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革命的前途

《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是蘇聯革命家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創作的政治著作，首次發表於1926年12月。

在該文中，史達林提出了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的重要論點，闡述了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批評了在國民黨人中，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存在的害怕農民起來會破壞統一戰線的錯誤思想，對中國共產黨選擇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論中國革命的前途
• 外文名：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в Китае
• 作者：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
• 發表時間：1926年12月
• 類別：政治著作
• 字數：約7000

內容簡介

史達林在演說中提出了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的重要論點，闡述了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批評了在國民黨人中，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存在的害怕農民起來會破壞統一戰線的錯誤思想，強調“把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他要求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注意軍隊工作，“應當著手深入研究軍事，以便逐漸前進並在革命軍隊中擔任某些領導職務”。

作品目錄

一、中國革命的性質	五、中國的農民問題
二、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	六、中國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權
三、中國的革命軍隊	七、中國的青年問題
四、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	八、幾個結論

創作背景

1926年，中國革命形勢急劇發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鬥爭勝利進展。與此同時，統一戰線內部，國民黨和共產黨爭奪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鬥爭日益尖銳。形勢的發展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要求做出決斷，也要求共產國際做出回答。為此，共產國際於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召開第七次擴大全會，專門研究中國革命的問題。會上，史達林針對彼得羅夫、米夫分別提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譚平山的兩個報告和拉費斯的意見書，在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了這一演說。

作品思想

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史達林指出，中國革命不是俄國1905年革命的翻版。除1905年革命的一般特點外，中國革命還有它自己獨有的特點。第一，中國革命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鋒芒指向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的民族解放革命。第二，中國大民族資產階級極端軟弱，無法領導革命。第三，蘇聯的革命經驗和幫助對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中國中世紀封建殘餘的鬥爭起促進作用。

關於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問題，史達林指出，帝國主義干涉不僅限於“外國軍隊進入中國境內”，現今帝國主義干涉偏重於採取在屬國組織國內戰爭的辦法，採取資助反革命勢力反對革命的辦法，採取在精神上和財政上支持其中國走狗反對革命的辦法。其根本特點是假他人之手進行干涉。在中國表現為各國帝國主義者給予中國反革命的援助。

關於中國的革命軍隊問題，史達林指出提綱低估了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重要意義，廣州派的北進不是軍閥之間爭雄稱霸的戰爭，而是中國革命的展開。首先，中國的革命軍隊是中國工農爭取自身解放的極重要的因素。其次，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最後，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特別注意軍隊工作。第一，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盡力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軍隊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體現者。第二，中國革命者，包括共產黨人在內，應當著手深入研究軍事，以便逐漸前進並在革命軍隊中擔任某些領導職務，使中國革命軍隊循著正確道路向目的地前進。

關於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問題，史達林駁斥了米夫“中國未來革命政權將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小資產階級政權”的觀點，指出中國未來革命政權與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的政權具有本質差別，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的政權是帝國主義的政權，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中國革命的政權的性質，大體將類似俄國1905年時的那種政權，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主要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將是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

關於中國的農民問題，史達林對“何時在中國農村成立農民蘇維埃”“是否應該在農村發動革命”“怎樣喚起農民參加革命”三個問題做出了回答。首先。史達林反對“立即在中國農村成立農民蘇維埃”。他認為農民蘇維埃“只有在中國已處於摧毀舊事物並創造新政權的農民運動最高漲的時期，並且估計到中國工業中心已經衝破堤防而進入成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才組織得成”。其次，關於是否應該發動農村革命的問題。史達林認為應該要滿足農民最切身的要求即土地國有化，使中國農民捲入革命，壯大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再次，怎樣喚起農民參加革命，有三條道路：一是成立農民委員會以及革命者加入這種委員會來影響農民。二是通過新的人民革命政權的機關來影響農民。三是通過革命軍隊來影響農民。

關於中國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史達林指出，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應當面向無產階級，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勢幫助工人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律地位，使中國無產者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和尊嚴，從而真正成為革命的領導者。

關於中國的青年問題，史達林指出青年問題在中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者應該盡力加強青年工作。

文章結尾就中國反帝鬥爭和農民問題提出幾個結論：一是中國共產黨不能僅限於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二是必須提出鐵路國有化問題；三是把最重要的工廠收歸國有；四是為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

作品影響

該文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農民問題和土地革命的論述是基本正確的，特別是“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論斷，對中國共產黨選擇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出版信息

該文是史達林1926年11月30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所做的演說。該文最早載於1926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雜誌第13期（總第71期）。中譯文被收入《史達林全集》第8卷。

作者簡介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俄語：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英語：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領導人。1922年擔任蘇共總書記。列寧逝世後，史達林成為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領導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保衛和鞏固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並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