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追送對價股
- 套用：股權分置改革
- 實質：股改時的特殊產物
- 所屬：股票術語
簡介,對價支付方案必須符合的三條原則,追送對價股起源,觸發追送對價條件,追送承諾實質,
簡介
一條簡單標準
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應只改變上市公司股份存量結構、避免上市公司股份增量擴大。這更有利於穩定目前還較難擺脫資金推動型市場特徵的我國證券市場態勢，同時也符合管理層提出的股權分置問題解決前暫停市場融資與慎重“新老劃斷”的政策意圖。
在目前各方案中，派現(但應該是非流通股股東而不是上市公司來支付)、非流通股股東直接送股和縮股是符合“股權分置改革後的股權結構中總股本應該小於或等於股權分置改革前的股權結構中總股本”標準的對價支付方案，因此易於廣泛推廣和被市場所接受。
對價支付方案必須符合的三條原則
具體地說，符合此標準的對價支付方案必定符合以下三條基本原則：
如果股權分置改革後的股權結構中總股本大於股權分置改革前的股權結構中總股本，則意味著上市公司在股權分置中實施了股權的變相擴容，股權的變相擴容會加重市場所承受的再融資壓力，從而使流通股股東對股價預期產生更多不確定性。
原則二：非流通股股東不得以上市公司財產作為自己支付給流通股股東對價
非流通股股東與上市公司是兩個獨立的法律主體，而上市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更是兩個不容混淆的概念。簡而言之，非流通股股東的錢不等同於上市公司的錢，向流通股股東支付的對價應該完全來自非流通股股東本身而非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東使用上市公司的錢來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為股權分置改革“買單”，這不是對流通股股東的補償，而是對流通股股東利益的再次侵害，同時亦違反了股權分置改革中保護公共投資者的核心原則。
被否決的清華同方股權分置方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通過“公司以資本公積金向全體股東轉增股本”和“非流通股股東將所獲得的轉增股份作為對價支付給流通股股東”兩個程式的合併進行，該公司非流通股股東巧妙“借用”上市公司資本替代了非流通股股東自己實際應付的對價。退一步說，即使流通股股東認同此方案，在程式上也應該在“類別表決”方案前先進行一次是否允許非流通股股東用上市公司的財產為自己支付對價的“類別表決”。但這種方案必然違背了原則一與原則三。
原則三：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不得以惡化上市公司財務指標為代價
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應以不惡化上市公司財務指標為基本規則。
方案二：非流通股股東直接以10送5的方式送股給流通股股東，其總股本保持不變，但其中非流通股變為700萬股，流通股為300萬股；股權分置改革後公司每股淨資產和每股收益也保持不變，仍分別為6元和1.2元。
方案三：假定上市公司甲的對價支付方案變為通過資本公積金轉增送股的方式進行，即首先將200萬的資本公積金轉增為200萬股股份，然後，非流通股股東將這200萬股(所謂的“10送10”)全部作為自己的對價給流通股股東送股(類似清華同方的方案)。這時，股權分置改革後公司總股本為1200萬股，其中非流通股股數不變為800萬股，流通股為400萬股，公司每股淨資產和每股收益降為5元和1元，相比而言，股權分置改革後公司的財務指標被惡化了。
事實上，制定出的對價支付方案應該是簡單明了，且最好能一步到位。“最簡單的就是最好的”，這不僅是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呼聲，也是以大部分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的心聲。目前，同第一批試點方案相比，第二批試點公司披露的對價支付方案可謂五花八門，舉不勝舉：既有派現、送股、縮股等一般方案，又有權證等新式方案與各種組合方案。雖然各種複雜的對價支付方案具有靈活性的一面，能夠更好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各自特點，但我還是主張方案應該簡單為宜。因為針對過於複雜的對價支付方案，不僅廣大的流通股股東不理解，連機構投資者都感到費解。不理解就很難溝通，就會引起市場的恐慌情緒，勢必產生預期的不確定性，而預期的不確定性必然會打擊廣大流通股股東參與股票投資乃至市場的信心。方案需要簡單明了，標準與原則更是如此。
追送對價股起源
起源於股改承諾
觸發追送對價條件
按照總量經濟學的四階段法，一輪完整的經濟周期可以劃分為：復甦、繁榮、衰退、蕭條這四個階段。對於經濟周期的時間跨度的劃分，熊彼特融合了前人的論點，提出同時存在長、中、短“三種周期”的理論，其中短周期是“基欽周期”，時間跨度是3-4年，中周期是“尤格拉周期”，時間跨度是9-10年，長周期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時間跨度是50-60年。其中較為標準和較為常用的周期，一般是指持續時間在9年左右的“尤格拉周期”。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發展，年度GDP增長率的周期性波動基本符合9-10年的“尤格拉周期”。從最近的一輪周期來看，是從1999年開始的；在1999-2005年之間，GDP的增速是比較平穩的；從2005年開始，進入了快速增長期，到2007年達到了本輪經濟周期的增長頂峰。在巨觀經濟的快速上升期，企業盈利增速也出現了高速增長。
進入2008年以後，隨著源自美國次貸領域的金融危機不斷深化和蔓延，世界各國相繼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自從加入WTO以後，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外貿依存度提高了一倍。2007年的外貿依存度是63.78%，而1999年的外貿依存度是32.81%。全球經濟下滑導致的外部需求大幅放緩嚴重製約了我國經濟成長的步伐。
同時，國內正處於經濟成長方式的轉型期，政策調控的重點由注重增長速度開始向注重增長質量轉變，緊縮性的巨觀經濟政策效果日益體現。流動性趨緊使企業和居民的經濟活動收縮，國內需求也開始減弱，再加上年內自然災害迭發影響企業正常經營，通貨膨脹帶來的成本壓力吞噬企業利潤空間，我國的經濟成長呈現了明顯的減速跡象。隨著巨觀經濟的快速下滑，企業盈利結束了過去兩年的高速增長期，步入快速下滑階段。
從2005年5月開始，股權分置改革正式推出。通過實施股權分置改革，降低了股票的PE、PB等估值水平，提升了投資需求。之後國內股市走出漫漫熊市，踏上了牛市征途。而股權分置改革深層次影響更在於為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掃除障礙，促進上市公司質量的提高，流通股東和非流通股東的利益一致性使上市公司大股東有動力將優質資產注入、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當時的中國經濟正處於繁榮階段，上市公司淨利潤增速處於高速增長期，同時上市公司的資產重組如火如荼地展開。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控股股東信心高漲，敢於對未來業績增長做出承諾。為了以較小的對價支付通過股改，紛紛將追送對價與業績增長相掛鈎。
然而世易時移，2008年中國經濟步入了周期性調整，GDP增速和上市公司利潤增速大幅下滑，部分公司的資產重組也出現擱淺，導致了相關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中的承諾未能在承諾期限內完成，觸發了股改追送對價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