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幼年時期,青年時期,理論研究,發展過程,主要貢獻,理論特色,理論成果,個人影響,人物軼事,
人物經歷
幼年時期
約翰·衛斯理生於愛波沃斯（Epworth），1791年卒於倫敦。他的父親撒母耳·衛斯理（Samuel Wesley）是聖公會的牧師，畢業於牛津大學，母親蘇珊娜重視嚴謹的教育，約翰·衛斯理在家裡19個兒子中排行第15，其中只有10位長大成人。他的家境窮困，家教強調順從、重視誡命與禮節。他母親特別印象深刻的一個特別的經歷是，約翰·衛斯理在5歲時，有一次因為住宅深夜起火，濃煙把所有的人都嗆醒了，倉皇逃命，但是唯獨約翰仍在黑暗濃煙中找不到出路，在一片混亂中，約翰跑到嬰兒房的視窗大聲呼救，一個僕人爬上另一個僕人的肩膀上，才能及時把小約翰救下來，也就在這驚險的下一分鐘，整個屋頂全塌下來了。所以他的母親常常覺得小約翰是“從燃燒中拖出來的燃木”。
他由母親在家教育直到1714年，11歲約翰·衛斯理才開始就讀倫敦的Charterhouse School，受教於大師 John King。 因為身體羸弱，父親要求他要在早餐之前跑校舍三圈，方可進食早餐，因此奠定了他終生愛好運動的習慣，使他的身體強壯起來。他在學校的學習勤奮，在21歲時得到文學學士的頭銜。
青年時期
約翰和弟弟查理兩兄弟，在1720年與1726年先後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就讀，約翰在牛津的求學階段，已經開始努力實踐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畢業後，約翰22歲(1725年)就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弟弟查理髮起了一個以“勉勵學習、追求聖潔”為宗旨的同好會，這個同好會常被戲笑稱為是“聖潔會”，後來許多人索性稱他們為“循道友”（Methodists），來形容他們對理想信徒生活的追求。他們的生活嚴謹克己，正如他們所受的家教一般，經常去探望囚犯、病人，賙濟窮人。
衛斯理兄弟都善音樂，注重聖詩在敬拜和教導上的功能。查理一生寫了約七千五百首聖詩，發表的有四千五百首。約翰寫的較少，兩兄弟的曲譜都是由別人作的。 他們的聖詩在推廣循道運動上有很大的推力與貢獻。
當時英國科學發展迅速，‘自然神論’因著牛頓發表的機械式宇宙論而震驚世界，上層社會的人崇尚自然神論，相反的，許多下層人士卻為文盲，常醉酒，平時娛樂也很低俗，文化敗落。又因適逢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造成嚴重的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勞工大量失業，及許多童工、女工的問題。而原有的國教英國的聖公會，崇拜上卻只重視儀式，以致信徒都缺乏熱情，國教體制下的神職人員養尊處優，靈性低落，又常發生酗酒問題。當時其他國家的敬虔運動也有影響，1728年羅威廉(William Law,1686-1761/4/9)寫《敬虔生活的急切呼聲》呼籲要重新建立教會秩序，於是有許多奮興的會社成立，當時德國的敬虔運動已經開始發起，但要到衛斯理兄弟和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運動，福音派才真正大覺醒。同時啟蒙運動高舉理性為知識之本，當時英國興起的經驗主義，也使得約翰·衛斯理的神學大受此處境的拉扯，因而衛斯理產生了對“理性”與“宗教經驗”要平衡的論述觀點。
1735年衛斯理兄弟應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聲，前往北美喬治亞州（Georgia）傳教。往北美的船隻在大西洋時遇上暴風，同船的摩爾維亞信徒遇船難依然大聲唱詩讚美神，因此約翰相當驚訝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使得衛斯理對自己的信仰才有了更真實的經驗，建立他認為<經驗可以印證聖經與信仰的真實性>的神學思想。到了喬治亞州之後，衛斯理兄弟很奮勇傳教，但仍無成效。查理·衛斯理因為身體虛弱，於1736年返回英國；約翰·衛斯理則繼續留在喬治亞工作。他很有語言天分，能同時用德法義數國語言主持禮拜，於1736年在撒萬那創立一個奮興靈性生活的小會。個性上屬於較拘泥的高派教會人士，對於重大事件猶豫不決之時，常用抽籤或是隨意翻聖經指出經文作為決疑之法。如：在喬治亞工作期間，約翰曾與蘇菲（Sophy Hopkey）小姐論及婚嫁，但又考慮守聖職獨身。最後，他用抽籤之法來決定，結果是反對與這位小姐結婚。約翰這個決定令對方與其家屬大感不滿，她旋即與另一位追求者結婚。婚後，其丈夫反對她參加衛斯理所主持的宗教討論會，衛斯理反以為她缺乏靈性修養，不準她領聖餐。她的友人誤以為衛斯理藉此在報復，甚至起來控告他。以至於衛斯理在喬治亞的工作完全失效，只得返回英國。回程途中依然害怕船難死亡，使他不得不承認：他所有的只是一個順境時的宗教。
約翰返回英國後，兄弟倆又認識一位摩拉維亞弟兄會的弟兄貝勒爾，共同組織了一個會社“桎梏巷會”（Fetter-Lane Society）。但兄弟兩心中仍未得到平安。1738年5月24日黃昏，約翰不大情願的走到艾德門街 （Aldersgate）的一個會社中聚會，剛好聽到馬丁·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文，突然大受感動，特別對信心有了深刻的體認，宣稱他重獲基督徒的真實新生命。
他的日記寫著這著名的經歷：“會中有人宣讀馬丁·路德所寫的《羅馬書信序文》。當他描述‘神借著人對基督的信心，在人裡面所施行的改變’時，我覺得心中奇異的溫暖。我覺得，自己確實已信靠基督，借著基督得著了救恩；並且他給我保證除去我的罪，救我脫離了罪和死。”
理論研究
發展過程
所謂的大復興循道運動發生在1740年代初，一起參與的有大學同窗好友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與弟弟查理衛斯理，以戶外舉辦的露天大布道會及循道會社的建立為主要的活動。在英國他們主動前去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失業失落的勞工階級與冷漠的知識分子。
當時英國國教聖公會偏向向上層社會的人傳福音，而長老會跟浸信會偏向中產階級、商人，約翰·衛斯理的循理會就專門向窮苦的下層勞工階級的人傳福音。衛斯理兄弟這種感情豐富的講道方式，其實在當時並不受歡迎，特別對當時冷漠冷靜的英國國教聖公會來說，是很大的極端，因此常被趕出教會外，教會不允許他們以這種熱情的方式在會堂里講道。於是他們只好主要著力在一些外面的基督徒小組裡講道，甚至舉辦露天的大布道會。他們最著名的露天講道是發生在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曠野，向眾多礦工傳福音。儘管約翰的講道不如懷腓特那樣出色，但許多低下階層的人，卻受他的感動信基督教。
衛斯理兄弟們旅行布道到世界各地，因為很看重信基督教後的教導與跟進工作，因此立刻就在當地建立循道會社。會社組織漸大，就將每區的信徒分班，每班十二人，選一人作班長。設立了教師、探訪員、管家等職務。允許平信徒起來講道(這也源自馬丁路德的神學觀)，講道不再只是牧師才有這個資格；每一班的人約定好要彼此鼓勵扶持，班長有當然的責任要督促班員過敬虔的生活，只要不是真的認真學習追求生命改變的人，衛斯理就會寧可把他們逐出小組。他也隨著會社的發展在倫敦召開了第一次盛大的年度會議之後，他將全會社劃分成幾個教區，設立教區長，也設立遊行傳道人可以四處巡行講道探視。
衛斯理: “我知道如果我自己在同一個地區傳道一整年，我相使我自己和會眾打瞌睡，我也不能相信神的旨意是每個會眾只能有一個老師，在長期和經常的試驗後，我發現經常變換老師是最好的做法，每位傳道人都有不同的恩賜。”（致渥克牧師，1756年）
他所建立的循道會跨及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四個地區，帶起了英國福音派的大復興，甚至傳播到其他英語世界地區。約翰·衛斯理在五十年內旅行布道超過廿五萬哩，足跡遍及英德荷等歐洲鄰近國家，講道多達四萬多篇。循道會社的建立是很關鍵的復興力量。在他去世時，已有八萬會眾在英國，六萬左右在美國，今日循道會也已有超過四千萬的信徒遍布在世界各地。十八世紀末開始到十九世紀末，從社會學家的觀點來看，當時社會政治環境其實是對教會很不利的，但這一百年卻是教會有史以來擴展最快的時期。
主要貢獻
他的重要偉大神學貢獻是在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基督徒的成聖觀，這是一個成聖的過程，所謂的救恩進階：預設恩典→悔改→稱義→重生→成聖之路→完全成聖。他提出了動態的恩典觀，以及預期的恩典:神的赦免總是在人的行動之前。
衛斯理: “我們對上帝的敬拜，不同於異教徒與掛名的基督徒，乃是用心靈與真理敬拜，基督教的三項教義：原罪，因信稱義，成聖，是我們必須遵守的，也是基督教的三個層次：門外，門檻，室內。”（致湯瑪士·邱吉爾，1746年）
衛斯理: “這項恩典猶如房屋的前廊，任何人都可以前來。但是要進到房屋裡面，還是要經過稱義這個門檻。進了門檻還有許多的工作，要經過成聖的過程，方能生活得更好。”約翰·衛斯理看重聖靈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因此也比較看重聖靈的工作。
理論特色
大公精神與追求成聖的生活
衛斯理自己沒有提出具體的系統神學理論，他是一位實踐者，他是一位“實踐神學家”。我們只能從他所寫的著作 (包括他的講章、日記、函件等)去重新整理探索他信仰背後的神學理論。六十年代末期，現代衛理宗名儒歐特勒提出這四大神學支柱，後來被大家廣泛引用。
大公精神意指超越了宗派/神學的藩籬，源自教會傳統，因他希望尋找出能合乎傳統的神學融合觀點，因而發展出大公及教會合一的精神，提出普世之愛， 衛斯理: “衛理會友教友們是人類的光榮，他們從不反對各方意見，與任何不同的崇拜方式，他們只堅持信心與愛心。我不介意被稱為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但我為你作為一個異教徒而憂心，說實在的，基督徒與天主教徒倒不一定比一位行為高上的異教徒好。”（致郝頓夫人，1783年）。衛斯理也努力使 理性與經驗密切結合，他認為理性是用來建立一個與別人對話的接觸點，他也強調宗教經驗之真實性。
衛斯理始終盡力將新舊的元素加以整合，希望兩全其美，他將每一事工作到極限廣及各個角落。他認為成聖是信仰過程非常重要的部分，認為一個蒙恩的人，就是恢復了原本神造人時所賦予的原本形象，當初神以自己的形象造人，也託付人要管理這個世界。因此成聖的生活也包含了重視環保與人權等問題，這就成為今日循道會與其他派別不同的特色，所獨具的內在動力。
衛斯理神學
聖經的權威
唯獨聖經：聖經是最高無上的權威，其他三者只是輔助者。“我不準許其他任何的規則作為信心與實踐的標準—只有聖經、唯獨聖經……”。聖經的重要性大過它的真實歷史性、或神學可靠性，理性是用來解釋聖經，教會傳統能幫助解經有權威。經驗可幫助把聖經中話語的真實活出來。
費克雷有佷好的結論：“聖經是信仰權威的源頭……教會及其傳統提供了詮釋權威的資源，在聖靈的恩賜下帶來亮光……人的經驗世界(不論是理性、感性、道德性)卻組成了聖經與傳統能被闡明的處境，這是在啟示的恩典下進行……。”
傳統的權威
他看重教會傳統的豐富屬靈產業，衛斯理認為教會傳統的重要性，僅次於聖經。 認為古教父的著作正是信仰真實的描述，“因為它們含有對真實信仰的描述(這也是他重視經驗的緣故)，這引導我們對基督教信仰更完全確信……。”
由此也發展出大公精神，尋求這教會合一。 衛斯理從來沒有脫離英國教會的意圖，“我立此為不朽的真理—任何教會的神學只要；反之，任何教會的神學愈偏離聖經，我們愈有理由去懷疑它……。”。 衛斯理: “虔誠的基督徒，無論屬於何教派，不希望突顯自己，也不會盲從地追求，聖經上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太12:50），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懇求你們不要再分門別派。”（基督徒的品格）。 衛斯理: “英格蘭聖職人員中，那少數傳揚聖經三大教義的——原罪，因信稱義，成聖——竟然彼此忌妒，不合，真令人難過，這是多么有利於他們共同的敵人呢！這對他們投入的偉業，又是多大的阻礙阿～何等盼望他們之間能坦然面對，認真交流……多年來我一直致力追求此目標，致力使神的使者合一，非分散。”（致喬治·唐寧牧師，1761年）
理性的權威[編輯]
主要因為十八世紀啟蒙運動高舉理性為知識之本，難免會受到哲學與理性的壓力。約翰·衛斯理曾如此說過：“……對我們（衛理宗）而言，一個很基要的原則是：棄絕理性即是等於棄絕了信仰 ；信仰和理性是並行的，所有不合理的信仰，必是虛假的信仰。”。 衛斯理: “上帝創造我們成為有思想的創造者，……所謂的良知，我們可以這樣了解，乃是由上帝所放置於每一個來到世上的靈魂里，讓他可以在自己的內心或生命中判斷對與錯的一種器官與能力。”（聖靈的見證IV）。 他認為理性是我們擁有神的形像的確據之一 ，也是神的恩典賜予。 “……讓理智盡其所能吧！努力運用它，但同時要記得：理性本身不能產生信、望、愛；因此它無法帶來真正的德行與滿足的喜樂……。” 信心本身就是一理性上的認知過程，最後我們明白並接受救恩。理性是種與別人溝通的工具，用意在將福音以別人的理性所能接收的方法傳出去。
經驗的權威[編輯]
主要因為他受了啟蒙運動與個人經歷的影響，避免死沉的宗教儀式，或無法真實流露出與神之間的獨特真實關係。他從小所受的教會傳統權威的塑造，只有當他遇到羅馬書注釋那次的真實經歷，才使他對自己的信仰完全肯定。 衛斯理: “不做壞事，做好事與參與事工，並不是基督徒的全部事奉，一位弟兄事奉了多年，到頭來並未得救，一位姊妹自認為是有品格的人，只因為她不淫蕩，另一位弟兄只是不偷不搶而已，願在天上的父神，保守我不落入如此貧乏，單薄的信仰。”（衛理會教徒的操守與品德）。他認為 經驗能印證信仰的真實性，也是上帝所賜預設恩典中的一部分，神賜下屬靈感官，經驗最重要的目的與功能是印證聖經的真理，信徒能在聖靈的指引，按聖經與經驗活出豐盛的生命。教會的傳統也不能缺少經驗的輔助，經驗有助於闡明聖經。但衛斯理也有清楚表明宗教經驗是有所限制的，避免有些人太過高舉經驗的重要性。
動態恩典觀
約翰·衛斯理用較 動態的“恩典”觀念來探討<人的救贖與信仰實踐>的問題，他提出了“在先的恩典 prevenience of Grace”的觀念。約翰·衛斯理看重聖靈，認為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 衛斯理: “這項恩典猶如房屋的前廊，任何人都可以前來。但是要進到房屋裡面，還是要經過“稱義”（Justification）這個門檻。進了門檻還有許多的工作，要經過“成聖”的過程，方能生活得更好。”。衛斯理:“我們對上帝的敬拜，不同於異教徒與掛名的基督徒，乃是用心靈與真理敬拜，基督教的三項教義：原罪，因信稱義，成聖，是我們必須遵守的，也是基督教的三個層次：門外，門檻，室內。”（致湯瑪士·邱吉爾，1746年）。 衛斯理: “絕對預定論相對於全世界的天主教派，是一個多么無理的理念啊，這位慈愛的上帝，人類明智，公義，慈悲的天父，從永遠定下了一個絕對的，不可改變的，無可抗拒的命令，就是有些人不管他們作什麼都可得救，而其餘的不管他們能做什麼當將滅亡。我並不相信絕對的預定論！”（致希爾先生評論的回應，1783年）
因此稱義是恩典一部分，指的是一切罪惡被赦免了，就在那一剎那我們重生了，屬於根本上的改變，而不只是相對的改變。當我們稱義時，成聖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成聖也是恩典一部分，衛斯理: “罪不過是暫停活動而已，並未毀滅。試探回來時，罪惡就復活了，罪只是昏厥而已，並沒有死。在人裡面有兩種互相牴觸的原則，即情慾和聖靈相爭，自己的本性和上帝的恩典相抗。”(約翰·衛斯理《聖經所示的拯救方法》《約翰·衛斯理日記》)完全的成聖指的就是完全脫離一切罪惡的拯救過程，所以救恩也包括了成聖的整個過程，期望最後進到完全的地步。
聖靈救贖論：救贖的過程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他提出了救恩進階：預設恩典→悔改→稱義→重生→成聖之路→完全成聖。衛斯理認為人的救贖意味著一種人靈魂的醫治，是一種不斷持續的醫治，是動態地不斷地保持呼吸聖靈的能力，才能持續地更新在我們裡頭的神的形象。
遺產
今天，許多人跟從衛斯理的教導。他繼續是衛理公會主要神學翻譯世界上 ；最大的循道宗團體為聯合衛理公會。衛斯理的教導還是聖潔運動的基礎，從哪旬，靈恩運動，和宣道會的部分是分支。對個人和社會的聖潔繼續挑戰基督徒who 鬥爭來辨明它意味著參加天國的衛斯理的調用。
人觀
即自然的形象（the natural image）、管治的形象（the image of political）以及道德的形象（the moral image）。 衛斯理: “我們有最清晰和強度的亮光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信仰，那就是借著基督來重建人，不只靠他的恩典，也因為我們有神的形象。”（基督再來的結局）
自然的形象：是指我們的基本的能力，包含理解力，理性，意志，意願，或自由。人墮落後，這個能力還在。管治的形象:是因為神將大地交由人來管理，所以賜與人管理的能力如領導，經營。與自然的形象相同，在人墮落之後儘管人性遭到腐化，但是這一向度的形象仍可繼續存在人性之中。道德的形象:是指人所能活出神的屬性，如愛、公義、憐憫等等。 道德的形象並不能獨力存在，它必須奠基於人與神之間關係的情況。人墮落後，人與神間的關係受到破壞，人的道德形象就不能自然顯出。比較接近東方教會傳統的看法，認為人性是不斷地參與神的神性，而當人與上帝間關係破裂，人裡面神的形象就無法彰顯
理論成果
綜述
聖經
聖經被看作是四個基準中最源泉式（prominent)的神學資料。聖經中包含救贖所需的一切內容，是通過聖靈在聖徒心目中出現時能與基督相見。在聖靈的指導下，如此慎重地採取聖經時，信徒能將其原理套用於個人的現實生活中。
傳統
體驗
衛斯理認為對神學和聖經解釋應與信徒的體驗作比較來理解。這種經驗（Experience)是人格參與上帝的恩典，即人與神相見（Encounter)的經驗。但是在神學的解釋上，比起個人的體驗（神秘主義)，衛斯理更強調通過屬會的共同體的經驗。
理性
人的經驗中也包括理性。理性檢驗聖經真理的正確性和信實性。但是衛斯理所說的理性不是中世的經院主義式、形上學式、邏輯式的追求或思辨（speculation)，而是在聖靈的引導下服務於福音的理性，即是信心的用人，是信心為前提的理性。因而，聖靈的恩典和啟示先開始作用於人類理性的活動。
個人影響
約翰·衛斯理從一七三九年起，開始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為止。
在五十二年之見，他的腳蹤踏遍英國的每一角落，尤其在各城鎮、礦區，和新興工業區。他總共旅行了二萬五千里。在約翰·衛斯理的一生中，他講道超過四萬次；在有些場合，會眾曾超過二萬人。他帶領的復興運動，震撼了英倫三島，使他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在屬靈方面的影響力，綿延數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
約翰·衛斯理
約翰·衛斯理人物軼事
從烈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在英國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厄普臥（Epworth)有一位聖公會的牧師，名叫撒母耳·衛斯理（Samuel Wesley). 此人在牛津大學受過高深教育，也是當時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 但他薪水微薄，與厄普臥居民的貧困狀況並無多大差別. 1703年6月28日，他的第15個孩子 —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出生了. 在那個時代，兒童因營養不足而夭折是平常的事. 在他之前的14個兄姐中，已有8個不幸夭折. 他過後的4個弟妹中，也有一個不幸夭折. 因此，約翰·衛斯理能倖存下來，確實是神的恩典和美意.
1709年2月9日午夜時分，撒母耳·衛斯理的住家突然失火，全家人倉皇逃出屋後，才發現約翰·衛斯理還在屋內. 約翰·衛斯理當時年僅6歲，無法從頂樓燃燒的樓梯爬下來，但他鎮定地拉著一把椅子到視窗，爬上椅子大聲求救，直到獲救. 他一被救出來後，屋頂立時就倒塌下來. 他的父親心中充滿感激，大聲喊道: “各位鄰舍快來，讓我們跪下感謝神，他恩待我們一家，使我8個孩子一個也不遭害. 任憑房子燒毀吧！ 我已心滿意足了！” 他的母親蘇珊娜（另譯“蘇撒拿”，Susanna Annesley)翻開聖經找到經文（摩4:11; 亞3:2），為這“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而感謝神. 他懇切囑咐約翰·衛斯理，說神這次救他必有特殊的目的和日後的美意. 這事在約翰·衛斯理的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他過後畫了一張圖畫，畫中有間失火的房屋，下面寫著: “這豈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
行善求聖的牛津大學講師
1720年6月24日，約翰·衛斯理17歲時進入牛津大學最著名的學院 — 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修讀. 他最感興趣的課程是邏輯學和古典文學. 他博覽群書，特別是約翰·班揚（John Bunyan)對福音的講解，曾引起他的注意. 1725年，約翰·衛斯理被聖公會（Anglican)按立為執事，並在同年9月26日,第一次對會眾講道. 那時，約翰·衛斯理開始有渴慕主的心，閱讀了中世紀坎普滕的托馬斯（Thomas àKempis，另譯“多馬·肯培”)[1]的經典著作《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 約翰·衛斯理認為托馬斯的修道士生活過於嚴肅，與現實世界脫節. 《效法基督》的內容雖然感人，但卻無從效法. 他同時閱讀威廉·勞（或譯“勞威廉”，William Law)的名著《奉獻和聖潔生活的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此書打動他的心，他開始嚮往一種聖潔的生活.
1726年，約翰·衛斯理被選為牛津大學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的院士. 1727年2月14日，他榮獲文學碩士的學位. 他在牛津大學裡以辯才和演講聞名，獲得多人讚賞. 他同時也是牛津大學的希臘文講師，又兼教哲學和邏輯學. 1727年11月，他擔任魯特（Wroot)教區的副牧師. 1728年9月22日，他在牛津正式被按立為牧師，並於同年11月從魯特教區返回牛津大學. 回到牛津不久後，約翰·衛斯理被選為“聖潔會”（Holy Club)的領袖. 此會是由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或譯“查理士·衛斯理”，Charles Wesley)和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所創立. 聖潔會會員因循規蹈矩地禱告、敬拜、濟貧，和探訪監獄犯人而聞名，所以他們後來被人稱為“循道（會)友”（Methodists).
約翰·衛斯理和威廉·摩根時常前往監獄探訪被虐待的犯人，並捐贈一些藥品、書籍、日用品給囚犯. 約翰·衛斯理參加了在倫敦一個從事監獄福音工作的基督教團體 — “傳播基督徒知識會社”（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雖然積極參加濟貧慈善和社會關懷的事工，並追求聖潔的生活，但約翰·衛斯理心中沒有真正的平安，沒有罪得赦免的保證. 因行善不過是人應盡的本分，就算行了也無可夸之處，絕不能塗抹人以往犯罪的舊債.
往美洲宣道的聖公會牧師
1734年，英國在美洲有塊殖民地，即喬治亞（Georgia). 此地需要一位牧師，特別是向喬治亞的印第安人傳福音. 約翰·衛斯理的母親蘇珊娜（Susanna Annesley)認為這是約翰·衛斯理事奉神的良機，同時說道: “假如我有20個兒女，我也願意他們一個個都獻身事奉神，即使今生不能再見他們一面，我也心甘情願.” 聖公會的傳播福音會社（Anglican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贊助約翰·衛斯理前往美洲,給他年俸50英鎊. 1735年10月，他和弟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兩人乘搭“希盟斯號”（或譯“鮮敏號”，Simmonds)前往美洲的喬治亞.
在輪船上，衛斯理兄弟與另外兩人組成循道友的聖潔會. 四人在船上遵守嚴格的紀律生活，早上4至5時守晨更禱告，5至7時研讀聖經，8時再度聚集一起禱告. 在船上，衛斯理有機會接觸到26個摩拉維亞派（另譯“莫拉維亞派”，Moravians)的新教徒. 他們不但信心堅定和內心喜樂，行為也非常嚴肅謹慎. 他們的謙卑可從他們辛苦服事其他乘客上表露無遺.
希盟斯號輪船途中遭暴風進襲，海中巨浪翻騰，乘客處境危殆. 1736年1月17日來了第一次大風浪，1月23日第二浪又來. 1月25日當第三浪來臨時，暴風欲撕裂了船上的巨帆，船身搖盪，十分危急. 可是摩拉維亞弟兄們在暴風雨中表現出鎮定的信心和無比的平安，當船上眾人因船幾乎沉下而大聲驚叫，失聲哭號之際，他們繼續安詳地唱著詩歌. 這事在約翰·衛斯理的心版上刻下很深的印象.
本身尚未重生得救的牧師
1736年2月15日，希盟斯號終於抵達美洲的薩凡納河（另譯“撒萬那河”，Savannah River)河口. 在那裡，約翰·衛斯理受到摩拉維亞傳道士史賓真堡（August Spangenberg)的迎接. 史賓真堡問約翰·衛斯理說: “神的靈和你的心是否一同見證你是神的兒子?”（參羅8:16）. 這個問題叫約翰·衛斯理聽了驚愕萬分. 他對此問題感到生疏，不知如何回答. 史賓真堡察覺他的驚愕情況，又問他道: “你認識耶穌基督嗎?” 約翰·衛斯理稍為遲疑一下，答道: “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 史賓真堡說: “誠然，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經拯救了你?” 約翰·衛斯理又呆住了，然後答道: “我希望他為救贖我而死.” 史賓真堡最後問: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 約翰·衛斯理應道: “我知道.” 約翰·衛斯理之後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段對話，並加上評語: “恐怕當時我所說的都是空話吧！” 這證明當時約翰·衛斯理對救恩還沒有清楚的認識，還未真正重生得救. 正如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來到美洲勸別人悔改信主（convert)，但我本身卻未悔改信主.” 他只靠自己努力行善，[2] 卻未全心單靠救主救贖恩典.
薩凡納（Savannah)是新殖民地喬治亞(Georgia)的首府，居民約有5百多人. 1736年3月7日,約翰·衛斯理在薩凡納首次講道，差不多有1百人前來聆聽. 1736年5月，約翰·衛斯理加入了摩拉維亞弟兄會的支派“守望屋派”（Herrnhuters). 他每天凌晨4時起身，先和一位與他同來的聖潔會循道友迪拉莫（Charles Delamotte)守晨更禱告，接著他和一些摩拉維亞信徒唱詩讚美主，然後他再帶領教會的晨早禱告聚會. 他本是牛津大學的高材生，能用英語向英國移民講道，以法語對法國移民講道，用德語對德國人講道，甚至能以剛學到的西班牙語，向從西班牙來的猶太人傳講福音. 約翰·衛斯理每日就是這樣辛勞刻苦地從早晨工作，直到晚上10時方才就寢.
這位畢業於牛津大學的牧師，每天熱誠地向人傳講福音，自己卻未借著福音重生得救，這點證實福音那“因信稱義”的真理在當代已變得含糊不清，同時也暴露了按立神職人員制度的弊病 — 以神學知識而非屬靈生命作為事奉神之人的資格. 無可否認，如果連約翰·衛斯理這樣“熱心追求、牛津大學畢業的虔誠牧師”都未得救，當代必然有許多未重生得救的牧師！ 今日在同樣神職按立制度下的牧師也有相同的危機，所以讓我們別認為每一位“傳揚基督的牧師”都一定是“基督徒”，即重生得救的人.
單靠基督獲得救恩的確據
1737年12月3日，約翰·衛斯理返回英國. 他回到倫敦後，1738年2月7日，就遇到了摩拉維亞弟兄會的傳道士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 波勒在史賓真堡（August Spangenberg)的教導下，對福音真理有正確的觀念. 他堅信一個人可以單憑信心得著救恩. 波勒常和約翰·衛斯理一起散步，談論救恩的事. 1738年5月24日，約翰·衛斯理讀到彼後1: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他心裡多么渴望神的應許能應驗在他身上.
當天晚上，約翰·衛斯理到阿爾德門街（Aldersgate Street)參加摩拉維亞信徒的聚會，那時有位弟兄威廉·荷蘭（William Holland)正讀到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羅馬書序言》（Preface to Romans). 當威廉·荷蘭講到人借著對基督的信，神在人心裡所施行的那種改變，約翰·衛斯理心裡覺得異常的溫暖. 就在這一晚,他突破了信心的障礙，全心單靠基督並他的救贖. 他感覺到自己實在已經信靠了基督，已經獲得了得救的確據. 他深知主耶穌已經洗淨他一切的罪，且已拯救他脫離罪與死的律. 聚會一完，他立即前往弟弟查理·衛斯理的住宅，向他表示自己已因信耶穌基督而清楚得救. 在這喜樂的時刻，衛斯理兄弟兩人合唱一首弟弟查理·衛斯理剛作成的讚美詩: “我流浪之靈始於何處? 如何熱望天家一切? 由死和罪得贖之奴，由永火中抽出之柴，我如何奮起得勝，歌頌偉大救主?”
探訪摩拉維亞教徒的總部
約翰·衛斯理在摩拉維亞弟兄們身上目睹內在的信心和外在的敬虔，就立意到德國去探訪他們的總部. 1738年6月，約翰·衛斯理在3位摩拉維亞信徒的陪同下，前往德國，並在馬利恩邦（Marienborn)會見了他們的領袖親岑道夫伯爵（另譯“辛生道夫”，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4] 接著約翰·衛斯理於8月1日前往摩拉維亞信徒的總部 — 守望屋（Herrnhut). 他在那裡住了兩個星期，深深地被那裡信徒敬虔和弟兄相愛的生活所感動，以至於他在日記中如此記載: “我願意在此間快樂地度過一生！”
露天布道破壞聖公會傳統
約翰·衛斯理回國後，信心更堅固. 他在傳福音時強調，人只要信靠基督，認同不是倚靠自己的善行和功德，方能蒙恩得救，罪得赦免. 但他這“因信稱義”的信息卻令那些嚴守教會規條和虛文的牧師們大表不滿，結果英國各大教堂都關起大門，拒絕讓約翰·衛斯理在教堂講道.
此時，約翰·衛斯理在牛津大學的朋友懷特腓（或譯“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在英國海港布里斯多（Bristol)展開戶外的露天布道工作. 由於他有負擔到美洲布道,所以便邀請約翰·衛斯理接替他露天布道的工作. 約翰·衛斯理最後應邀前往. 1739年4月2日，約翰·衛斯理站在布里斯多的一座小山丘上，向著3千人講道. 陳福中指出: “他知道身為聖公會的牧師，在露天布道，違反了聖公會的習俗與規條，然而他覺得神呼召了他，託付他一項重大的使命，即傳揚福音給貧窮地區的庶民.”[5]
在布里斯多的8個月，約翰·衛斯理傳講了5百篇信息，只有8篇是在教堂中宣講的. 大多數牧師都反對他，認為他破壞了聖公會的傳統，不再準許他在教堂中講道. 在布里斯多期間，他用所收到的奉獻款項，在馬市場（Horse Fair)買了一小塊地皮，在那裡興建一所房子，來容納那些日漸增加的新得救者. 新房子（New Room)開始被一般人稱為循道會，[6] 而事實上，這確實是世界上第一間循道會的教堂.
與摩拉維亞派的信徒分手
約翰·衛斯理在布里斯多期間，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參加了摩拉維亞派在（倫敦)費達巷（Fetter Lane)的聚會. 那裡的聚會或稱“會社”也是約翰·衛斯理之前所參加的，它的主要負責人是雅各·哈頓（另譯“肯頓”，James Hutton). 1739年10月18日，摩拉維亞派的摩爾德（Philip Henry Molther)經過倫敦. 此人提倡“靜止學說”（doctrine of stillness)，認為如果信徒心中仍然疑惑，他們就未真正得到得救的信仰，他們應安靜地等候基督. 費達巷的雅各·哈頓和另一位負責弟兄接受了摩爾德的教訓.
由於靜止學說與約翰·衛斯理所強調的恩典之法互不相容，約翰·衛斯理於1739年10月31日晚上，與摩爾德進行一段長時間的談話. 雙方看法不同，意見分歧，關係出現裂痕. 1740年7月20日，約翰·衛斯理在費達巷的一次聚會上，很坦白地表明了他與倫敦的摩拉維亞弟兄們某些看法上的分歧之處，談到結尾,他呼籲那些和他看法一致的人，可以起來跟隨他. 當場就有20人站到他那一邊，一同脫離了摩拉維亞教會，轉而參加了由馬斯費（Thomas Maxfield)所帶領的聚會. 聚會地點是在倫敦的鑄造廠（Foundry). 馬斯費從未被聖公會按立為牧師，但約翰·衛斯理打破聖公會的規條和傳統，特別允許馬斯費擔任講道和主持聖禮的職務.
旅行布道宣揚基督的福音
自1739年，約翰·衛斯理開始露天布道. 他為了要到各處旅行布道，就開始騎馬. 陳福中表示: “約翰·衛斯理從1739年起，開始露天布道. 一直到他去世為止，在52年之間，他的腳蹤踏遍英國的每一個角落，尤其在各城鎮、礦區，和新興工業區. 他總共旅行了2萬5千哩.[8] 在約翰·衛斯理的一生中，他講道超過4萬次; 在有些場合，會眾曾超過2萬人. 他帶領的復興運動，震撼了英倫三島，使他成為英國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9]
約翰·衛斯理把他的布道旅行記錄在他的日記里，後來將之出版在一本名為《日記》（Journal)的書中，闡述了他一生事奉的細節和詳情. 約翰·衛斯理經常一天講道4 、5次，間中還要處理很多事務. 他平日清晨4時起身，起床後的1小時是他靈修的時間. 他出門騎馬時，經常攜帶書籍誦讀. 他目光近視，雙手捧書，幾乎貼近眼睛. 他那種刻苦勤學的精神，令人敬佩.
事奉旅途上苦難荊棘滿布
當循道主義盛行時，約翰·衛斯理的助手 — 平信徒傳道人（layman preacher) — 既未正式被按立為牧師，又到處傳道，就引起很多英國國教（聖公會)牧師們的憤怒. 此外，各地的惡霸豪強，也不喜歡循道會所宣傳的道理，反對循道會所提倡的消除社會階級的區別，不贊同循道會所主張人民一律平等的理念. 加上又有人散布謠言,誣說衛斯理兄弟兩人支持流亡的（法國)查理王子（Charles Edward Stuart)，企圖推翻英國喬治王朝. 結果，聖公會的保守派牧師、地方上的惡霸豪強、英國的保皇派，皆因不同動機而到處煽風點火，竭力攻擊約翰·衛斯理，使他遇到許多危險. 以下列舉兩個例子.
1741年7月12日，當約翰·衛斯理在倫敦的查理（Charles Square)講道時，有人僱傭一些流氓來搗亂，他們趕著一頭野牛進入露天會場，使盡力氣要把野牛趕入民眾當中. 但神使這些暴徒的計謀歸於徒然； 不論他們怎樣賣力，這頭野牛總在外面打圈子，一圈一圈地跑，最後突破暴徒的包圍逃跑了. 會眾得以平靜喜樂地讚美神. 但神有時也允許苦難臨到，考驗信徒的信心. 1742年1月25日，約翰·衛斯理在倫敦的長巷（Long Lane)傳道時，有人把大石頭拋到屋頂的瓦片上. 頓時間，石頭、碎瓦紛紛墜落到會眾當中，聚會於是受到阻撓.
雖然受到百般攻擊和各種危害，約翰·衛斯理仍騎著馬，風塵僕僕地前往許多偏遠的角落傳道. 有時他講完道，極其疲乏，卻找不到棲身之所； 他唯有睡在地板上，連保暖的被蓋都沒有. 他所經歷的苦難，絕非筆墨所能罄述. 很多地方的居民並不慷慨奉獻，他往往沒有食物充飢，只能摘下路旁生長的黑莓來吃. 雖然如此，靠著神的恩典，他卻因著得以四處傳揚福音而滿心喜樂. 在他日後制定的循道會12條基本條例，他以拯救靈魂為最高目標. 他如此寫著: “你們除救靈魂之外，不必做別的事. 你們要用或被用在這工作上. 你們的本分不在乎講幾次道，但你們要救越多靈魂越好，盡力引導罪人到悔改的地步,而且要盡力幫助他們達到聖潔，因為若不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博學非凡的文字事工作家
他一有空就落筆疾書. 他著作的書籍和小冊子累積起來有233本之多. 我們很難想像，這一個馬不停蹄、深入窮鄉僻壤傳道的人，竟有空閒和精力來撰寫這么多種的書. 他的著作範圍甚至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課題，例如他著述了《英國史》、《羅馬史》，還有一冊倫理學，另有一本《疾病簡易自然療法》（An Easy and Natural Method of Curing Most Diseases). 此書介紹725種藥方，可治243種疾病. 此外，他精通多種語文，編纂了希伯來文、希臘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字典，並於1777年，主編一份屬靈刊物，即《亞美尼亞雜誌》（The Arminian Magazine).
約翰·衛斯理的書籍主要是教導基督徒如何活出完美和聖潔的生活，例如他在1742年所出版的《循道會信徒的品格》（The Character of a Methodist); 以及1765年所寫的《基督徒的完美主簡易說明》（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他藉此書提醒信徒要如何在恩典中成長，達到完美的地步. 還有一件難能可貴的事，就是他每日都抽出時間寫日記，記錄了一天的活動、以及他與一些當代人交接的情況，或對周圍人、事、物的感想. 這使後人對他的心靈世界、生平經歷和當代背景有更深入的認識.
脫離聖公會的美以美會
早在1758年，西印度群島的安提瓜島（Antigua)有個名叫吉爾伯特（Nathanael Gilbert)的下議院議員到了英國，聽到約翰·衛斯理的講道後信主得救. 回到安提瓜島後，他就繼續傳揚福音，在那裡建立了循道會，並有教友2百多人. 1769年，約翰·衛斯理覺得英國循道會應當支援在美洲的工作，就派宣道士到美洲，使循道會的工作在美洲很快擴展.
不久,美國爆發革命，爭取脫離英國的管轄. 1776年，眼看美國的獨立運動就快升級為武裝鬥爭，約翰·衛斯理催促所有循道會的傳道士返回英國，那時唯有在1771年前來美洲宣道的循道會宣道士阿斯伯里（或譯“亞斯貝立”，Francis Asbury,1745-1816）一人不肯離開美洲，不願遺棄當時在美國的7千名循道會教友，與他們同甘共苦，這使他贏得美國循道會上下的敬佩. 1780年，美國正式脫離英國的管轄，許多教友主張由阿斯伯里來主持美國的循道會. 但阿斯伯里勸他們要尊重約翰·衛斯理的領導地位，要他們寫信請示約翰·衛斯理，請他來美國視察情況. 但年邁的約翰·衛斯理不良於行，力不從心.
1784年11月3日，這3位新的英國教牧人員抵達美國紐約. 到了聖誕節，美國循道會在美國的巴爾的摩（Baltimore)舉辦了一次年會，將美國循道會改名為“美以美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大會正式選出柯克（Thomas Coke)和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同為美以美會的會督（bishop). 在這大會上，柯克展示約翰·衛斯理所寫的有關建立美洲循道會的手諭. 內中提到約翰·衛斯理把聖公會沿襲的第39條規例剔除，因為這條規例要求教會必須宣誓效忠英國皇室. 在《宗教的條款》上，約翰·衛斯理剔除聖公會原有的條款中的15項. 至此，美國的美以美會得以完全脫離了英國的聖公會.
最美好的是神與我們同在
約翰·衛斯理在1783年時已達80歲的高齡，但他在日記中如此記載: “我至今已經活了80歲了，感謝神，我的一生並不辛苦. 我不覺得比起25歲時,有更多的病痛. 這應該歸功於: （1）神的能力使我能做他呼召我做的工作； （2）我每年（布道)旅行了4、5千英里的路程； （3）在白天或黑夜，我都能隨心所願地安眠休息； （4）每日定時起床； （5）我恆久地講道，特別是在清晨的時光； （6）我爽朗坦誠的性情. 我天性多愁善感，但因著神的恩典，我再也不須憂愁了.
1784年2月28日，約翰·衛斯理髮表了《宣告書》（Deed of Declaration)，把他的領袖權力移交給100個宣道士組成的大會. 此時，英國已有359間循道會的教堂. 1790年元旦，87歲的約翰·衛斯理在日記中寫道: “我現在真是一個老翁了，眼目昏花，手臂顫抖，嘴唇焦乾. 我每天幾乎都有纏身不去的發燒. 但是，感謝神，我並沒有鬆懈我的工作. 我仍然繼續講道和著作.” 1790年8月，他參加了在布里斯多（Bristol)舉行的循道會年會. 這時，循道會教徒在英國有7萬多人，美洲有4萬3千人，散布世界各地也有5千多人. 在這個他生前最後一次參加的年會上，有幾位宣道士詢問他有何辦法可使循道會長久延續下去. 約翰·衛斯理答說: “要注意培植新生的一代.”
1791年2月25日早晨，約翰·衛斯理探訪了幾位弟兄姐妹後，便病臥床上，身體發燒. 接連數日，他在死亡邊沿. 他一直喁喁細語地向神發出感謝讚美. 他以微弱的聲音說出: “最美好的是，神與我們同在.”（The best of all is,God is with us). 1791年3月2日，88歲高齡的約翰·衛斯理終於卸下世上的勞苦，被主接回天家，永享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