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峰，1896年6月21日生，湖北省保康縣石磐嶺人。原名吳士崇，字德峰，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三屆政協常委。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當選為第八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76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吳德峰
- 別名：吳鐵錚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日期：公元1896年6月21日
- 逝世日期：公元1976年12月11日
- 職業：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
個人經歷,學生時期,抗日時期,評價,成就,
個人經歷
學生時期
1901年至1909年在家鄉私塾讀書。
1909年2月至1911年10月在湖北官立兩等國小堂讀書。
1911年11月至1912年12月在湖北省學生軍當兵，後當班長。
1913年3月至1914年1月在老家養病、讀書。
1914年2月至1918年2月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和董必武有師生之誼，參加並組織發動學潮。
1918年3月至1919年11月在家鄉讀書。
抗日時期
1919年12月至1921年秋任湖北省長公署第一機要股科員。
1921年秋至1922年夏任中共湖北區委主辦的湖北人民通訊社社長。
1922年夏至1927年任湖北省教育會執行委員兼義務教育股主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國小校監（至1923年冬）。
1924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員。同年夏至1925年底任督辦湖北官礦公署工程處考工股股員。
1924年9月被選為中共武漢地委委員兼軍委書記。
1925年2月根據黨的決定開辦崇實中學，自任校長，並成立黨的外圍組織“實社”，擔任主任幹事，團結教育和培養青年參加革命鬥爭。這期間曾領導主持武漢各社團舉行滬漢粵案死難烈士同胞追悼大會、漢口慘案周月紀念等革命活動。
1925年夏經黨組織同意加入中國國民黨，當選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部長、軍事部部長。
1926年5月後任中共武漢地委代理軍委書記。10月任國民黨武漢市政府常務委員兼公安局局長。11月當選為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兼軍委常委。同年冬任武漢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局長。
1927年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軍委常委、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曾參加主持領導武漢三鎮舉行的湖北全省國民外交大會集會抗英侵略暴行反動政府投降媚外水陸大遊行。大革命失敗後，受命組建中共湖北省鄂南特委，
1927年8月至9月任特委書記。9月至10月任鄂南土地革命委員會主任、鄂南農民革命軍第一路軍軍部特派員，組織領導鄂南秋收起義，發動湖北全省武裝暴動。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軍委書記等職。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任中共江西省贛西南特委書記。
1928年1月至6月任中共江西省贛北特委書記，領導發動贛北農民武裝起義。同年5月因河南省黨組織遭敵人嚴重破壞，被急調河南，5月至1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員，10月兼任河南省委軍委書記，同月至12月任河南省委士兵工作委員會書記，協助重建黨的組織。
1928年7月至1929年12月任中共中央軍委交通科科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黨的秘密情報交通工作。
1930年4月至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候補審查委員。
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
1932年1月至1933年4月任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局長，被選為中共江西省委委員、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團委員。
1932年9月至1933年7月任湘贛軍區政治保衛分局局長。
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任湘贛軍區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兼紅六軍團政治部政治保衛分局局長。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委員、政治保衛局局長，湘贛省蘇維埃主席團委員。
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參加紅軍西征。
1934年7月至10月任紅六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同年10月至1936年任紅二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肅反委員會主席，參加紅軍長征。
1936年7月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軍工作部部長。9月至10月任中共甘肅省工委委員、白區工作部部長。12月到達陝甘寧邊區，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西安事變後隨周恩來到西安，參加領導秘密情報工作。
1937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公開名稱為農村工作委員會）。
解放戰爭時期
1941年5月任中央交通委員會委員。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中直、軍直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戰爭時期，
1946年2月至5月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秘書，武漢執行組顧問。
1946年7月至1948年10月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敵軍工作部部長等職。
1947年秋到河北省阜平縣領導土改工作併兼任縣委書記。
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鄭州市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常務委員。
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任鄭州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解放以後
1949年5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漢市委常務委員、武漢市市長，武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至 1949年8月）。
1949年6月至1952年2月任武漢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
1949年7月至1950年9月任武漢市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1950年9月至1952年2月任市財委副主任。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漢市委第一副書記。
1950年至1951年兼任武漢市行政幹部學校校長。
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兼任中共武漢市委統戰部部長。
1951年11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
1952年4月至1954年9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秘書長、副主任。
1954年11月至1959年6月任國務院第一辦公室副主任。
1956年起擔任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兼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政法小組成員。
1959年6月至1960年12月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副主任。
1961年3月至1966年8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1961年4月至1966年5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晚年生活
遺言：“不許給國家添一點麻煩” 吳德峰的革命資歷久，毛澤東、周恩來等尊稱他為“吳德老”。吳德峰曾說他這一生最佩服周恩來、陳雲和任弼時。任弼時曾是他的頂頭上司，領著紅二方面軍北上抗日，在團結紅四方面軍時也起了很大作用，卻從不多提自己的功勞。陳雲是老黃牛性格，受命於危難之時，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1952年吳德峰因為“紀凱夫案件”被撤職，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漢市市長。後來經中央審查，取消了對他的處分，但是吳德峰從沒有抱怨過什麼，只說：“母親打錯了孩子，孩子能夠計較么？”1954年吳德峰離開武漢調到北京工作，將近60歲的老人，又重新開始學習法律，後來成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文革”中，吳德峰沒有逃脫被批鬥的命運，紅衛兵揪著年邁的他問：“你這個特務頭子為什麼沒有死？”吳德峰說：“那你們得問敵人，我為什麼沒有死。”1976年“四人幫”剛被打倒，吳德峰就病逝了，臨終前留下遺言：不許給國家添一點麻煩，不許伸手向國家要錢。
評價
吳德峰，解放後武漢市首任市長。他曾以國民黨左派領袖的身份參與共產黨的秘密工作。國民黨刊物上曾這樣描述他——“中共特務三大亨，猶若孺子是康生，喜怒無常李克農，老奸巨猾吳德峰。”吳德峰從不提自己的過去，即使是對子女，直到其夫人戚元德病逝前，才向子女口述了他們的諜報經歷……其女兒吳持生等人將這些寶貴資料整理出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滿懷堅定信仰、不該被今天的人們淡忘的歷史人物。
成就
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吳德峰為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長。吳德峰自己沒有想到，他會以市長的身份回家。離開前，他是大革命時期武漢國民政府的公安局長，是中共潛伏在國民政府的“大人物”。他的諜報人生驚心動魄，充滿傳奇色彩。
智逃
智逃：“再見！我還會回來的”
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國民臨時政府在武漢成立。黨組織決定，時任中國共產黨武漢地方軍事委員會書記（秘密）、國民黨湖北省執行委員（公開）、在湖北軍政界家世顯赫的吳德峰，通過國民黨左派鄧演達推薦當選武漢國民臨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長。
吳德峰利用公安局長的合法身份為國共合作、保衛黨中央、掩護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夏斗寅、汪精衛也相繼叛變。屠殺共產党進步人士後，國民黨內部的清黨也公開化，左派領導人鄧演達反對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主張討蔣，被蔣扣上“煽動暴亂”的罪名予以通緝，吳德峰也被列入免職剷除之列。
但反動派顧忌吳德峰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實權和警察大隊武裝力量，未敢貿然行事，設下“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想待吳德峰交權後密捕除掉。
吳德峰識破敵人這一陰謀，立即報告黨組織，黨組織同意了吳德峰自行把握時機安全撤離公安局的提議。吳德峰當即利用敵人不願公開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屬對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結貴的心態，布置共產黨的同志和“親信”、下屬，傳播“吳局長要榮升高就，新局長馬上到任”的訊息，有組織、有計畫地鼓動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安排了一個盛大的“送舊迎新大會”。
開會前，吳德峰要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隊全體人員，持槍荷彈準時到會受閱，聽局長訓話。新局長在會上看到這陣勢頓感不妙，在交接儀式上也不敢輕舉妄動逮捕吳德峰。會上，吳德峰慷慨激昂地致辭告別，重申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革命主張，並借題發揮抨擊了國民黨右派反革命嘴臉，最後高呼，中國國民革命必定勝利！他向大家揮手告別說：“再見！我還會回來的！”
在一片鞭炮鑼鼓和歡送吳局長榮升的喧囂聲中，在前呼後擁的歡送人群中，吳德峰安然歸宅化裝乘小划子過江到漢口，自此吳德峰就脫離了國民黨，結束了武漢國民政府公安局長的政治生涯。
智斗
智斗：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為鄰
西安事變解決後，周恩來找吳德峰談話，中央決定留他在西安負責領導西安情報處的秘密情報工作。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開，吳德峰就對西安社會各階層做了詳細系統的調查，國民黨頭面人物及夫人們的情況、社會關係，他都瞭然於胸。吳德峰發現國民黨內部“左”、“中”、“右”三種勢力兩頭小、中間大，後來成為中央要求根據地政權建設堅持“三三制”的理論基礎。
搞情報工作的人，應變能力要相當強，當工作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時，從談吐到穿衣打扮都不能出錯。那時，吳德峰的手下於忠友剛從蘇聯回來，對國統區環境不了解，吳德峰讓他說話做事一定不要穿幫。於忠友的公開身份是《國風日報》的校對職員，他因貪圖便宜，在當地鬼市上買了一雙皮鞋，兩三天就掉了底，吳德峰知道後非常生氣：“《國風日報》里都是連達官貴人也怕招惹的報棍子，怎么會去鬼市買鞋穿？特務人員知道了就會盯上你！”
吳德峰在西安曹家巷12號搞情報工作時，13號原本是位姓趙的房主，卻突然改住了國民黨十戰區政治部主任和特務機關。黨內有人主張立即搬家，但吳德峰認為“燈下黑”，誰也想不到共產黨的情報機關居然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為鄰，反而多了一個保護傘，於是一直在那兒辦公，直到1939年夏天才搬家。
在西安的情報工作非常成功，國民黨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報的人員，都被策反加入了共產黨。戴中溶是上海交大電訊系畢業的高材生，因為為胡宗南培訓無線電報員、建立無線電訊網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為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另一個安插在胡宗南身邊的重要情報人員，是胡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熊向暉。
解放後，張治中在寫給蔣介石的萬言書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務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讓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認為西安的特務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後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總部周圍，安裝有3部共產黨秘密電台，你的命令發出後不到兩小時，中共總部就全部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