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然家，葵丘濮上（今民權、蘭考一帶）人，中國第一位商業理論家，“商聖”范蠡之師。先秦時期的經濟學家，主要從事研究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
《史記·貨殖列傳》等史書中反映的“計然之策”，其特點一是要根據生產規律來決定經營方式，強調重視儲備，即“知斗則修備。”二是要求根據市場供應關係來判斷價格的漲落，即“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三是要求國家用調節供求的經濟辦法來控制物價，使之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幅度之內，做到對產銷雙方有利。四是要求注意商品的質量，以“務完物”。五是要求注意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貨殖列傳》說：“管仲修之，設輕重九府。”唐張守節《正義》：“《管子》雲‘輕重’謂錢也。”所謂輕重，就是錢的問題。保證糧價平穩，那么“農末俱利”，所以是“治國之道”。這是治理國家所必須掌握的“輕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計然家
- 別名：輕重家
- 籍貫：葵丘濮上人
- 繁體：計然家
- 屬性：商業理論家
- 成就：中國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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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范蠡 ，字少伯，生卒年不詳，漢族，春秋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謀士和計然家。後人尊稱“商聖”。他出身貧賤，但博學多才，與楚宛令文種相識、相交甚深。因不滿當時楚國政治黑暗、非貴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國，輔佐越國勾踐。幫助勾踐興越國，滅吳國，一雪會稽之恥，功成名就之後激流勇退，化名姓為鴟夷子皮，變官服為一襲白衣與西施西出姑蘇，泛一葉扁舟於五湖之中，遨遊於七十二峰之間。期間三次經商成巨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乃我國儒商之鼻祖。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
范蠡管仲（約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謚曰“敬仲”，漢族，中國春秋時期齊國潁上（今安徽潁上）人，史稱管子。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計然家。周穆王的後代。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為“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的言論見於《國語·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
管仲
管仲計然思想
范蠡
“勸農桑，務積穀”、“農末兼營”、“務完物、無息幣”、“平糶各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 等至今對現代的經濟建設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陶朱公著有《陶朱公理財十二則》(可能是後人所託)，內容如下：
能識人：知人善惡，賑目不負。
能用人：因財器便，任事可賴。
能知機：善貯時宜，不致蝕本。
能倡率：躬行以率，觀感自生。
能整頓：貨物整齊，奪人心目。
能敏捷：猶豫不決，到老無成。
能接納：禮義相交，顧客者眾。
能安業：棄舊迎新，商賈大病。
能辯論：生財之道，開引其機。
能辦貨：置貨不拘，獲利必多。
能收帳：勤謹不怠，取討自多。
能還帳：多少先後，酌中而行。
根據陶朱公的經商思想加工整理而成的《陶朱公生意經》，又稱《陶朱公商經》、《陶朱公商訓》或《陶朱公經商十八則》，至今仍在定陶一帶流傳。《陶朱公生意經》內容如下：
生意要勤快，懶惰百事廢。
用度要節儉，奢華錢財竭。
價格要證明，含糊爭執多。
賒欠要證人，濫欠血本虧。
貨物要面驗，濫入質價減。
出入要謙慎，潦草錯誤多。
用人要方正，歪斜託付難。
優劣要細分，混淆耗用大。
貨物要修正，散漫查點難。
期限要約定，馬虎失信用。
買賣要隨時，拖延失良機。
錢財要明慎，糊塗弊端生。
臨事要盡責，委託受害大。
賬目要稽查，懈怠資本滯。
接納要謙和，暴躁交易少。
主心要寧靜，妄動誤事多。
說話要規矩，浮躁失事多。
工作要精細，粗糙出劣品。
管仲
華夏族長期獨大的經濟實力、統一的政治環境，使中國古代三十六計隱身於《管子》輕重十六篇長達兩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紀初世界列國競爭又起，商戰近逼，梁啓超等人才開始重視。但隨著中國學術的西化，很快又杳然無息了。此三十六計清晰地分為國內經濟管理（前31計）和國際經濟戰（後5計）兩部分，依次為： 1.伊尹之謀；2.商湯之謀；3.士室之謀；4.槓池之謀；5.鵠鵾之謀；6.五吏之謀；7.水豫之謀；8.北澤之謀；9.北郭之謀；10.渠展之謀；11.癸乙之謀；12.懷夷之謀；13.素賞之謀；14.曲防之謀；15.置屯之謀；16.城藏之謀；17.耜鐵之謀；18.曲衡之謀；19.石璧之謀；20．菁茅之謀；21.棧台之謀；22.纂茈之謀；23.籍谷之謀；24.謝物之謀；25.慧星之謀；26.城陽之謀；27.崢丘之謀；28.抗莊之謀；29.沐樹之謀；30.囷京之謀；31.三原之謀；32.制魯梁之謀；33.制萊莒之謀；34.制楚國之謀；35.制代國之謀；36.制衡山之謀。
在春秋戰國諸侯大爭的時代，它完整的出現在《管子》輕重十六篇的後半部分，國內經濟權謀集中於《輕重甲第八十》（12計）、《輕重乙第八十一》（6計）、《輕重丁第八十三》（13計）中、國際經濟戰權謀存在於《輕重戊第八十四》（5計）中。1. 伊尹之謀
《管子》
《管子》2. 商湯之謀
桓公問管仲說：“商湯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併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說：“桀不許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橋，夏天在河裡渡筏，以便觀賞人們受凍和受淹的情況。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觀賞人們驚駭的情態。商湯則不是如此。收貯蔬菜和糧食，對飢餓的人給飯吃，對挨凍的人給衣穿，對貧困的人給予救濟，天下百姓歸附商場如流水，這就是夏桀喪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說：“夏桀何以導致商湯達到這種目的呢？”管仲說：“女華，是桀所寵愛的妃子，湯用千金去賄賂她；曲逆，是桀所親近的大臣，湯也用千金去賄賂他。內部有女華的暗中相助，外則有曲逆公開相助，暗地與公開計議相配合，而湯得成其為天子。這是商湯的機密策略。”
解說——原文中作“湯之陰謀”。明儒趙用賢（1535-1596）稱：“湯以至仁伐暴，何必如此？是戰國陰陽之說，非管氏語也。”近人馬非百稱“趙說迂拘可笑”。通過收買高級官員的辦法實現政治經濟目的，是古今中外戰略家常用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常有一些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向中國高級領導人“布道”，比如勸說中國持有大量美元，比如誘騙中國只要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就會二丄十年超過日本等等。這恐怕是另類的“湯之陰謀”吧，只不過這裡連錢都不用花，為中國精英集團洗腦就行了！
3. 士室之謀
桓公想對死難者的後代進行撫恤，他說：“我們國家，是處在四面受敵地位的國家，是依靠國外輸入糧食的國家，又是虎狼野獸棲息的山區。現在每次戰爭都有死傷。對於死難者的孤兒，那些白髮老人的孫子，對靠丈夫當兵過活的寡婦，沒有東西救濟他們，該怎么辦？”管仲回答說：“我們國家的豪門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積財物的人們，國君若控制這些人的財物，市場物價就可以上漲，不控制就下降；若把這些人的財物掌握起來，物價就可以上漲，不掌握就下降。因為當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賈、積余財的、藏盈利的、囤積財物的人家，都是我們國家的富豪。所以，國君要穿上白布喪衣到士室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當大官的、有采邑的、積余財的、藏盈利的、囤積財物的人家，對他們說：‘城防不固容易被敵人攻破，沒有糧食貯備容易被敵人圍困，天下各國都如此，齊國怎么能不加以考慮呢？你們各位大夫凡存有糧食的都不可自由處理。要用平價向你們收購。’接著就定好契約。糧食數量，不許他們誇大或縮小。這樣一來，缺糧無糧的百姓，都聞風而紛紛買糧，買多的買少的，絡繹不絕；遠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來。國內糧價坐漲達四十倍。國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糧食來賑濟孤兒寡婦，收養貧病之人，照顧窮而無子的孤老。使他們不至於賣身為奴而得到生活供養，也使他們不至於死於溝壑。這樣，廣大戰士就會爭先作戰而勇往直前，不貪生惜命而為國效力，輿死扶傷，為國犧牲者可達到半數以上。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戰士們並非好戰而輕死，是輕重之術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解說——這裡的“士室”指每里所置的里尉辦公居住之處。士室之謀用行政手段壟斷商品，人為提高商品價格獲取財政收入，實現社會的轉移支付。歷史上這種作法常常遭到富人的反對，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機器支撐才能實現。如果單憑穿喪服，靠道德感化，是不可能實現“損有餘，補不足”的調控目標的。士室之謀的目的是撫恤戰士，是法家“顯耕戰之士”的直接體現。
歷史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魯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在這裡，我們不去討論，堯舜是否真是“輕重之術”的發明者，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管仲本人，就是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他在齊國幫助齊桓公制定了“發展經濟”的戰略以後，一方面，採取“官山海”的辦法，將鹽的運輸和專賣權都控制在國家手裡，另一方面，又鼓勵老百姓經商，全國上下，商風大盛。連齊桓公在葵丘會盟諸侯，都不忘記提醒各國的君主：“勿忘賓商旅”……
這還只是鼓勵經濟，而在重商成為一種基本國策，經商成為全國的主要潮流之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這時候，就要用“輕重”辦法來管理商業上的事情了，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政治經濟學”。
《管子·輕重甲》載：“管子曰：‘……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並財，君雖強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並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兼併而無止，蓄余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
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對話。管子認為，一個君主，如果連最起碼的“輕重”都不懂：散積聚，調高下，分並財，三者正是輕重家的主要研究課題，那么，他就不能算得上一個好國君。於是，一貫好學的齊桓公，連忙虛心請教。管仲就給他推薦了一個“輕重家”的人物：癸乙。
“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在輕重家眼裡，和儒家、道家一樣，輕重家所研究的，也是一種“治國之道”。輕重也不僅僅用在經濟方面，而是用在政治、軍事等領域，無所不包，已經上升成為一種哲學思想。
管仲之後，將“輕重”思想用在“治國之道”上的，是在魏國進行改革變法的法家著名人物李悝。他提出：“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魏文侯採納這種建議，“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李悝的這一思想，顯然繼承了計然的經濟理論。《貨殖列傳》在介紹計然的理論時候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糶就是賣糧食的意思。是說假如一斗米的價格是二十錢，米價就賤了，則農民吃虧；而如果米價一斗漲到九十錢，米價就貴了，末業就受損失。末業，指商業、手工業等。末業受到損失，就再也沒有人願意去從事末業，結果，也就沒有人創造財富了。同樣，如果農業吃虧，就沒有人願意開荒種莊稼了。這兩種情況，顯然是政府都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作為政府的管理者，一定要想辦法控制糧食的價格，將其穩定在上不超過一斗八十，下不低於一斗三十。這樣，農業與末業都能得到利益，維持市場上糧食與物品的價格平衡，就不會缺少糧食，也不會缺少生產與生活用品。這是治理國家所必須掌握的“輕重”。
另外一個名臣晁錯，則從糧食的角度，討論輕重的問題。他提出貴粟的建議。他說：“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只要將一定量的糧食交給政府，就可以“拜爵”、“除罪”，這樣一來，“富人有爵，農民有錢”。其後果一箭三雕：“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實行以後，果然天下大富，漢文帝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到漢景帝時代，天下達到極富。所謂文景之治，所謂漢唐盛世，就是指的這個時代。
漢武帝時，任用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主持均輸鹽鐵的事情，派出大農部丞數十人到各郡國主管均輸鹽鐵的經營。桑弘羊可以說是管子的一個得意“門生”，完全繼承了管仲的治國思想，對“輕重”尤其實踐得不錯。“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
事實證明，這些方針政策是準確而有效的，實行以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
繼桑弘羊之後，漢朝還出了一個“輕重”理論的實踐大家，就是耿壽昌。他發明的“常平倉”：“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這一原理，直到今天還在經濟學領域被廣泛運用。
總體上說來，輕重家的思想，是諸子百家中唯一的專門研究商業，並且通過商業上的成功，來實現“治國之道”的一個學術流派。這一流派，既對商業專門服務，也為政治和社會提供服務。因此，其包括商業在內，又高於商業；其對商業文化的影響，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有利的是：國家調控——強化了商業文化的優勢地位；天下同利——明示了商業文化的發展方向；不利的是：官商——從根本上違背了商業的自然屬性；人治——從源頭上誘惑了商人的逐利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