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氣質說

通過學習和道德修養的功夫,克服由於人的氣質之性所造成的道德品質方面的缺陷或不足,使之變化回歸到合乎道德的、善的天地之性的學說。它由北宋哲學家張載創立,以後為程顥、程頤和朱熹所繼承、發展,成為宋明理學在人性論和道德修養論方面的重要內容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變化氣質說
  • 定義:通過學習和道德修養的功夫,克服由於人的氣質之性所造成的道德品質方面的缺陷或不足,使之變化回歸到合乎道德的、善的天地之性的學說
人性二元論,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變化氣質改惡歸善,兼修內外之道,學習,歷史地位和影響,

人性二元論

張載的這一學說建立在他所創立的人性二元論的基礎之上。人性可分為二,亦即人性具有二重性。他說:“性其總,合兩也。”(《正蒙·誠明》)“兩”即“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就是說,“性”是一個總稱,它是由這兩者構成的。

天地之性

在宇宙生成論上,張載曾提出“太虛即氣”的氣一元論,認為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本體,人和天地萬物都是由氣之聚、散即氣化而產生的。“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氣。”(《正蒙·太和》)既然人和天地萬物同出於一源的氣,因而人和天地萬物具有共同的本性即氣之性。他說:“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虛與氣,有性之名。”(同上)“虛”即太虛,指氣散而未聚的本然狀態;“氣”指流動變化的陰陽二氣。太虛的本然之性和陰陽二氣的性,兩者相合,構成了人性。由此可見,人之性,就其本原而言,也就是氣之性,它並非人生以後才有的,是先天的,所以張載稱這種本性為“天地之性”,或簡稱“性”、“天性”。這種與天地萬物所共有的“天地之性”也就是人的本質屬性,即人的本性。既然這種“天地之性”是先天所具、天地萬物共有的,因而它體現著天道。“性與天道合一”(《正蒙·誠明》)、“性即天道”(《正蒙·乾稱》)。因此,性就是天道,天道就是性,性與天道合一,天人合一。所以說人之道即天之道,人之性即天之性。這樣,張載從人人都具有的太虛本然之性出發,推演出人之性就是天之性的人性學說。同時他又認為太虛未聚之氣是氣之本,氣之正,是清澈純一、無欲無求、至善至公的,“虛者,仁之原”,“虛則生仁”,“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張子語錄中》),由它所形成的“天地之性”也是善的,合於義理的,是善的來源,所以說:“性於人無不善。”(《正蒙·誠明》)

氣質之性

從“性於人無不善”出發,邏輯上只能推導出一切人性都是善的結論。但實際上人是有善惡之分的,於是張載又提出了所謂“氣質之性”來解決這一理論上的難題。何謂“氣質之性”?張載說:“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同上)人的氣質之性是在人的形體形成後產生的,是根於形體的生理、心理素質,如性格,品質、才能等。他又說:“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張子語錄下》)就是說,人們所稟賦的“天地之性”雖然是相同的,但是構成每個人的氣質卻不一樣。這種不同的氣質屬性造成了人性的差異。他說:“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經學理窟·學大原上》)“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胞胎中以至嬰孩時皆是習也。”(《張子語錄下》)這裡的氣是指處於聚散過程中的氣,它是與質結合在一起的。而不同的物和不同的人,“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其所得氣自有“寬褊”之分,再加上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習染的作用,由此形成了互有差異的“氣質之性”,產生了各自不同的“人之氣質美惡”(《經學理窟·氣質》),如性格的剛柔、緩急,品質的清濁、善惡,天質的聰慧、愚魯,才能的高下、大小等。張載既然把“天地之性”看成是“善”的,因而就把“氣質之性”看成產生“惡”的根源。他說:“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正蒙·誠明》)“氣者在性學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習以害之。”(《張子語錄下》)這是說,“惡”來自“氣質之性”。但“氣質之性”並不等於“惡”,只有“氣之偏”才構成“惡”。而“氣又有習以害之”,“習”使氣質愈“偏”,“惡”就愈發展。可見“善”與“惡”的對立,並不等於“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對立,而是“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被習染變惡的對立。因此,要回復到“至善”的天地之性,並不是消滅氣質,而是變化氣質。把習染上的“惡”去掉。

變化氣質改惡歸善

張載認為,天地之性是每個人生來就有的,是體現天理的,因而是至純至善的。氣質之性是人的形體形成後才有的,是體現人慾的。人慾有當與不當,因而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是善惡相混的。人們由於被氣質之性所敝塞,即被物質欲望所誘惑,所以產生了惡。為了恢復先天的善性,就必須變化氣質之性,回歸到本然的天地之性。人能否改惡歸善,關鍵就在於變化氣質,善返其性,所以張載說:“性於人無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己。”

兼修內外之道

張載認為,變化氣質要兼修內外之道,既要注意內心修養,即所謂“虛心”、“誠意”,又要注意外在行為的約束,既所謂“集義”、“克己”、“行禮”、“養浩然之氣”(《經學理窟·學大原上》)。結合以上兩個方面,就叫做“內外之道”,他說:“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經學理窟·氣質》)“內外之道”必須“兼修”,不可偏廢。所謂“虛心”是使內心達到虛靜。“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系閡昏塞則是虛靜也。”(《近思錄拾遺》)“無所系閡昏塞”就是無私慾雜念。又說:“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經學理窟·學大原上》)因此,張載認為要變化氣質,虛心至為重要,“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里”(《經學理窟·義理》)。所謂“集義”是積累義行,也就是“積善”。“集義猶言積善也”(《經學理窟·學大原上》)。“集義”還須“克己”,即克制自己的私慾。他說:“義者,克己也。”(同上)“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強壯健之德乃勝己。”(《橫渠易說·下經·大壯》)對於氣質之性,“惟其能克己則為能變,化卻習俗之氣性,製得習俗之氣”(《經學理窟·學大原上》)。己須常克,“義須是常集,勿使間斷停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同上)。人充實了浩然正氣,就能促使氣質變化了。所以,“集義”、“克己”乃是變化氣質的修養方法。

學習

張載指出,要變化氣質之性,保存天地之性,還必須學習。他說:“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經學理窟·義理》)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變化氣質,變惡為善。“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同上)當然,張載所說的學習,主要是指學習封建的道德倫理。在封建倫理中,禮又是其基本內容,因為“禮即天地之德”,“禮所以持性,善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天地之)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叛道矣”(《經學理窟·禮樂》)。“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經學理窟·學大原上》)。因此,“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經學理窟·氣質》)變化氣質之性,返回天地之性,是一個艱苦的修持過程,其中包含著由淺入深,由粗到精,由不夠自覺到高度自覺等許多方面。培養高尚的德行要從內心萌發的細微的善性開始,從小事小德做起。“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性理拾遺》)。大德是從待人接物的一件件小事、小德匯集積累而成的。

歷史地位和影響

張載把人性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並進而提出“變化氣質”之說,是對中國古代人性論和道德修養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它一方面闡明了以前一直難以解釋的善惡產生的根源問題,一方面又闡明人們由於氣質之性所造成的道德缺陷,只要努力學習,加強道德修養,是可以回歸到善的本性的。這就為人們約束自己,改惡從善指明了途徑,並為封建統治階級倫理教化的說教找到了理論根據。因此,頗得宋明理學家的尊崇和讚譽。朱熹曾譽其為理學發展史上“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的一大創造,並認為“氣質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朱子語類》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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