉下人的精神世界，並試圖批判改造。僅有同情是不夠的，客觀地看，全靠體制的安排也不一定能夠解救得了這些進城的鄉下人，也不能夠想像那個送水少年憧憬的貴婦人對他施以善良就能夠改變其地位。在這些鄉下人進城的故事敘述中，最深刻的就是鄉下人“胡來城”、城裡人“我要……羞愧么”的質問，然而其它的敘述往往事情太實，就對人的理解而言，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主體的缺失。

上述的鄉下人進城的敘述與1950—1980年代之間的敘述構成的對話另有一番意趣。建國後小說中的鄉下人進城是被認可的“上城”。堅持鄉村中心的梁生寶上城買稻種的經歷被贊可，因為他有一個理想，回響了合作化的中心任務。撇開意識形態的內容，應該承認梁生寶作為一個單純的而富有理想 的新農民，還有陳奐生的狡黠，都不失其審美的價值。陳奐生是短暫地到城裡去“觀光”的“遊民”的形象，封閉的社會環境被打破，他借上城賣油繩，貨比三家地買了一頂帽子，歪打正著地替改革開放政策作了一個註腳。梁生寶、陳奐生“上城”以後，又都“下鄉”了。而今天作品中的鄉下人卻是進了城死也不願下鄉。他們還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我們拭目以待;但更重要的是，文學寫作如何表現進城的鄉下人也擁有並分享健康的都市化的過程，寫出他們掙扎、奮鬥中的精神世界與血肉共成的生命，是對小說敘述也是對批評提出的挑戰。

注釋

①期刊閱讀的調查範圍以《收穫》、《當代》、《十月》、《鐘山》四種為主，從2001年第5期到2003年第2至10期40本，共小說275篇，此外還參證《人民文學》、《長城》的一些篇什。在通常的都市、農村、歷史、日常生活分類之外，敘述鄉下入進城的文本正關涉著當下中國的現代化與最廣泛群體的生命。

②這一觀點曾在2004年1月汕頭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舉辦的“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初步表述，發言題目:《鄉下人進城:20世紀裡的文學現代化質素分析》。

③台灣的鄉下人生活方式在80年代就已經與城市沒有多少差別，港澳更無用論。

④調查抽樣不意味著全面現代化中鄉下人進城的敘事就是從它們開始，20世紀末的小說中有些鄉下人進城的敘述，《浮躁》已啟這一敘事之端。21世紀初的鄉下人進城的敘述是以創作潮流的形態呈現出來的。

⑤錢穆:《宋代理學三書隨達札》，《〈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札·大學中庸章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⑥黃平:《當代農民尋求外出——遷移的潮流》，《印跡》第2期;《“種族”的恐慌與移民的記憶》，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

原載

《文學評論》2005年第1期

注釋：對於鄉下人進城一般純在兩種情況，醜化與讚揚。醜化的一般以鄉下人的“土”為特色，讚揚的一般以其“純潔”為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