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派,建築學派,傳播學派,數學分析學派,社會學派,氣象學派,相關圖

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是許多不同學科學派的統稱，因這些學派都源自於芝加哥大學（或芝加哥市），故名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學派包括芝加哥經濟學派、芝加哥建築學派、芝加哥傳播學派、芝加哥數學分析學派、芝加哥氣象學派等等。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和芝加哥社會學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基本介紹

中文名：芝加哥學派
外文名：Chicago School
地點：美國芝加哥大學
包含：經濟學派、社會學派、建築學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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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派

大名鼎鼎的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是指芝加哥大學的一群學者的學術理念，早期包括富蘭克·奈特、亨利·賽門斯（Henry Simons）等，後期（鼎盛時期）包括諾貝爾獎獲獎者米爾頓·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羅納德·科斯等等，他們繼承了富蘭克·奈特以來芝加哥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信奉自由市場經濟中競爭機制的作用，相信市場力量的自我調節能力，認為市場競爭是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作用的過程。他們還認為企業自身的效率才是決定市場結構和市場績效的基本因素。另外芝加哥學派對政府產業規制的分析，開創了經濟學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規制經濟學。

建築學派

工程師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1832~1907）是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1885年他完成的“家庭保險公司”（The Home Insurance Building）十層辦公樓，標誌芝加哥學派的真正開始，是第一座鋼鐵框架結構。

路易斯·沙利文是芝加哥學派的一個得力支柱，他提倡的“形式服從功能”為功能主義建築開闢了道路。沙利文主持設計的芝加哥C P S百貨公司大樓描述了“高層、鐵框架、橫向大窗、簡單立面”等建築特點，立面採用三段式：底層和二層為功能相似的一層，上面各層辦公室為一層，頂部設備層。以芝加哥窗為主的網路式立面反映了結構功能的特點。芝加哥CPS是芝加哥建築學派中有力的代表作。美國最早的建築流派，是現代建築在美國的奠基者。

芝加哥學派突出功能在建築設計中的主要地位，明確提出形式服從功能的觀點，力求擺脫折衷主義的羈絆，探討新技術在高層建築中的套用，強調建築藝術應反應新技術的特點，主張簡潔的立面以符合時代工業化的精神。芝加哥學派的鼎盛時期是1883年~1893年之間，它在建築造型方面的重要貢獻是創造了“芝加哥窗”，即整開間開大玻璃，以形成立面簡潔的獨特風格。在工程技術上的重要貢獻是創造了高層金屬框架結構和箱形基礎。

傳播學派

芝加哥傳播學派，認為傳播是人類關係的本質，遠遠超出單純的信息傳遞和交流，傳播創造和維持社會，探討大眾媒體在一個健全的民主制中的作用。芝加哥學派對於傳播理論與研究的影響：

1 它代表著社會科學在美國的第一次繁榮，就那些重要的歐洲理論來說，特別是德國社會學家西梅爾的理論來說，它起到了思想登入點的作用。

2 它使美國有關社會問題的社會科學研究有了強烈的經驗主義方向。

3 芝加哥學派的學者構成了一個以人類傳播為中心的人格社會化的理論概念體系。他們攻擊對於人類行為的直覺解釋，取而代之強調一種觀點，即後來被稱為符號互動理論的觀點。

4 芝加哥學派構築了後來的以媒體效果為重點的大眾傳播研究的模型。

對傳播學的貢獻：使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有了強烈的經驗主義方向；符號互動論；佩恩基金研究。代表人物：G·西梅爾（德國）、約翰·杜威、C·H·庫利、W·馮特、G·H·米德，R·E·帕克等。

數學分析學派

芝加哥數學分析學派（Chicago Schoo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創立於世界頂級學府美國芝加哥大學，被譽為“當代數學界最強大的分析研究學派”（“the strongest school of analytical research in the contemporary mathematical world”）。

1950年代，芝加哥大學數學分析學派由芝加哥大學教授、著名數學家安托尼·吉格曼德（Antoni Zygmund）和其博士生、著名數學家艾爾伯特·卡德隆（Alberto Calderón）創立於芝加哥大學。該學派強調利用傅立葉分析（Fourier Analysis）法來研究偏微分方程（Parit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1986年，吉格曼德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以表彰他創立了芝加哥數學分析學派。1986年3月12日，美國時任總統里根在為其在美國白宮頒獎。

社會學派

美國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會學系

20世紀初至30年代，圍繞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形成的社會學學派。1892年美國社會學家A.W.斯莫爾（Albion Small）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開設了第一個社會學研究生班，與G.E.文森特合寫了第一部社會學教科書《社會研究導論》（1894年），並於1895年創立了美國第一個社會學刊物《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JS）。社會學系創立後，斯莫爾先後聘用了文森特、W.I.托馬斯（W.I.Thomas）、R.E.帕克（Robert Park）、E.W.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人，形成了該系強大的師資陣容。到20年代，在帕克（Robert Park）等人的努力下，該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 200餘名研究生，300餘名本科生，開設 40多門課程，成為同期美國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會學系。以後影響日益擴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的主要學術成果

在美國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潮影響下，芝加哥學派對新興芝加哥城市的社會問題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從而使這個學派總體上具有重視經驗研究和以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特別是城市問題)為主的套用研究的特徵。托馬斯和F.W.茲納尼茨基合著的《波蘭農民在歐洲和美國》（1918～1920）是該學派最有影響的代表作。芝加哥學派對人文區位、鄰里關係、人口、種族、犯罪、貧民窟等問題的研究，是都市社會學研究的範例。這一時期芝加哥學派的主要學術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對都市環境研究的提議》（1925）、《都市社區》（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響的個性之統一體》（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種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黃金海岸和貧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團伙》（1927），等等。芝加哥學派的經驗社會學方向對後來美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相繼形成了自己的社會學研究中心。1935年美國社會學會創辦了《美國社會學評論》，不再以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刊物為全美社會學會刊。這一變更標誌著芝加哥學派在美國社會學界統治地位的減弱。

芝加哥成為社會學家心中的聖地

對於每一個或具有宗教，或具有政治，再或具有學術信仰的人來說，他的心中都會有一片聖地。猶太教徒有他們的耶路撒冷，伊斯蘭教徒有他們的麥加；革命者有紅場或是延安；而對以社會學為志業的人來說，他心中的聖地就是芝加哥。

芝加哥所以能夠成為社會學家心中的聖地，是因為自1892年起，剛剛誕生的芝加哥大學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而且從那時起它造就和培養了一大批名聞遐邇的社會學家，其中包括斯莫爾、米德、托馬斯、帕克、伯吉斯、麥肯齊、法里斯、奧格本和沃斯，他們因具有相對一致的學術旨趣、長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經驗論方法”（阿蘭·庫隆，2000：71），而被人們尊稱為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在社會學160餘年的歷史上，這是除以法國人迪爾凱姆為靈魂的“社會學年鑑學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譽的一個科學家共同體。其實，1940年代之後，在從米德的思想中發展出的“符號互動論”的旗幟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還聚集了一批享譽戰後社會學界的大師，如布魯默、埃弗里特·休斯、霍華德·貝克爾、歐文·戈夫曼和大衛·里斯曼等，他們則被稱之為社會學的“第二個芝加哥學派”（Fine,G.A.,1995）。這些社會學先賢們的學術思想、人生成就、社會活動和後繼影響，就是我們這篇包括上下兩個部分的文章將要解讀的主要文本。

芝加哥大學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的搖籃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有著實業界的“強盜大王”和虔誠的浸禮教徒雙重身份的標準石油公司的老闆約翰·洛克菲勒，同意浸禮教會的提議，在芝加哥這個當時僅次於紐約的美國大都市捐資建立一所大學。威廉姆·哈珀（William R. Harper）這位在耶魯大學教授希伯萊語的年輕博士，因為其宗教背景（先前也是浸禮會的牧師）和對社會改良運動的熱衷，而有幸被聘為這所大學的校長。不過，在威廉姆·哈珀的頭腦中當時還沒有社會學的概念，他所領導的這所新興的大學所以會建立全世界第一個社會學系，只是因為在他開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單中，碰巧有一位社會學家，這就是阿爾比恩·斯莫爾（Albion W. Small，1854－1926）。

芝加哥大學建立世界第一個社會學系是必然的

儘管芝加哥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是一種偶然，但這個年輕的學科能夠在那裡生根，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支配美國早期社會學卻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在內戰之後，美國國內的資本主義獲得了一日千里的發展，從資本主義營壘中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夥伴，成為精力充沛的大漢。隨著快速的工業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國的東部和北部出現了紐約、芝加哥和費城等一系列大城市。在這其中，芝加哥的發展尤為突出。這個1833年還僅有數千居民的原木貿易站，在60餘年內憑藉當時開通不久貫穿美國東西部的鐵路和1893年為紀念發現美洲400周年而召開的世界博覽會，到19世紀末一躍而成為百萬人口的大都市，1930年即在我們將要論述的芝加哥學派的鼎盛時期更是達到350萬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外，還有一系列因素使得這個城市成為孕育美國社會學和芝加哥大學的溫床：它是一座工業城市、商業中心和交易所，資本主義在那裡獲得了近乎野蠻的發展；它的人口十分混雜，1900年時，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國移民構成的，這賦予芝加哥以鮮明的文化多樣性；受到新教的影響，它還是一座文化與藝術之城，極為推崇教育和書本；同時，它也是一座現代城市，經歷了1871年的大火之後，芝加哥聳立起了美國最初一批鋼筋與混凝土建築。當然，決定社會學在美國的最初發展的骰子所以最後擲向了芝加哥，還因為那裡的貧困、人口擁擠和犯罪逐漸變得和倫敦、曼切斯特一樣顯著。1904年，當馬克斯·韋伯訪問芝加哥時，在他的筆下，這座城市“像一個被剝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見他的腸子在蠕動”。

斯莫爾的三大貢獻

斯莫爾就是在這樣一個需要社會學的時代和需要社會學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1892年，當38歲的斯莫爾來到芝加哥之時，具備了在這所有著浸理教會背景的大學中設立一個新的系科並擔任其領導職務的全部理由：1879年，這位浸理會教友在結束大學神學學習之後，曾前往德國柏林和萊比錫留學三載（這在當時是美國知識界的一種時髦），並在柏林與後來獨領歐洲和美國社會學之風騷的格奧爾格·齊美爾相識。1889年，返回美國的斯莫爾獲得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並在此後三年擔任科爾比學院的院長。正是在科爾比學院，斯莫爾對社會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教授這一新興學科。

從今天的角度說，斯莫爾在學術上的貢獻乏善可陳。這位早年受到齊美爾影響的美國社會學家，用了相當的精力去翻譯前者的主要著作，並一直希望芝加哥的社會學系能夠成為德國社會學的前哨陣地，而他自己的著作及其關於人類動機的理論已經被人遺忘殆盡。不過，這位同哈珀一樣有著改良社會之熱誠的浸理會教友，為芝加哥社會學的發展拋下了“定向之錨”：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國社會學的天然實驗場，而芝加哥的社會學家們應該將德國人的理論運用於日益凸現的美國城市社會問題的研究之中。

同學者的角色相比，斯莫爾更像是一個學術經紀人。從1892－1925年，到退休時為止，在斯莫爾擔任系主任的33年行政生涯中，他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貢獻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爾建立了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這不僅是全世界第一個社會學系，而且到斯莫爾退休之時，既是芝加哥大學中的一個大系，也是全美培養博士最多、開設課程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社會學系；其二，1895年，先於法國人迪爾凱姆創辦《社會學年鑑》前一年，斯莫爾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本社會學雜誌——《美國社會學雜誌》（AJS），並且擔任主編30年；其三，1905年，以斯莫爾為主創辦了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這是至今仍然統治著美國社會學界的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前身。這三大貢獻不僅在相當時間內影響到美國社會學的發展，而且從根本上奠定了芝加哥學派在早期美國社會學中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

芝加哥社會學由社會心理學和城市社會學組成

在1930年代之前，芝加哥社會學由兩個主要的社會學分支組成，這就是社會心理學和城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城市社會學所以能夠成為芝加哥社會學的主體內容，既與美國早期社會學中的流行範式或“潛在的學術氛圍”有關，也與芝加哥突然崛起而又紊亂無序的城市生活有關。就前一個因素而言，在早期美國社會學中，無論是沃德、薩姆納，還是吉丁斯、羅斯，受到法國心理還原主義者塔德的影響，大都信奉心理進化論，這使得社會心理學成了1930年代之前美國社會學家的最一般的專業選擇（1930年，在美國社會學協會的1832名會員中，37%的人是社會心理學家；而到了1990年，這個比例在13265名會員中下降到19%）；而就後一個因素而言，正是芝加哥在1833－1930不到100年間的迅猛發展，使得最能夠突出現代工業社會本質的城市以及那裡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成為美國社會學家關注的主題。在這兩個領域中，米德是社會心理學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而托馬斯則是能夠在這兩者間汪洋恣意的一位大師。

米德是社會心理學的巨擘

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主將之一，也是最早來到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教授之一。不過，這位社會心理學家其實並不是社會學系的教師。從1893年離開密執安大學，追隨其好友哲學家杜威到芝加哥任教的那天起，到1931年去世時為止，米德都一直是該校哲學系的教授，也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闡釋者。

米德在芝加哥社會學中的地位，用羅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學派的8位主將之一——埃爾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話來說，主要是通過其在哲學系開設的高級社會心理學課程奠定的。這門課程從1900年開始，到米德去世前的1930年為止，每年一次，整整開了30年，吸引了大批學生，其中包括社會學系的大多數研究生。在這門經典課程中，米德積30年之功，系統地闡釋了後來被其學生赫伯特·布魯默稱之為“符號互動論”的思想，而他死後由幾位學生根據課堂筆記編輯的《心靈、自我與社會》（Mind,Self,and Society，1934）一書，也因此成為符號互動論的“聖經”。

要想系統地闡釋米德思想的來源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這位出生於麻薩諸塞州一位神學教授家庭的天才，16歲就考入了其父所在的奧伯林學院。因為父親早逝，米德讀完大學後便以充任國小教師、鐵路勘探工和家庭教師餬口。1887年，米德再度入學，考入哈佛大學哲學系，師從威廉·詹姆斯和喬賽亞·羅伊斯。一年以後，米德前往德國深造。在德國萊比錫，他從心理學之父威廉·馮特那裡獲益匪淺，尤其是馮特的“姿勢”（gesture）概念後來成了支撐符號互動論的中心概念；也是在萊比錫，米德遇到了後來使他對心理學產生終生興趣的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霍爾；而在柏林，劉易斯·科塞猜測，米德曾聽過齊美爾的課，因為後者對互動及整個社會微觀過程的關注正是後來符號互動論的核心所在。

米德的思想直接與三位美國思想家有關

不過，米德的思想直接與三位美國思想家有關，這就是他在哈佛時的老師詹姆斯、在密執安大學任教時的好友哲學家杜威和社會學家庫利。借用喬納森·特納的話說，“他們每一個人都為米德的理論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顯然，從詹姆斯那裡，米德獲得的是“自我”這一概念，它說明人類具有將自己視為客體看待的能力；在詹姆斯之後，庫利完善了“自我”這一概念，論述了個體間的相互作用，對對方姿勢的理解，以及是如何根據他人的看法認識自己的，這最後一點，即庫利的“鏡中我”，為米德提出“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提供了溫床；最後，杜威所提出的“精神”（mind）在社會環境中產生並在互動中發展的理論，同樣對米德思想的形成起了決定性作用。

米德的理論在其生前被稱為“社會行為主義”，其具有鮮明的反對身心兩元論的特徵。米德將自我分為主我（I）和客我（me）兩個部分，前者是個體對他人作出反應的動力性趨勢，後者是社會的自我，它依賴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會的經驗，是通過在社會互動中概括他人對自己的態度後形成的。重要的是，主我和客我總是密切相關的，“它們共同構成一個出現在社會經驗中的人”。受齊美爾的影響，米德倡導從持續進行的社會過程或社會互動開始研究社會，因為精神、自我與社會都產生於這一過程。如果說，在米德生前，他的理論將芝加哥社會學的視野從斯賓塞等人對巨觀社會過程的關注轉向微觀的社會層次（包括社會問題的微觀研究），那么，在他之後，符號互動論則成了抗衡戰後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孤軍”，這其實也是“第二個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基礎。

《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民》成就托馬斯的大業

如果單從加入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時間先後來算，威廉.I.托馬斯（William I. Thomas，1863－1947）稱得上是一員老將。1893年，當他得知芝加哥社會學系成立時，這個在田納西大學畢業、在德國過留學，並且已經在奧伯林大學獲得教職的年輕人還是毅然決然地來到芝加哥，成了斯莫爾和亨德森的研究生，並在兩年以後成為系裡的教師。這時的芝加哥除了他的兩位導師以外，加上一個文森特，就是它的全班人馬。

1908年，托馬斯獲得了一筆為數5萬美金的資助，並由此開始了他對移民的社會心理與城市生活適應性的研究。5年以後，這項龐大的研究計畫找到了一個十分合適的合作者——波蘭人茲納涅茨基。通過對波蘭移民家庭的書信往來和生活史的研究，兩人合作完成了長達5卷本的巨著《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民》（1918－1920）。在這部著作中，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力圖描繪的是，經歷從波蘭的鄉土生活到美國芝加哥的都市生活這樣的重大變遷的波蘭農民，在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上的變化。他們富有創見地提出，只有把個人的態度和社會的客觀文化的價值觀綜合起來加以考慮，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為。儘管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最早將社會心理學定義為“有關態度研究的科學”，但與心理學家不一樣的是，兩位社會學家關心的不是特定個體對特定事件的特定反應，而是組成群體生活的每一位成員所普遍採取的態度。

《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民》作為一部文獻研究的典範，不僅成就了托馬斯的大業，也為芝加哥學派奠定了最為堅實的基礎。有人將這部著作視為定性研究的開山之作，而將30年後塞謬爾·斯托弗的《美國士兵》（1949）視為定量研究的里程碑。確實，《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民》稱得上是“美國經驗社會學第一部偉大的經典型著作”（科塞），是“反對扶手椅中的社會學的里程碑式的範例”（巴納斯）。

其實，托馬斯社會學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情境定義”（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如果人們把情境界定為真實的，那么它們在結果上也就是真實的”。這一被羅伯特默頓稱為“托馬斯原理”的假設向人們展示，情境的社會定義儘管是主觀的，但卻有其客觀的結果。如果用“托馬斯原理”去解構毛澤東的一句名言，那么虛心不一定會使人進步，驕傲也常常不會使人落後。因為如果周圍的人都將你視為一個驕傲的人，你就別無選擇，只能夠按讓人感到值得驕傲的方式去生活。其實，這已經為貝克爾和勒默特的“社會標籤論”提供了理論雛形。

儘管在芝加哥社會學系成立後的20餘年裡，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在那裡找到了自己最為合適的生長土壤，但在1915年前它還一直沒有獲得“芝加哥學派”的美譽，因為到這時為止它最重要的旗手還沒有出場。

“大器晚成者”的帕克

羅伯特·帕克，這個在1914年已經50歲時才步入芝加哥殿堂的“大器晚成者”。雖然他年近半百才來到芝加哥，但在密執安上大學時，受約翰·杜威的影響，已經使他與芝加哥有了某種精神上的聯繫。大學畢業以後，帕克的經歷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階段是1887－1898年的記者生涯，在這11年裡，帕克輾轉於明尼蘇達、底特律、丹佛、紐約和芝加哥這5大新興城市之間，並對城市生活有了獨特的感受；第二階段帕克再返校園，先在哈佛大學後赴德國求學，這期間他不僅在柏林的Friederich-Wilhelm大學成為齊美爾的學生（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規的社會學教育），而且萌生了對社會心理學尤其是集群行為研究的濃厚興趣，1903年帕克憑《民眾與公眾》（Crowd and Public）一文從新康德主義者文德爾班手中獲得博士學位；第三階段帕克再度回到社會之中，1905年他結識了黑人領袖B.T.華盛頓，並與後者密切合作了7年，“逐漸了解了黑人的生活、習俗和狀況”；第四階段，因為托馬斯的熱誠相邀，帕克於1913年來到芝加哥社會學系，為學生開設“美國黑人”的課程。儘管由於社會學系沒有編制，帕克是以神學院教授級講師（professional lecture）的名義進入芝大的，並且在這個幾乎無薪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憑著對城市生活獨一無二的理解，對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近乎著迷般的傾心，帕克於1923年升任正教授，並很快成為芝加哥學派的中心人物。

帕克這位後來者在1920年代以後能夠成為芝加哥學派的掌門人，還與這樣一些因素有關：1918年，將他引入芝加哥社會學殿堂的托馬斯因“生活不檢點”而被迫離開了芝加哥；1925年，芝加哥社會學系的創始人斯莫爾退休，1年後去世；也是在1925年，1919年返回芝加哥接替托馬斯的社會心理學教席的埃爾斯沃斯.法里斯繼斯莫爾之後成為社會學系主任，不知是否與法里斯的兒子羅伯特·法里斯跟隨帕克攻讀博士學位有關，這位新系主任給了帕克更大的發揮自己才華的空間。

有關帕克學術貢獻的文獻稱得上汗牛充棟，2000年90歲高齡的費孝通還為自己的這位老師寫下了整整100頁學術札記（費孝通，2001：133－234）。確實，帕克和托馬斯一樣，是將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從“扶手椅”中解放出來，賦予其現實品格的第一批學者。在1921－1931的10年間，帕克指導的博士研究生進行了15項有關城市生活和城市社會問題的研究，其對象包括非法團伙、流浪漢、職業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猶太移民等等。1932年，即在帕克從芝加哥社會學系退休的前一年，這個來到中國北京燕京大學擔任訪問教授的老人，還帶著費孝通“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橋去參觀‘下層社會’”，他希望學生能夠從人們的實際生活中學習社會學。

帕克是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

在帕克留下的為數不多的學術著作中，用費孝通的話來說有兩部是不能不關注的：其一是他與伯吉斯合作寫成的《社會學這門科學的導論》（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1921），其二是他與伯吉斯、麥肯齊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 City,1925）。在前一部長達1000頁的教科書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選擇了14個主題，其主要內容涉及人類本性、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人的社會化和集群行為，它規整了1920年代後美國社會學的基本發展方向；而在後一部200多頁的小冊子中，帕克和此時芝加哥社會學的另幾位主將鮮明地提出，城市決不是一種與人類無關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區的組合；相反，“它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城市已同其居民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眾所周知，正是在這本著作中，麥肯齊提出了後來流傳盛廣的“同心圓說”，將一個現代都市劃分為中心商業區、過渡區（帕克和伯吉斯都認為，這是各種社會問題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區、中產階級住宅區和郊區或往返帶（commuters’ zone）；也是這本著作連同這些作者的其他文獻，確立了城市社會學的最初地位。

芝加哥學派的衰落

1933年，帕克從中國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僅是其個人學術生涯的結束，也象徵著芝加哥學派的衰落。有關芝加哥學派的衰落可以找到的原因有許多：包括美國整個社會背景的變化，在經歷了最初的工業化浪潮之後，美國的移民潮已經回落，城市已經多少變得井然有序，人的邊際性也開始減少；包括社會學力量在其他學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羅金創辦的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在戰後因帕森斯在理論方面的建樹和塞謬爾·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貢獻而異軍突起。

使得芝加哥學派開始滑向衰退的原因不僅有已成為中堅力量的布魯默、里斯曼、沃納和休斯陸續離去；還包括美國社會學已經從齊美爾的人道主義和解釋性傳統，轉向高度定量化和統計性的，另外美國社會學家對芝加哥社會學家普遍懷有的社會心理學的興趣也開始下降；最後，造成芝加哥社會學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職業社會學家的反叛，這一反叛的標誌是創立了另一本雜誌《美國社會學評論》（ASR），它結束了芝加哥社會學家對《美國社會學雜誌》（AJS）長達31年的統治。儘管在反叛後的1936年，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大權又重新落到芝加哥學派的埃爾斯沃斯.法里斯手中，但芝加哥社會學君臨天下的“霸主”地位已經消失，新的強勢集團正在東部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浮現。

美國社會學改朝換代的開始

在美國社會學界，逼迫芝加哥社會學“禪讓”的直接事件，是1935年職業社會學家的反叛。稍前於此，包括帕森斯在內的東部主要的幾個常春藤聯盟大學中的社會學才俊，組成了一個青年社會學家團體。這個團體在思想上脫離了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社會學傳統，在制度上則脫離了芝加哥的組織約束（亞歷山大，2000：160）。1936年，以帕森斯為代表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家們創立了我們前面提及的《美國社會學評論》，它象徵著東部新的強勢集團開始挑戰芝加哥的“霸主”地位。在1930年代，幾乎每一個年頭都會發生一些後來影響到社會學走向的重大事件。緊接著1935年和1936年，在1937年，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這個直接引發芝加哥社會學大廈坍塌的“偉大的年輕人”（Merton,1980:69），寫出了能夠衡量他是如何“再造”社會學之成就的標尺——《社會行動的結構》（賽德曼，2002：59）。這部艱澀難懂的奇書，不僅將韋伯和迪爾凱姆這兩位歐洲社會學大師的思想系統介紹到美國社會學界，而且標誌著美國社會學改朝換代的開始。

第二個芝加哥社會學派

當然，在此之前一直獨領風騷的芝加哥並沒有就此土崩瓦解。不僅在此之後美國社會學會的領導職務多次再回到芝加哥人手中，而且具有明顯對抗意義的事件是，也是在1937年，我們這篇文章將要論述的主角之一——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 Blumer,1900－1987）撰寫了“社會心理學”一文，第一次將由喬治；米德開創的芝加哥的社會心理學傳統稱之為“符號互動論”（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Schmidt,E.D.,1937）。考慮到布魯默不但是喬治；米德的學生、芝加哥社會學系的教師，而且是帕森斯參與的1935年的“反叛”的直接“犧牲品”（這一“反叛”導致了布魯默被解除了擔任多年的美國社會學會秘書長一職），1937年的“巧合”是頗富於象徵意義的：它說明現代社會學的兩大理論流派——結構功能主義和符號互動主義開始了面對面的廝殺，它也預示著10年後第二個芝加哥學派的重新崛起。論述第二個芝加哥社會學派，有必要再回到喬治；米德那裡。儘管劉易斯和斯密斯兩位社會學家通過對早期芝加哥社會學系的課程註冊、論文和著作中引述的次數，以及其他資料的計算和分析，欲圖說明“米德並不是芝加哥社會學程式中的中心人物”（David L. Lewis & Richard Smith,1980），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喬治.米德，沒有在其社會心理學思想上提煉出的符號互動論，就肯定沒有戰後芝加哥傳統的“復興”，一句話，沒有我們這裡將論述的第二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說，所謂“第二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其內涵是確定的。它不僅具有嚴格的時間（戰後到1960年代）和空間（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特徵，而且具有鮮明的理論和方法取向：在理論上，它繼續秉承米德開創的符號互動主義思想；在方法上則倡導使用生活史、自傳、個案研究、日記、信件、非結構性訪談和參與觀察等一系列定性研究路徑。這樣一種標準，將赫伯特.布魯默、埃弗里特.休斯、霍華德.貝克爾、歐文.戈夫曼和戴維.里斯曼囊括進來，同時將這一時期雖然也在芝加哥任教或求學但卻屬於定量主義陣營的豪澤、古德曼、鄧肯、博格和卡茨排除在外。事實上，1956年的“系主任之爭”（Chairmanship Battle），不僅迫使敗北的里斯曼出走，而且定量主義者菲利浦.豪澤的成功已經預示著第二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蜜月”的終結。

第三代芝加哥社會學家的領頭羊是布魯默

一般說來，社會學史家將芝加哥社會學家分為三代：第一代以斯莫爾為代表，最傑出的是米德和托馬斯；第二代以帕克為代表；第三代的領頭羊則是布魯默。1930年代初，帕克的退休和職業社會學家的反叛，加之巨觀社會背景的變化，結束了第一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歷史。我們已經看到，芝加哥統治地位的結束直接影響到赫伯特·布魯默的個人生涯。當這位躊躇滿志的年輕人1925年進入芝加哥，1927年從米德手中獲得博士學位，並在1931年接替米德的社會心理學教席時，正遇上芝加哥社會學一統天下的好時光。單從1925－1934年的10年中，美國社會學會的10任會長有7任落入芝加哥人手中，就能看出當年的芝加哥是何等的氣勢如虹。不過，1935年的“造反”廢黜了布魯默的“太子”之位時，也正是他扶搖直上的年齡。能夠想見，芝加哥和他個人的雙重“不幸”，在布魯默後來的學術生涯中會化成一種怎樣的前行動力。

作為米德思想的傳人，布魯默志向遠大，他曾說過：“在我看來，尚沒有誰曾以符號互動的觀點對人類群體生活的本質做過系統的研究。在以往的學者中，米德對這類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礎，但他沒有發展出一套可供社會學使用的方法論來，我的目標是提供一套研究人類群體生活的基本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 儘管布魯默對米德的思想尤其是方法論不太滿意，但他卻一直恪守米德所主張的互動過程是持續進行的這一基本觀點。在布魯默看來，人們正是通過互動過程，對自己周圍的環境和相互間的關係做出解釋，並對當時的情境加以共同的定義的。我們曾經提及，在布魯默發展自己的符號互動論時，以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的大潮已經席捲整個社會學界。顯然，布魯默對大多數社會學家尤其是結構功能主義者，以結構和組織的觀點來考察人類社會、將人類的社會行為僅僅視為這種結構和組織的體現的做法不以為然。他認為強調結構的決定作用，不可避免地會在倚重製度、文化、規範、價值、分層、地位、角色和組織這樣一些結構性範疇的同時，忽視人們藉以積極構造他們行動和互動過程的主觀解釋過程，而正是在後一過程中，人們通過角色扮演和符號溝通來調整和適應他們的各種行動路線。用最為簡潔的語言來說，社會組織或社會結構並不決定互動模式，但它們本身卻是在互動過程中突生的。

我們可以用幾句話來表達布魯默對結構與行為或互動的關係。在布魯默眼中，社會結構或文化的可變性，只是在它們影響人們在其中活動的情境時，或人們在主觀上解釋或定義情境時考慮到它們，才會影響互動過程。因此，社會制度不能夠離開人們的主觀定義而保持他們的作用；顯然，更為重要的是，當人們的主觀定義和解釋在大範圍內發生變化時，社會制度也就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由於布魯默強調人類行為的選擇性、創造性和非決定性，強調包括社會學在內的整個行為科學的獨特性，認為人類行為的研究者應該進入行動者的世界，他們的“注意中心應該永遠是經驗世界”，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布魯默自然會反對操作主義定義、反對在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中採用測驗、量表、實驗等實證主義的定量研究方法。

嚴格說來，布魯默的符號互動理論本質上具有反理論的特徵，他深信社會學家沒有能力建立不朽的、客觀的理論構架，而這種特徵是由布魯默對經驗世界的看法所決定的。在布魯默那裡，由於經驗世界是由在不同情境中的行動者之間的不斷變化的符號互動過程構成的，那些只能在特定情境中剖析特定事件的概念就無法把握現實社會的整體性。要想把握現實的經驗世界，必須使用那種雖然未被明確規定、但更富有內容的概念——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雖然這種概念缺乏定義性概念所具有的對屬性和事件的精確說明，但卻提供了從何處能發現各類現象的線索和啟示，這類概念包括文化、制度、道德和人格特性等等。

從1930年代開始，芝加哥社會學的地位就不斷遭到先是來自東部後來也來自西部的挑戰。這種挑戰除了地緣因素和理論差異以外，還突出地表現為方法方面定量和定性兩種傳統的水火不容。芝加哥的傳統是定性的，但是從1927年倡導“科學的社會學”（scientific sociology）的威廉姆·奧格本（William F. Ogburn,1986-1959）自哥倫比亞來到芝加哥後，在芝加哥內部就埋下了這兩種傳統衝突的伏筆。這種衝突在1936－1951年奧格本任系主任的15年間一直此起彼伏。可想而知，那時的布魯默多少有些度日如年。不過，在當時的芝加哥，布魯默並不是孤家寡人，定性傳統的另一個積極張揚者是羅伯特·帕克的學生——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這位1928年芝加哥社會學系的畢業生，自1938年重回母系後，就一直是由托馬斯和帕克所創立的芝加哥社會學田野研究（fieldwork）傳統的積極捍衛者。

休斯是芝加哥社會學田野研究傳統的捍衛者

休斯所以一直傾心於田野研究，同一系列的因素有關：首先，他個人一直對人類學懷有濃厚的興趣。不但在芝加哥，他最親密的同事和朋友是帕克的女婿、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弗爾德，而且他本人也“通曉後馬林諾夫斯基時代人類學的各種研究、問題和方法”（Chapoulie， 1987：266）。其次，同布魯默一樣，休斯認為田野研究能夠使調查者更好地洞悉和理解社會世界與自身的不同。因此，儘管他對定量研究也能夠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在自己的研究中運用各種統計數據，強調芝加哥的學生也應該精通統計學，但是他還是更為喜愛對社會現象進行直接的觀察，為芝加哥田野研究傳統培養了大批的繼承者。

不過，儘管布魯默和休斯在維繫芝加哥傳統方面是一對犄角，但他們在日常研究中卻似乎很少合作，這一點和以往的帕克和伯吉斯完全不同。休斯的學生霍華德·貝克爾後來回憶道，“1950年代，芝加哥社會學系的學生要么認為自己是休斯的學生，要么認為自己是布魯默的學生，但不會是他們兩人的學生”。不過，因為布魯默和休斯對知識具有同樣的獻身精神，這種一致超越了他們之間的差異。以致貝克爾緊接著又說，所以“大多數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早些）最終會明白，我們也總是他們兩人的學生”（Becker,1988: 19）。

布魯默離開芝加哥

1951年，布魯默的“剋星”奧格本退休。這時的布魯默按說已經如魚得水，其影響完全控制了芝加哥社會學系。但是，翌年的仲夏，他卻離開生活了27年的芝加哥，轉任加州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布魯默離開芝加哥的原因據說與他未能獲得系主任的位置有關（起初，他與豪澤都是系主任的可能人選，但最終卻是休斯獲得了任命），但另一種說法卻是，他妻子虛弱的身體更需要加州灣區溫和的日光（Gary Alan Fine,1995: 264）。

布魯默的離去，以及在此前後芝加哥社會學系內部的齟齬，肯定對第二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發展產生了致命的影響，但在此之後的近10年裡，芝加哥的個體主義和實用主義傳統並沒有消失殆盡。1940年代末－1950年代末的芝加哥，仍然是美國社會學的幾個主要的重鎮之一。在那段時間裡，愛德華.希爾斯（1945－47，1957再度返回）、威廉.懷特（1945－1948）、彼得.布勞（1954－1963）、詹姆斯.科爾曼（1957－1959）、大衛.里斯曼（1949－1958）這些大名鼎鼎的社會學家都先後在芝加哥落過腳，1951年，默頓還讓自己的學生劉易斯.科塞到芝加哥師從休斯。不過，在芝加哥內部，真正繼承布魯默和休斯的符號互動論傳統的，還是芝加哥自己培養的兩位博士——霍華德.貝克爾和歐文.戈夫曼。

貝克爾研究越軌行為領域

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Becker,1928-）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芝加哥人。1946年，這個早熟的芝加哥人在18歲那年就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學士學位，21歲和23歲時又在休斯的指導下分別獲得了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以後，貝克爾在芝加哥大學呆了兩年，1953－1955年赴伊利諾斯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自1955年起，貝克爾受僱於自己的導師休斯，作為項目主任在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市從事社區研究，並在那裡一口氣呆了7年。在這7年裡，他在收集大量田野資料的基礎上完成了《白衣男兒：醫學院校的學生文化》一書（1961）。儘管這是貝克爾與休斯等另外三人聯合署名的一部著作，但貝克爾應該是它唯一真正的作者。貝克爾最大的貢獻，是對1950年代流行的功能主義越軌行為理論提出了有力的挑戰。其實早在1940年代末撰寫碩士論文時起，貝克爾就嘗試著用後來被人們稱之為“社會標籤”的理論，質疑那種將越軌視為是由社會系統中的結構性壓力造成的觀點。他發表在AJS上的“成為大麻服用者”（1953）一文（這是1963年出版的《圈外人》一書的第三章）和埃德溫·勒默特的《社會病理學》（1951）一書，也因此成為“社會標籤理論”正式成型的標誌。

作為“社會標籤理論”的積極倡導者，貝克爾和勒默特認為，單單根據越軌者的行為或社會結構是無法理解越軌的，只有認識到越軌行為也像其他行為一樣涉及到互動關係，我們才能用社會學的方法對它加以分析。如此，在他們眼中，越軌既非與生俱來的品質，也非後天教化的產物，而是社會反應、他人定義的結果。在《圈外人》一書中，貝克爾用明確的語言論述自己的觀點說，說到越軌，“我的意思是，越軌是由社會群體造成的。這些群體規定了若干規則（違反它們就構成了越軌），並將這些規則用於那些被稱為“圈外人”的特殊個體。根據這種觀點，越軌的根據不是人們行動的性質，而是一些人將那些規則和制裁方法套用於圈外人的結果。越軌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貼上了越軌標籤的人，而越軌行為則是被人們貼上了這種標籤的行為”（Becker,1963:9）。

貝克爾在論述中，希望將破壞規則和越軌區分開來。越軌確實破壞了規則，但它僅指那些被成功地貼上了標籤的破壞規則的行為。這裡，就涉及到正常人向越軌者轉變的問題，即他是如何被貼上“越軌”標籤的。在這方面，勒默特的解釋和貝克爾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社會病理學》一書中，勒默特將越軌劃分為“初級越軌”和“級次越軌”。初級越軌，如一個人對稅收偶爾錯誤低報了收入、一個人偶然的歇斯底里、一個人出於好奇而嘗了嘗大麻是什麼滋味。這類行為的發生可以不被人看見，當事人不會認為自己在越軌，同樣也不會引起他人類似的看法，這類似貝克爾的“破壞規則”。不過，如果這類行為碰巧被人看見並被公布於眾，情況就會急轉而下。過失者會處在一種類似加芬克爾所說的“貶黜儀式”之下，並受到指責或懲罰。尤為重要的是，這時他就會被人貼上各種越軌者的標籤，如瘋子、偷稅者、婊子、無賴、同性戀、小偷或吸毒者。周圍的人會開始根據這一標籤對她做出反應，時間一長，過失者就會在有意無意之中接受這一標籤，形成新的自我概念，並開始做出相應的反應。此時，這一舉動已具有“次級越軌”的形式，即貝克爾所說的“越軌”。由於越軌標籤獲得了證實，越軌行為就會逐漸成為習慣性行為。

在這樣的基礎上，貝克爾在《圈外人》一書中明確提出，要把越軌理論的分析從越軌行為轉移到那些把他人貼上越軌標籤的“道德提倡者”（Moral Entrepreneur）身上去，最起碼也要將越軌視為被人稱為越軌者和稱人為越軌者這兩部分人進行互動的結果（Becker，1963：163）。這樣一種思路將人們長期以來接受的“越軌行為導致社會控制”的邏輯整個兒顛倒了過來，在貝克爾和勒默特那裡成了“社會控制導致了越軌行為”。

戈夫曼對當代社會心理學最有力的貢獻

儘管貝克爾少年早熟、才華橫溢，但因為一者他的研究僅限于越軌行為領域，二者他本人又基本上在密蘇里過著學院外的生活，因此，布魯默之後符號互動論的真正旗手還是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戈夫曼1922出生於加拿大，1945年從多倫多大學畢業以後移居美國。不久就讀於芝加哥大學，1949年獲碩士學位，1953年獲博士學位；1953－1958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1958－1968年轉往布魯默任教的加州伯克利大學社會學系；後任費成賓夕法尼亞大學富蘭克林講座教授；1981－1982年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1956）一書中提出的，後經《隔離場所》（1961）、《烙印》（1963）、《日常接觸》（1963）、《互動分析》（1967）和《框架分析》（1974）等一系列著作完善的“社會戲劇理論”，用科塞的話說，“在很多方面豐富了社會心理學和微觀社會學”，被公認為“對當代社會心理學最有力的貢獻之一”。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是在這樣兩項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其一是他為了撰寫題為“有關農村社區中社會互動規則”的博士論文，在設得蘭群島中的一個小島上進行的為期一年多的社區生活調查；其二是在讀碩士期間在E.A.希爾斯的指導下從事的社會階層研究。這兩項研究引發了戈夫曼對微觀社會過程的興趣，也為他描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對面互動提供了豐富的細節。構成《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書的基本主題是：人們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是如何用各種複雜的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的？戈夫曼認為，作為人生這個大舞台上的表演者，我們都十分關心如何在眾多的觀眾（即與我們互動的他人）面前塑造他人能夠接受的形象。而要做到這一點，也像在舞台上一樣，我們應把能為他人所接受的形象呈現在前台，而把他人或社會不能或難以接受的形象隱藏在後台。前台是讓觀眾看到並從中獲得特定意義的表演場合，後台則是相對於前台而言的，表演者在後台為前台做準備，掩飾在前台不能表演出來的東西。在後台，表演者可以得到放鬆、休息，以補償在前台區域的緊張。

除了前台和後台，戈夫曼還以極其嫻熟的技巧，從戲劇學中借用了全套術語來說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互動。其中最為核心、也最為貼切的是他對“表演”的借用和描述。在他那裡，人的表現分為兩類：一是用各種語言符號或替代物給予的明顯的表達；二是通過廣泛的行動流露出的隱含的意義。他認為，表演主要是指後一類表現，以及對這一類表現加以控制的技巧。因為自然流露的意義雖是真實的，但未必是為他人接受的，故人們在互動中要造成某種印象的話，總少不了對這部分“未加控制”的流露進行控制。不過，自然的表演總是進行了控制，又顯得未加控制的。控制的痕跡過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做作”。劇班，也是從戲劇學中借用來的另一個成功而貼切的術語，它指的是“在表演同一常規程式時相互合作的任何一班人”。劇班表演具有這樣兩個特點：其一，劇班的任何成員都有權放棄或破壞表演，因此，表演的成功有賴於它們彼此間的配合；其二，通過合作而在觀眾面前維持特定情境定義的劇班成員，相互間則很難再保持這種特定的情景定義。戈夫曼認為，不能將劇班視為個體表演者的簡單相加，因為如果說個體表演者表現的只是自己的特徵，那么劇班表現的則是成員間關係和被表演的工作的特徵。

戈夫曼的研究不僅在理論上嚴格恪守了符號互動理論的思想精髓，而且在方法上也體現了布魯默一貫倡導的非量化的定性研究特性。儘管戈夫曼的研究沒有使用精確的測量、結構式訪談和問卷調查，但他的敏銳觀察和鞭辟入裡的分析，卻使人不得不承認，“在戈夫曼的著作中關於人類事件的報告比許多具有大量定性數據和統計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觀性和真實性”（庫佐耳特語）。

第二個芝加哥社會學派持續時間不長

因為戰後美國社會學的變化多端，也因為芝加哥社會學內部的矛盾，第二個芝加哥社會學派持續的時間並不長。用加里.A.范因的話來說，它的核心年代就是1946－1952年，最長也不超過1946－1960年（Gary Alan Fine,1995:9）。1952年，顯然指的是布魯默的出走所帶來的斷裂；1960年則是一個多重事件決定的年代：先是1958年已經因《孤獨的人群》一書的出版而身名大振的大衛·里斯曼在“系主任之爭”失敗後離去（這位原本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法學家雖然不是芝加哥的傳人，但一者因為他與休斯的友情，二者因為他對定性研究方法的痴迷，本當是芝加哥精神的繼承人），接著是同一年裡戈夫曼追隨布魯默去了加州伯克利，再接著是沃納的離去，最後是1962年休斯從芝加哥退休。其實，休斯的退休使得在芝加哥外圍工作的貝克爾也像斷了線的風箏，至此，由托馬斯、米德和帕克傳承而來的芝加哥傳統終告結束。

參考文獻：David L. Lewis

氣象學派

在大氣科學或氣象學的發展史上，能夠被稱為學派的大概只有兩個：一個是以皮葉克尼斯（Bjerkenes）父子（Vilhelm Bjerkenes和他的兒子Jacob Bjerkenes）為首的“挪威學派”（Norwegian School或者Bergen School），另一個便是以羅斯貝（Carl-Gustaf Rossby）為首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

30年代後，由於無線電探空儀的使用，對高空的大氣運動形式有了新的認識，發現了中緯度高空的大氣環流在自西向東的繞極運動（指北半球）之上，疊加有波長達數千公里的波動。這些波動除有自身的結構和運動規律外，還與低空的鋒面氣旋存在內在的聯繫。瑞典氣象學家羅斯貝首先在理論上指出，這是由於科里奧利參數隨緯度變化造成的，從而提出了長波理論。這是動力氣象學歷史上的一個重大發展，並由此引出一系列研究。1941年，Rossby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影響了大批氣象學家和物理海洋學家，形成了芝加哥學派。特別地，他影響和引導了Jule Charney和Henry Stommel，這兩者分別為動力氣象學和物理海洋學的發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除行星波外，芝加哥學派的主要貢獻有：提出了大氣運動的地轉適應；行星波的能量頻散；西風帶急流的形成理論及其在大氣環流中的重要作用；行星波的正壓和斜壓不穩定性。芝加哥學派對動力氣象學的貢獻為數值天氣預報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芝加哥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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