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斯坦利·貝克爾（Gary Stanley Becker），男，1930年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波茨維爾。1951年，貝克爾在普林斯頓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53年在芝加哥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55年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歧視經濟學》在當時是一篇富有首創性的重要經濟學論著。但由於他的論題（對歧視的經濟分析）和研究方法（試圖計量“非貨幣”因素對市場運行的影響）太出格了，以至於過了兩年，在1957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才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為此，貝克爾被迫“流亡”哥倫比亞大學，直到1969年才返回芝加哥大學，並從此一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曾任經濟系主任，現已去世。貝克爾是佩爾學會成員，是國家教育科學院的奠基人，曾在美國全國經濟研究局和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還擔任過1974年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貝克爾曾於1967年榮獲美國經濟學會頒發的克拉克獎。
基本介紹
成就,貢獻,逝世,
成就
貝克爾與199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都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但科斯的科研成果主要是論文，而貝克爾則是多產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著述頗豐，主要論著有：《歧視經濟學》（1957年初版，1971年再版），《生育力的經濟分析》（1960年出版），《人力資本》（1964年初版，1975年再版），《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1976年出版），《家庭論》1981年出版）。在這些論著中，《生育率的經濟分析》是當代西方人口經濟學的創始之作；《人力資本》是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經典，是席捲60年代經濟學界的“經濟思想上的人力投資革命”的起點；《家庭論》1981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時被該社稱為是貝克爾有關家庭問題的一本劃時代的著作，是微觀人口經濟學的代表作。因而，這三部著作被西方經濟學者稱為“經典性”論著，具有深遠的影響。此外，西方經濟學者把貝克爾的時間經濟學和新的消費論稱為“貝克爾革命”。
貝克爾把經濟理論擴展到對人類行為的研究，獲得巨大成就而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現代西方經濟學方面最富有獨創思維的人之一，他常常把普通觀察到的明顯不相關的現象同某一些原理的作用相聯繫，從而開拓經濟分析的新視野。貝克爾開闢了一個以前只是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關心的研究領域，他在擴展經濟學的疆界方面所做的一切是其他經濟學家所不及的，是新學術領域的開拓者。也正是如此，沙克爾頓獎貝克爾稱為“作為帝國創建者的經濟學家”貝克爾善於把經濟理論運用於對人類行為的研究，把經濟理論運用到過去同市場力量沒有聯繫的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人口統計學、犯罪學和生物學等。他在研究人類行為時，總是力圖用經濟學的方法和觀點去揭示其經濟動因，在分析影響人類行為的各種因素時，始終把經濟因素放在重要地位。在運用經濟理論分析人類行為方面，貝克爾是一個成功的先驅者。
貢獻
早在20世紀的70年代，貝克爾就躋身於現代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行列。貝克爾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芝加哥學派的重要成員。他的學術思想與弗蘭克.奈特一脈相承，與同時代的芝加哥學派的M.弗里德曼、H.劉易斯、T.舒爾茨和G.斯蒂格勒等有許多共同之處。像這些人一樣，他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反對國有干預經濟生產，力主以微觀經濟理論作為科學的基礎，建立經濟科學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他主張把巨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把整個經濟學建立在自由放任主義和市場均衡的方法論的基礎之上。像奈特和舒爾茨一樣，他堅持資本概念的普遍性；像弗里德曼一樣，他否定有效理論應是對現象的直觀描述這樣一種必要性，而認為理論只能得出有用的“預測”就是可行的；像斯蒂格勒一樣，他強調勞動市場上信息和搜尋活動的作用；像大多數芝加哥經濟學家一樣，他對政府的智慧型持懷疑態度。最後應該指出的是，貝克爾的學術思想和理論觀點，不只是濃縮了“芝加哥傳統”，與其同行相比，他不僅更多地地汲取了這些觀念，而且開拓了新的套用範圍，從而使他獲得了“理論創新者”的美名。
貝克爾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開創者——他相信經濟學可以用來分析人的所有行為。在讀研究生的時候，他受導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啟發，對歧視問題產生了興趣，認為可以將歧視放到金錢追求和市場規律的框架中考慮。貝克爾認為，任何歧視行為，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歧視別人的人，他自己也要承擔代價。越是唯利是圖的僱主，由於他要追求金錢收入的最大化，那么他對雇員的歧視就越少。
現在看來，貝克爾的想法符合經濟學基本原理——任何最大化的行為，都只能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追求某一個指標的最大化。人如果要放縱自己在性別、相貌、種族、黨派或宗教上的歧視偏好，那他就必然會在其他方面付出代價。這個想法在當時卻是石破天驚的。弗里德曼是猶太人，在紐約做過計程車司機，受過被歧視之苦，最初聽到貝克爾的想法時，也覺得這種經濟分析太冷靜了。不過大師畢竟是大師，弗里德曼很快就改變想法，強烈地支持貝克爾朝著這個方向研究下去。1955年，年輕的貝克爾以論文《種族歧視經濟學》取得博士學位。阿爾欽對這篇論文讚不絕口，對他女兒說此人將來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阿爾欽的女兒回答：“可現在並沒有什麼諾貝爾經濟學獎啊！”事實上，到196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才開始設立，而貝克爾於1992年獲獎。在這期間，貝克爾的“經濟學帝國主義者”探索，遭遇了大量的冷遇、嘲笑和排斥。比如，當時的經濟成長理論大師索羅（Robert Solow）就對他的研究不以為然。但貝克爾說，有弗里德曼和阿爾欽的支持，其他評論就不重要。
只要有人群，就存在對事物的不同估值，就會出現交易；只要有選擇，就必然有機會成本；只要存在時間，就存在耐用品，就會刺激投資，這樣經濟學就必然能派上用場。在此邏輯下，貝克爾1957年發表了《歧視經濟學》、1964年發表了《人力資本》、1965年發表了“關於時間分配的理論”、1968年發表了“罪與罰”、1976年發表了《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1981年發表了《論家庭》、至1994年與墨菲（Kevin Murphy）發表了“關於香菸成癮的實證分析”，可謂一發不可收拾。在貝克爾的示範下，經濟學以科學的面目，悍然入侵了被認為只有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道德哲學和法學才應該涉足的研究領域。貝克爾說生兒育女是投資耐用品，引起了哄堂大笑。然而，全球長期的生育數據表明，隨著婦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外出工作收入的提高，連一直拒絕使用任何避孕措施的天主教地區的生育率也顯著下降了。外人可能以為宗教的力量是超越成本核算的，教徒們可能以為偷偷減少生育不會被人發現，但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方法，卻使真相彰顯無遺。事實表明，人們對成本的考慮和順應，是無處不在的。
貝克爾不是象牙塔中的學者。從1985年起，他就開始定期為《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撰寫通俗易懂的經濟專欄。在這些經濟專欄里，他解釋為什麼提高最低工資就會增加失業、主張以志願兵制代替義務兵制、主張人體器官交易合法化、主張毒品合法化、主張以學券制來打破僵化的公立學校體系、主張國營企業應該改為民營企業、批評反壟斷法的執法效果、反對美國政府干預國內油價、反對農業補貼……他以清澈的語言、嚴謹的論證、生動的實例，向廣大讀者展現了經濟學最美的核心——這是一門與生活密切相關、幫助人們區分動機和結果、揭示事與願違規律的社會科學。
然而，經濟學帝國主義並非完美無缺，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事實上，任何具體的社會現象，都可以通過各種學科和多種角度來解釋。它們不應該互相排斥，而應該互相補充。
貝克爾曾經與另一位諾獎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合寫過一篇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論文，論文的標題是拉丁文“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意思是“口味不同，無需爭論”。該文論證，經濟分析不能以偏好不同來解釋世事，而必須假定人們的偏好是一致的。比如，生育率高時，經濟學家不能解釋說“婦女喜歡多生孩子”，否則等到生育率下降，就誰都可以以“她們偏好變了”來敷衍解釋。經濟分析要有意義，必須假定人的偏好是恆常不變的，這時經濟學家才能夠根據約束條件的變化而推測或解釋人的行為的變化。這是經濟學安身立命的基本教條。
然而，人的口味確實是不同的。人的基因不同，稟賦不同，傾向不同，志向也不同。這些差異不僅能在個體之間觀察到，還能在性別之間、年齡層之間、種族之間非常清晰地看到。例如，一個人的情緒是否穩定，對其學習成績、工作表現、乃至收入水平是否有影響呢？答案是顯然的。既然如此，那么把收入水平追溯到情緒因素、再把情緒因素追溯到生理稟賦，是否屬於有價值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若是，就不能再假定人都是相同的了。
這就是說，能夠隨意包羅一切要素、而同時又假定人的偏好是恆常不變的經濟學模型，可能會因為忽略了人性的差異或其他相關細節而流於空洞。其他社會科學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批評有時是有道理的。要克服經濟學的這一缺點，經濟學者只能是在堅持將經濟規律運用到極致的同時，謙虛地參考和借鑑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法學的研究方式和成果。只有這樣，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才會豐滿起來。
加里·貝克爾自傳 |
加里·S·貝克爾的自傳，在他的主頁上。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者。 貝克爾是美國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重要成員。在幾十年的研究和教學生涯中，他獨樹一幟地發動了一場以其開創及研究的新家庭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犯罪經濟學等為主要內容的“貝克爾革命”。
我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Pottsville，賓州東部的一個煤礦小鎮，我父親的事業就在那兒。他第一次離開蒙特婁和家人來到美國從商時才只有16歲。20世紀20年代在Pottsville定居之前，他曾在美國東部輾轉搬遷數次。我的兩位姐姐，Wendy和Natalie，還有哥哥Marvin也都出生在那兒。然而，當我四五歲時我們搬到了紐約布魯克林區，在那裡我父親成了另一樁生意的合伙人。
我在布魯克林念得國中和高中。我一直都是個好學生，直到16歲時相對智力活動開始對運動有了更多的興趣。那時我不得不在手球和數學小組之間抉擇，因為他們在同一時期相遇了。雖然我更擅長手球，卻選擇了數學，這也暗示著我在兩者之間的傾向。
我的父親在8年級就離開了蒙特婁的學校，因為他更渴望掙錢。我的母親在她六個月大時，隨著她的家庭從東歐移民到紐約市，也在8年級時就放棄了學業，因為那時女孩兒不期望接受更多的教育。我們家只有寥寥幾本書，但是我的父親密切關注政治金融新聞，我的姐姐給他念了很多。在我的父親幾乎失明時，我承擔了朗讀股市行情及其它金融發展報告的任務。也許這些引發了我對經濟學的興趣，雖然我更多的是感到枯燥。
我們經常在屋裡討論政治和公平。我相信這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我高中畢業時，我對數學的興趣開始與做一些對社會有用的事打架。我在普林斯頓念大一時，這兩個興趣一起伴隨著我，當我偶然地聽了一節經濟課時，我被一門處理社會組織學科在數理方面的嚴密深深吸引。在接下來的暑假，我讀了幾本關於經濟的書。
為了儘快在經濟上獨立了，我決定在大一末尾決定三年畢業，在普林斯頓這種選擇完全自由。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我不得不上額外的幾門課程，我選擇在接下來的暑假修完近世代數和微分方程。在方程課上，我聽了一系列未公開的演講，強調的是微分方程的解的存在證明及其唯一性。我學習很多這種證明，但是幾乎沒有實際地去解一個方程。然而，普林斯頓里我對數學的大量投入，使得我對經濟學中越來越多的數理套用有充分準備。
在大三時，我失去了對經濟學的興趣，因為他看起來不像是解決那些重要的社會問題。我計畫轉向社會學，但是發現這門學科太難了。幸運的是，我決定到芝加哥大學進行經濟學的研究生學習。1951年，我第一次聽到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個體經濟學課程，是我重新對經濟學感到興奮。他強調經濟理論並非聰明的學者們玩的遊戲，而是分析現實世界的一個強大工具。他的課里同時充滿了對經濟學理論框架和對其在實際的意義重大問題上的套用的洞察。這個課程以及之後與弗里德曼的聯繫對我以後選擇研究方向有著巨大影響。
弗里德曼無疑是一位智慧的領導者，使得芝加哥擁有了第一批進行創新研究的經濟學家。對我尤其重要的有，格雷格·劉易斯用經濟理論分析勞力市場，西奧多·W·舒爾茨在人力資本上的頂尖研究，亞倫·戴雷科特將經濟學套用於反托拉斯問題以及更廣泛的套用於工業組織，還有L·J·薩維奇研究主觀機率和統計學基礎。
1952年，在我在普林斯頓的研究的基礎之上，我發表了兩篇文章。但是到芝加哥不久我就意識到我不得不重新學習經濟學是關於什麼學科。之後我什麼也沒發表，直到1957年，才發表了一篇與弗里德曼合著的文章，並出版了一本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的書。這本書中包含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對少數人的收入、就業和職業的偏見產生的影響的第一次系統性努力。這讓我走向了將經濟學套用於社會問題的道路，一條我之後一直繼續的道路。
幾家主要刊物都對這本書作出了非常友好的評論，但幾年裡一直沒有什麼看得見的影響。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種族歧視不屬於經濟學，而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都不相信我會對他們的領域有所貢獻。然而，弗里德曼，劉易斯，舒爾茨，還有其他芝加哥人都相信我寫了一本重要的書。受到這些令我敬仰的人們的支持，是我在面多眾多敵意時堅持下去的關鍵。
在研究生的第三年，我成為了芝加哥大學的助教授。我的教學負擔很輕，可以集中精力在研究上。然而，我感到如果我離開這個巢穴我可以在思維上更獨立，而且不得不完全獨立自主。在那個位置呆了三年之後，我拒絕了芝加哥大學更大一筆獎金的邀請，而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類似邀約以及國家經濟研究局的邀請，最後還是在曼哈頓。我一直相信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比起留在芝加哥大學我成長得更加獨立和自信。
12年時間，我都放在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學和研究所里的研究上。我的關於人力資本的書，是我在研究所的第一個研究項目的成果。這段時期，我還寫了一些引用頻率很高的文章，有關時間分配，犯罪與懲罰，以及非理性行為。
1954年我第一次結婚，那段婚姻里我有兩個女兒，Judy和Catherine。為了有一個更好的家庭氛圍，我住在城郊，乘車來往於哥倫比亞和研究與家之間。最終，我開始厭倦了乘車上下班，決定要么搬到紐約，要么離開哥倫比亞去往其他大學。我也開始感到智力的停滯。
1968年的學生暴亂促成我離去的決定。我相信哥倫比亞應該採取一些強硬措施，維護自由探究的權力不受學生威脅的影響。中央管理部門想要這樣做，但是它無此能力，許多行為還不及那些學生的員工反對這項提議。
1970年，我回到了芝加哥大學，發現那裡的氛圍分外刺激。經濟學系依然很強大，尤其是在喬治·施蒂格勒和哈里·詹森加入之後。很快我和施蒂格勒成了親密的朋友，他在我之後思考的領域有著巨大的影響。我們合著了兩篇有影響力的論文：味覺穩定性的爭論（a controversial one on the stability of tastes），委託—代理問題的早期處理（an early treatment of the principle-agent problem）。施蒂格勒也引起了我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我曾在1958年發表過一篇關於此的小論文。在20世紀80年代我發表了兩篇文章，建立了一個關於在政治進程中有特殊勢力小組的角色的理論模型。
而我主攻家庭方向是在回到芝加哥之後。更早的時候，我就嘗試用經濟理論理解出生率和家庭規模。現在我開始考慮整個一系列的家庭問題：結婚，離婚，對於其它成員的無私，父母在孩子身上的投資，還有長期家庭行為的變化。20世紀7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終於在1981年完結，書名為《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我持續研究這個課題，一個範圍更廣的版本在1991年出版。我嘗試著不僅僅研究離婚的決定，家庭規模，以及所謂喜歡，還研究家庭構成變化的影響，不平等的結構以及經濟成長。我的大部分關於家庭的研究，以及那些由芝加哥或其它地方的學生和教員所作的研究，都陳列在舍溫·羅森和我管理的經濟學套用的專題研究小組裡。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工作類型都被主流經濟學家們忽視或者強烈反對。我曾考慮出路，或許我真的不是一名經濟學家。但年輕的經濟學家中有更多贊成的聲音。他們也許不同意我的分析，但接受這種類型的問題，像完全合法似的去研究。在過去的十年中，我收到了能摸得著的顯示專業觀點的變化的信息，包括美國經濟協會主席，塞德曼獎，以及國家健康協會的第一社會科學麥瑞特（Award of Merit）。
1983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給我一份邀請。我很高興的接受了，因為這是一個著名院系。對我的邀請給了社會學專業一個信號，理性選擇方法是一個不錯的理論典範。之後不久詹姆斯·科爾曼和我創建了跨學科討論班，研究社會科學中的理性選擇，比我們預期的要成功得多。
直到1985年，我都只在專業刊物上發表學術書籍和學術文章。那時，對於一個商業周刊邀請我寫每月專欄感到吃驚。由於害怕我所寫的不適於一般讀者，我傾向於拒絕這份邀請。然而最終，我同意嘗試做這樣的專欄。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它讓我學會了如何不藉助行話來寫經濟和社會問題，每期大概800字。這項工作極大地提高了我用簡潔的語言簡練地討論重要課題的能力。每月一次專欄的壓力讓我時刻關注引起雜誌的商業和專業讀者興趣的課題。
1980年我第二次結婚，迎娶了Guity Nashat。我的第一任妻子在1970年去世。這帶給了我兩個繼子，Michael和Cyrus。Guity幫助我克服了做商業周刊專欄時那些不情願的情緒。她是一位研究中東史的歷史學家，還有一點和我一樣的興趣：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女人的角色，和經濟成長的原因。她帶來的個人的與專業上的協調讓我的生活要好多了。
入世的大師
1994年，受經濟學訊息報的委託，採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幾個話題之後，問題轉到了中國的經濟改革發展的前景，他幾乎是沒有猶豫的說：中國將成為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economic su-perpower）。看得出來，他對這個問題是有過思考的。他的用詞也發映了他一貫的精準。
作為一個嚴謹的不以研究中國經濟為專業的經濟學家，他是用對經濟發展成長的一般規律作為判斷預則的依據的。他看到了經濟成長需要的要素都在那裡，中國需要克服的是觀念上的障礙和人為錯誤的改正，而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也提供了克服觀念障礙和改正錯誤的條件。
加里·貝克爾曾在幾個場合中提到他在閱讀中國歷史。他對中國發生的變化充滿興趣，敏感地意識到這其中的意義，才會在他己經十分繁忙的時間表中增加閱讀中國歷史項目。大師的分析頭腦是不會輕易接受歷史學家給出的結論的， 他一定是在歷史繁雜的事實中尋找可以比對的現象， 從而得出他對中國發展潛力的估計。
加里·貝克爾的研究領域十分寬廣，但又線索分明。他開創和發展了人力資本的研究，家庭經濟學，對犯罪、歧視、上癮和人口的經濟學分析。他開創這些研究，不是為了將經濟學推廣到這些屬於社會學、法學、人口學的領域，而是他發現這些問題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且套用經濟學分析工具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能提供新的認識。
歧視是一種偏見，一種觀念。你可以教育人們不要有歧視觀念。但歧視經濟學發現如果歧視的成本高過滿足歧視偏見帶來的邊際效用的話，人們會減少歧視。所以要在社會中減少僱傭歧視的話，一種公共政策可以是幫助被歧視的群體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從而減少僱傭歧視。這種政策可能比培養政治上正確的觀念要來得快， 更有可操作性。
人力資本投資是指人們通過接受教育培訓而獲得更高的勞動技能和創新能力。加里·貝克爾分析人們如何根據投資回報率作出人力資本投資的決定。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資本不斷積累的過程，這其中既包括物質資本也報括人力資本，並且人力資本的累積能帶來技術進步和創新，從而進一步提高生產率。從過去60年的歷史看，中國一直重視對物質資本的投資。人力資本的投資有著很大的改善空間，既能增進經濟成長，又能改善民生，縮小收入差距，提供平等機會。教育部門要改革教學，培養會套用知識分析問題的人，而不是製造機器人。目前在調動人力資本的積極性上，各項政策較多地反映的是運動經濟學原理。但經濟建設是全民運動，而不是全明星運動。
對犯罪的經濟學分析，也能對反腐提供幫助。懲治腐敗官員主要是提高腐敗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建立減少腐敗官員違法可能得到好處的制度，將能更長久地保持公務員隊伍的廉潔。不然的話，腐敗現象會長久存在下去。
加里·貝克爾也曾有機會到美國政府出任內閣部長，但他選擇留在大學。他是一個十分關心社會經濟問題的入世的學術大師。他在大學的研究為很多社會問題的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新的認識。他在大學可以用更長的時間單位來考慮問題。
在我們痛悼失去這么一位大師的時候，我們對他最好的紀念就是套用他創造的知識和方法去解決問題。他離開了，他又永遠沒有離開。
貝克爾：我喜歡“經濟學帝國主義”
要說到“經濟學帝國主義”，恐怕不能遺漏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加里。貝克爾（Gary S. Becker）。
這位睿智的老人，將經濟學的視野拓展到犯罪、家庭、偏好的形成、歧視等社會問題上。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由是“將個體經濟學分析擴展到更大領域，比如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為和交往，甚至非市場行為”。他以經濟學教授的身份被聘為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
6月2日下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莘莘學子們眾星捧月般等到了貝克爾的光臨。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貝克爾說，在某種意義上，他喜歡“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個說法。“這不是一個社會征服另一個社會那樣的概念。經濟學的方法可以用於更廣泛的方面，而且可以和物理、生物、化學、生物工程等學科結合起來。經濟學家想知道，能否用經濟學的工具解決一些傳統經濟學解決不了的問題，例如社會、家庭、犯罪問題等等。”
在北大滙豐經濟論壇上，貝克爾的演講題目是“現代經濟中的知識、人力資本、市場和經濟成長”。
貝克爾在演講中重申了他在1960年代做出的貢獻——將人置於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他在演講結束時說：“我們談論經濟時會想到機器和有形資本，看到經濟是由政府管理的，我們也可以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問題。人力資本以人為主，所以一個經濟是否成功，要看它能否把個體所擁有的技能充分發揮出來，能否把人放在經濟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帶來的最大的革命性突破就在於此。”
停車產生的靈感
許多人都知道，貝克爾在尋找停車位時，產生了研究犯罪經濟學的靈感。
加里貝克爾必須做出決定，而且要快。這位年輕的教授要遲到了，一個考生在等著他。在紐約市里找一個停車位不那么容易，而哥倫比亞大學當時沒有為員工保留車位。所以，要么就非法停車，要么就找一個停車位。這就是他面臨的選擇。
貝克爾大致盤算了一下，停在非法停車點不花錢，而選擇數個街區以外的停車場，要走很遠的路，還有一筆停車費。他接下來思考，自己有多大可能會被抓住。
在走到考場的10分鐘裡，他意識到，警察——如果他們是理性的——一定也在思考同樣的問題，即抓住違法停車者的幾率。他們不想把每一分鐘都用在巡視上，他們也會做點機率分析。可以說，警察正在與違規者正展開一場思維較量。
這個有趣的課題，點燃了貝克爾的犯罪經濟學思想火花。在他眼中，犯罪不是社會壓迫的後果，犯罪者也不是社會狀況的犧牲品。罪犯一樣希望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當一個人從犯罪中得到的利益，如盜竊得到的贓物比做其他事情，如開計程車或炒股票所獲得的利益更大時，他就可能犯罪。而在社會這邊，犯罪的社會成本是由跟蹤、逮捕、審判以及隨之產生的懲罰構成。於是，貝克爾建立了一個罪犯的模型，一個社會的模型，把兩者放到一起，這樣就能算出有多少犯罪事件。這個想法具有政策涵義，對國家來說，是否應該使用更高的懲罰措施用以威脅，或安排更多的警察，以提高懲罰罪犯的可能性，貝克爾可以給你算出結果來。
更神奇的是，這個工具可以檢驗各種法律的效果。比如環境法是否應該對環境污染、對逃稅或政治獻金進行懲罰，以經濟學的觀點可以給出一個理想的懲罰方式和懲罰標準。貝克爾甚至認為，把毒品合法化，讓毒品價格由市場供求原則來決定，毒品增加，販毒無利可圖，這種非法活動和犯罪就會減少。
經濟人的迷思
不過，貝克爾那些精巧的理論模型、可供驗證的假設、令人驚詫的精確預測，還是贏得了批評者的尊重。他那些最初飽受爭議的觀點，多年後成為現代個體經濟學的經典原則，他的分析方法也在法律、犯罪學、家庭社會科學、人口學和其他領域得到了廣泛套用。
在他看來，市場比個人要“理性”得多。經濟學家分析市場，了解它如何運作。因此，貝克爾的研究重點放在了市場——經濟學是一種市場理論。個體的理論只是攻克市場問題的一個途徑。
落入凡間的經濟學
有意思的是，貝克爾在商界也有其影響力，這得益於他平易近人的文風和筆耕不輟的媒體寫作。有人在評選商界智者時，將他列在第五位，排在前面的是麥可。波特、湯姆。彼得斯、羅伯特。瑞奇、德魯克和彼得。聖吉。由於這個排名是按Google搜尋、《社會科學期刊引用文獻索引》和LexisNexis全球學術線上資料庫三者相加的結果，想必貝克爾在《商業周刊》寫作19年的專欄幫了他的大忙。
1985年6月，《商業周刊》開始邀請一些專家為“經濟觀點”專欄寫文章。當時，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媒體上討論經濟話題時，還集中在預測GDP、通貨膨脹率的走勢和其他總量經濟學問題。似乎存在一個真空，沒人討論公共政策以及影響個人、家庭、公司和政府的激勵的各種事件。貝克爾很適合填補這個真空。
普通讀者被經濟學嚇壞了。貝克爾發現最初幾個專欄是最難寫的，他要用簡單的、可被普通人理解的語言，表述複雜的經濟學思想。開始他以為自己只會做一兩年。不過後來他發現自己深深愛上了這項工作，愛上了用簡單的語言、以經濟學的理性推理來討論現時最重大的話題。
各種各樣的事件為他提供了談資。他的話題涉及政府管制與自由化政策、勞工市場及移民人力資源和學校教育、家庭、歧視、犯罪和毒癮、國際貿易和國際協定等等。難怪在此次北大演講時，當聽眾拋來五花八門的問題，如大學生找工作難、虛擬經濟、中美貿易、中國的發展戰略時，貝克爾都可以應付自如。
一次又一次，貝克爾在專欄文章中回到他的中心主題：是正確的市場激勵，而非政府管制，創造了最好的社會和經濟結果，不管是印度獲得更高的經濟成長率的經歷，還是非洲讓更多小孩上學的努力，不管是減少犯罪還是限制福利，不管是處理全球變暖還是讓歐洲振興。
2004年7月，貝克爾結束了他在《商業周刊》每周一篇、歷時19年的專欄。總編史蒂芬。謝帕德感慨說，“這是他的最後一篇‘經濟觀點’專欄，我們會心酸地想念他。”他認為，貝克爾是“我們時代最有原創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那富于思想性的、保守主義的聲音，在一個到處都是喧囂的、充滿黨派之見的理論家的時代顯得很特別。他永遠是一個紳士，但也是一個站在不同於流俗的位置、敢於面對來自各個方向批評的紳士”。
逝世
2001年10月29日發表的和凱文·M·墨菲(Kevin M. Murphy)共同撰寫的《灰燼中升起的繁榮》(Prosperity Will Rise Out of the Ashes)：
在19世紀，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對國家經歷災害和戰爭後經濟的快速復甦做了解析。他認識到，只要這些國家保留了知識和技能，經濟就能快速復甦，知識和技能是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美國在這兩方面做得很好，這意味著，美國在經歷了9/11恐怖攻擊後，其中長期經濟前景不太可能會像一些人擔心的那樣惡化。
日本神戶市1995年發生的地震帶來的影響證明了穆勒得出的上述結論。那場地震摧毀了超過100,000棟建築，其他許多建築也嚴重受損，致使數十萬人無家可歸，6,000多人在地震中喪生。當時估計的損失總額約為1,114億美元，占當時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還多。然而神戶地區的GDP僅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就恢復至接近震前的水平。
2003年10月7日發表的和愛德華·P·拉齊爾(Edward P. Lazear)以及墨菲共同撰寫的《減稅的雙重益處》(The Double Benefit of Tax Cuts)：
我們的第二個觀點是，人力資本和實質資本一樣都非常重要，這個觀點源自以下兩個證據。人力資本、即每個人所體現出來的技能占美國總資本的比例約為70%，而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和這個國家人口的人力資本密切相關。那些在公民教育方面大量投入的國家在進行這些投資後往往也會實現較高的經濟增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實施能夠鼓勵人力資本投資的稅收政策非常重要。人力資本投資受到稅後工資影響，因此也受到稅率影響，其中最直接的影響來自所得稅。
高累進所得稅結構往往會阻礙人力資本投資，因為這一稅制會降低高技能、高薪職業人群的稅後薪酬。
2005年11月30日發表的《美國應放開技術工人移民政策》(Give Us Your Skilled Masse)：
其他國家也應該放開針對技術工人的移民政策。我認為日本和德國尤其應該如此。這兩國的人口都在迅速老齡化，而且很快將會出現人口下降，但兩國民眾（尤其是日本）都不贊同吸收大量移民。放開針對技術工人的移民政策是日本和德國不得不做出的決定。但美國在吸引技術工人方面仍具有很大的優勢，因為美國仍然是絕大多數移民的首選目的地。因此，我們應該利用他們對移民到美國的偏愛，而不是逼著他們尋求移民到別的國家和地區。
2011年9月2日發表的《大蕭條和政府失靈》(The Great Recession and Government Failure)：
人們普遍將金融危機和大蕭條的起源歸因於“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主要指不良貸款以及銀行業為尋求增加利潤所冒的過度風險。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對市場競爭功效的分析不斷受到媒體和學術界的攻擊。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的資本主義廣受詬病，並被呼籲需要徹底改變。
這樣的預測錯得離譜，達到了讓人難堪的程度。
《華爾街日報周末版》(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eekend) 2010年3月27日刊登的題為《根本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Basically an Optimist)的專訪：
（貝克爾）繼續說道：“然而在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還沒出道時，人們真以為計畫經濟是最有效的促進增長的方式。如今沒人這么想，也許朝鮮除外。你到中國、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甚至西歐去看看，年齡在50歲以下的多數經濟學家都擁護自由市場。現在這些經濟學家中間有著不同的理論重心和觀點，但他們都是支持以市場為中心的。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識上的勝利。這個勝利會給政策帶來影響嗎？會的，政策已經受到影響了。我認為未來幾年這種影響會變得更大。”
窗外天色開始變暗，貝克爾這時站起身來，把一些檔案裝進公文包，然後穿上他的斜紋軟呢外套，帶上帽子。他說：“每當我想到自己的孩子和孫輩時，是的，他們都得努力鬥爭。自由不是輕易得來的，但這場鬥爭並非無望，無論如何都不會無望，從根本上來說我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