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生平概況,大事年表,個人事跡,軍官教育團的誕生,走向校外,支援農民運動,起義前後,個人榮譽,
生平概況
趙鎔，一九二四年在拱衛軍任參謀。一九二六年入朱德創辦的南昌軍官教育團任副官、書記長。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一九三○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軍總部軍需員，紅十二軍經理部會計科科長，紅九軍團供給部部長，紅四方面軍供給學校校長，紅三十二軍供給部部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供給部副部長，冀熱察挺進軍供給部部長，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副部長、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駐淶源辦事處主任，晉察冀軍區兵站部政治委員，華北軍區後勤運輸部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北軍區後勤部副部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會計學會顧問，中國老年歷史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趙鎔與戰友合影
趙鎔與戰友合影大事年表
1899年10月17日生於雲南省賓川縣彩鳳村一個農民家庭，祖籍江西南昌羅家店。8歲起入私塾讀書3年。
趙鎔將軍骨灰安葬儀式
趙鎔將軍骨灰安葬儀式1917年畢業於縣城高小。
1919年到昆明謀生不成，考入省立第一中學，後入昆明政法學校經濟系求學。
在此期間，受五四愛國運動影響，積極投身學生反帝愛國鬥爭，曾參加省立一中“學生愛國聯合會”，主持出版校刊《滇潮》，開始接受和宣傳進步思想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1924年5月入滇軍總部將校隊學習，畢業後分配到駐粵滇軍任參謀、連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軍官教育團學員提前畢業，被派往贛東北地區從事農民運動和黨的秘密工作。
同年8月南昌起義爆發，他聞訊趕上起義部隊隨軍南下。
1930年起任紅4軍軍需處軍需員。後調任紅12軍經濟處會計科科長。
1933年起任紅一方面軍總供給部會計科科長，紅9軍團供給部部長。
參加了1940年平西區春季反“掃蕩”和晉察冀邊區反“掃蕩”、反“蠶食”鬥爭。
1952年任華北軍區後勤部副部長。
1955年華北軍區改稱北京軍區，繼任軍區後勤部副部長。
1957年離職休養，享受大軍區副職待遇。
在長期從事領導部隊後勤保障和經濟工作中，他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廉潔奉公，受到廣大指戰員的高度讚揚，並在實踐中探索後勤工作的規律和特點，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戰時供應及後勤正規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是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會計協會顧問，中國老年歷史研究會副會長。
1955年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1992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趙鎔長征日記》、《趙鎔回憶錄》等。
個人事跡
軍官教育團的誕生
南昌，早在清朝統治的末期，就發生過反帝國主義的大暴動，打死了在市內橫行不法的法、美、英帝國主義分子。在軍閥統治時期，共產黨人趙醒儂、方誌敏等在南昌展開了革命活動，並發動過多次以反帝反軍閥為內容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軍進入南昌以後，南昌的革命運動便更加彭勃地發展起來。
南昌軍官教育團舊址
南昌軍官教育團舊址當時駐在江西的北伐部隊是朱培德的主力第三軍、新擴編的第九軍和受朱培德臨時指揮的第六軍。第三軍和第九軍均系滇軍倒唐倒顧（品珍）時的流亡部隊。共產黨中央軍委鑒於北伐以來蔣介石的反動面目日見暴露，為了培養和訓練自己的軍事人材，直接掌握革命武裝，乃指示朱德同志，利用他前在滇軍護國軍時的聲望和同僚關係，選定第三軍為目標，著手創辦一個軍官學校。
學校很快創辦起來，名義上為第三軍軍官教育團，政治上接受共產黨中央軍委和江西省委的領導。校址選定在南昌進賢門裡花園角的講武堂內。由朱德同志任團長。黨又派魏瑾鈞為黨代表，劉介眉任副團長，陳奇涵同志任參謀長並擔任共產黨教育團支部書記。李正方為第一營營長兼教官，曾天宇等為教員。建立了團部各機關。經過約近一月的籌備，到一九二六年底，學校開始接收學員。
朱德同志在滇軍中很有威望，因此，在南昌創辦軍官教育團的訊息傳開以後，滇軍各部隊的進步青年軍官均紛紛要求入校學習，江西各地大批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也趕來報考，僅一個多月，到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即接收學員一千一百多人。趙鎔便是在第一批被選入校的。
全團共編為三個營。第一、二營共七百餘人，學員多是滇軍中排級以上的軍官、軍佐。其中不少是由行伍出身的工農子弟，他們大都趨向革命，內有個別共產黨員。這是學員中進步的部分。思想落後，對革命現實不滿的占少數；較多的一部分是到這裡來尋求出路的。第三營約四百餘人，大部分是由地方來的進步知識青年，小部分是江西軍閥李烈鈞保送的富有人家的子弟。接收學員大體完畢，還沒有舉行開學典禮，便正式開課了。
隨著緊張的學習生活和政治教育的加強，黨的活動也積極開展起來。當時，教育團有共產黨組織這一點是公開的，但黨的組織和活動則是帶秘密性的。黨組織在進步的學員中發展了黨員。最初，每連發展有一二人至四五人，到學期結束前，每連即發展到十數人，在一營有的連甚至達到全連學員的三分之一左右。
走向校外
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前的紀念周上所聽到的，大都還是些振奮人心的勝利訊息，但從三月六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同志被反革命分子倪弼等擊殺，吉安總工會委員長梁一清同志被槍斃，接著而來的是各地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相繼慘遭殺害，每次紀念周總會聽到幾件令人憤慨的事件。反動派的活動日益猖獗，三月十六日，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被迫解散，學聯、婦女協會等機關被AB團分子搗毀。十七日，九江市黨部和總工會遭到特務的圍攻……。接著，“四·一二”慘案發生，“四·一八”蔣介石公開宣布成立了反動的南京國民政府。訊息一個接一個傳來，趙鎔和同學們的情緒也一天比一天激憤。記得在追悼陳贊賢同志示威遊行中，教育團曾喊著口號，首先擊破國民黨省黨部的大門，衝進了省黨部，並和當地革命民眾一道抓住了江西AB團頭子之一的程天放，把他捆了遊行之後，綁在江西新舞台上示眾。
趙鎔
趙鎔這時，朱培德還不敢得罪武漢政府，王均也裝聾作啞，作狡猾的騎牆派。教育團黨組織抓住了反革命這一矛盾，當即號召學員行動起來，展開校外活動。選出了八十人組成臨時宣傳隊，四人為一組，於星期日分頭向民眾進行宣傳。趙鎔被指任為組長，在百花洲的觀鰲亭附近向民眾宣傳。這種宣傳活動，到“馬日事變”後更達到了高潮。宣傳內容更加明確了，並根據黨的指示，提出了“反對蔣介石獨裁，推翻南京政府，打倒蔣介石”的口號。這時南昌反動當局加緊了對革命的迫害，AB團的活動更加猖狂，鬥爭也更為尖銳。記得在五月底的一個星期天，趙鎔等人組來到孺子亭前，見亭中喝茶的人很多，有的正在談論時局。趙鎔當即展開宣傳。正講著，突然有三個歹徒前來搗亂，企圖哄散民眾，其中一個傢伙並拿起桌上的茶碗向趙鎔打來，把趙鎔的頭皮擦破了。但趙鎔和同學事前已作了準備，又有在場的工人、學生協助，當即把騷亂平息，把目標轉向這些壞分子。民眾激憤地大喊：“捉拿反革命!”當場就抓住了一個AB團分子。
除了宣傳革命形勢和揭發反動派的罪惡活動以外，為了配合當時江西的工農運動，教育團還進行了“破除迷信”的宣傳活動，趙鎔和學員們組織和帶領民眾，打了奶奶廟，還活捉了企圖逃避農民鬥爭而潛逃南昌的張天師，徹底揭露了這個歷代封建統治幫凶欺騙愚弄工農民眾的鬼話；他那“降妖寶劍”和“祛病符法”，也被民眾踩在腳下，並沒收了他帶到南昌的所有財物分配給窮人，工農民眾莫不拍手稱快。
在開展宣傳活動的同時，趙鎔還配合南昌工農民眾進行過一些反擊反革命迫害的鬥爭。“馬日事變”前夕，團內一部分學員領導著一部分工人糾察隊等民眾武裝，圍繳了駐牛行車站的蔣介石的憲兵團留守處的槍枝，把該團副團長關麟徵以下全部人員都抓了起來。趙鎔還加強了與總工會、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學生會和工人糾察隊的聯繫，甚至與相鄰的第三軍炮兵團中某些較有覺悟的士兵也秘密建立了關係，爭取他們參加對革命的鬥爭。此外，還有部分警察與保全人員，因朱團長兼任公安局長，對他們進行過教育，也多站在我們這一邊，互相支援配合，打擊反動分子的氣焰。這種活動幾起幾伏一直繼續到七月初。當反動的衛戍司令部糾察隊公開鎮壓革命活動，並大肆捕殺革命者時，趙鎔才轉入文字宣傳（寫標語、傳單），進入半秘密的活動。
支援農民運動
就在蔣介石公開反動的時候，教育團根據黨組織的意圖還進行了另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派出一部分人員分散到各地去，協助農民運動的開展。派到萬安去的學員，除積極宣傳和組織民眾外，三月中曾一度發動民眾，把殘殺我革命同志的帝國主義分子神甫逮捕起來，開了一個有四萬多人參加的公審大會，並根據民眾要求，將兇犯處死。這一活動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氣焰，振奮了人心。派到撫州方面去的學員，還組織了農民自衛軍，並留下教育團的肖志戎同志任隊長；此後這支農民武裝參加了“八一”起義軍的行列。其他派到萍鄉、浮梁、吉安、太和、九江，德安等縣的學員，亦大力協助了農民運動的開展，大多掌握了農民自衛軍武裝和南潯鐵路工人糾察隊，成了這些民眾運動的骨幹。
支援農民運動的活動，規模較大的一次是借“剿匪”之名進行的。四五月間，南昌當局命令軍官教育團開往贛東“剿匪”。要“剿”的是些什麼“匪”呢?原來自從萍鄉縣安源路礦工人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取得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大罷工的空前勝利後，江西革命的工農民眾運動便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及至北伐軍進入江西之後，黨即向農民民眾宣傳了三大政策，公開提出打倒土豪劣紳、消滅貪官污吏、剷除軍閥、廢除苛捐雜稅等革命口號。這些口號得到廣大工農民眾的積極擁護，並立即轟轟烈烈地行動起來，向土豪劣紳展開鬥爭。農民革命鬥爭一經發動，就象狂風驟雨一樣，嚴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但當時各地舊的政權機關並未摧毀和改造，這些縣長、司法官等，大都出身於地主階級，自然處處衛護土豪劣紳的利益，而稱革命民眾為“匪”；於是便大喊大叫，請求當局派兵進“剿”。當時，日趨反動的江西當局決定派軍官教育團去。教育團各連除留些學員繼續參加南昌的革命活動外，其餘的由朱團長親自帶領前往贛東（當時趙鎔因病後去)。記得動身之前，朱團長召集學員講了一次話。他指示趙鎔怎樣開展工作，又特地囑咐趙鎔要注意紀律，不許象舊軍隊那樣糟踏老百姓，“只有老百姓看你們真象革命者，你們的工作才能展開。”
部隊開到贛東臨川、貴溪、崇仁一帶。當地的反動官吏和土豪劣紳以為“救星”來了，革命民眾也曾一度對趙鎔發生誤解。但趙鎔堅決執行了黨的援助工人農民鬥爭的方針，首先給了地主土匪武裝以堅決打擊，隨即派出人去指導農民鬥爭的開展。農民運動得到支持和指導，更加發展起來。在部隊奉命調回南昌的時候，黨又派了教育團黨部幹事黎素同志任臨川縣長，留下二營營長鄭橋松擔任農民自衛軍的大隊長，姓卓的副官主任為臨川縣公安局長，還留了些學員在農村工作，安排停當後才返回南昌。這一革命行動，不僅支援了農民鬥爭，也給了學員以實際的教育和鬥爭的鍛鍊，從而使教育團更走向革命化。
起義前後
趙鎔在鳴山工作了三十多天，八月三日，訊息傳來，南昌起義了。當時因贛東的黨組織事先沒有接到南昌起義的布置，事後起義指導機關也沒有及時通知趙鎔回響支援，因此趙鎔接到訊息也遲了些。儘管訊息來得晚，大家卻一樣感到萬分興奮。於是趙鎔一面在工人中積極展開宣傳鼓動，支援南昌起義，一面派李宿庵同志連夜兼程趕赴南昌與團部聯繫。
參加南昌起義的部分幹部合影
參加南昌起義的部分幹部合影一個星期以後，李宿庵來信了。這封關於趙鎔今後工作的指示信是化為平常的家信交郵局寄來的。寫著：“興胞兄：我於離開的第三晚平安抵家，家中老幼均好。……唯我到達蓮塘附近時，看見南昌開來的軍隊，據說是武漢開來的，現正繼續南開。家中老人說：兵荒馬亂的，你不必返家，就在那裡幹下去，以後再說……”原來他還沒有趕到南昌城，在離城幾十里的地方便碰上了撤出的起義軍。
在這以後的幾天裡，南昌情況趙鎔雖風聞一些，但關於起義軍卻傳說不一。十多天后，本團一個姓劉的同學因病掉隊找到趙鎔這裡，才向趙鎔具體地介紹了起義的情況。原來自從趙鎔離開南昌以後，南昌的白色恐怖更日甚一日。每晚戒嚴時間提早，崗哨增多，革命民眾團體被查封，共產黨主辦的《貫徹日報》被封閉，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武器被收繳，國民黨黨校學生和衛戍司令部的偵緝隊到處抓人。許多革命同志和進步青年被捕了；連住宿旅館、出入城門、上下碼頭的行人，也遭受嚴密盤查，稍有可疑即遭逮捕。甚至本團的黨代表魏瑾鈞等也被捕了。幸好軍法處有我們的人，被捕的黨員都未被害。對於日趨革命化的軍官教育團，敵人當然不肯放過。教育團的一些反動的國民黨教職員和個別的學員，首先公開叫囂“分共”。黨領導著全體共產黨員和進步師生，與這些右派、反動分子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爭取了中間分子，打擊了反動分子的氣焰。敵人看看從內部搞不成，乃由上層出面，“禮送”朱團長出境。於是朱團長於六月下旬被迫暫時離開南昌。但是敵人破壞軍官教育團的這一陰謀並沒有得逞，七月二十一日，朱團長又在黨的指示下秘密返回南昌，利用滇軍中老部下老關係的掩護，開始領導教育團作參加起義的準備。
教育團參加起義的準備工作是秘密進行的。首先就是掌握武器。教育團的槍枝本來不多，而且種類複雜，黨組織便暗中作了調配，使槍枝都掌握在共產黨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和進步民眾手裡。接著又進行了戰鬥演習。
一、二營學員分配工作後，團里曾發生一度的鬆懈現象，但不幾天，又復緊張起來，連續打了兩次野外，做了偵察、搜尋和通過複雜地形等演習，並進行了幾次夜間緊急集合。當時大家並不知要舉行起義，直到七月三十一日晚，才突然宣布起義命令。由於教育團此時兵力單薄，分配戰鬥任務時，只分配教育團一面監視進賢門方面的情況，一面監視小花園敵軍的一個團；這個團由另外起義的部隊負責解決，我們團作預備隊。
起義進行的十分順利，僅四個多鐘頭就解決了戰鬥。起義後。朱德同志被任命為第九軍副軍長。趙鎔便換上了嶄新的槍枝，編成了九軍指揮部的基本部隊，投入了進軍廣東的南征。
1980年春，趙鎔同志訪問饒平茂芝會議舊址
1980年春，趙鎔同志訪問饒平茂芝會議舊址個人榮譽
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