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死了秦帝國》是由瀟水所著，中信出版社於2007年10月出版的一冊解讀中國歷史的書籍。
全書共十章，從“焚書坑儒”到項羽直搗秦帝國本土而結束，對秦漢之際許多爭議和誤解的話題，做出了嘗試性的新解和闡釋。
基本介紹
- 書名：誰殺死了秦帝國
- 作者：瀟水
- ISBN：9787508609720
- 頁數：234
- 定價：26.00元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7-10
- 裝幀：平裝
- 開本：16
- 副標題：在陽台上讀的中國歷史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編輯推薦,目錄,另一真相,
內容簡介
一杯茶,一本書,一個慵懶的下午,一個帝國的命運……
陳勝是一個好領導嗎？
焚書坑儒被歷史誤解了嗎？
沙丘之謀究竟發生了什麼？
……
戰國末年，秦始皇帝吞併諸侯，統一中國。後焚書坑儒、大修長城，不出幾年，即在巡遊途中暴斃而薨；權臣趙高詐受始皇遺詔，擁胡亥為秦二世，指鹿為馬，一手遮天；陳勝、吳廣不堪秦之暴政，於大澤鄉揭竿而起；秦之“比干”李斯被趙高誣以謀反，腰斬鹹陽；西楚霸王項羽鏖戰巨鹿，大破秦軍，後匯合劉邦，一舉推翻秦王朝。大秦十五年，每一年都驚心動魄、風起雲湧！本書將和您一起，透過作者瀟水筆下隨性散淡的文字，穿越2200多年的時空，和那段塵封已久的隱秘歷史扶手遙望。
作者簡介
瀟水，生於1972。17歲入清華讀書，後遊學美國。喜歡讀書，天文地理，無所不讀。喜歡玩，常穿梭於世界各地。喜歡寫，文字散淡，隨性而作。
編輯推薦
本書分十章內容，講述了秦始皇從“焚書坑儒”到陳勝吳廣起義，到項梁戰死，到巨鹿大戰項羽勝利，直搗秦帝國本土而結束。其中對秦漢之際許多爭議和誤解的話題，諸如焚書坑儒的性質和標準和意圖、秦帝國滅亡的歷史性原因、陳勝吳廣的身份屬性、豪傑貴族在起義中的突出領到作用、陳勝政權的性質和敗亡的原因、李斯的罪過與勢哲學和悲劇，等等，做了鄙人方面的嘗試性的新解和闡釋，語言風格與青銅時代的戰爭系列相比，有一定的變化，從適合年輕趣味讀者的需求角度來講，可能相對青銅時代的戰爭系列來講，有所減弱。但也因此可能會適合更廣泛的背景讀者。
目錄
第一章 秦始皇的最後歲月
第二章 劉邦開始造勢
第三章 一個獨裁者，四個大工程
第四章 專制時代開始了
第五章 始皇暴斃，趙高得勢
第六章 被私慾壓垮的陳勝
第七章 章邯救秦，伏屍萬里
第八章 項羽出道，殺氣逼人
第九章 機關算盡，李斯冤死
第十章 項羽掐斷大秦最後一口氣
另一真相
秦始皇是一個暴君嗎？陳勝是一個好領導嗎？劉邦是一個地痞嗎？項羽是一個紳士嗎？李斯是一個小人嗎？焚書坑儒被歷史誤解了嗎？沙丘之謀究竟發生了什麼？巨鹿之戰項羽靠什麼以弱勝強？……大秦十五年，每一年都驚心動魄、風起雲湧！透過作者瀟水筆下隨性散淡的文字，穿越2200多年的時空，遙望那段塵封已久的隱秘歷史。
事功精神與大興土木
可是為什麼秦始皇非得“強力疾作”，搞那么多大項目呢？少搞一些項目，不就緩解了人們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闊天空了嗎？唉，沒辦法，秦人非得搞這些項目！就像得了強迫症一樣。這也是出於一種無奈。
作為中國第一個統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難言之隱和巨大挑戰：秦王朝雖然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六國之民並不服氣，而且他們習慣了長期分裂的歷史事實，對統一的好處還很朦朧，對新的社會體系猶疑不定。分裂的歷史慣性是如此強大，以致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覆從前的口號。這就要求新政權必須有所作為，以樹立在民眾中的權威。統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長城、造陵墓、擊匈奴，樹立政府的成功偉大形象，剎住歷史的分裂慣性，鞏固新王朝的命數。這就像新中國在1949年統一以後，在國際上被敵視，很多國家尚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當時需要大煉鋼鐵，搞核子彈，給外邊人看看，“趕英超美”，獲得國際承認。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單單是為了個人享受，也是如史書上所說的“非壯麗無以壯威”，是為了給六國之民一種震懾和信心，以便接受“壯威”新的政府，領著他們在統一的路子上堅持地走下去。我們不能單純說秦始皇修陵墓宮殿、興建作，純是為了滿足個人貪圖享樂的私慾。“殘賊天下，以奉個人之欲，荒淫暴虐”，這樣簡單地把問題歸結到個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淺薄的。
秦人強力疾作，大搞項目，除了為了樹立政府權威，也跟秦人傳統的“事功精神”有關。
秦國歷來是個務實幹的雄心勃勃的國家。他們最初是偏於西陲的蕞爾小邦，卻變法圖強，志在天下，以賞功原則作為激勵官吏與民眾的手段。在歷代秦政府的強力引導下，執著進取的“事功精神”漾溢於廟堂之上，播散於鄉邑之間。所謂“事功”，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為的意思。對事功目標的執著追求，使秦國全社會能量高度迸發，聚焦出極大的社會效率，終於通過長期競爭戰敗了六國。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後，秦人的“事功精神”沒有泯滅。但是沒有什麼仗可打了，那就搞大興修建和對外擴張吧。於是就大興造作和軍事行動，終於要幹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國和民眾所無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國迅速崩潰。
事功精神與秦王朝的興亡，可謂成也由之，敗也由之。
我們說，秦始皇熱衷“事功”沒有錯，這總比啥都不乾整天泡妞強吧。但秦始皇違背了“量力而行”這條基本規律。在一個久經戰亂才建立起來的王朝初年，本應該休息養民，他卻大興事功，真是求死有道啊。
吏治清明的背面
看得出來，在秦王朝做官，實在是不容易。官不好當，是一個社會政治成熟的標誌。如果一個社會，做官是件非常舒坦和沒風險的事，那其實不是個好社會。秦王朝就是憑著這個一絲不苟的法家政府，獲得了戰勝六國的偉業，並且在隨後的短短十五年中，完成了長城、馳道、秦始皇陵、兵馬俑等宏偉工程。
在這樣的嚴苛要求下，我們有理由認為，秦王朝的吏治頗好，從地方徵收匯向中央的財富，官吏們應該是不敢從中截取，或者巧立名目額外盤剝的。秦政府從民間掠取的財富，直達中央的高端。這些財富除了被最高統治者個人消費外，大量是投向了開疆闢土的戰爭和帝國擴張，而在長的時空歷史視角來看，秦帝國一統天下、大興事功是一件大好事。他斂了錢畢竟是幹了事了，相比之下，明朝從老百姓搜刮來的大筆財富，是塞進了各大小貪官如劉瑾之徒的私人腰包。明政府軍的兵員和糧餉卻根本不夠。明朝偌大的政府的對外功業，還不如老秦區區三千萬人的帝國。
但是，太“廉明”了也不好，秦皇帝剛剛嘗試皇權專制沒有經驗，過多地對官吏團隊苛察嚴求，使得這些官員在壓力下無利可求，最後使得他們與專制中央之間發生離心力。在後來天下大亂的時候，秦朝設在各郡縣的官吏，往往成為反秦的主力和首倡者——比如劉邦和他的同僚蕭何、曹參等人，乃至劉邦所供職的縣的縣令，都是如此。所以後代的皇帝學乖了，在人民大眾和官吏層之間，他們只惹一個群體。
後代的皇帝儒法並用，在用法家這套苛察考核以駕馭官吏的同時，也講“仁義道德”，那就是對官吏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容許他們呈現一種“大面積低度腐敗”，只求他們有忠心和遵守所謂官場體系下的道德，業績與廉潔守法和能力反在其次，於是官吏層就和皇帝綁在一起了。
背黑鍋的“暴君”
作為皇帝，所謂殘暴，最直觀的理解，就是濫殺人。但是秦始皇時代的法令並不殘苛（是秦二世修改法律才變酷的），他也不曾濫刑民眾，更不曾以殺人取樂。雖然後人口口聲聲說秦始皇殘暴，卻說不出秦始皇哪怕曾濫殺的一個大臣的名字。他始終信用王綰、李斯、馮去疾、尉繚、馮劫、王翦、王賁、蒙恬、蒙毅、李信一乾重臣，終無變移（這幫人不論文武，從個人能力來講，每個都是獨步一時的命世之才）。
相比之下，秦昭王曾殺名將白起、名相范雎，劉邦曾殺功臣，例如殺韓信之全家，把彭越切成肉泥，漢景帝殺周亞夫、誅晁錯，漢武帝殺李陵家小，朱元璋殺藍玉、胡惟庸、徐達等大功臣，不論這些誅殺是否有一定道理，但都是讓人痛心的“聖德之累”，而秦始皇除了在年輕的時候逼死過呂不韋以外，並沒有再殺過大臣。如果視秦始皇為殘暴，則其他上述知名的大牌皇帝們，就更殘暴了。
如果非要用貶義詞來描述秦始皇的話，我覺得用“急躁、專獨”也就夠了。“急躁”是指他急於事功，大興項目，搞得民不聊生，轉徙流亡；“專獨”是指他焚詩書、坑術士，不許人們憑著書本議論提意見，同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大臣們成了擺設。
但是，董仲舒的這組數據，以及他得出該數據的算法和依據，其實大有問題。
按《漢書·食貨志》原文：“當時漢武帝與外邊的四夷過招，代價極大，內部又大興功業，役費並興，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著他瞎忙，種地的根本事業反都顧不上了）。”於是，董仲舒上書勸告漢武帝——在上書中，董仲舒說出了秦的那組可怕的數字。
有學者論，這組數字，其實並不是秦的數字，而剛好正是漢武帝時代的數字。秦固然勞役、田租也高，但還沒有達到這個天文數字水平（秦的勞役，據學者論，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達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強稱其為秦制度，是其規諫漢武帝的一種手段。讓漢武帝知道，秦按照這種制度去搞，終於把自己國家搞亡了。你快改悔吧！
於是，在中國後代大臣的口中和筆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為罪惡的靶子，一有機會，隨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經這么做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樣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樣速亡了！”
為了起到教育當代君王作用和說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須被打扮成暴君，後人犯的錯誤，也往往安到他們頭上。於是他和商紂王一樣，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舉個例子吧，《漢書·西域傳》，這是正史了吧，其中說：“（漢武帝）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三輔黃圖》引《廟記》說：“長樂宮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樹。漢武帝行舟於池中，天子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明明是漢朝人自己的醜事，臣子們不敢說，卻轉安到一千年前的紂王身上去。
看來，紂王在沙丘的宮殿也許是有的，酒池肉林卻多半是漢朝人投射給他的，是假的。
坑術士還是坑儒生
當時有侯生、盧生兩個騙子，是給秦始皇弄仙藥的，但是弄不來，於是想到了逃跑。逃跑倒是並不打緊，但是兩人臨逃跑前還說了很多話，給秦始皇提了很多意見，諸如“貪於權勢”（喜歡獨裁）、“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不肯授權給百官）、“上不聞過而日驕”（皇上聽不進不同意見）什麼的，並且傳遍了鹹陽。這就要嚴辦了！於是秦始皇警覺起來，認為這個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
秦始皇說：“我前一時間剛剛收繳了天下的書籍。但是侯生、盧生這幫人，弄不來仙藥不算，臨走還誹謗我。”秦始皇話里的邏輯很古怪，收繳書籍和弄仙藥有什麼關係啊？
其實很有關係。侯生、盧生的誹謗使秦始皇意識到：雖然前面收繳焚燒了民間書籍（目的是鉗制輿論、禁止議論與誹謗朝政），但這個工作並不很成功，侯生、盧生還不是在這裡誹謗嗎？秦王朝最忌諱的就是誹謗皇帝和非議朝政了。
任何統治者憑著常識都會進一步意識到：侯生、盧生的誹謗朝政絕不會是個別現象，類似的誹謗者在天下一定還有。那該怎么辦呢？天下那么大，不可能短時間內挨個排查，但鹹陽就在腳下，如果排查出一些造謗分子，然後用重刑殺掉，就可以起到“以懲後”的作用，即震懾全天下的誹謗分子從此三緘其口，不敢再誹謗議論時政。所以殺的時候必須用極刑，而且殺得熱熱鬧鬧，用坑掉這種不常用的極端殘忍的做法最合適不過了，可以起到觸目驚人、以儆效尤的廣告作用。
於是，他下令在鹹陽的“文學方術士”（頌太平和煉丹藥的人）里進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個“妖言以亂黔首”的人，坑掉了，算是給天下所有的政治異見分子打了廣告。
整個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史記》上管它叫做“坑術士”。但後人出於對秦帝國的怨恨，或者借喻以說教當政者的需要，而把“坑術士”訛成了“坑儒生”。這是會誤導人們對這個事件的性質的認識的。
當然，被坑者中間也會包括一些儒生，但他們被坑不是因為他們是儒生，而是因為他們的政見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合，所謂“議論不合者”。這些人被坑掉是因為跟政府不唱一個調子，而不是因為他們學儒家。
焚詩書、坑術士這兩件事一前一後地緊隨發生，之間大有聯繫，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改造舊的分封制體系的意識形態，向皇權專制的意識形態轉型，倒不是和儒家過不去。而且，從史料上看，坑術士也好，坑儒也好——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坑意見不合者——並沒有擴大化。
它替後代君王做了思想向皇權專制開始轉變時難免要做的事情，雖然手段或許不如董仲舒建立一個從先秦儒家修正過來的新儒家，作為皇權時代主流思想以完成思想轉變來的高明。但在那個來不及有董仲舒的時代，而在有先秦風骨的人又很多的情況下，也許這么做是客觀上的被迫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