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產生背景,基本規律,影響範圍,世界,中國,歷史沿革,
產生背景
阿爾伯特·赫希曼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設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之間的面積為A，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右下方的面積為B。並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這個數值被稱為基尼係數或稱洛倫茨係數，其範圍是由0～1。如果A為零，基尼係數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為零則係數為1,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該係數可在零和1之間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洛倫茨曲線的弧度越小，基尼係數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洛倫茨曲線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係數也越大。如果個人所得稅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係數即會變小。
當基尼係數指標為1時，表示絕對不平等，意味著全國財富集中在一個人手裡，其他人均無財富；基尼係數為0表示絕對的平均。世界銀行規定：基尼係數若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並且，世界銀行還把0.40定為基尼係數的警戒線。
基本規律
第一，從質的方面看。兩極分化表現了富有者對貧窮者勞動的無償占有，體現了富有者和貧窮者之間在分配關係上的對立和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兩極分化作為一種經濟和社會現象的存在，從根本上講是勞動依附於資本權力的結果，以及基於資本權力之上的政治或經濟權力對剩餘勞動無償占有的結果。在資本僱傭勞動制度下，市場的自發性調節和收入分配機制的不健全，會導致收入分配規則和收入分配形式的扭曲，富者會越來越富，貧者會越來越貧，兩極分化也就是一個自然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講，兩極分化是資本權力作用下收入分配不公正的結果，體現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性。
第二，從量的規定性來看。兩極分化反映了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目前比較流行的洛倫茨曲線、基尼係數、五等分比差法、十等分組分析法、泰爾指數(Theil index)等分析收入差距的技術和方法，都可以在量上或收入構成上反映收入差距或貧富差距的具體情況，儘管這些分析指標僅僅局限在量的方面的測定，但在說明貧富差距的具體程度上，無疑是科學有力的。當這些分析方法顯示出貧富差距相當大的時候，例如基尼係數顯示出超過0.4，是國內外很多學者認為的差距過大，就具有兩極分化的特徵。基尼係數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程度，五等分比差法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低收入層分別占有收入的比重和富有者與貧窮者在社會中的比重和構成。例如富有者在人口數量上一般比重達到8%～10%。中國目前的高收入、高消費人數及財富占有者都不足1%，城鄉貧困人口占到總人口的4.6%左右。因此，輕易根據這種狀況作出兩極分化的判斷，就會出現很大偏差。所以，並不是所有的貧富差距都是兩極分化，也不是所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都會導致兩極分化。如果貧富差距程度較輕，或者貧者和富者沒有在數量上達到一定的比重，即使是收入分配有些不公正，也不能說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
第三，從“兩極”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來看，兩極分化反映了貧富階層的出現和社會階層的改變，一方面，富有者在社會中的影響力日趨增大，不僅表現為富有者群體的出現，而且形成了一個富有者階層。他們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作為一個頗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另一方面，與富有者階層相對應的是貧窮者階層(當然這裡的貧窮，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且他們也作為一個穩定而獨立的社會力量而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兩極分化與貧富差距的主要區別是，貧富差距是特殊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發展到貧富群體出現後的表現形式，而兩極分化則具有階層或階級性質，是貧富群體作為一個階層或階級出現後，影響到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並且貧窮者和富有者作為兩極對立的利益共同體存在於社會階級結構之中。所以，當一個社會即使已經出現了貧富差別，但富有者只在整個社會中占極少數，還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利益共同體和社會力量影響到社會“遊戲規則”的制定；貧窮者儘管作為一個從經濟角度來看的弱勢群體存在，尚不能作為現實的能夠危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而存在的時候，是不能稱之為兩極分化已經存在的，即使“貧”、“富”差別很大。從這個意義上講，兩極分化是一個階層特別是階級概念。
第四，從發展趨向的規定性來看，兩極分化所表現的是貧富差距呈現出擴大的趨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貧”通常表現為相對的貧，只是相對於富有者階層財富增長的速度或相對於社會財富增長的速度來說，貧窮者群體在社會總價值“蛋糕”中，所分得的量越來越少。從這個意義上說，兩極分化本身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我們絕對的將貧和富理解為向“兩極”的發展，特別是將“貧”理解為“赤貧”或絕對貧困化的話，顯然是片面的。
第五，從社會承受力的規定性來看，兩極分化反映了一個社會因收入分配不公與差距過大導致的社會動盪的可能性。社會承受力是一定時期社會對某一限度的貧富差距及其各種效應的容忍能力和接受能力。社會承受力主要表現為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居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種在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多種因素共同制約下形成的心理張力，它因國別、環境、時期而異。社會承受力無非是居民個體承受力的集合，並最終通過個體行動表現出來。因為居民並不是以經濟學家手中的數字作為自己對社會現實及政策滿意與否的判斷標準的。所以，如果說收入差距擴大到相當大程度、但仍在社會可承受的範圍之內屬於貧富差距的話，那么，兩極分化則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從而向兩極發展引起社會動盪不安的可能性。
影響範圍
世界
中國
改革之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如不考慮城鄉差別大約是0.22，如考慮城鄉差別則為0.28，屬於世界上比較低的。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基尼係數維持在0.30～0.40之間，西方已開發國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平均基尼係數為0.34。相比之下，美國的基尼係數明顯偏高，為0.40（1994年），瑞典的基尼係數明顯偏低，為0.25（1992年）。一般而言，為了社會必要的穩定，基尼係數應該控制在0.40以內。然而改革之後，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的基尼係數一路攀升，到1995年就達到0.41。而從1995年到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仍然在迅速擴大。雖然《世界銀行年報2002年度》中只列舉了中國在1995年的數據，但是根據本人蒐集的資料，中國這些年基尼係數是一直上升的：1996年為0.44,2001年為0.46。
歷史沿革
在封建社會，每個朝代的興衰存亡伴隨著整個時代的始終，沒有任何的例外。這裡面總是有一種亘古不變的規律在支配著一切。每一個朝代的建立，不管是農民起義還是貴族領導的革命。其本質的改變還是整個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而權力的終極目標還是對於財富的占有。
朝代亡時，財富驟散，占有者數量最大化，天下安；朝代起時，財富始聚，占有者數量開始減少，達到極少值時，革命起。
所以，伴隨著朝代更迭隱藏著的另外一條紅線就是財富及其支配權的轉移。朝代初始，革命者從前任朝代極少者手中繼承和搶奪了財富，這樣的分配往往是通過“分田地，均財富”的口號和手段完成的，財富得以分配給更多的人，往往通過這種方式革命的領導者才能完成向新朝代統治者的轉變和長治天下。財富的向下流動向著更多的人流動這是舊政權滅亡的必然結果，也是新政權建立的必然條件，恰恰也是歷史證明的王朝更替的關鍵和本質。
朝代初始，新政頻仍。均等為先，休養生息。生產發展，財富增加。隨著時間的推進，財富不可避免的通過苛捐雜稅，橫徵暴斂，行賄貪腐等方式朝向極少者集中。其間統治者剝削索取的寬度、力度和頻度將決定著朝代延續時間的長短。以秦隋等為代表的橫徵暴斂，大興土木，窮兵黷武的朝代，比較短命。本質原因就是這些種種措施都導致了人民的財富以最快速的方式流入皇族和毀於戰爭。人民在短時間內就變為赤貧一族，再加上天災人禍，揭竿而起也就是必然的結果了。而漢唐明等朝代特別是初期的統治者，就比較開明，頒布的措施也都比較開化。強調休養生息，多予少取。這樣就會大大減緩財富重新流向極少數者的速度，當然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延續朝代的生命。而不幸的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後代們的暴虐和極度索取卻又不會改變那個朝代必然滅亡的命運。財富通過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就成為唯一的選擇了。
所以表面上是朝代的立廢興衰，實際上卻是財富的循環，仁政者必然會減低和放緩財富集中的烈度和速度。而暴政者不可避免地強化和加速財富集中的烈度和速度，那么革命的接踵而來也就實屬必然了。所以很多歷史上在朝代末期誕生的明君往往只能作為朝代滅亡的陪葬品也就不足為怪了。因為在已經延續的王朝中，財富一直是集中的這個大方向是不會更改的。而在朝代末期，從財富來講已經基本上儘可能地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裡了。就算極有仁心的明君，一般也無法扭轉整個朝代走向滅亡的命運，因為他不會意識到其中的規律性。或者即便是能夠知曉其中的緣由，他也無可奈何。因為在那個時點上，財富已經完成了從最多數人向包括其本身在內的極少數人的轉移。而要消除大多數人的革命念頭，唯一的措施就是把財富從極少數人的手裡再分散到多數人的手裡，就是說從以皇帝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手中分配到人民手中，但這本身就是非常明顯的違背常識的妄想。所以革命將不可避免。
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建立，前期的經濟危機在本質上也是一種財富的集中和分散的循環。不過他的形式表現為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紙幣體系的建立和崩潰。這也是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封建社會財富流轉形式最重要的不同點。封建社會實物貨幣的不可複製性決定了財富集中極大化的時候只能通過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方式，來重新分配最重要的土地和黃金白銀，重新啟動財富的積聚過程。
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經濟危機，特殊表現就是“滯漲”，就是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而它的本質原因就是以紙幣為代表的財富集中於極少數者手中，導致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產品開始相對過剩。但是由於紙幣的可複製性，政府可以依賴信用，濫發紙幣，擴大赤字來促進消費，但這又是飲鴆止渴式的惡性循環，只能做苟延殘喘式掙扎。意味著紙幣必須不斷的印刷、增長和貶值。這種方式無法根本改變財富高度集中的狀況，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崩潰，重來。
而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開啟了“國家干預主義”，推動建立了福利社會。自那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基本上就沒有再經歷由於財富極端集中而發生的經濟危機。（70年代的“石油危機”基本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究其根本，還在於國家干預主義所施行的措施，在極大程度上促進了財富的逆流（從極少者流向多數者）。不管是對於富人的高稅收還是通過全民持股來藏富於民都是促進財富良性分配的舉措，都是促使財富從少數者手中流向多數者手中的手段，也是在長達80年的時間裡資本主義沒有爆發大規模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這一點，北歐和西歐的國家最具有代表性,，對富人高達50%的稅收是支撐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核心措施（本質就是財富分散）。
所以，在當代，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已經不能作為財富占有的唯一依據。財富分配製度可以中和甚至是逆轉財富的流向。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卻往往導致更大不公平（並不代表我的觀點就是全盤否定公有制，至於公有制的優點和實現形式會在其他文章里闡述），因為公有制的存在一般都要表現為虛擬的國家所有制，他直接剝奪了財富的真正所有者民眾獲取財富的權力，而統治階層可以通過分配製度（國有壟斷行業的畸形高工資等）的設計來直接掠奪大多數人的財富，所以世界上實行公有制的國家往往是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地方（朝鮮也不例外，官員和民眾在住房等方面有天壤之別）。
而中國現在的狀況就是經歷了30年的高速發展，生產力和效率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而作為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在此過程中，財富的集中速度和程度也是得到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必然水漲船高的同時貧富差距的極度擴大也到了必須極端重視的地步。因為財富的極端集中必然導致財富通過某種必然的方式重新分配這個規律不會改變，而高層已經注意並且高度重視這個問題說明問題本身的極端重要性，但是分配製度的設計及其效果如何現在還不得而知，也將直接決定政權的去留存亡。
財富的占有和分配直接決定著政權的穩定和持續，得民心者得天下，得財富者失民心，失民心者必然失天下，科學的“散財富”者才能更好地治天下。
中國要做的，不是想辦法消除兩極分化，而是應該想辦法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不要怕讓老百姓多得了點錢。老百姓手上有了錢，中國的內需才能旺盛，中國的經濟才會有更強的拉動力呀。所以，中國的官員們應該想辦法制定政策，讓中國的老百姓的工資水平，收入水平提高才行。這樣會使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從而人們不會再注意這種兩極分化的現象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是無法消除的。我們能做的，只是如何讓窮人提高生活水平，從而不再去關注這個問題而已 。
Q2:關於兩極分化，馬克思早就作過闡述。在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時，馬克思指出：“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這種兩極分化，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
馬克思所分析的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兩極分化。馬克思不僅指出了財富的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必要條件，而且深刻揭示了依靠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對收入進行兩極化分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正是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產生和發展，塑造出了兩個對立的、能夠採取統一行動的貧富兩極利益共同體。而造成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產生的基礎則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事實上，私有產權制度是使兩極分化制度化、凝固化的制度基礎。無論是奴隸制、封建制還是資本制，都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程度上使兩極化的收入分配製度化了。儘管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收入分配領域出現了有些學者指出的所謂的“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是在資本僱傭勞動制度下的“有產階級”，他們仍然處於從屬於資本的地位，仍然受資本的剝削和奴役。所以，財富分配兩極化傾向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仍然存在著占有巨額財富的當代資本家階級，也存在著擁有一定財產的現代工人階級。
馬克思對兩極分化產生基礎的分析，無疑是科學的。他深刻說明了私有產權制度是兩極分化產生、存在和延續的制度性根源，揭示了私有產權制度與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內在關係。但是，如果從市場經濟一般的角度來看，市場經濟與兩極分化並沒有必然性聯繫。雖然市場經濟要求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要清晰、明確，但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和市場化改革國家的實踐證明，公有產權、特別是國有產權與市場經濟不僅具有兼容性，而且它們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的存在是市場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要求。所以，市場經濟本身並不具有導致兩極分化的必然性。但是，市場經濟的確要求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按照效率原則來進行，收入差距拉開也就成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自然現象。任由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分配，收入差距擴大到貧富差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對處於市場化取向改革的國家或地區來說，收入差距拉大乃至出現貧富差距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收入分配製度不合理；有的是法制不健全、不完善，從而對收入分配領域的監督和約束乏力；有的是在體制轉軌初期“商機”的大量“突現”及收入分配機制“聚變”帶來的超額利潤；有的是由於歷史原因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有的是產業、行業發展不平衡；有的是文化技術水平的高低差異；有的是違法違規經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