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穆特·科爾:人物生平,政治亮點,家庭情況,個人趣聞,日常愛好,藝術愛好,個人榮

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生於路德維希港一個軍官家庭。1982年至1998年年任德國總理。他執政期間見證了德國統一的歷史性事件，還力推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後期最具影響力的歐洲領導人之一。

2017年6月16日，德國前任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在家中去世，享年87歲。

基本介紹

中文名：赫爾穆特·科爾
外文名：Helmut Kohl
國籍：德國
出生地：萊茵河畔路德維希港
出生日期：1930年4月3日
逝世日期：2017年6月16日
職業：總理
主要成就：1982年至1998年年任德國總理。
1973年--1998年任CDU主席
代表作品：《回憶錄》系列
性別：男

人物生平,政治亮點,家庭情況,個人趣聞,日常愛好,藝術愛好,個人榮譽,個人作品,

人物生平

赫爾穆特·科爾出生於德國的路德維希港。科爾本人是全家的第三個孩子，他的一個哥哥被二戰奪取了生命。在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雖然科爾加入了空軍防空志願組織，但卻從來沒參加過戰鬥。他的幼年時期幾乎是在路德維希港市的Hohenzollernstraße度過的。他在那裡就讀了國小（Ruprechtschule）之後進入了馬克斯-普朗克文理高中就讀。

1947年加入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後來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

1950年科爾來到法蘭克福上大學，學習法學。1951年他轉學到海德堡大學學習歷史、社會科學。到1956年畢業後，科爾到海德堡大學的阿爾弗雷德-韋伯研究院（Alfred-Weber-Institut）做了一名助理。1958年由於他在Walther Peter Fuchs（1905年—1997年）研究的一篇工作課題《1945年後普法爾茨的政治發展、產生的黨派（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Pfalz und das Wiedererstehen der Parteien nach 1945）》，科爾獲得了哲學博士頭銜。隨後進入路德維希港鋼鐵鑄造廠的管理層，擔任助理職務。1959年任路德維希港化學工業協會的負責人職務。

1946年當科爾還是學生時就已加入基民盟（CDU），不久之後的1947年他還在家鄉路德維希港建立了德國青年聯盟（Jungen Union, JN）。在讀大學時，便開始施展他的許多政治活動。1953年他成為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基民盟（CDU）經濟工商業協會會員，1954年擔任萊茵蘭-普法爾茨州青年聯盟（Jungen Union）代理主席，1955年成為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基民盟（CDU）高層成員。1959年擔任路德維希港地區基民盟主席，1960年——1969年成為基民盟聯邦高層成員，1969年擔任基民盟聯邦代理主席。這其中對赫爾穆特·科爾提供最大資助的是：依靠二戰、納粹積累起財富的工業資本家弗里茨·瑞斯（Fritz Ries）。

當科爾在1966年被選為萊茵蘭-普法爾茨基民盟（CDU）主席後，他被確定為在任州長Peter Altmeiers的繼任者。在州選舉結束後，結果Altmeiers被再次選為州長，但是在1969年5月19日，科爾接替他當選州長，一直到1976年離職。在科爾執政期最大的施政決定是：實行區域改革、建立了特里爾——凱撒斯勞滕大學（即：今天的特里爾大學、凱撒斯勞滕工業大學）。

1971年科爾開始競選基民盟（CDU）主席，可惜敗給了當時的Rainer Barzel。

1973年就在Rainer Barzel對當時現任總理維利·勃蘭特進行不信任案投票僅僅一年後，科爾取代Barzel成為基民盟主席，並一直將任職期記錄保持了25年——直至1998年11月7日。

1973年--1998年任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主席。

在1976年進行的聯邦議會選舉中，科爾被第一次推舉為CDU黨內總理候選人。雖然在這次選舉中基聯盟（CDU）、基社盟（CSU）以48.6%的微弱劣勢敗給了社會自由聯盟（Sozialliberale Koalition），但這個大選結果卻是基聯盟/基社盟截至目前第二高的投票記錄。大選後科爾繼續擔任州長職位同時在位於波恩的德國聯邦議院擔任基聯盟/基社盟組成的反對黨領袖。1976年12月2日Bernhard Vogel成為他的繼任者，擔任萊茵蘭-普法爾茨州長。當大選失敗後基社盟（CSU）決定取消與基民盟（CDU）的聯盟政策，同時科爾反對基社盟（CSU）主席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他進行這項措施。在1980年進行的聯邦大選中科爾必須為施特勞斯競選聯邦總理讓路，因為大選後科爾繼續擔任反對黨領袖，而施特勞斯回到巴伐利亞擔任州長。科爾從1976年——2002年一直擔任德國聯邦議會議員。

1982年9月17日，在時任德國總理的赫爾穆特·施密特政府（社會自由聯盟）產生了分裂之後，其主要源自於雙方對未來德國聯邦的經濟政策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在1982年9月20日，自民黨（FDP）同基聯盟、基社盟（CDU/CSU）討論組成新的聯盟。這次誘因是由於自民黨（FDP）內部成員Otto Graf Lambsdorff修改的一份戰略草案中包含有關於改革就業市場的新自由主義計畫。

1982年10月1日，聯邦議會歷史上第一次通過有計畫的不信任動議將時任第六屆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彈劾，科爾被提名為德國聯邦總理。德國聯邦外交部長的人選同之前的社會—自由—聯盟內閣相同，由Hans-Dietrich Genscher（FDP）繼續擔任。在自民黨（FDP）內部，很多人對這次聯盟倒戈非常有異議。因為在1980年舉行大選時自民黨（FDP）承諾（組成共同聯盟對社民黨（SPD）有益）這件事情上，被指責缺少材料性的證明，但這一點在形式上卻是符合憲法。此外，因為科爾的總理身份並非由正常的聯邦議會選舉產生。所以為了去除掉這一缺點，科爾實施了一個十分有爭議的處理措施：在聯邦議會設定了一個，將在1982年12月17日表決的對他的信任案投票。當政府聯盟在這之前一天可能已經獲得了已經對《1983年聯邦預算案》通過，他們也將得到與政府聯盟代表協商後的多數票，因此即將到來所希望的結果是：如果聯邦總理沒有得到多數票，將建議聯邦總統解散議會。在經過長時間的躊躇之後，聯邦總統卡爾·卡斯滕斯決定在1983年1月解散聯邦議會並傾向於在1983年3月6日從新進行大選。與此同時，一些議員代表對此抗訴到聯邦憲法法庭。但是，這個解散聯邦議會的決定符合憲法的規定。

1982年10月11日，科爾通過不信任投票的手段戰勝對手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成為總理。這也是戰後唯一一個通過這種方式上台的德國總理。

1982年至1998年年任德國總理，是俾斯麥之後任職時間最長的德國總理。

在1983年3月6日舉行的聯邦大選中，由基聯盟、基社盟（CDU/CSU）和自民黨（FDP）組成的聯盟獲得了聯邦議會中的多數席位，其中基聯盟、基社盟（CDU/CSU）得票（48.8%，增加4.2%），自民黨（FDP）得票（7%，減少3.6%）。赫爾穆特·科爾，這位從1976年——1998年六次被提名為總理候選人的強者，顯示出了最佳的競選結果（基民盟歷史上第二好的的票記錄）。社民黨（SPD）方的競選對是曾經擔任法務部部長和慕尼黑市市長Hans-Jochen Vogel。

第一年的總理任期中科爾排除了一切和平運動所帶來的阻力，堅決實施了上屆施密特政府確定的《北約革新決議》。

1984年9月22日科爾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凡爾登戰役紀念遺址會面，共同紀念雙方在世界大戰中死去的人們。科爾的那張數分鐘握手的照片被視作德——法兩國關係調和的標誌。這之後的幾年中，科爾同密特朗被形容為擁有非常緊密的關係。他們共同將：《歐洲契約軍》（Eurokorps）和ARTE電視台等項目帶入軌道，以及經德法雙方共同協作，締結了對歐洲一體化進程起到進步作用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之後引入歐元的政策。

由於科爾也捲入了，弗利克康采恩集團向德國政治家秘密設定的賬戶中非法匯款的弗利克—醜聞案。在這之後，科爾對由聯邦議會和美因茨市議會組成的調查小組敘述了不實（以其經驗他認為：這是向Staatsbürgerlichen Vereinigung 基聯盟（CDU）內部協會捐贈以採購設備）。最終，科爾僅僅因一個由奧托·席利提出抗訴的虛假陳述罪名被傳喚。不久科爾的黨內朋友Heiner Geißler幫助他，在公開場合說：“這應該算是他的低潮”（Er hat wohl einen „Blackout“ gehabt）

1984年1月24日，科爾在以色列國會引用Günter Gaus的一句話“寬恕這些後代”（„Gnade der späten Geburt“）。

1985年5月5日，科爾與美國總統隆納·雷根一同向位於Bitburg的士兵墓地敬獻花圈。之後在德國、美國部分公共場合激烈討論了這次鮮花的行為，因為那裡還同時埋葬有武裝黨衛隊的成員。

在1987年的聯邦大選中，科爾繼續保持了連任。社民黨（SPD）方的總理候選人是北萊茵-威斯伐倫州長約翰內斯·勞。

在1990年12月2日，德國舉行10月3日完成統一後的首次全德大選，並在1990年聯邦議會大選，科爾所屬的基民盟大獲全勝，擊敗當年的社民黨（SPD）候選人薩爾州州長奧斯卡·拉方丹，這是他第三次當選德國總理。科爾於1991年1月17日組成全德大選後的第一屆內閣，並出任總理，成為統一的德國的第一任總理，同時獲得“統一總理”的美名。

在1994年聯邦議會大選後科爾以微弱優勢又一次當選聯邦總理，這一次他戰勝了時任萊茵-普法爾茨州州長的社民黨（SPD）候選人魯道夫·沙爾平。在之後的幾年中，德國在外務事務中獲得了空前成功（如：法蘭克福成為歐洲中央銀行的總部，引入歐元）。

1998年德國社民黨在大選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10月27日，科爾的總理職位由格哈德·施洛德接任。科爾是俾斯麥之後任職時間最長的德國總理。

由於社民黨（SPD）提名的德國聯邦參議院限制了聯邦政府的執政效力，使得在內政上顯示出一個低潮，並因此在1998年聯邦議會大選中落敗。

隨著社民黨（SPD）贏得大選，時任下薩克森州州長格哈特·施洛德當選為新一任聯邦總理。緊接著，基督—自由—聯盟被由社民黨（SPD）、綠黨（Grüne）組成的紅—綠—聯盟所取代，10月26日聯邦總統Roman Herzog將科爾從總理的位置上解聘。直至1998年10月27日科爾還在帶領著一個有管理業務的聯邦政府。

政治亮點

施密特在當政期間因其出色的口才被政敵稱為“大嘴施密特”。他的經濟學才華也得到廣泛的認可。他和法國前總統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美國前外長亨利·基辛格是好友。他與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於1975年共同發起經濟峰會（即八國集團首腦會議前身）。第一屆峰會在Ramboillet城堡舉行，聚集了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的政府首腦。施密特支持核能建設，並直到現在始終堅持這一觀點。

科爾在德國統一問題上一貫堅持東西德是“一個民族”，“互不為外國”，主張在歐洲統一的前提下通過自決的方式實現德國統一。1989年末，東歐形勢劇變，尤其是當東德（DDR）的局勢越來越顯示出惡化以及柏林圍牆在1989年11月9日倒塌，在未與任何聯盟成員和西方盟國成員提前商議的情況下，1989年11月赫爾穆特·科爾在聯邦議會上提出了關於破除目前處於分裂中的德國、歐洲的“《十點計畫》（Zehn-Punkte-Programm）”。

在解決德國統一的外部環境問題上，科爾於1990年2月9日訪問蘇聯，勸說蘇聯改變對德國統一問題上的“頑固立場”，取得蘇聯在德國統一的方式、時間、速度和條件等問題應由德國人自己決定的承諾，最終說服戈巴契夫“最終打開了通向德國統一的道路”。

在1990年3月18日民德大選的過程中，科爾首先於3月1日宣布成立由其擔任主席的“德國統一內閣委員會”，隨後又成立了由各黨議會黨團領袖組成的“議會統一委員會”，以利聽取各方意見，實際是要對民德全面開展統一攻勢。更為突出的是，從1990年2月初到3月中旬民德大選，科爾曾六次進入民德發表講話，支持民德的“德國聯盟”在大選中獲勝，最終科爾如願以償。從此，民德新政府按照科爾政府的意圖把統一作為它存在的唯一目標，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朝著統一的方向前進。

在1990年5月18日與東德簽署了關於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的政府條約。針對聯邦銀行主席Karl_Otto_Pöhl的阻力，科爾通過在工資、收入、房租以及退休金領域使東德馬克（Mark der DDR）按照1:1的比例兌換西德馬克（D-Mark）。不久之後，由於這一政策的推出，被證明東德企業承受了沉重的負擔。然後科爾同外交部長Hans-Dietrich Genscher一同合作與二戰四大戰勝國進行了二加四會談（Zwei-plus-Vier-Gesprächen），最終達成了在《二加四條約》（Zwei-plus-Vier-Vertrags）形式下實現兩德統一、北約駐紮在統一後的德國。

德國的統一對科爾之後的總理軌跡起到積極的影響。因為之前，1989年科爾在位於不萊梅召開的黨代會艱難的實現了將黨內“異己”如：Heiner Geißler, Rita Süssmuth und Lothar Späth一一排除的目的。

1990年7月15日至16日，科爾訪問蘇聯，雙方就德國統一後的軍事、政治地位、德國武裝力量的最高限額以及不把北約的軍事結構擴展到民德等一系列問題，達成了很大程度的相互諒解等八點協定。至此實現德國統中的最大外部障礙—統一後的德國的聯盟歸屬問題已基本消除。

這樣經過第一個國家條約和第二個國家條約，以及最後解決德國問題的統一條約，德國於1990年10月3日實現了統一。

1992年9月30日，科爾在其1982年10月1日擔任總理職務10周年發表的聲明中表示，這一期間的艱巨任務是統一。他說道：“我堅持為德國統一作出貢獻的義務，即我們將在德國和歐洲問題上取得進展。完成德國內部統一是我在任時期的一項艱巨任務。我覺得能夠為這個目標努力是一種幸福。”

家庭情況

科爾的父親漢斯·科爾（1887年出生——1975年）是巴伐利亞州財政部的一名公務員，母親Cäcilie（1890年出生——1979年）。整個家庭屬於保守派類型，全家信奉羅馬天主教。

科爾與他在1948年就認識的一名外語秘書Hannelore Renner（1933年——2001年）結婚，婚後擁有兩個兒子瓦爾特·科爾（1963年出生）皮特·科爾（1965年出生）。

2001年7月5日科爾68歲的妻子Hannelore自殺身亡。自殺原因據推測可能由於多年患有日光性皮膚炎（Photodermatitis）皮膚病。

2004年3月4日，正巧在他離開總理職位的5年半的那天。赫爾穆特·科爾推出了《回憶錄》的第一部分，記錄“1930年——1982年”，在這裡詳細闡述了從1930年開始知道他第一任總理任期開始前的事情。2005年11月3日出版的第二部分，是關於從1982年到1990年的執政期。2007年11月16日出版是直到1994年的執政期。目前，第四部正在籌劃中。在2007年的春天和秋天科爾經歷了兩次大的膝蓋手術，在手術中他被換上了人造關節。當他在2008年秋天在家中一次嚴重的摔傷事故造成顱腦外傷後，他仍處在恢復期。從此在公開場合出現時他都使用輪椅。對於摔傷事故後的艱難時期，他說：“如果沒有我的太太，我現在不會仍然活著，如果她未曾陪伴在我的身邊，這會是我生命中的重大損失。”

2008年5月8日在海德堡大學醫院的一間小禮堂，科爾同他在2005年正式確定關係的女友Maike Richter（1964出生）結為夫婦。男伴郎中有德國著名的媒體集團總裁Leo Kirch、圖片報總編Kai Diekmann。婚後Maike Richter改名為Kohl-Richter，她是1994年——1998年間在總理府的經濟部任職期間同科爾結識的。在1998年格哈特·施洛德大選獲勝後，她轉為擔任CDU的經濟顧問。由於她曾經擔任德國經濟周刊的記者，Kohl-Richter目前作為領導任職於德國聯邦經濟科技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地區經濟政策、城市建設、管理處。

2011年年初，科爾之子華特．科爾出版了關於其父親的自傳，於書中指出其母親晚年因患憂鬱症而常有輕生念頭，並多次強調科爾對於家庭的漠不關心，使得最終憤而與父親斷絕父子關係。他在書中強調“他（科爾）真正的家是基民黨，他娶的不是我媽而是黨”。科爾慣例從不向其子的書籍作出任何表態，評論家曾說，科爾常會逃避和延遲做重大決定。

赫爾穆特·科爾現在居住在首都柏林和路德維希港的Oggersheim區。

個人趣聞

諷刺、調侃和模仿

聯邦德國的所有政治家中，還沒有一人像赫爾穆特·科爾這樣多的在政治、非政治領域被諷刺、調侃過。這其中以德國諷刺類雜誌Titanic所樹立的諷刺角色最為長久，雜誌形容總理“鴨梨”狀的體型如同以前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浦一樣，之後“鴨梨”一詞成為了科爾的標誌。

媒體常常瞄準他一般的外語水平、特殊的身材和他來自的小城市出身。科爾的模仿者經常使用他帶有普法爾茨色彩的口音，如將"Geschichte"，讀成 "Gechichte"。

科爾牛柳

科爾牛柳是一道出自中國廣州的菜式，由位於中國廣州市的泮溪酒家製作，與時任的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訪問中國有關。 1993年11月，時任德國總理的科爾訪問中國。當年11月9日，科爾率團訪問廣州市，與當時的廣州市政府商談建設廣州捷運一號線事宜。此前，德國駐廣州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曾告知科爾，稱廣州為中國美食之都，而在該市的泮溪酒家能吃到最正宗的廣州美食。11月9日晚上，科爾推掉了原本為他安排的在五星級酒店內的晚宴，避開了所有的警衛後，僅帶上幾名隨從乘坐一輛中巴車就來到了泮溪酒家。由於科爾並沒有在事前告知任何人他將前去泮溪酒家用餐，泮溪酒家員工對於科爾的突然到訪顯得毫無準備。由於當晚泮溪酒家安排了很多婚宴，幾乎沒有多餘的座位供科爾和他的隨行用餐，泮溪酒家安排科爾來到接待外國領導人的貴賓包廂用餐。可是科爾對於這一安排顯得相當不滿：“我不坐貴賓包廂，我要和中國人坐在一起。”

科爾和隨行人員像普通客人一樣走進坐滿食客的碧波大廳，在找到座位後按照菜譜點了幾道粵菜，同時向廚師表示自己想吃一道用水果、洋蔥、辣椒、牛肉做成的帶酸味的菜。於是，廚師們按科爾總理的要求，配出了甜酸(糖醋)口味的“咕嚕牛柳”，科爾品嘗以後，對這道菜讚不絕口，興高采烈地再加了一份。用餐完畢後，科爾親自走到櫃檯前結賬，同時奉上小費，並且在留言本上寫下“對你們的熱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謝”的字句。

從這以後，許多廣州市民對這道為科爾特製的菜感興趣，紛紛來到泮溪酒家要求品嘗。泮溪酒家最後乾脆把這道菜寫進菜譜，以“科爾牛柳”命名。

日常愛好

赫爾穆特·科爾身高1.93米，是聯邦德國歷屆總理中個子最高的，體重在120公斤以上。科爾說話帶有濃重的萊茵河西岸地方口音，只講本國語言。對日常生活無過高要求，喜歡吃各種湯食和葡萄乾餡餅，不吃家禽，但喜歡吃北京烤鴨，喜歡喝優質白酒。他吸菸斗，愛散步，愛聽德國古典作曲家巴赫的音樂，愛收集各種形狀的石頭，並喜歡閱讀傳記文學和歷史文學，並著有作品。

藝術愛好

Moores 雕像„Large Two Forms“ 當時波恩的總理辦公大樓前作為政府總理，在施密特的努力下，人們在當時波恩的總理辦公大樓前立起Henry Moore創作的名為„Large Two Forms“的雕像，這座雕像在當時被看作東德和西德骨肉相連的象徵。

施密特對藝術的愛好還表現在總理辦公樓裡面到處可見裝點的藝術品。更有甚者他讓人把他辦公室門上“總理”的牌子換成“Nolde的房間”。

在1986年他曾經指定萊比西畫家Bernhard Heisig作為御用攝影師。這個大膽的決定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但這更顯示出施密特獨樹一幟的藝術品位。施密特至今還作畫。他在漢堡的兩處房子裡擺滿了各種畫家的作品。

另外施密特同音樂也有很深的淵源：在他擔任國防部長期間，組建了Big Band。他自己會彈管風琴和鋼琴，是巴赫的忠實擁躉。現在隨著聽力的下降，他已經不能象以前那樣享受音樂。施密特自己灌制過多張唱片，從中人們可以聽到他對古典音樂的詮釋。比如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Konzert für drei Klaviere）和Orchester KV 242，以及巴赫的鋼琴協奏曲和Streicher A-Moll BWV 1065。由施密特和鋼琴家Christoph Eschenbach, Justus Frantz以及( 巴赫 ) Gerhard Oppitz。

個人榮譽

從1983年起是家鄉漢堡市的榮譽市民，1989柏林榮譽市民，1995不萊梅哈分榮譽市民，1998Schleswig-Holstein州的榮譽市民。1978年因有效應對前西德紅軍恐怖組織RAF的恐怖事件，被授予Theodor-Heuss獎。在擔任總理期間及卸任後，先後被授予23個榮譽博士。1980年因其在和平與人權方面的傑出貢獻被授予Goldman獎章。由於他的家鄉漢堡的歷史背景，施密特多次拒領聯邦十字勳章。

1983年在魯汶被授予天主教魯汶大學榮譽博士。同時施密特又成為Katholiek Vlaams Hoogstudenten Verbond 的榮譽成員。他的著作Menschen und Mächte於1990年被授予Friedrich-Schiedel-Literaturpreis獎。

“施密特新聞獎”是ING-DiBa銀行自1996年設立的旨在獎勵維護消費者利益的工作方面有突出表現的個人。施密特是此獎的贊助人。

2003年12月漢堡國防大學被重新命名施密特大學，施密特同時被授予榮譽博士，以此表彰他在70年代初對軍官的科學再教育方面做出的貢獻。

2005年10月1日施密特榮獲Initiative VIVA 50plus的Prix des Générations“ 獎。作為一名傑出的政治家，他在努力促進不同年齡段的人們和平共處，以及相互理解作出了傑出貢獻。

2006年1月24日由於對德法關係的傑出貢獻與法國前總統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被共同授予阿登那。戴高樂獎（Adenauer-de Gaulle-Preis）

2006年7月19日馬堡大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系決定授予施密特榮譽博士頭銜。“哲學學科的責任為啟示人類，而施密特就是政治家裡的哲學家”。這個決定在學校內引起很大爭議。Frank Deppe擔心這個決定會“明顯地把哲學系同它的歷史拉開距離”， “他們想向外界顯示，馬堡沒有馬克思主義”。

個人作品

Verteidigung oder Vergeltung, Stuttgart 1961

Militärische Befehlsgewalt und parlamentarische Kontrolle, in: Horst Ehmke, Carlo Schmid, Hans Scharoun, Festschrift für Adolf Arndt zum 65.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1969, Seiten 437–449.

Reform des Parlaments, in: Claus Grossner, Das 198. Jahrzehnt. Marion Gräfin Dönhoff zu Ehren, Hamburg 1969, Seiten 323–336.

Die Opposition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in Rudolf Schnabel, Die Opposition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Stuttgart, 1972, Seiten 51–60

Menschen und Mächte, Berlin 1987.

Politik als Beruf heute, in: Hildegard Hamm-Brücher, Norbert Schreiber, Die aufgeklärte Republik. eine kritische Bilanz, München 1989, Seiten 77–84.

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chbarn. Menschen und Mächte, Teil 2, Berlin 1990.

Politischer Rückblick auf eine unpolitische Jugend, 1991.

Handeln für Deutschland, Berlin 1993.

Zur Lage der Nation, 1994.

Weggefährten – Erinnerungen und Reflexionen, Berlin 1996.

Die Allgemeine Erklärung der Menschenpflichten, 1997 (Mitarbeit).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öffentlichen Moral, 1998.

Globalisierung. Politische, ökonomische und kulturelle Herausforderungen, 1998.

Kindheit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Sammelband, Berlin 1998.

Die Selbstbehauptung Europas, Perspektiven für das 21.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München 2000.

Hand aufs Herz. Helmut Schmidt im Gespräch mit Sandra Maischberger. (Broschiert), Ullstein, Oktober 2003, ISBN 3548364608

Die Mächte der Zukunft: Gewinner und Verlierer in der Welt von morgen, Siedler Verlag, München 2004, ISBN 3442153786

Auf dem Weg zur deutschen Einheit, Rowohlt Verlag, Reinbek 2005

Nachbar China. Helmut Schmidt im Gespräch mit Frank Sieren. Econ, September 2006, ISBN 3430300045

赫爾穆特·科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