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廉士在1898年10月10日生於維多利亞殖民地(澳洲維多利亞省前身)紐斯特德(Newstead),在家中五名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賴廉士的祖上於1830年8月移居澳洲,他的雙親都在澳洲出生,父親威廉·賴特(William Ride)是長老宗傳教士,母親伊麗莎·瑪麗·貝斯(Eliza Mary Best)是一名石匠的女兒。
在1924年,賴廉士從牛津大學獲得生理學文學士學位,此後他繼續研究工作,並獲得資深科學獎學金,得以在倫敦的蓋伊醫院作生理學和藥理學方面的實習。在1927年,他正式從牛津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同年又獲得醫學士(BM)和外科醫學士(BCh.)學位,以及分別考獲英格蘭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員(MRCS)和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執照持牌人(LRCP)資格。此外,賴廉士對太平洋地區人種的血型系統有深入的研究,這使他在1939年再一次獲牛津大學頒授醫學博士(DM)學位,其研究成果在同年出版成書,名為Genetics and the Clinician(《遺傳學與臨床醫生》)。
香港淪陷後,賴廉士在12月27日隨其他戰俘一同被關禁於九龍深水埗的戰俘營,他後來一度被改送到亞皆老街戰俘營,但不久以後再被送回深水埗戰俘營。[19]當時與他一同被日軍囚禁的眾多戰俘當中,還包括隸屬於香港皇家志願後備海軍的港大工程講師摩利(D. W. Morley)和物理講師戴維斯(D. F. Davies)、以及同樣隸屬於戰地救傷車隊的代理下士李耀標。賴廉士在戰俘營中一直想辦法逃走,正好李耀標本在港大醫學院任職文員,是賴廉士的下屬,由於李耀標與外界取得聯絡,使他們有機會策劃逃走計畫。
在得到英方的支持和國民政府的同意下,賴廉士隨即在1942年7月返回廣東曲江,並在當地由英國循道會傳教士夫婦開辦的河西醫院內,一手創立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簡稱“B.A.A.G.”)。英軍服務團名義上隸屬於印度陸軍,實際上隸屬於英國秘密情報機關軍情九處,由賴廉士親自擔任指揮。服務團以曲江為總部和以惠州作為前線基地,成員包括不少逃到華南一帶的港大學生,也有不少從香港戰俘營和拘留營逃出的戰俘、公務員和英籍人士;香港的英軍特別行動部隊(S.O.E.)在1946年2月解散後,部份成員也選擇轉投到英軍服務團繼續服役。英軍服務團的著名成員包括同樣由戰俘營逃出的祈德尊(後為爵士)、曾效力於特別行動部隊的何禮文(後為爵士)和戴斯德、以及在戰後出任港府首位華人政務官的港大學生徐家祥等。
雖然如此,賴廉士事實上一直支持在香港設立一所中文大學的構想。在1961年,繼任港督柏立基爵士積極探討在香港開辦中文大學,他在同年設立大學籌備委員會作初步籌劃,賴廉士遂以港大校長身份獲委任為委員會委員。翌年,柏立基復邀請英國資深教育行政人員富爾敦(J. S. Fulton,後為勳爵)等人來港考察高等教育情況,結果得出建議,把三所香港的中文專上院校合併成為一所全新的中文大學。有關建議在1963年4月經《富爾敦報告書》發表後,港府再於同年6月成立臨時校董會,賴廉士即獲委任為校董,除了就籌備新校提供意見外,還在同年10月17日見證香港中文大學正式宣告成立。
在香港大學金禧年期間,賴廉士曾在1960年至1961年出任大英國協大學協會主席,以及在1961年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二次東南亞地區科學研究會議主席;他也是東南亞高等教育聯盟(A.S.A.I.H.L.)的創會會員,後來更於1963年至1964年出任聯盟副主席。賴廉士在1964年11月開展退休前休假,至翌年1月正式卸任港大校長一職,由鈕魯詩博士(Dr. W. C. G. Knowles)接任。為表彰賴廉士對香港高等教育的貢獻,他在1962年元旦授勳名單中獲英廷授予爵士勛銜,同年7月18日在英國倫敦白金漢宮由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主持授勳。
賴廉士曾經有兩段婚姻,在1925年6月30日,他在英國倫敦切爾西的聖哥倫伯教堂(St Columba's Church)迎娶瑪麗·瑪嘉烈·路易莎·芬利蒂(Mary Margaret Louisa Fenety,1892年-1971年)為妻,婚禮以蘇格蘭長老會形式舉行。瑪麗本為加拿大人,兩人共育有兩子兩女,其中長子威廉·大衛·林賽·賴特博士(Dr William David Lindsay Ride,1926年5月8日-)是澳洲動物學家,另外次子埃德溫·約翰·林賽·賴特(Edwin John Lindsay Ride,又名賴翼雲,1931年11月12日-1996年5月23日)和女兒伊莉莎伯·賴特(Elizabeth Ride)曾收集和研究不少關於其父在二戰時的資料。在1981年出版、講述英軍服務團的歷史專書BAA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1942年-1945年:香港抵抗之英軍服務團》),即由賴廉士的次子所撰寫。賴廉士夫婦與子女本來於香港生活,但鑒於遠東局勢不穩,賴廉士在1938年把妻兒子女送到澳洲生活,惟夫婦二人最終因為感情疏淡而離異。
在1954年11月12日,賴廉士復於香港佑寧堂迎娶維奧莉·梅·威徹爾(Violet May Witchell,1915年-1999年3月)為第二任妻子。威徹爾的祖父母早於19世紀由英國移居香港,她在香港出生,戰前曾任職賴廉士的秘書,兩人因而認識。賴廉士在1962年獲封爵士後,其妻遂獲稱為賴廉士爵士夫人。賴廉士夫婦晚年熱心關注澳門基督教墳場的狀況,並重新整理安葬於墳場內的先人資料。基於賴廉士與基督教墳場的關係密切,因此他在1977年逝世後獲準安葬於墳場內,至於爵士夫人則一直留在香港,至1996年遷居英國,1999年3月在當地逝世。
賴廉士生前喜愛參與社交活動,而且興趣廣泛,由木球、網球、划艇、觀鳥、東南亞歷史以至音樂都是他的專長。早於二戰以前,他已經擔任佑寧堂長老,此外又曾代表香港木球會作賽,本身是男中音的他更在1930年代協助創立本地劇團Hong Kong Singers。在二戰以後,賴廉士嘗任Hong Kong Singers的主席兼指揮,並擔任香港管弦樂團成員。在1962年,倫敦皇家音樂學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復向他頒授榮譽院員的資格,以肯定他在音樂方面的業餘成就。賴廉士生前也歷任香港射擊總會主席、香港防癆會副主席和國際痳瘋救濟會香港分會副主席,也是香港會、倫敦藝文會和伯克郡泰晤士河畔亨利(Henley-on-Thames)的里安德會(Leander Club)會員。
部份著作
"On the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Value of Blood-grouping Dat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me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British North Borneo", Proceedings of the 5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