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碑文,碑考,
歷史
南北朝時期，西天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大師受恩師般若多羅尊者的指點，泛海東渡震旦傳法。於公元526年從廣州登入，後被南朝梁武帝蕭衍接至金陵（今南京）。菩提達摩在與這位六度出家、度眾無數的“菩薩皇帝”交談中，因對佛法認識不盡相投，遂不辭而別，一葦渡江至北魏。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以“二入”、“四行”禪法教導學人，首傳大乘禪宗與慧可。
民國《陝縣誌》卷二十金石載達摩大師碑
民國《陝縣誌》卷二十金石載達摩大師碑公元536年，菩提達摩已經來中國十年有餘，在完成了佛法大乘在中國的首傳之後，菩提達摩大師西行游化至河洛一帶，圓寂後葬於定林寺也就是今天的空相寺內。世人“高崇紀念”，就連當初與其“語不契”的梁武帝也在其圓寂後，親自題寫碑文以示尊敬。
這通碑題為《菩提達摩大師頌並序》的碑刻，碑文氣勢雄偉，對達摩祖師做了高度的讚頌。
碑文
菩提達摩大師頌並序
梁武帝撰
我聞。滄海之內。有驪龍珠白毫色。天莫見人不識。我大師得之矣。大師諱達摩。雲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詳其姓氏。大師以精靈為骨。陰陽為器。性則天假。智乃神與。含海岳之秀。抱凌雲之氣。類鄔陁身子之聰辯。若曇摩弗利之博聞。總三藏於心河。蘊五乘於口海。為玉氎久灰。金言未普。誓傳師化。天竺東來。杖錫於秦。說無說法。如闇室之陽炬。若明月之開雲。聲振華夏。道邁今古。帝後聞名。欽若昊天。於是躍鱗惠海。振羽禪河。法梁大橫。佛日高照。爾其育物也。澍無雨雨，灑潤身田。說無法法。證開明理。指一言以直說。即心是佛。絕萬緣以泯相。身離眾生。實哉空哉。凡哉聖哉。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智通無礙。神行莫測。大之則無外。小之則無內。積之於無。成之於有。我真教爾乎。於時奔如雲。學如雨。果而少花而多。其得意者惟可禪師矣。大師乃舒容嘆曰。我心將異。大教以行。一真之法盡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以傳燈。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來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嗚呼。大師可謂壽逾天地。化齊日月。使長流法海。洗迷冥而不竭。永注禪河。滌樊籠而無盡。豈謂積善不佑。皇天何辜。月暗禪庭。風迷覺路。法梁摧拆。惠水潛流。夜壑藏舟。潮波汩起。何圖不天。俄然往矣。神色無異。顏貌如常。其時也地無變白。天色蒼茫。野獸鳴庭。甘泉頓竭。嗚呼。無為將來。有為將去。道寄茲行。示現生滅。以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五日終於洛州禹門。未測其報齡也。遂營葬於熊耳吳坂矣。於是門人悲感。號動天地。泣流遍體。傷割五情。如喪考焉。如喪妣焉。生徒眼閉。傷如之何。嗟呼。法身匪一。示現無方。骸葬茲墳。形游西域。亦為來而不來。去而不去也。非聖智者。焉得而知之乎。朕以不德。忝統大業。上虧陰陽之化。下闕黎庶之歡。夕惕勤勤。旰不暇食。萬機之內，留心釋門。雖無九年之儲。以積群生之福。緬尋法意。恆寄茲門。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傳之耳目。乃大師之苗裔也。嗟呼。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以師之。於後未獲現生之得。冀有當來之因。不以刻石銘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變地化。將大教之不聞。或建鴻碑。以示來見。乃作頌曰。
楞伽山頂生寶月中有金人披縷褐
形同大地體如空心如琉璃色如雪
匪磨匪瑩恆淨明披雲卷霧心且徹
芬陀利花之嚴身隨緣觸物常歡悅
不有不無非去來多聞辯才無法說
實哉空哉離生死大之小之眾緣絕
剎那而登妙覺心躍鱗惠海超先哲
理應法水永長流何期暫涌還暫竭
驪龍珠內落心燈白毫惠刃當鋒缺
生徒忽焉慈眼閉禪河駐流法梁折
無去無來無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
住焉去焉皆歸寂寂理何曾存哽咽
命之執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掣
有能志誠心不疑劫火焚燒斯不滅
一真之法盡可有未悟迷途茲是謁
梁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御製
發心弟子洪遠施石併合山同立
【注】該碑原個別缺失文字，茲據民國二十五年《陝縣誌》補正。
碑考
菩提達摩碑文署名為梁武帝撰述，從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陸續在河北磁縣的二祖山元符寺、河南的少林寺和熊耳山等處被發現，這三塊碑除個別字句有所差異之外，內容基本一致。達摩碑文文筆優美，思想精微，對達摩的禪法和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和讚頌，對於達摩的去世以及埋葬之處等所記甚詳，是一篇比較成熟的禪宗文獻。
熊耳山的碑文在空相寺，原名定林寺，俗稱西山寺，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陝縣李村鄉境內。《大清一統志》卷二百零五《河南府》記載：“熊耳山，在宜陽縣東，接永寧縣界”。空相寺現存的重要遺蹟有：達摩遺塔一座，即建於唐大中七年（853年）的“圓覺塔”、菩提達摩碑，即署名梁武帝所撰寫的《菩提達摩大師頌並序》、以及達摩造像碑等。關於熊耳山的達摩碑文，未見有歷史記載，根據達摩碑文的記載，達摩是在梁大同二年（536）十二月五日去世，熊耳山是達摩去世後埋葬之處，熊耳山達摩碑文落款是： “梁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發心弟子洪遠施石，併合山同立”。
從熊耳山、二祖山、少林寺三塊碑落款來看，似乎熊耳山的碑是第一塊。所以日本學者鐮田茂雄認為熊耳山的達摩碑是“真正的原石原碑”，小島岱山也認為熊耳山的達摩碑文是梁武帝所親撰，並且特彆強調了熊耳山碑文的價值。那么，碑文是否是梁武帝撰寫的呢?筆者認為碑文不可能，理由如下：第一，從此碑的記載來看應該是達摩去世10日後所立，這顯然無法成立，從達摩去世，要報知梁武帝，然後撰述碑文，再千里迢迢到熊耳山刻碑，僅用10天時間根本不可能。第二，梁武帝這一稱號是死後所追尊的，據《梁書》記載，蕭衍於太清三年（549）四月去世， “冬十一月，追尊為武皇帝，廟曰高祖。”而碑文明確署名為“梁武帝撰”，顯然與史實不符。第三，況且從碑文落款所寫的“發心”、 “施石”等文字來看，堂堂的南朝皇帝撰寫的碑文，竟然還要不見經傳的佛門弟子發心做功德布施碑石，更是難以置信。所以，由此可以判定此碑的立碑時間是假的，不可能是原石原碑。此外，溫玉成通過實地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傳為達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記》一文中認為： “《菩提達摩大師頌並序》，約作於明萬曆間，該碑顯系利用宋金舊碑重刊”。所以，熊耳山的碑不是“真正的原石原碑”，達摩碑文也不可能是梁武帝所撰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