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宗（Calvinists）亦稱“長老會”、“歸正宗”、“加爾文派”。是基督教的新教三個原始宗派之一，泛指完全遵守約翰·加爾文《歸正神學》及其長老制的改革派宗教團體。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時期產生於瑞士，並傳布於蘇格蘭、荷蘭等地，為尼德蘭革命和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17世紀後該宗隨歐洲移民和殖民擴張傳播至北美、南非、亞洲和南美等地，獲得了更大的發展。加爾文宗宣稱人因信仰得救，《聖經》是信仰的唯一泉源。主張上帝預定說，認為人的得救與否，皆由上帝預定，與各人本身是否努力無關。不相信聖餐禮儀中存在耶穌的真體血，但認為有耶穌體血的德能。摒棄祭台、聖像和祭禮等。實行長老制，主張由教徒推選長老與牧師共同治理教會。主要傳布於瑞士、法國、荷蘭、英國和北美等地。鴉片戰爭後傳入中國。
截至2010年，加爾文主義基督徒（Calvinist）推定在5500萬至8500萬人，是基督教的第四大教派及新教的第二大宗派。包括加入或未加入歸正派教會世界共融（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的歸正會（continental Reformed church）2000萬到2500萬人，以及共融的長老宗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4000萬到5000萬人、公理宗教會（Congregational Church）500萬人。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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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背景
日內瓦位於瑞士西南部，是法國、尼德蘭和義大利之間的貿易樞紐，商業發達。1290年，日內瓦被阿爾卑斯山南麓的瀘伏依公國所控制，市政官員均由薩伏依公爵委任。1444年，薩伏依公爵控制了日內瓦主教職位，踐踏市民權利，激起市民階級的反抗。16世紀初，市民階級的力量逐漸壯大，組成市民大會與主教和市政官共同管理日內瓦。市民大會每年召開1次，選舉4個理事、1個司庫，由當年和上年的理事再加上25名市民代表組成小議會，負責管理公共事務（1527年又增設200人的大議會討論決定重大政治問題）。1526年，曰內瓦與信奉新教的伯爾尼、弗賴堡結盟，推翻市政官，逼走主教。1530年，日內瓦主教勾結薩伏依公爵攻打日內瓦，日內瓦市民在伯爾尼、弗賴堡支援下擊敗了主教的進攻。日內瓦市民要求宗教改革的呼聲日高。
1532年，教皇克雷芒七世派人在日內瓦兜售贖罪券。6月8日，反對派市民一夜之間把大標語貼到全城各教堂的大門上，抨擊教皇權威，要求宗教改革，宣稱任何人只要誠心悔改，罪就能得赦免。神甫們派人撕標語，雙方發生械鬥。10月，法國宗教改革家法雷爾來到日內瓦宣傳宗教改革。日內瓦市議會一面禁止市民侮辱羅馬教會，一面又寬容宗教改革派的宣傳1534年後，法雷爾等新教徒舉行公開辯論會宣傳改革，新教徒人數猛增，他們占領教堂，搗毀聖像，廢除彌撒，趕走修士。兩派衝突造成流血事件。1535年，日內瓦主教再次勾結薩伏依公爵出兵，企圖占領日內瓦，鎮壓宗教改革。日內瓦市民在伯爾尼支援下於1536年1月取得勝利。5月21日，日內瓦市民大會決定皈依新教，建立歸正教會，對原有宗教機構和禮儀進行改革。法雷爾深感任務艱巨，便邀請密友加爾文出山協助。
加爾文信仰介紹
教義
典籍
加爾文宗除以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為其神學理論基礎外，還有1643年--1648年威斯敏斯特會議制定的一系列文獻，包括《威斯敏斯特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威斯敏斯特大、小教理問答》、《禮拜規則》、《教政體制》、海德堡要理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比利時信條(Belgic Confession)和多特信經(Canons of Dort)等。
聖靈論
《基督教要義》中沒有為“聖靈論”單獨寫一個章節，必須從整本書的論述歸納加爾文的觀點。他認為，上帝的靈與上帝的工作同時進行，而促成人的“相信”，當聖靈在人心中運行光照人心，使人在讀了上帝的話而產生信心。所以人非用理性接受信仰，亦非用理性確認聖經的權威，而是聖靈那奧秘的力量所做的工作。
救贖預定論
加爾文認為，由於亞當犯罪，人的本性完全敗壞，陷於罪中，絕無行善的能力，靈魂永無得救的希望。上帝為了彰顯自己的榮耀，對世上的每個人都作了永恆的判決，這個判決就是預定。根據預定，有人得救，稱為上帝的“選民”，有人受永罰，稱為“棄民”。“選民”並不能自救，為了拯救陷於罪中的“選民”，基督道成肉身，代為受死，承擔了“選民”的全部罪孽。上帝先將救恩賜給他所預定的“選民”，“選民”才能憑這恩賜相信基督的救贖，“因信稱義”，獲得永生。既然得救完全取決於上帝的預定，“選民”獲救的恩寵永不失落，那么，一切善功、聖事等就都不起作用，這就否定了神職人員和羅馬教會的作用與權威。
雖然救贖預定論是他倡導的神學遺產，但主要架構非他獨創或原創。就救贖預定論可分“救贖”及“預定”兩點來說。對於預定，加爾文認為，得不得救在乎神的揀選，人的選擇在這件事上是毫無主權的。意即：神預定某些人得永生，某些人會滅亡。故神將救恩賜與會得永生的人，至於滅亡的人則任其滅亡。神的恩慈是為了要見證他的救贖，跟功德無關，也跟個人無關。至於人們疑惑為什麼有人不被揀選，他引用了申命記29:29：“隱密的事，是屬於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惟有顯明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一切的話。”他說人不會也不能質問神為什麼施恩予人，那就不能問為何神會棄絕某些人。屬神的心意人是無法明白，但對於拒絕救恩，人類依然需負責任。
至於救贖他發展了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稱義之論述。這個論點起初由奧古斯丁所提出，直到馬丁·路德時發展出“法庭式的稱義”。兩人不同在奧古斯丁認為“義”是內在的，當神賜給人恩典時，“義”便成為人的一部分。對馬丁·路德及加爾文而言，這“義”是屬外在的，是“算作”、“當作”、“歸給”，人依然是罪人，只是在人們因著信神就算我們“為義”。而加爾文更提出“雙重恩典”說，在神的眼中算為義是恩典之一。第二個恩典則是：當人接受耶穌與基督聯合之時，信徒便可進入更新的過程，使其內在生命更像基督。
瑞士日內瓦聖·皮埃爾（St. Pierre Cathedral）大教堂
瑞士日內瓦聖·皮埃爾（St. Pierre Cathedral）大教堂教會論
加爾文的教會論涵蓋非常廣，包括了基督徒的自由、教會的權柄、真教會的基本特質等。關於教會，加爾文認為應分為兩種：真正的教會是無形的，是由“選民”組成的，真教會的特質應該包括了：“傳揚神的道”及“遵行聖禮”。所以傳福音、聆聽上帝的話及遵行聖禮都是十分重要的。另一種教會是外在的有形教會，包括一切“自認為敬拜一位上帝與基督的人”。有形教會中有“選民”，也有永無得救希望的“棄民”，只是為了彰顯上帝的榮耀．必須由有形教會強迫他們服從上帝的誡命，接受教會的約束。但是，“選民”必須加入教會，因為“教會之外無救贖”。在這個問題上加爾文與茨溫利意見相左，茨溫利認為只要上帝預定，非基督徒也可以得救。
教禮
加爾文對聖禮的定義是：“神賜恩給我們的證據，是一種外在的印志，和我們對他的敬虔之互相印證，加以確認。”加爾文同意聖奧古斯丁對聖禮的看法，認為那是代表不可見之恩典的一個可見的記號。在《基督教要義》第四卷中，加爾文解說聖禮為“外部的標記，基督藉以說明並保證他對我們的善意，為了支持我們信心的軟弱，同時試驗我們對他的虔誠。”聖禮是以印記來保證其中所有的內容，是信仰的公開認定。
他相信只有洗禮和聖餐具有聖經的權柄。關於洗禮，加爾文認為洗禮是基督徒的第一個聖禮，“洗禮是準許我們進入教會的起碼標記，為了與基督聯合，我們可以被列在神的子民之中...是一種工具，藉此神保證我們所有的罪都被塗抹，永遠在他面前消失。”其意涵是洗禮是加入教會的標記，好叫人們被接入基督，列為神的兒女。借著洗禮，表明罪被洗淨，也是重生的標記。加爾文非常反對私人洗禮。因為他認為洗禮與聖餐是教會的公共聖職，私人不可擅自施洗。且受洗者必須要先充分明白真理，才可施洗。
關於聖餐，加爾文不贊成變質說，也不認為只有以某種形式舉行的聖餐禮才有效；同時，他也不贊成某些人的看法，以為餅與酒只是一種象徵，用來代表他的身體，目的是刺激人的記憶、敬虔或信心。加爾文認為聖禮賜下的，就是它們所代表的；主不僅要求我們看，而且要吃與飲，這樣的行動就表明了在他與我們之間，有一種生命的聯繫。這個聯繫在道被宣講出來以及人以信心來回應時，就已經創造出來；當人以信心來領受聖餐禮，生命的聯繫就得以加強而更加密切。對於聖餐的解釋，加爾文既不同意路德的“同體論”，也不像茨溫利那樣認為只是象徵性的紀念儀式，他認為基督的身體一直是在天上，我們是被聖靈的大能提升到天上，來領受
聖巴弗（Grote Kerk）教堂，荷蘭哈勒姆。他的身體。他強調，領聖禮的人若不是以信心來領受，聖禮就與他們無益。
加爾文並不重視餅跟杯，他主張“在聖靈里耶穌基督身體真實的臨在”。也就是說，人在聖靈里改變而體驗到耶穌基督的臨在，體驗到耶穌基督的身體與血。但是在領受聖餐時，必須傳揚神的道。所以對於當時羅馬公教保留餅和杯，給生病無法前來的信徒或是王公貴族舉行私人彌撒，這些作法加爾文並不贊成。因為他認為不在崇拜及充分宣揚上帝的話之場合領受聖餐，是沒有意義的。
教制
加爾文非常重視教會本身的建制。他認為教會與國家都是由上帝創造，都是神聖的，上帝的目的是使兩者協調工作。教會負責信仰、崇拜和道德，國家則保證教會行使其職能。因此，神權政治是最理想的社會制度。在日內瓦的神權共和國中，為保證教會不受世俗政權的控制，加爾文根據《新約聖經》和日內瓦市政權的組織形式，創立了“長老制”教會。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長老會”或“長老法庭”，由平信徒中推選長老1 2人和牧師5人組成。牧師為終身制神職人員，由議會推舉，長老則每年改選1次。長老會定期開會，商討教會諸項事宜。教會的懲處以開除教籍為限，更重的懲處則由政府處理。長老的任務是注意人們的道德紀律，維持社會秩序；牧師的職責是講解《聖經》，負責管理教會和培養神職人員。由日內瓦各教堂的牧師共同組成“牧師團”，不經牧師團許可，任何人也不得在日內瓦傳教。此外，教會中還設立教
老教堂（Oude Kerk），荷蘭阿姆斯特丹。師和執事，教師負責領導日內瓦的學校和宗教教育工作，執事是由平信徒選出來協助牧師、長老工作的非專職工作人員，從事救濟、醫藥等慈善事業工作。這種組織形式後來為其他國家加爾文派教會所採用，各基層教堂由平信徒選舉長老采管理，牧師由長老聘請。教區長老會由基層教堂的長老、牧師各1人組成；全國長老會由教區選舉長老1-2人、牧師1人共同組成。這種組織形式使教會帶有更濃厚的反封建性和更多的民主性，更易為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歐各國所接受，因而傳播較廣。
影響
加爾文的“預定論”認為，誰是上帝的“選民”雖是個奧秘，但人可以憑藉自己對基督的信心和按《聖經》的準則行事來獲得救恩的確證。“選民”在現世的使命是盡力遵守上帝的誡命，在社會上有所成就，以彰顯上帝的榮耀。他認為做官執政、經商贏利、放債取息、發財致富和擔任神職一樣，都是受命於上帝，財富不是罪惡，而是蒙恩的標誌，只要在道德品質上不違背《聖經》，在財富使用上不揮霍浪費，就應該鼓勵人積累財富。他還用《聖經》中的亞伯拉罕是個擁有大批財產的富翁作為自己的理論根據。加爾文的這種主張衝破了教會勸人安貧修道的傳統，因此，在加爾文派信徒中出現了一批克勤克儉、冒險進取的新興資產階級實業家。
另一方面，加爾文提倡“選民”世俗生活的目的是“榮耀上帝”，他們必須努力從事日常工作與勞動，積極為社會服務，在教徒中就出現了一批視勞動為神聖、全心全意工作的勞動者，同時也培養出一批具有強烈政治責任感的信徒，他們把與違反上帝意志（即不符合《聖經》）的政權作鬥爭看做是上帝賦予他們這些“選民”的神聖職責，為榮耀上帝不惜犧牲一切。虔誠的加爾文派信徒都相信自己是預定的“選民”，為榮耀上帝而自覺地過著以勤勞、儉樸、積極向上為光榮，以奢侈、浪費、不勞而獲為恥辱的生活。因此，加爾文的“預定論”比路德的“因信稱義”更能直接滿足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需要，為他們提供了一批精明的統治者、刻苦的勞動者和反封建的堅強鬥士。加爾文派的教會也更符合新興資產階級建立“廉價教會”的要求。加爾文思想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精神的真正代表。
歷史發展
加爾文（Jean Calvin，1509-1564）出身於法國一個律師家庭，在巴黎學習期間深受人文主義及宗教改革的影響，從1531年起便參加了新教徒的活動。1533年，加爾文的密友尼古拉·哥普( Nicholas Cop)就任巴黎大學校長，發表就職演說時，他引用了伊拉斯謨和路德的話抨擊教會，要求改革，在法國剖起很大震動，為此，當局要逮捕他。同時，當局懷疑哥普的講演稿是加爾文撰寫的，指控他為異端。加爾文被迫逃亡。1534年1 2月，加爾文流亡到瑞士巴塞爾，結識了許多新教領袖人物，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神學思想。1535年，加爾文在巴塞爾完成了他的主要神學著作《基督教要義》。1536年7月，加爾文去斯特拉斯堡途中，因戰亂被阻於日內瓦，應法雷爾的邀請留下來幫助他進行宗教改革。
聖皮埃爾大教堂（Cathédrale St-Pierre），瑞士日內瓦。為了把日內瓦建成加爾文理想的社會，他提出重整日內瓦的宗教道德。他編訂了《教會信條》、《教理問答》，1537年7月由大議會通過後強制市民宣誓遵守，規定對信奉舊教或保留聖物者給以處罰，不準婦女穿奇裝異服和色彩鮮艷的衣服，否則，連他母親一起關押兩天，禮拜天禁止娛樂，不對兒童進行宗教教育的父母要取消市民資格等等。加爾文的這套強制措施，激起部分市民的不滿，處於地下狀態的羅馬教會趁機活動，反對派勢力漸占上風。1538年2月，反對派控制了大議會，勒令教士不得過問政治。4月，議會決議解除法雷爾和加爾文的職務，限二人於3天內離境。1 540年，日內瓦支持加爾文的一派掌握了政權0 1 54 5年5月，議會宣布恢復加爾文和法雷爾的榮譽地位，請加爾文回日內瓦工作。此後，加爾文在日內瓦又工作了23年，幫助新興資產階級建立起主張加爾文派信仰的神權共和國。
1542年1月，大議會核准了加爾文編定的《教會憲章》（Ordon-nance.s Ecclesiastique.s），確立長老制教會組織體制，除加爾文派外，其他教派均為異端。為鎮壓異端，加爾文甚至與羅馬教會合作。如西班牙人文主義者塞爾維特(MigueJ Serveto，1511-15)3）曾因反對三位～體說和同情再洗禮派而受到教會迫害，1 540年在里昂附近的維恩行醫過活，並寫了《再論基督教原理》，反對加爾文的預定論。加爾文向里昂的羅馬教會異端裁判所告密，塞爾維特被捕。後來，塞爾維特逃出監獄到那不勒斯去的途中經過日內瓦，被加爾文發現，將其拘捕交付小議會審判。結果，塞爾維特被判火刑。1553年1 0月，塞爾維特被處死。1555年，加爾文鎮壓了反對派的武裝暴動，從此，加爾文在日內瓦大權獨攬，運用各種手段傳播自己的神學思想。1559年，加爾文創建了日內瓦學院，用重金聘請西歐著名學者前去講學，使日內瓦學院成為培養改革派傳教士的中心，他還把大批畢業生派往法國、尼德蘭、蘇格蘭、英格蘭、德國、義大利等地宣傳加爾文派主張，使日內瓦獲得了“新教的羅馬”的綽號。
全球狀況
北美地區
長老宗於17世紀隨清教徒傳入美洲。由於神學觀點之不同和對待奴隸制態度之各異，在18和l9世紀中該宗分裂為許多教會團體。南北戰爭後，各派趨於聯合，至20世紀上半葉，組成了三個較大的長老會，即美國南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簡稱P.C.U.S），美國北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USA，簡稱為P.C.U.S.A）和北美聯合會長老會（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簡稱U.P.C.N.A)。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加爾文宗的重點活動是對話聯合、多方傳教、認真改革和積極參加國際與國內的社會活動。
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加爾文宗有所發展，信徒人數不斷增加，新建教會甚多。同時各主要教會加強了團結，1958年，美國北長老會與北美聯合長老會合併為美國聯合長老會（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該會信徒人數占全美長老宗信徒總數一半以上。美國南長老會最初參加了與上述兩教會合併的談判，但由於其內部保守派擔心合併會損害其傳統的神學立場而未果。但它仍對合一運動保持積極態度，與新成立的聯合長老會在傳教和教育領域維持合作關係。同時，美國長老宗也加強了與其他教派的聯繫。早在1946年，各派聯合組成的傳教委員會即聲明：要按照社會與合作的精神消除競爭，與其他教派合作。60年代美國聯合長老會與其他幾個新教教會聯合組成“教會聯合協商會”（The Consultation on Church Union），以推動新教各派的聯合。同時世界歸正宗聯盟北美地區所屬教會也與天主教會進行了對話。
二戰後，美國加爾文宗神學與社會思想的主流為現代派，著眼於改革。1958年，美國聯合長老會成立伊始，即著手制訂新的信仰條文，於1967年通過了《1967年告白》。此檔案簡化了對上帝、基督的性質的繁瑣論證，以“和好”觀念為中心，突出人與上帝，人與人的和好；針對當代迫切的社會問題，強調信仰的倫理道德意義，淡化其神學意義。為表示自身的善世性和與其他教會合作，該會還把《尼西亞信經》、《使徒信經》以及宗教改革時代產生的一切信條等與《1967年告白》合編為《告白書》，作為本教會的教義準則，另外該會不再堅持聖經無謬的僵硬態度。1961年通過的新的《禮拜規則》已體現了上述精神。它主張教會生活既要允許個人的一定自由，也要堅持一定的公共生活和秩序，反對美國宗教傳統中過分強調主觀內省的傾向。它也放棄了只有具備一定條件者方能參加聖餐禮的傳統規則，增加了教會生活的開放性。但是，有些教會還存在著保守勢力。美國南長老會和美國歸正會的立場即相對保守。它們當中有相當部分信徒和神職人員對聯合長老會的自由主義持有戒心，對合一運動態度消極，對美國基督教聯合會在60年代支持黑人民權運動也頗為不滿。但是，即使在這兩個教會內，保守勢力也並非能左右一切。南方長老會中的保守派，欲表示該會不支持最高法院關於禁止公共教育中種族歧視的法令，即未得逞。
一向以重視社會活動著稱的加爾文宗始終關注著社會問題，美國主要的長老宗教會對反對種族隔離和爭取民權鬥爭的態度表現積圾。早在50年代初，教會就注意到解決種族隔離和歧視的迫切性，主張對教會內外的這種現象應予取締和消滅。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興起後，各教會普遍予以支持，號召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消除社會不公正現象。在這種形勢下，南方長老會加速推行黑人與白人教會的合併，聯合長老會則增加教會中黑人領導人的比例。不少教會還進一步注意到其他少數種族的地位與處境問題。在50年代東西方冷戰的歷史條件下，美國長老宗教會普遍把共產主義視為基督福音和美國的“自由”、“民主”的威脅，但有些教會對猖獗一時的麥卡錫主義也表示不滿。例如美國北方長老會於1953年11月發表聲明，指責當時美國國內的反共狂熱危害人權，妨礙了人們的言論自由。到60年代中後期，聯合長老會和美國歸正會都提出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的主張。戰爭與和平也是教會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美國各長老會均對戰後核武器的發展表示擔憂，呼籲停止軍備競賽，實行國際核裁軍。美國政府在越南奉行的侵略政策也引起教會的不安，普遍擁護和平解決越南問題。70年代初，由於美政府不斷擴大越戰，教會對政府的抨擊更加強硬激烈。
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加爾文宗內部自由主義神學進一步增強，從而促進了進一步的聯合。1976年較為保守的美國南浸會也進行了改革，提出了一個用現代英語寫成的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信仰宣言”，並付諸實施。該會還制定了新的授職誓詞，把忠於“聖經訓導”的教義內容改為“服從耶穌基督和聖經的權威，始終接受我們告白的指引”。80年代初，該會也放寬了參加聖餐的條件限制，並把聖餐禮的重心由沉重的悔罪轉向愉快的新生，其觀點與聯合長老會逐漸接近。在戰爭與和平、婦女與同性戀者擔任聖職的觀點上二者亦趨於一致，終於促進了兩大教會團體的聯合。1983年，兩派合併，成立了“美國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U.S,A]），原聯合長老會的《告白書》被採納為此教會的信仰準則。並宣布：在合併後的機構調整中，貫徹不分種族、年齡，性別和地域，一律平等的原則。但美國長老宗內部的保守派仍有相當大的勢力。就新成立的美國長老會而言，除部分保守派分裂出去另組新教會外，在普通信徒和神職人員中，仍有相當多的人持保守立場。其代表人物把70年代以來教徒人數連年下降歸咎於神學上和政治上的自由化，力圖使教會回到傳統的聖經權威的立場上去。另外，基督歸正會和美國歸正會等一些小教會仍持保守主義立場，並頗為活躍。
由於信徒的減少，美國長老會十分注重加強傳教工作，大力培養傳教牧師，擴大傳教面，尤其注意對青年傳教。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長老會常把其社會政治主張與傳教工作結合起來。它成立伊始，即宣布其傳教活動包括使人們從“罪惡、恐懼、壓迫、飢餓和非正義”中解放出來，從而為建立公正、平等的世界而鬥爭。
加拿大長老會主要是由蘇格蘭移民傳入的。1925年，近半數的長老宗教會與公理宗、衛斯理宗合併為加拿大聯合教會(UCC)。他們對國際形勢極為關心，5、60年代一再呼籲各國政府停止核試驗和生產核武器，主張通過談判解決越南問題。在國內，積極倡導消滅種族歧視和社會貧困現象，並主張提高婦女的地位。1966年，加拿大長老會正式批准婦女可以被任命為長老和牧師。
歐洲地區
在歐洲，長老宗的信徒集中在英國、瑞士和德國。瑞士的歸正會約有信徒270萬人，該會與日內瓦自由教會、福音衛理公會組成瑞士新教聯盟。聯盟內各教會實行自治，但以聯盟的資格參加國際組織。德國的長老會亦與路德宗結為聯盟，但保持各自組織。在英倫三島，蘇格蘭教會、聯合歸正會以及愛爾蘭和威爾斯的長老教會總計擁有信徒約340餘萬。其中蘇格蘭教會人數較多，約200餘萬信徒，仍擁有國教地位。二戰後，其社會政治立場較為保守，主張對共產主義向“基督教文明”的挑戰應予回擊；在國際上主張實行全面的核裁軍，防止棱戰爆發。60年代後，蘇格蘭教會毫無生氣的教會生活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教徒對教會的興趣下降，教會的影響減弱。面對這種情況，教會人士從社會環境、傳教方法等方面進行了反思，提出加緊培養牧師，密切關注社會問題，以提高教會的威信。教會還加強了與其他教派的聯繫，同天主教會和聖公會展開對話。但其處境並未得到根本改善。
此時，反對種族歧視已成為全世界大多數長老宗教會的意願，1964年世界歸正宗聯盟大會作出決議，號召各國教會積極參加爭取種族平等與正義的鬥爭。但南非白人的荷蘭歸正會卻始終頑固堅持維護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立場，它默許當局在20世紀50年代推行的在教會中實行種族隔離的措施，聲稱不同種族的教會各自獨立發展，能更好地服務於基督教事業。因此，該會與南非大多數新教教會的關係極為冷淡。雖然該教會部分有識之士早在50年代初期就開始呼籲對種族隔離政策進行反思，但這種呼聲遠未能在教會內占優勢。針對這種情況，歸正會國際組織採取了嚴厲的立場和措施。歸正宗世界聯盟於1982年暫時中止了頑固擁護種族隔離的二個南非歸正會的成員資格。歸正宗普世會議也在1984年譴責種族隔離制度，並把為這種制度所作的神學辯護宣布為異端。在此情況下，南非白人的荷蘭歸正會不得不在1986年宣布種族隔離作為一種政治與社會制度違背“愛鄰舍”和“正義”的原則，因而不能為基督徒所認可。但這種立場的改變並不徹底，該教會把種族隔離僅說成是一種“錯誤”，而不是一種“罪孽”，且拒不接受世界歸正宗聯盟的制裁措壤。但即使是這種極不徹底的轉變，還是引起了該教會內部右翼勢力的不滿。可以說，南非長老宗內部圍繞種族隔離而進行的鬥爭遠未結束。
拉美與亞洲
在拉美與亞洲，長老宗影響較大的國家為巴西和南韓。巴西是南美洲長老親信徒最多的國家。二戰後，巴西長老會發展較快，並蓮漸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60年代以來，它與美國北長老會關係逐漸破裂。1983年，它決定不與新成立的美國聯合長老會建立關係。目前其信徒集中於南部地區。
長老宗為南韓最大的新教教派，20世紀初建立了統一的朝鮮長老舍。二戰後由於教義的分歧，現已分裂為7十教會團體。南韓長老舍主張緩和半島的緊張局勢，反對政府的鎮壓措施，但不主張與政府正面對抗。
宗教實踐
教育
加爾文常被稱為偉大的宗教改革家, 但他在教育領域中的成就也非同尋常。加爾文之所以進行教育改革, 根源在於他看到教育改革是有效推展宗教改革與改善教會狀況的必要舉措。只有讓教會中的會眾與領袖接受適當教育, 宗教改革才能戰勝政治專制和消除民眾中瀰漫的天主教的錯誤思想。加爾文一生中, 進行宗教改革與教育改革並駕齊驅、彼此促進。他初到日內瓦, 就一面推展教義一面積極辦學。1559 年創辦的日內瓦大學成就巨大, 影響深遠。它廣攬各國人才,用新教思想培訓和武裝後,有組織地或充實新政權、或輸送歐洲各地,得到知識階層的擁護。
因此, 許多國家將加爾文視為真正的 “現代教育之父”。雖然加爾文的教育理念帶有強烈的教色彩, 但就其歷史價值而言, 研究他的教育理念不僅對研究宗教改革有借鑑意義, 而且與認識西方文化教育的興起和發展也有借鑑價值。
現代的華人歸正神學代表人物有趙中輝，唐崇榮，林慈信，李健安，周功和，呂沛淵，王志勇。 現代西方的歸正神學代表人物有R. C. Sproul, John Frame, Sinclair Ferguson, Michael Horton, Ligon Duncan, D. G. Hart, Philip Ryken.
主要的歸正神學神學院有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威斯敏斯特神學院）, 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印尼歸正神學院，台灣改革宗神學院。
加爾文宗教派
國際組織有二：
一為歸正宗世界聯盟（The 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建立於1875年，1970年此聯盟與國際公理宗協會合併為“歸正宗世界聯盟（長老會與公理會）”，會刊為《歸正宗世界》（the Reformed World）。此派較開放，傾向於現代派。
另一個是歸正宗普世會議（the Reformed Ecumenical Synod），其神學思想較保守，參加者有30個教會團體，信徒約350萬人。
加爾文宗下教會有法蘭西歸正會、荷蘭歸正會、美國歸正會、蘇格蘭長老會、美北長老會、美南長老會、中華基督教長老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