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儒學及儒學研究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儒學及儒學研究。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近現代儒學面臨嚴重挑戰，從而需進行自我改造以回答時代提出的新問題，適應時代發展的新需要。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近現代儒學及儒學研究
• 定義：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儒學及儒學研究

歷史背景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隨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西方思想文化較前更大規模地傳入中國。西學的傳入，使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受到了猛烈的衝擊，在經歷著民族危機、社會危機的同時，又面臨著嚴重的文化危機。為此，一批中國的先進分子在救亡、變革的同時，肩負起了文化改造的歷史重任。

儒家派別及其理論和主張　在以上歷史背景下的文化改造的歷史任務面前，儒家各派又有以下不同的主張。

宋學派的經世致用說

在鴉片戰爭前後，漢學日趨衰微，宗程朱的宋學有所復興。當時大力提倡宋學的是唐鑒，追隨者尚有倭仁、曾國藩等人。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唐鑒強調儒者除立身守道外，尚應重視“輔世”、“救時”。他不尚空談，重視躬行，在當時曾產生過一些好的影響。但以倭仁為代表的一些人，則著重於自身的道德修養，對輔世、救時拒絕採用新的手段，拒絕學習西方有益的文化。以曾國藩為代表的一些人，對客觀形勢的變化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對西方文化採取了比較明智的態度，主張在固守聖人之道、綱常禮教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工藝技術，建立近代工業，即在輔世、救時上採用新的方法和手段。這一主張後來被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雖一再強調聖人之道不可動搖，但實際上對傳統儒學的某些觀點已有所修正。他們力主學習西方工藝技術，顯然有悖於傳統儒學不可“用夷變夏”的舊說。他們學習西方之“器”，雖然是為了保衛中國之“道”，但實際上是強調和提高了“器”的地位，客觀上衝擊了儒家重道輕器的傳統。

維新派的今文經學

　在中國近代，最早明確主張對儒學進行改造是戊戌時期維新派的康有為等人。他們改造儒學打出的旗幟是“孔教復原”，即恢復孔子和儒學的原貌。他們繼承今文經學的傳統，發揮《春秋公羊傳》的思想學說，干預時政，主張變法維新。今文經學遂得以復興，風靡一時。康有為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著作，利用《公羊傳》的張三世、通三統“受命改制”等說法，為變法維新運動張目。康有為公開宣稱，古文經乃是西漢末學者劉歆出於輔佐王莽篡奪漢朝政權的需要而偽造的，根本不是儒家真經，而是為王莽新朝服務的“新學偽經”。它的出現和流傳，就使孔子學說的精髓長期湮滅無聞，貽害無窮。他又認為，孔子學說的宗旨和精髓在於“改制”，六經乃是孔子為了“改制”而假託古聖賢的事跡言論來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這樣，他們就重新塑造了孔子的形象，把孔子打扮成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家，用資產階級的思想對傳統儒學做了如是改造。

維新派出於政治的需要，對傳統儒學實行尊孟抑苟。因為孟子曾說過民貴君輕的話，有利於民主思想的傳播，所以尊孟。因為荀子尊君，所以排荀。對於宋明理學，他們大都崇陸王而貶程朱。為了改造傳統儒學，他們除援佛人儒外，更大量地把西學引入儒學。他們將西方的進化論與儒家的變易思想、三世說相結合，提出一套進化史觀。將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與儒家的大同學說相結合，提出了大同的社會理想。又將西方的博愛、平等說引入儒家的仁學。但是，他們所做的援西學入儒學的工作是粗淺的，而且充滿著主觀附會。

維新派對儒學改造的最終歸宿並不一樣。康有為神化孔子，將儒學宗教化，要求把孔學定為國教。而梁啓超則反對神化孔子，並逐漸對孔子和儒學有所批評。

國粹派的古文經學

繼維新派之後，出現了國粹派，其主要成員是章炳麟、劉師培、鄧實等人。他們在政治上多屬革命派，在經學上多屬古文經學派。在政治思想和經學思想上與維新派都是對立的。他們宣傳儒家重夷夏之防的思想，藉以鼓吹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認為古文經優於今文經，並通過為古文經辯誣，批駁康有為的孔子托古改制說，以反對改良。針對當時不少人“醉心歐化”、排斥傳統文化的傾向，他們在不否定西學的前提下，提倡保存“國學”、“國粹”。

國粹派對孔子的態度並不一致。有人認為孔子集國學之大成，其地位可與黃帝並列，乃中國之魂。章炳麟雖是清代古文經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晚年也以儒學為歸宿，但他在20世紀初年卻尖銳地批評孔子和儒學，並明確指出提倡國學並非尊孔；又認為國學尚包括諸子之學，故將孔子列入諸子行列。還有人認為，儒學自古分為兩類：一是關心國計民生的真儒之學，一是諂媚君主的偽儒之學。前者是國學，後者是君學。對於真儒之學應作為國粹來發揚，對偽儒之學則應拋棄。國粹派的影響是複雜的。以保存國粹來說，它同西化派是對立的，但章炳麟等人對孔子的尖銳批評又直接引發了後來的反孔思潮。

當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說

自從20世紀初梁啓超、章炳麟公開批評孔子後，在中國思想領域逐漸興起了一股批儒反孔思潮。這股思想，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達到高潮，後來人們通常以“打倒孔家店”概括之，經過五四運動，孔子聲望一落千丈，尊孔為人詬病，儒學日趨衰微。此後，雖還有人提倡尊孔讀經，卻再也無法重新樹立儒學的獨尊地位。孔子儒學如同其他歷史文化遺產一樣，成為人們科學研究的對象，而不再是崇拜的偶像、迷信的教條。這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功績。

在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開始廣泛傳播，同時又出現了全盤西化論，儒學遇到了更為嚴峻的挑戰，已是日益枯萎。在這種形勢下，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當代新儒家。他們的根本宗旨是復興儒學以擺脫中國所面臨的文化危機，其方式是融會中西、實行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型。他們堅決反對全盤西化論，強調現代化決不等於西化。認為民族的振興本質上應是民族文化的復興。他們更注意文化的民族性，強調不同的文化傳統不能簡單替代，又認為儒學不僅是中國的民族文化，而且它包含著具有普遍意義的“恆常之道”，因此它同時也是世界的。並由此斷言，儒學對中華民族精神的重建，仍將發揮巨大作用。

作為一種哲學思潮，當代新儒學與科學主義、實證主義是對立的。當代新儒學強調哲學與科學的區別，認為哲學的功能不在於提供某種具體知識，而在於塑造人的心靈，提高人生境界。道德主義是當代新儒學的基本特徵。他們把儒學形上學的重建看做儒學重建的核心。在這方面，他們直接繼承了宋明的心性之學。雖然，在當代新儒家中有崇尚程朱的，但多數人則更推崇陸王。

當代新儒家也承認傳統儒學中有迂腐、過時的東西，因此，他們所提倡的儒學復興，其基本方針是“返本開新”。所謂返本，就是恢復儒家的“形上智慧”，發揚儒家的心性之學，肯定儒家的“內聖”之道；所謂開新，就是克服傳統儒學的不足，特別是在“外王”方面的不足，將儒家的道德精神落實到“外王”事業。即所謂由心性之學的“內聖”，開出民主科學的新“外王”。

當代新儒學思潮的發展，大體經歷了這樣的歷程：第一階段，開啟了當代新儒學發展的基本方向，代表人物為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第二階段，致力於尋求中西文化、哲學的結合點，代表人物為馮友蘭、賀麟、錢穆；馮、賀曾從西方哲學中尋找方法來改造中國哲學。第三階段，提出了“返本開新”的綱領，其思想體系體現了中西哲學、文化更全面的融會，代表人物為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當前高舉著當代新儒學旗幟，活躍於學壇的是杜維明、蔡仁厚等人，正在圍繞著“返本開新”的使命，進行新的開拓。

數十年來，當代新儒家風起雲湧，發表宣言，著書立說，做了很多努力。但他們復興儒學的目的並沒有達到，當代的社會現實，將不會選擇儒學作為主導思想。

儒學研究

這一時期，儒學研究的成果十分豐富。關於清代儒學史史料整理的著作，有唐鑒編撰的《國朝學案小識》（又稱《清學案小識》），由徐世昌主持編撰的《清儒學案》等。有關清代儒學史、學術史的專著，有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關於中國儒家經學史的專著，有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和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等。關於中國儒學史的專著，有梁啓超的《儒家哲學》。胡適、馮友蘭關於中國哲學史的專著，也以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方法，對中國儒學史做了新的整理說明。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則對現代新儒學的前期發展做了初步總結。

五四運動以後，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對儒學進行學術研究，成績斐然。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周予同的《群經概論》，可為這方面的代表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學術界繼續對孔子儒學展開研究探討，有所創穫。但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儒評法”運動，則屬歪曲歷史，影射現實，無科學性可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路線，使儒學研究出現了新的局面，研究隊伍日益擴大，研究論著不斷發表，學術活動空前活躍。1984年成立的中國孔子基金會，是全國性的學術團體。該會編輯出版了《孔子研究》雜誌和《中國傳統思想研究叢書》，並舉行了多次全國性的或國際性的學術討論會，促進和推動了儒學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