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薄復禮（勃沙特）
- 國籍：瑞士
- 出生地：英國的曼徹斯特
- 出生日期：1897年
- 職業：傳教士
- 信仰：基督教
- 性別：男
早年經歷,初見紅軍,翻譯地圖,外國人的長征生活,不一樣的無產者,重返中國,《神靈的手》,
早年經歷
在少年勃沙特的童年生活中，10歲時發生的一件事，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在《神靈之手》中回憶：1907年，在我的家鄉英國曼徹斯特鎮，有一位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他叫查爾斯·費爾克拉夫。他在曼徹斯特到處做報告，介紹中國的情況。鬼使神差，我也溜進了教堂，混在人群中得到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通過費爾克拉夫的介紹，在少年勃沙特的腦海中，中國似乎就在曼徹斯特近郊，他決心以查爾斯先生為榜樣，去闖天下，探索未來，“甚至在夢中，我都想著去中國。如果有一輛車開往中國，我會不顧一切地跳上車的。”
20歲時，勃沙特的機遇到來了。他向一個名為“CIM”的教會組織提出申請，要求去中國。（“CIM”是基督教宣教組織“中國內地會”的縮寫，長期招募可以前往中國內陸地區長期工作的傳教士）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民初的混亂之中，“CIM”將傳教士們派往的又多是中國內陸的偏遠地區，艱難和風險可想而知。可能也正因為這樣，應徵者並不多，勃沙特的申請很快得到了答覆。他受邀參加教會會議，很快又被送到倫敦的訓練基地，培訓了三個月。
勃沙特後來回憶，在為期三個月的集體生活中，大家談話、做夢都是關於中國的苦力、乞丐、商人和地方行政長官。為了體驗生活，有一次，他同兩個學生一起去倫敦的唐人街，說是去買中國的鋼筆，其實是到一家中國的餐館去吃飯，“吃中國餐別有風味，不說別的，歐洲人使用中國筷子就夠笨拙可笑的。”
此後，勃沙特又被留下來進行了2年訓練，課程主要是醫學。勃沙特的指導老師湯姆·布拉格醫生曾到過中國，他對勃沙特說，中國內地缺醫少藥，在那裡如果不懂醫將陷入困境。他教學員們自己用繃帶打結，組織他們去郊外練習救護，教他們自己進行診斷、開處方，發放藥品。
勃沙特認為，後來在中國的經歷證明，這兩年的學醫生涯相當重要。
教書的是一位中國老先生，在見他之前，勃沙特等幾位年輕人反覆練習了如何像中國學生一樣行鞠躬禮。老先生根據每個英國學生的英文名發音，都給了他們一個“信達雅”的中文名字。
勃沙特的中文名字是薄復禮。“薄”是取英文名字勃沙特的音首為姓，“復禮”取自《論語》的“克己復禮”，儒家指約束自己，使每件事都歸於西周之禮。“克己復禮”是達到仁的境界的修養方法。
要讓一個初學中文的英國人明白這兩個字的意思可不容易，不過，勃沙特很滿意自己的中國名字，在《神靈之手》中解釋自己的名字也算準確：“我的名字薄復禮，意思是不自私自利，以克己復禮為榮。”
從此，勃沙特變成了薄復禮，一個帶著濃重儒家色彩的中文名陪伴他在中國度過了20多年。
在此後的十餘年間，薄復禮在貴州輾轉多地，他經歷了殘酷的戰爭、經歷了1925年貴州的大饑荒，也收穫了愛情。在貴陽的一座小教堂禮里，薄復禮和同來中國傳教的瑞士姑娘露西舉辦了婚禮，並坐上中國的花轎前往距貴陽十八里的地方度蜜月，最終二人定居在貴州鎮遠的一座教堂。
時間的鐘擺走到1934年秋天，一次與紅軍的“偶遇”，改變了薄復禮的生命軌跡。
初見紅軍
1934年的8月，為了一個月的宗教學習，薄復禮和妻子一起離開了貴州鎮遠的家，前往黔西安順。
他在《神靈之手》一書中回憶：那裡是另一位牧師阿爾伯特夫婦的教區。當時他們在安順創辦了一所教會學校，決定在宗教節日裡，以學校的名義，邀請在貴州的外籍教會人員聚會。我們希望通過參加這次活動，在那裡同分離的朋友相聚。
一心傳教、不問政治的薄復禮當時並不知道，1934年的中國共產黨，正經歷的一個怎樣曲折而艱難的秋天。
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
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的蕭克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這個過程。
1934年7月23日，中央軍委給湘贛省委來電指示：“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
這個長電中，中央軍委對中央紅軍的意圖沒有說明，後來我們在行動中體會到，中央紅軍也可能向西撤，中央電令我們起先遣隊的作用，周恩來後來曾說過，當時組織紅軍第六、七軍團分別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經過充分的準備，8月7日下午3點，紅六軍團約九千人，由遂川的橫石出發，踏上了西進的征途。
甘泗淇、蕭克、王震、關向應、陳伯鈞在這裡，紅六軍團“偶遇”了傳教士薄復禮夫婦。
薄復禮夫婦參加的宗教活動結束後，起身回鎮遠。途經舊州時，他們和在那裡傳教的海曼夫婦度過了1934年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
10月1日一早，海曼夫婦送他們上路，“路上小心！”海曼迎著晨風對薄復禮揮了揮手，大聲說道。
僅僅分手24小時以後，他們和海曼夫婦又在一種奇特的情形下見面了。
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這樣描述：
此時，我們已經聽聞鎮遠那邊“出了亂子”，我並不知道“亂子”是什麼，也不清楚當時政府軍（即國民黨軍）的動向。回家的路有大小兩條，為了選擇道路，我們爭論了好半天，隨行的廚師堅持要走小路，我們就選擇小路前行。結果，還沒等下山，從樹林中衝出了一群人，攔住了去路。
薄復禮發現，這些人大都操著江西方言，都帶著相同的帽子，佩戴著紅色標誌。
帽子的頂很大，有點像西方賽馬騎師帽。他們穿的衣服則很雜亂，簡直一個人一個樣。看到山下小村裡有很多他們的人時，我第一個印象是，抓我們的人是強盜，我們被綁票了。不過，當看清那些人在牆上新寫的標語後，我才恍然大悟：他們就是共產黨！
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宣傳，紅軍長征開始時，很多貴州的老百姓對紅軍都不大了解。薄復禮也不例外，他以為自己被“共匪”綁票了。
薄復禮看到人群中還有剪短髮的婦女，在齊耳的短髮之下，一套男軍裝收拾得整潔得體，這令他心裡又生起疑來：土匪是這樣的嗎？
他被帶到一間大馬廄里，隨即被鬆綁。紅軍如數歸還了他的財物，連他旅費中的幾個銀毫子也如數奉還。
這下，薄復禮更摸不著頭腦了：“如果不想搶劫財產，為什麼還要把我們抓到這裡來呢？”
薄復禮隨後被帶去見“法官”，也就是他最初接觸到的紅軍幹部：
在帶去見法官的時候，法官的妻子始終坐在床上注視著我們，最初，我認為那個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實證明她很和善，並好像受過很好的教育。當我告訴他們，我妻子可能不能堅持跟他們走這么多路時，法官的妻子寬慰我：“我也是個女人，她將會像我一樣慢慢適應。”當我對法官闡述基督教義時，他總迷惑不解，因此，往往由他妻子再進一步解釋我的這些“鬼話”。
1934年10月2日，紅六軍團經過55天的艱苦征戰，進入貴州黃平境內，於當日八九點鐘攻占黃平老縣城——舊州。
紅軍攻占舊州後，與薄復禮夫婦一樣，海曼夫婦也被帶到了紅軍的隊伍里。
蕭克在回憶錄中回憶這一事件時說：
在舊州地區，我們扣留了外國傳教士薄復禮和海曼。當時，正處於緊張的戰鬥行軍時期，對這些不明身份的外國人，自然不能放過，雖然我們很快查明了他們的身份，並釋放了他們的家人，但還是留下了薄復禮和海曼。
有關這一涉外事件的歷史背景，戚元德後來回憶說：“當時在貴州的教會，大多支持反動政府和土豪劣紳，以宗教迷信欺騙麻痹教友，進行反動宣傳，指責我們是‘洪水猛獸’、‘土匪流寇’，是‘紅禍’。我們每到一處，他們都號召教友‘堅壁清野’，與反動政府一起撤退，視我們為敵。因此，我們抓到教會骨幹成員，都要甄別審訊，沒問題的放，有問題的都以帝國主義間諜罪處以徒刑和罰款。只要他們認罪，不與共產黨、紅軍為敵；只要交納罰金，支持紅軍革命、抗日救國，就立即放人，並保證護送他們到達安全地帶。”
剛開始被紅軍看管起來的外國人總共有七人，即薄復禮夫婦、海曼夫婦及其兩個孩子(大的3歲、小的8個月)，另外一個是紐西蘭籍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思南教區傳教士埃米·布勞斯小姐。
紅軍占領舊州的當晚，就分別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進行了審訊。軍團領導和保衛局研究後，首先釋放了四名挑夫，將女僕和廚師暫且留了下來，以便照顧幾名外國人的生活。出於人道考慮，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也加以區別對待，其中的兩名已婚婦女和兩個小孩當即予以釋放。
蕭克在回憶錄中道出了扣留薄、海二人的另一層原因：
坦率地講，我們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角度來考慮的。西征以來，轉戰五十多天，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藥醫治。我們知道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
此時的薄復禮，對於抓捕、扣留了他的紅軍仍然心懷恐懼，戰戰兢兢。但幾天后發生的一件事情，令他對共產黨的看法開始產生了一點改觀。
翻譯地圖
在舊州教堂，紅軍有一個意外的收穫——一張外國出版的貴州地圖，對於不熟悉貴州地形的紅軍來說，這張地圖是非常珍貴的。
薄復禮手繪隨紅二、六軍團長征路線圖
薄復禮手繪隨紅二、六軍團長征路線圖到達貴州後，紅軍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地形不熟悉，《蕭克回憶錄》中寫道：
貴州是個多山多雨的省份，常聽人講貴州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到這裡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們從江西、湖南帶的馬，不習慣那種道路，好多都掉到溝里去了。老百姓也沒有受過我黨和大革命多少影響，對紅軍不大了解。尤其困難的是沒有軍用地圖，全靠找嚮導指路。對於一支獨立行動的隊伍來說，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又沒有民眾基礎、甚至連地圖都沒有的地區活動，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當蕭克拿到這張寶貴的貴州地圖時，激動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不過，攤開地圖，蕭克不禁又皺起了眉頭：這張地圖不是中文的，上面標的地名全是外國文字，完全看不懂。
蕭克叫來兩個稍懂外語的幹部，他們說地圖上不是英文，同樣看不懂。這時，有人提醒說，前些天抓住了幾個外國人，有個叫薄復禮的能講漢語，還認識不少漢字，何不讓他來試試看能不能認識這些“洋文”。
蕭克一聽，趕緊派人把薄復禮找來。
薄復禮拿著地圖一看，認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還當真法語熟練，把圖上所有的道路、村鎮的名字翻譯了過來。
薄復禮翻譯，蕭克記錄並在地圖上標註。兩人忙了大半夜。不過兩人的交流顯然不只翻譯地名。薄復禮記得蕭克“希望避免在運動中遇到汽車路”，蕭克則“不僅知道了許多軍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這一天的遭遇，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有非常詳細的記錄。寫這本書時，薄復禮已經被紅軍釋放，完全不需要出於功利或自保考慮而對紅軍有任何恭維之詞。而他對蕭克的第一印象是這樣的：
我的良心受到質問。他只有25歲，是一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領導者，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充滿了信心和力量。在艱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撓。顯而易見，他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
令薄復禮感到“良心受到質問”的，是蕭克年輕而充滿熱情的形象和他腦海里“土匪”的樣子毫不相干，從這個晚上開始，他慢慢地接觸和了解了真正的共產黨人。
蕭克後來回憶說，他當時對傳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因為認為他們來中國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們當地主一樣看待。但經過與薄復禮合作翻譯地圖的這一晚接觸後，他的看法有了改變。“他幫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嚮導。我作為一個獨立行動的軍隊的指揮者，在困難的時候受到人們的幫助，不管時間多久，也難忘記。”
在後面的一路同行中，薄復禮慢慢發現，這支訓練有素的隊伍有很多獨特之處令他瞠目結舌。
外國人的長征生活
離開舊州後，薄復禮、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隨紅六軍團，開始了他們的“長征生活”。對於這些外國人來說，行軍當然是辛苦的，更不要說是艱苦卓絕的長征。
我們進入了一種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頓飯，一天天沒有休息和禮拜日的行軍。
紐西蘭籍的埃米·布勞斯小姐對行軍生活尤其吃不消。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體很胖，行動比較遲緩，行軍時總是趕不上趟。
薄復禮這樣記錄總是拖在隊伍最後的埃米小姐：
他們經過考慮，將埃米小姐放在隊伍後面，不過天黑前也要到達宿營地。可憐的埃米小姐，她總是在後面追，往往好像後面剛趕到，前面又吹響了出發號。
埃米小姐只跟著走了兩天，腳上就打了幾個水泡，鞋子也磨爛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無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單撕成長條，打成比較柔軟的布條“草鞋”，讓埃米小姐穿上堅持行走。
“記得洋小姐的一雙布‘草鞋’，是我親自編打的，我還特意在鞋頭給她裝飾了一個紅色絨球。她看了很驚訝，一再說穿著很舒適，表示非常感謝。”戚元德回憶說。 為保證兩名外國男傳教士能夠穿上鞋子，不至於赤腳行軍，戚元德還把吳德峰的一雙布鞋、一雙長筒靴，拿出來送給薄復禮和海曼。
薄復禮回憶：
行軍路上，我的一隻鞋子壞了，紅軍給我找了一雙非常合腳的橡膠雨鞋，它是剛從一位正在嘟噥著的同志腳上“沒收”的。因為氣候潮濕，雨多，我們提出要塊雨布，結果給了一件床單。我們後來才知道，這在紅軍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應了。
一周后，當部隊來到一處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帶，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紅軍決定無條件地將埃米釋放。戚元德回憶說：“臨走時，她對我們表示千謝萬謝。我目送她走了很遠，看見她還回過頭來，向我們招手致謝。”
埃米被釋放後，只剩下薄復禮和海曼兩名成年男性外國人，跟著紅軍一路前行。
在行軍中，他無意間見證了紅軍長征中的一個重要事件——木黃會師。
紅二、六軍團木黃會師，是中國紅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來自不同戰略區域的兩支紅軍聯合在一起，為紅二方面軍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薄復禮對於紅二、六軍團會師的回憶，生動而細節化。
這一天，是紅軍會師的熱鬧日子，住地鑼鼓鏗鏘，彩旗飛揚。我們同先到這裡不久的賀龍紅二軍團合併了。賀龍的軍隊，衣著更加破爛，但軍隊中紅色旗幟及標誌卻十分明顯。
在一次行軍途中，一個蓄有小鬍子、年約四十歲的中年人，騎著一匹馬，頗有風度地從我們這支特殊的隊伍前走過，我們知道，他是賀龍將軍。
蕭克在回憶錄里，對這次重要的會師也有詳細的記錄：
轉戰路上，敵人的圍追堵截不斷。在由四川酉陽前往湘西時，為了擺脫尾隨的敵人，紅軍進行了連續多日超出人體極限的急行軍。這段路程讓兩個外國人苦不堪言。
負責照顧他們的戚元德，看出這兩人已經難以承受疲憊，安慰他們說會給他們找馬騎。在紅軍中，只有高級指揮員才配備馬匹，部隊忙著前進，馬匹哪有那么容易補充。三天之後，戚元德好不容易才給他們找了一頭騾子。薄復禮和海曼輪換著騎，勉強能跟上紅軍戰士的腳步。
1987年，時年90歲高齡的薄復禮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對李雲飛說：紅軍對他“很好，很好”，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能騎馬，而且還給他配備了一名馬夫。
不一樣的無產者
除了一路上受到的優待以外，令他最記憶深刻的，是與紅軍的交往，讓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義者”。同時，他也用他的筆描寫了紅二、六軍團艱苦長征的戰士群像。在長征的行進中，薄復禮看到的，是一群極能吃苦的人：
路，在中國的定義與英國略有不同。隨紅軍所走的路，有時幾乎只是前邊的人踏出的一條痕跡，說不上路。
在山間的路上行走，滑得很，數千人馬邁著沉重的腳步走在這條道上，把本來就很滑的路弄得泥濘不堪。跌倒是家常便飯，衣服上的泥漿常常是這塊幹了，那裡又新添了塊濕的，好在大家都習以為常，而且一旦有人摔倒，立即就有人把你扶起來，一起前進，並沒有笑話你不會走路。
光是跟上紅軍戰士前進的腳步，薄復禮就已經疲於奔命。難以置信的是，在極度疲憊的趕路之外，那些平日裡默默行軍、雕塑一般的戰士們，還不放棄任何時間來學習。
我看到勤奮的紅軍戰士除了忙著打草鞋、補衣服外，還抓緊時間學習文化知識，聽關於共產主義原理的黨課武裝思想。每個排還經常召開會議，會前先選一個議題，要大家做準備，開會時，大家踴躍發言，特別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勵下，講自己受地主剝削的親身經歷。每次發言後，排長做總結，重申主要觀點。
一旦到了某個駐地，可以進行極為短暫的休整，紅軍都會建立“列寧室”。
所謂“列寧室”，實際上就是紅軍讀書學習的一個地方，有時利用房子，有時就自己動手臨時建，八根竹竿或樹樁做樁，綠色的樹枝和竹枝編在一起作牆，屋頂鋪上稻草就算天花板。這個地方就成了他們讀書學習或者集體活動的地方。
更加令薄復禮訝異的是，這群勤奮、肯吃苦的人，即便是最底層的士兵也有著“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問一個紅軍戰士：“農民和地主的界限你們是如何劃分的？”戰士告訴他：“按自食其力。如果一個人的土地由別人來耕種，那他就是壓迫者。”
薄復禮眼中的紅軍，幾乎總處在被敵人圍追堵截的危險境地，但他們並不悲觀。他們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們始終保持著快樂。
對於軍中的娛樂活動，薄復禮也有記錄：
紅軍的娛樂活動通常安排在傍晚，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有時，他們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圓圈，坐在地上，隊長就點人出來唱歌，不會唱的就進行摔跤比賽，不論輸贏都有一陣熱烈的掌聲。
他們的遊戲有時候也有複雜的，比如武術，還有擊劍活動，籃球也是他們所愛的活動之一，他們有時候還化妝演戲，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一個士兵到我們的房子裡來，向我借帽子，我就把那頂舊氈帽借給了他。後來聽說他們要化妝成蔣介石和另外一個帝國主義分子參加演出。
而在紅軍豐富多彩的遊戲娛樂之中，薄復禮從沒有看到賭博——在他眼中，那是中國人最熱衷的一項娛樂：
在中國，這么大的一群人中沒有賭博現象的確少見。據說，紅軍是嚴格禁止賭博的。紅軍的新兵有抽鴉片煙的，但入伍不久，就集中到一起，集中戒菸。他們住在一間大房子裡，吃得較好，不參加軍事訓練，衛生員給每個人配一些戒菸用的藥。大約兩個星期，這些新戰士的菸癮就戒掉了。
重返中國
不知不覺，薄復禮和海曼在長征的隊伍里過了一年，1935年的11月18日，紅軍從湖南桑植出發的前一天，因為身體極度虛弱，海曼收到了紅軍發給他的釋放通行證。
被紅軍釋放後的薄復禮
被紅軍釋放後的薄復禮海曼被釋放了，薄復禮卻仍然留在紅軍的隊伍里，雖然他早已不再害怕這些帶著紅色標誌的人們，但對妻子的想念，對自由的嚮往，仍令他在行軍之中暗自神傷。
有一天，薄復禮正在曬太陽，遠遠瞧見蕭克同他的警衛員走過來。在親熱地打過招呼之後，蕭克告訴了薄復禮一個喜訊：紅軍準備釋放他。
這一天，紅軍破例擺了一桌酒席，為他們特殊的朋友薄復禮餞行。紅六軍團司令員蕭克、保衛局長吳德峰和戚元德坐在桌上，作陪的還有紅軍曾經的“俘虜”，原國民黨軍第四十一師師長張振漢，當時已是紅軍學校教員。
紅軍長征途中的酒席，遠遠算不上豐盛。給薄復禮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戚元德變戲法一樣拿出來的一罐咖啡，蕭克則給他做了一個拿手菜——粉蒸肉。
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回憶道：
吳法官說，如果你願意保持聯繫的話，我們將很高興能收到你的信。蕭將軍也插話說：“你作為一個旅遊者留在中國我不反對，甚至可以允許你辦學校，只要不欺騙學生和百姓，讓他們信奉什麼上帝，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並留在那裡，這可能更好些。”
飯後，吳德峰還向薄復禮交代了有關事項，問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費，薄復禮以兩天路程計算，提出要四塊銀元。吳德峰給了他十塊。
第二天凌晨，紅軍從駐地撤離了，兩天以後，重獲自由的薄復禮到了省會昆明。在那裡，他重新見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倫。
三個月後，薄復禮在英國出版了《神靈之手》。當年10月，他回到英國，他本人也因為成為了一段傳奇經歷的主角，被邀請參加多個報告會。
令人欣慰的是，這位在紅軍中18個月的英國傳教士，對共產黨的描述友善而客觀。
英國地方報告會的一段記錄中是這樣說的：
勃沙特先生告訴我們，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訝的熱情，對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有的。
1939年，薄復禮作為國際教會組織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再次到貴州省盤縣一帶，直到1951年，薄復禮與妻子被召回國。
當夫婦倆就要離開前後生活了約30年的中國時，他們依依不捨的神情溢於言表。臨行前，薄復禮說：“我是最後一個離開貴州回國的外國人。別的外國傳教士都害怕共產黨，可我不怕，因為我了解他們。只要共產黨像我所見到的紅軍，就用不著害怕。他們是講友誼的，是信得過的朋友。”
又是30多年之後，已經古稀之年的蕭克將軍重新找到了老朋友薄復禮。蕭克這樣闡述他們的友誼：
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並不影響相互間的交往，甚至相互影響，發展友誼，成為朋友。
儘管曾經失卻聯繫，這份友誼卻延續了半個多世紀。1936年，剛剛被紅軍釋放的薄復禮在昆明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幾句：感謝“被捕”，友誼和血的聯結，超過了世間的一切。我們患難與共，我們共勉負重。為那珍貴的互助，我灑下深情的淚珠。
《神靈的手》
回首560個日日夜夜，薄復禮內心深處多少有些委屈。但是，作為紅軍長征的見證者，他更為這一壯舉所折服。他用3個月的時間，將這段經歷寫成書。當紅二、紅六軍團尚在長征途中時，薄復禮的《神靈的手》已在英國倫敦出版了。這是見證紅軍長征的外國人所寫的第一本印象記。書中寫道：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紀律嚴明、愛護民眾，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軍隊；紅軍的高級將領，則是充滿著追求精神、決心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的共產黨將軍。
1936年英文原版《神靈之手》封面
1936年英文原版《神靈之手》封面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稱讚紅軍英勇善戰、紀律嚴明，高度評價紅軍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其《序言》說，“許多報導把抓我們這些人的紅軍稱為‘匪徒’或‘強盜’。實際上，這些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並在實踐著其原理，是要建立另一種頻率和形式的‘蘇維埃’，歸根結底是以俄羅斯為範本。”
薄復禮看到，紅軍在緊張而艱難的行軍作戰中，仍然利用一切機會，以多種形式，如開會、上課、演戲、唱歌、貼標語等，廣泛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政策，加強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反對各種不良傾向，並發動民眾打土豪、分田地。紅軍十分注重對人民民眾的宣傳鼓動工作。《神靈之手》記述道，“他們所到之處，大寫標語，紅的、白的、藍的，一個個方塊字格外醒目……這些標語都是由宣傳班寫成的，這些人走到哪兒總是帶著一桶油漆。凡是能寫字的地方、顯眼的地方，他們都寫大標語，有時還散髮油印的傳單。紅軍紀律嚴明，戰士們都能自覺遵守。有一次遭到敵機轟炸，大家急忙躲進一個果園，藏在果樹底下。樹上的果子實在饞人，但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摘。”
《神靈之手》帶著一種讚賞的口吻，描述了紅軍的日常生活。“我看到勤奮的紅軍戰士除了忙著打草鞋、補衣服之外，還抓緊時間學習文化知識，聽關於共產主義原理的黨課武裝思想。每個排還經常召開會議。會前先選一個議題，要大家做準備。開會時，大家踴躍發言。特別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勵下，講自己受地主剝削的親身經歷。每次發言之後，排長做總結，重申主要觀點。”“紅軍只要在某個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設定‘列寧室’（紅軍連隊進行政治教育、文化學習的場所，筆者注）。宿營的地方沒有合適的房子時，他們就緊張地建造一個。它結構簡單，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頂，周圍用綠竹枝圍成牆。然後在綠牆上裝飾紙花和紅旗，面對入口的牆則一定要掛上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由此可見，紅軍的確是一支有崇高理想，與舊式軍隊截然不同的人民隊伍。
《神靈之手》帶著一種讚賞的口吻，描述了紅軍的日常生活。“我看到勤奮的紅軍戰士除了忙著打草鞋、補衣服之外，還抓緊時間學習文化知識，聽關於共產主義原理的黨課武裝思想。每個排還經常召開會議。會前先選一個議題，要大家做準備。開會時，大家踴躍發言。特別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勵下，講自己受地主剝削的親身經歷。每次發言之後，排長做總結，重申主要觀點。”“紅軍只要在某個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設定‘列寧室’（紅軍連隊進行政治教育、文化學習的場所，筆者注）。宿營的地方沒有合適的房子時，他們就緊張地建造一個。它結構簡單，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頂，周圍用綠竹枝圍成牆。然後在綠牆上裝飾紙花和紅旗，面對入口的牆則一定要掛上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由此可見，紅軍的確是一支有崇高理想，與舊式軍隊截然不同的人民隊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