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化觀念與文化生產》（外文名：On the Cultural Concept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是2014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單世聯。該書把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與奧威爾聯繫在一起的，是"二二得幾"的問題。據狄更斯的描述，"二二得四"的算術是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邏輯；對陀斯妥耶夫斯基來說，只有"二二得三"、"二二得五"才能表達了個體的自由選擇；在奧威爾看來，儘管"自由可以說就是二加二等於四"，但"老大哥"卻有辦法讓你說"二加二等於五"。近年來，有關文化的各種論說在我們的生活中膨脹開來，但千言萬語，似乎也還沒有給出多少新的認知和體驗。有關"二二得幾"的三種回答當然也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但上述三種情形至少提醒我們文化不是什麼：它不是功利、不是公式、不是權力。反論可以轉成正論：文化建設需要超越功利的理想、突破公式的自由和反抗權力的勇氣。
基本介紹
- 書名：論文化觀念與文化生產
- 作者：單世聯
- 出版日期：2014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3313209
-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 頁數：391頁
- 開本：32
- 品牌：新星出版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論文化觀念與文化生產》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單世聯，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文化產業與管理系主任。長期從事文化理論、文化產業理論、中國現代思想、納粹大屠殺、革命文化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論著有：
1. 《文化大轉型：批判與解釋--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發展研究》 （即出）
2. 《論文化觀念與文化生產》 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3. 《中國現代性與德意志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 《革命人》 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10年版。
5. 《遼遠的迷魅：關於中德文化交流的讀書筆記》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 《因為現狀可以改變》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 《現代性與文化工業》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 《西方美學初步》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嶺外風鈴》 廣州出版社，1999年版。
10. 《反抗現代性：從德國到中國》 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999年版。
11. 《尋找反面》 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
12. 《現代儀式》 廣東旅遊出版社，1998年版。
13. 《遲到的光》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 《人與夢：紅樓夢的現代解釋》 廣東旅遊出版社，1995年版。
15. 《被解釋的傳統：近代中國思想史略論》 （合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初版；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再版。
16. 《走向思維的故鄉》 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17. 《中國美育史導論》（合著） 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 《文化大轉型：批判與解釋--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發展研究》 （即出）
2. 《論文化觀念與文化生產》 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3. 《中國現代性與德意志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 《革命人》 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10年版。
5. 《遼遠的迷魅：關於中德文化交流的讀書筆記》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 《因為現狀可以改變》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 《現代性與文化工業》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 《西方美學初步》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嶺外風鈴》 廣州出版社，1999年版。
10. 《反抗現代性：從德國到中國》 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999年版。
11. 《尋找反面》 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
12. 《現代儀式》 廣東旅遊出版社，1998年版。
13. 《遲到的光》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 《人與夢：紅樓夢的現代解釋》 廣東旅遊出版社，1995年版。
15. 《被解釋的傳統：近代中國思想史略論》 （合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初版；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再版。
16. 《走向思維的故鄉》 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17. 《中國美育史導論》（合著） 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圖書目錄
二二得幾？（代序）
上輯 傳統資源與現代理念
紅樓夢是中國人的夢
紅學建構的文化脈絡
"文明"還是"武明"：康有為"物質救國論"的意義
以多元論反進步論：章太炎的探索
1956與毛澤東文化思想的譜系
"水晶宮"與現代文化的分裂
文化、政治與文化政治
在批判理論與意識形態之間：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發展邏輯
作為文化變遷標識的"後現代"
下輯 文化產業與當代生活
中國現代性圖景中的文化產業
論中國文化產業
評中國文化產業政策
文化旅遊的經驗分析
革命新解與"紅色"的再生產
文化關懷的變與不變
作為未來的過去
文化競爭與文化復興
後 記
上輯 傳統資源與現代理念
紅樓夢是中國人的夢
紅學建構的文化脈絡
"文明"還是"武明"：康有為"物質救國論"的意義
以多元論反進步論：章太炎的探索
1956與毛澤東文化思想的譜系
"水晶宮"與現代文化的分裂
文化、政治與文化政治
在批判理論與意識形態之間：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發展邏輯
作為文化變遷標識的"後現代"
下輯 文化產業與當代生活
中國現代性圖景中的文化產業
論中國文化產業
評中國文化產業政策
文化旅遊的經驗分析
革命新解與"紅色"的再生產
文化關懷的變與不變
作為未來的過去
文化競爭與文化復興
後 記
序言
二二得幾？（代序）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是19世紀英國資本主義黑暗面的揭露者，
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是發掘人性的曲折、反
常、乖謬乃至瘋狂的俄國人，奧威爾（George Orwell）則是因其政治寓言
《1984》而深得當代讀者歡迎的英國記者。他們的生活和創作，原無什麼
直接關聯，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基於不同目的說到過"二二得幾"的問
題。據狄更斯在《艱難時世》中的描述，"二二得四"是庸俗的，它表達
的是資本家的貪婪自私和非人性；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看
來，"二二得四"是數學公式或邏輯理性，"二二得三"或"二二得五"
才表達了人的自由感。在他們之後，奧威爾另有一說。
在寓言小說《1984年》中，奧威爾虛構了一個始終在"老大哥"目
光範圍內的大洋國，這是一個極端膨脹的權力已經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公私
生活各個方面的社會。所有人的所有活動都在電幕的監視之下，政治生活
是被指令的，經濟生活是被配給的，文化生活是被組織的，所有人都被反
復告知：他們的一切都事關國家和政治。任何與眾不同的行為都會受到懷
疑，任何與眾不同的物品都會帶來危險。懷疑和警惕是社會的唯一原則，
忠誠和奉獻是個人的唯一義務。生活在這裡的人不但其日記，而且連下意
識的心理活動也受到嚴密監控：感情、回憶、希望、欲求、感覺以及一閃
而過的念頭和稍縱即逝的表情，都有人在偵察、在報告、在記錄、在算
賬，這些人就在你的身邊：同事、朋友、配偶、兒女、路上的照面者、啤
酒館的侍者、雜貨鋪的老闆以及一切可能與你發生一點直接或間接接觸的
人。在令人窒息的環境中，"老大哥"控制深入人心。
大洋國的恐怖不但是嚴密而高效的，也是有創新和發展的。與歷史
上其他的專制制度、獨裁社會、極權政治相比，這個社會最有創意的是消
滅歷史與改造語言。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勝利者寫的歷史當然是按照勝利
者的希望寫的。但"老大哥"比所有改寫歷史的勝利者更高明，他在消滅
歷史。目的之一是表明自己和核心黨永遠正確。"真理部"的日常工作就
是根據每天變化的形勢和現實需要，不斷銷毀或篡改各種講話、檔案和報
刊，以期永遠正確。目的之二，是封閉過去、凍結歷史，把"現在"永恆
化。在大洋國，個人的記憶被清理，以往的遺蹟被剷除，所有人都生活在
千篇一律、沒有差別的環境中，不再有任何可供比較和判斷的標準，不再
有自由思想的必要資源。主人公溫斯頓想找個人了解一下此前的啤酒是什
么味道，也無法做到。歷史之外是語言，大洋國有一個部門在編纂《新話
詞典》，主要方式是消滅舊語言、創造新語言。前者是為消滅歷史，後者
是為語言設界：詞意由複雜而簡單，辭彙由多而少。除了"新話"，人們
沒有其他語言來思考並傳達自己的思想，語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
"新話"完善之時就是思想統一之時：從此不再有異端的或錯誤的思想，
而正統的或正確的思想就是無思想。一切聽"老大哥"的，永遠跟"老大
哥"走。
沒有人受得了這個一切都被控制的世界。對"老大哥"來說，最大
的、也是最可能的危險在於：這個社會中無數的監視者與被監視者，死硬
分子與被動脅從者，以及被抓捕者、被處決者，他們都是人。"老大哥"
如何能保證監視者和追隨者永遠像鋼鐵一樣意志堅定、立場鮮明，而被監
視者和被動脅從者又總是心甘情願、服服帖帖？人當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
的，但沒有人喜歡被監控、被操縱，自由不需要理由。即使在大洋中，也
有人心不死，還在憧憬著自由。溫斯頓就在日記中寫下："自由就是可
以說二加二等於四。"你不能否定"二二得四"，你也就不能否定人的自
由。"二二得四"是事實哲學、科學邏輯，因此它就不是權力邏輯。
"老大哥"不是不明白，思想監控的效果有效而有限，對思想的控制
離不開對身體的控制。在大洋國，支持、配合著思想控制的，是國家機器
所體現的赤裸裸的暴力。這就是"友愛部"的工作：這裡有電擊、飢餓、
毒打、鼠噬等各種折磨身體的酷刑，可以輕而易舉地消滅一個人，就像他
從沒來過這個世界上一樣。在沒有自由的環境中，還想自由、還參加了反
對派活動的溫斯頓被捕了。審訊者奧布萊恩一邊握著可以控制溫斯頓痛苦
程度的轉盤，一邊和溫斯頓進行著這樣的對話：
"你還記得你在日記上寫過的話嗎？"他接著說，"'自由就是
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
"記得。"
奧布賴恩舉起左手，伸出四個手指，大拇指屈起來，不讓溫斯頓
看見。
"我豎起來的手指有多少？"
"四個。"
"如果黨說不是四個，是五個--那你說有多少？"
"四個。"
話未說完，溫斯頓已痛得喘著氣。控制盤的指針指著五十五。
他渾身冒著冷汗，吸進肺里的空氣化作痛苦的呻吟聲吐出來。他咬著
牙，但一點也減不了身上的痛楚。奧布賴恩目不轉睛地望著他，還是
豎著四個手指。他按了按把手，溫斯頓的痛苦稍微減輕了點。
"多少個？"
"四個。"
指針跳到六十。
"多少個？"
"四個！四個！你要我怎么說？四個！"
指針一定又跳高了，但這次他沒有看。他看到的只是奧布賴恩
嚴肅的面孔和他豎起的四個手指，手指像擎天的巨柱一樣挺立在他眼
前，有時朦朧且搖擺不定，但數目錯不了的：四個。
"溫斯頓，多少個手指？"
"四個！別再用那東西折磨我了！四個！四個！"
"溫斯頓，多少個？"
"五個！五個！五個！"
"那沒用，溫斯頓，你在撒謊，你還是相信看到四個。好，再
來一次，多少個手指？""四個！五個！四個！你要我說多少就多少
吧，只要不讓我受苦就是。"①
這個場景就是中國成語"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權力就是影響、操
縱和控制的力量，它的最高要求，是無條件的服從，是不計利害、不計生
死地為之赴湯蹈火。在通常情況下，權力的運行是柔性的，並受到文明生
活中其他力量的稀釋、分散和平衡。但"老大哥"的權力是剛性的、絕對
的、沒有任何含糊的，為了彰顯它的權威性、至上性，它可能甚至必須不
承認事實、不承認科學。強權即真理，權力之外無真理。這就是大洋國核
心黨的三句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的真實含義。
"二二得四"，那是人所皆知的數學公式，核心黨沒有必要把它當回事，
它只承認"二二得五"，你不信，那就得死。所以當溫斯頓也不顧事實和
數學，跟著奧布賴恩說四不是四，而是"五"或奧布賴恩所說的任何一個
數字時，權力的效用和後果才真正凸顯，溫斯頓也才真正明白什麼叫權力。
既然二加二不等於四，那么自由也不是人性的自然或當然。在暴政、
酷刑和死亡面前，自由和二二得四一樣，都不是不可更改的、自明的事實
和道理。溫斯頓的選項只有一個：或者二二得五，或者去死。活著比自由
重要，他選擇了活著。這是人類無法避免的脆弱，因為我們有一副臭皮
囊。雖然古今中外，即使在追求自由可能喪失生命的制度下，也有人如裴
多菲所說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但真正可行的不是期待每個人都去做烈士，而是要約束驕橫恣意、無所不
在的權力，改造以暴政和役使為社會生活的組織原則、以支配與服從為判
斷標準的文化。權力絕非真理，服從絕非自由。繁榮我們的文化生活，需
要自由的激情，需要像尊重二二得四那樣尊重人的自由，需要陳寅恪所說
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奧威爾這裡，我們明白，人文精神如
果不是對抗暴政，至少也是不以權力之所是為是、不以權力之所非而非的。
近年來，有關文化的各種論說在我們的生活中膨脹開來，但千言萬
語，似乎也還沒有給出多少新的認知和體驗。有關"二二得幾"的多種議
論當然也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但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奧威爾的辨
析至少提醒我們文化不是什麼：它不是功利、不是公式、不是權力。反論
可以轉成正論：文化建設需要超越功利的理想、突破公式的自由和反抗權
力的勇氣。
這就是本文集追求的立場和觀點。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是19世紀英國資本主義黑暗面的揭露者，
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是發掘人性的曲折、反
常、乖謬乃至瘋狂的俄國人，奧威爾（George Orwell）則是因其政治寓言
《1984》而深得當代讀者歡迎的英國記者。他們的生活和創作，原無什麼
直接關聯，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基於不同目的說到過"二二得幾"的問
題。據狄更斯在《艱難時世》中的描述，"二二得四"是庸俗的，它表達
的是資本家的貪婪自私和非人性；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看
來，"二二得四"是數學公式或邏輯理性，"二二得三"或"二二得五"
才表達了人的自由感。在他們之後，奧威爾另有一說。
在寓言小說《1984年》中，奧威爾虛構了一個始終在"老大哥"目
光範圍內的大洋國，這是一個極端膨脹的權力已經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公私
生活各個方面的社會。所有人的所有活動都在電幕的監視之下，政治生活
是被指令的，經濟生活是被配給的，文化生活是被組織的，所有人都被反
復告知：他們的一切都事關國家和政治。任何與眾不同的行為都會受到懷
疑，任何與眾不同的物品都會帶來危險。懷疑和警惕是社會的唯一原則，
忠誠和奉獻是個人的唯一義務。生活在這裡的人不但其日記，而且連下意
識的心理活動也受到嚴密監控：感情、回憶、希望、欲求、感覺以及一閃
而過的念頭和稍縱即逝的表情，都有人在偵察、在報告、在記錄、在算
賬，這些人就在你的身邊：同事、朋友、配偶、兒女、路上的照面者、啤
酒館的侍者、雜貨鋪的老闆以及一切可能與你發生一點直接或間接接觸的
人。在令人窒息的環境中，"老大哥"控制深入人心。
大洋國的恐怖不但是嚴密而高效的，也是有創新和發展的。與歷史
上其他的專制制度、獨裁社會、極權政治相比，這個社會最有創意的是消
滅歷史與改造語言。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勝利者寫的歷史當然是按照勝利
者的希望寫的。但"老大哥"比所有改寫歷史的勝利者更高明，他在消滅
歷史。目的之一是表明自己和核心黨永遠正確。"真理部"的日常工作就
是根據每天變化的形勢和現實需要，不斷銷毀或篡改各種講話、檔案和報
刊，以期永遠正確。目的之二，是封閉過去、凍結歷史，把"現在"永恆
化。在大洋國，個人的記憶被清理，以往的遺蹟被剷除，所有人都生活在
千篇一律、沒有差別的環境中，不再有任何可供比較和判斷的標準，不再
有自由思想的必要資源。主人公溫斯頓想找個人了解一下此前的啤酒是什
么味道，也無法做到。歷史之外是語言，大洋國有一個部門在編纂《新話
詞典》，主要方式是消滅舊語言、創造新語言。前者是為消滅歷史，後者
是為語言設界：詞意由複雜而簡單，辭彙由多而少。除了"新話"，人們
沒有其他語言來思考並傳達自己的思想，語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
"新話"完善之時就是思想統一之時：從此不再有異端的或錯誤的思想，
而正統的或正確的思想就是無思想。一切聽"老大哥"的，永遠跟"老大
哥"走。
沒有人受得了這個一切都被控制的世界。對"老大哥"來說，最大
的、也是最可能的危險在於：這個社會中無數的監視者與被監視者，死硬
分子與被動脅從者，以及被抓捕者、被處決者，他們都是人。"老大哥"
如何能保證監視者和追隨者永遠像鋼鐵一樣意志堅定、立場鮮明，而被監
視者和被動脅從者又總是心甘情願、服服帖帖？人當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
的，但沒有人喜歡被監控、被操縱，自由不需要理由。即使在大洋中，也
有人心不死，還在憧憬著自由。溫斯頓就在日記中寫下："自由就是可
以說二加二等於四。"你不能否定"二二得四"，你也就不能否定人的自
由。"二二得四"是事實哲學、科學邏輯，因此它就不是權力邏輯。
"老大哥"不是不明白，思想監控的效果有效而有限，對思想的控制
離不開對身體的控制。在大洋國，支持、配合著思想控制的，是國家機器
所體現的赤裸裸的暴力。這就是"友愛部"的工作：這裡有電擊、飢餓、
毒打、鼠噬等各種折磨身體的酷刑，可以輕而易舉地消滅一個人，就像他
從沒來過這個世界上一樣。在沒有自由的環境中，還想自由、還參加了反
對派活動的溫斯頓被捕了。審訊者奧布萊恩一邊握著可以控制溫斯頓痛苦
程度的轉盤，一邊和溫斯頓進行著這樣的對話：
"你還記得你在日記上寫過的話嗎？"他接著說，"'自由就是
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
"記得。"
奧布賴恩舉起左手，伸出四個手指，大拇指屈起來，不讓溫斯頓
看見。
"我豎起來的手指有多少？"
"四個。"
"如果黨說不是四個，是五個--那你說有多少？"
"四個。"
話未說完，溫斯頓已痛得喘著氣。控制盤的指針指著五十五。
他渾身冒著冷汗，吸進肺里的空氣化作痛苦的呻吟聲吐出來。他咬著
牙，但一點也減不了身上的痛楚。奧布賴恩目不轉睛地望著他，還是
豎著四個手指。他按了按把手，溫斯頓的痛苦稍微減輕了點。
"多少個？"
"四個。"
指針跳到六十。
"多少個？"
"四個！四個！你要我怎么說？四個！"
指針一定又跳高了，但這次他沒有看。他看到的只是奧布賴恩
嚴肅的面孔和他豎起的四個手指，手指像擎天的巨柱一樣挺立在他眼
前，有時朦朧且搖擺不定，但數目錯不了的：四個。
"溫斯頓，多少個手指？"
"四個！別再用那東西折磨我了！四個！四個！"
"溫斯頓，多少個？"
"五個！五個！五個！"
"那沒用，溫斯頓，你在撒謊，你還是相信看到四個。好，再
來一次，多少個手指？""四個！五個！四個！你要我說多少就多少
吧，只要不讓我受苦就是。"①
這個場景就是中國成語"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權力就是影響、操
縱和控制的力量，它的最高要求，是無條件的服從，是不計利害、不計生
死地為之赴湯蹈火。在通常情況下，權力的運行是柔性的，並受到文明生
活中其他力量的稀釋、分散和平衡。但"老大哥"的權力是剛性的、絕對
的、沒有任何含糊的，為了彰顯它的權威性、至上性，它可能甚至必須不
承認事實、不承認科學。強權即真理，權力之外無真理。這就是大洋國核
心黨的三句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的真實含義。
"二二得四"，那是人所皆知的數學公式，核心黨沒有必要把它當回事，
它只承認"二二得五"，你不信，那就得死。所以當溫斯頓也不顧事實和
數學，跟著奧布賴恩說四不是四，而是"五"或奧布賴恩所說的任何一個
數字時，權力的效用和後果才真正凸顯，溫斯頓也才真正明白什麼叫權力。
既然二加二不等於四，那么自由也不是人性的自然或當然。在暴政、
酷刑和死亡面前，自由和二二得四一樣，都不是不可更改的、自明的事實
和道理。溫斯頓的選項只有一個：或者二二得五，或者去死。活著比自由
重要，他選擇了活著。這是人類無法避免的脆弱，因為我們有一副臭皮
囊。雖然古今中外，即使在追求自由可能喪失生命的制度下，也有人如裴
多菲所說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但真正可行的不是期待每個人都去做烈士，而是要約束驕橫恣意、無所不
在的權力，改造以暴政和役使為社會生活的組織原則、以支配與服從為判
斷標準的文化。權力絕非真理，服從絕非自由。繁榮我們的文化生活，需
要自由的激情，需要像尊重二二得四那樣尊重人的自由，需要陳寅恪所說
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奧威爾這裡，我們明白，人文精神如
果不是對抗暴政，至少也是不以權力之所是為是、不以權力之所非而非的。
近年來，有關文化的各種論說在我們的生活中膨脹開來，但千言萬
語，似乎也還沒有給出多少新的認知和體驗。有關"二二得幾"的多種議
論當然也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但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奧威爾的辨
析至少提醒我們文化不是什麼：它不是功利、不是公式、不是權力。反論
可以轉成正論：文化建設需要超越功利的理想、突破公式的自由和反抗權
力的勇氣。
這就是本文集追求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