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著作,自殺之謎,
人物簡介
民國三十五年（1946）底，任湖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兩年後任雲南文法學院（雲南大學前身）中文系教授。他著述的《宋元明講唱文學》將說唱藝術劃為樂曲系和詩讚系兩大系統，系統地對宋代陶真、涯詞，元代詞話，明代盲詞、瞽詞、彈詞、敘事道情，清代彈詞、鼓詞、大鼓書、快板書及牌子曲、宣卷等的分類、結構、特點及相互關係和一些演唱者的技藝作了全面論述。
人物著作
葉德均從14歲起在淮安收集整理諺語、歌謠和民間故事，18歲開始在廣東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的《民俗》、《俗文學》、《通俗文學》以及《中央日報》、《京報》、《國語周刊》等報刊上發表了六十餘篇近五十萬字的論文。
自殺之謎
對葉德鈞的冤死，某些學者不僅不同情他的不幸，反而表現出極度的冷漠，則此事就有重提的必要。另外，葉德鈞先生在小說、戲曲研究方面貢獻卓著，但對他晚年身世之落寞，知之者甚少。通過本文的梳理，我們對他生平的認識會多一些。
關於葉德鈞先生的材料，除了《戲曲小說叢考》，其他是不多的，尤其是他的生平，除了趙景深先生在《戲曲小說叢考》前言中零星的說明外，無從查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躍進教授在《大音希聲——葉德鈞先生的古代戲曲小說研究》（《文學遺產》,2008年第3期)中說：“葉德鈞的相關研究在其同時代學者中成就斐然，但是他死後卻頗為寂寞。雖然現當代學術界對他的研究成果多有引用，但是對其進行全面評價的論文卻頗為稀少。”他這篇文章對葉德鈞的學術成就做了全面評價，但關於葉德鈞的生平情況的了解沒有超出趙先生為《戲曲小說叢考》寫的前言，他也許沒有想到葉先生之死隱含著一個悲劇。
前幾年，購得王衛民編《吳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其中有國學名家、揚州大學教授任中敏先生（原名訥，字中敏，號二北，別號半塘）的《回憶瞿庵夫子》，提到葉德鈞並有聲色俱厲的指斥。文章在敘述了吳梅對崑曲的造詣和貢獻後說：“崑曲者，其遠源正在宋《樂府渾成集》與清《九宮大成譜》兩部皇皇巨著中； 乃隋唐燕樂之所流被，千年國樂之以宗傳，亦正今日南北兩京藝人之所肆習，其勢固方興未艾，豈近代妄人於此了無所知，有若葉德鈞者，所得而訾之，為‘殘骸’、為‘幻想’歟！”並加了一個長註：
葉德鈞於1957年自殺，趙景深代編《戲曲小說叢考》一書，不知何故，對外隱瞞其自殺。書內有《吳梅的霜崖曲跋》一篇，自誇從“歷史演出（陳按：葉德鈞原文為“歷史的演化”，疑為排印之誤）中作了“總清算”，算定崑曲已成“殘骸”，卻不料今日也寧蘇各地，正各有多所崑劇院，果非改稱“殘骸院”不可歟？葉又算定：“有識之士早已把‘摹擬’南北曲等事遺棄了”，卻不料周總理評定崑劇在“百花齊放”中，品高如蘭花，乃“君子之香”！眼前張愛萍將軍尚寫[定風波]等曲，載在《人民日報》；趙朴初居士亦每每有新詞發表；如葉說，周總理與張、趙兩家俱成“無識之士”矣，然乎？否乎？葉本人應無待言，必為“有識之士”，但請問：葉之自殺亦有識乎？抑無識乎？最嚴重者：葉又曾算定：“現在還有許多追隨吳氏的途徑前進的，那便是走入歧途了？”只此一語，已將吳門弟子全部判入泥犁，何其狂悖！並請問：自殺是否一種歧途？倘斷定不是，我等甘願追隨“有識之士”，同去自殺無悔；倘認為自殺正是“歧途”，萬萬不可陷入，則“有識之士”又何以終於自殺？真正費解之至！——葉的荒謬，另文詳之；茲略見一斑，為上文斥葉為“妄人”作證耳。惟據此一斑，已足見葉之言行實太荒謬！難怪其師予以隱瞞也（《吳梅和他的世界》第104頁）。
我是讀到任半塘先生這篇文章，才知道葉先生是自殺的（不過，任先生把自殺時間記錯了，根據旁的材料，不是1957年，而是1956年7月6日）。至於自殺的原因和經過，我也不清楚，但考慮到那個特殊年份，大的原因不難想見——葉先生應該是冤死的，就像他的同事張若名、李廣田先生的自殺一樣。
《我的檢查》中也有對葉德鈞先生的嚴厲批判和凌辱性言辭。這才悟到，葉德鈞在一個特定時代，是人人得而罵之的。劉先生的檢查倖存下來，使我們得以看到當時的部分真相，從此可以推測，當時不知還有多少對葉德鈞的口誅筆伐。想想一代知識精英被折磨得如此自我凌辱、互相傾軋，讓人有一種刺骨的慘痛和深深的心酸！引幾段涉及葉德鈞的文章：
我的思想既然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自然只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在系裡造成宗派，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我年近七十，不是三歲孩子，怎么會做別人的工具；這中間有一種不可告人的隱情，就是私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結。例如：托匪葉德鈞本是我深惡痛絕的一個人，因為付懋勉（傅懋勉——編者注）說他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用，我也就對他很好，一直到肅反的時候，發現他是托匪，才又和他鬥爭。（《我的初步檢查》）
付懋勉利用師生關係，拉扯吳進仁，聯絡葉德鈞，一面頂著做招牌，聯絡張若名（茗——編者注。陳按：編者又注錯了，張若名的“名”不是“茗”）、周文煜，要在系裡造成獨占的勢力。……最奇怪的是他同葉德鈞拉得非常之緊，一直到肅反之後，還說過“葉德鈞經我幾個月的幫助，現在已經起義了。”我聽了非常驚訝，葉德鈞也就自殺了。
又如那年在雲生園吃飯，我拉葉德鈞、全振寰坐在一起，說我們都是被壓迫的階級。這件事看來似乎很小，現在檢查起來，葉德鈞本是我深惡痛絕的人，張為騏帶他到我家來，我罵張為騏：“下回你再帶他來，連你我也不見了。”但是後來，所以他為同調（陳按：這句話不通，“所以”疑為“引”之誤），這是很不簡單的事，這正說明我的政治立場和他一樣，都是對政策不滿。（《劉文典先生的第二次檢查》）
文章透露，葉先生自殺的原因是在肅反運動中被打為“托洛茨基分子”，即“托匪”。這是“現行反革命”的重罪，比右派分子還要十惡不赦，葉先生怎么承受得了呢？
而葉先生被打為“托匪”，想來也是捕風捉影的結果。經濟學家、九三學社昆明市委主委、雲南大學教授秦瓚先生1957年在“大鳴大放”之初發表的《造成黨群關係不好的原因》為我們思考這一問題提供了佐證。他說：
如思想改造、肅反等就出現了許多偏差。陳復光先生說思想改造里，有“加工”思想，我覺得不但是“加工”，簡直是唱戲，有唱紅臉的，有唱白臉的。拿肅反來說，最初，說雲大一定有反革命，到系裡，就成了系裡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組裡，就成了小組裡一定有反革命，可是一個小組裡只有七、八個人，弄得大家都很緊張。……那么怎么辦呢？就只好捕風捉影了（秦瓚：《造成黨群關係不好的原因》，原載《雲南日報》1957年6月7日，此據中共雲南省委黨校教務處編《堅決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反右派鬥爭學習材料之二》，雲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葉德鈞作為一個純粹的學者，被判為“托匪”，想來就是這樣定案的。
陳復光先生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尤長於中俄關係史，早年留學哈佛大學，曾隨楊傑出任民國政府駐蘇聯大使館秘書，抗戰時期任雲大教授，積極投身民主運動，著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雲南崇文印書館，1947），建國初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曾任雲南民革負責人，文革當中也被迫自殺了。
著名民族學家楊堃先生在談到妻子張若名先生之死時說，1958年6月，在反右運動的“交心”期間，張若名受到尖銳批判，怕自己與丈夫、兒子全被劃為右派，高壓之下，自沉於蓮花池，張若名自殺的那一天，他還在北京（《楊堃自敘》，《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根據歷史學家、雲大歷史系原主任張德光教授的日記記載，劉文典《我的檢查》就是寫在1958年5月。張德光1958年5月2日日記說：“上午黨支（部）研究教改工作，本周與中文系配合兩次批評劉文典。下午文史兩系教師及學生代表聽劉文典自我檢查（轉引自張傳《我所認識的劉文典先生》，《雲南文史》,2009年第2期)。”可見那是雲大的反右運動最為激烈的時候。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若名無法承受自殺了。劉文典自我臭罵、自我矮化是為了自保，與葉德鈞劃清界限，把他斥為“托匪”，說對他“深惡痛絕”，也是為了自保，這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同事聚餐，拉幾個性情相近的人坐在一起，都要上綱上線，讀著這樣的話，真有一種錐心之痛！
任中敏先生斥責葉德鈞的起因，是葉發表過《跋〈霜崖曲跋〉》（又名《吳梅的〈霜崖曲跋〉》一文。該文刊載於1944年2月《風雨談》第9期，已收入《戲曲小說叢考》，也被王衛民書收錄。吳梅先生是現代曲學研究的開創者和泰斗之一，與王國維先生齊名。《霜崖曲跋》是吳梅寫的戲曲跋文，任訥纂輯，共三卷80餘篇，收入《新曲苑》，民國三十年（1941年）中華書局刊印。《跋〈霜崖曲跋〉》是評論吳著的，在辨析《霜崖曲跋》的失誤方面態度是認真的，所指出的問題是符合實際並為研究者認可的，同時也存在由於研究觀念偏頗而對吳梅的戲曲研究和創作否定過多、評價過低的情況。這引起任中敏的不滿乃至“憤悱”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任先生的文章存在更嚴重的問題。一是有明顯的門戶之見，意氣用事。葉德鈞批評乃師吳梅，雖然有不恰當的地方，但是態度是說理的，具體的批評是正確的，但任先生卻因為他批評了自己的老師及弟子，就暴跳如雷，用了“妄人無知”、“何其狂悖”、“言行荒謬”等尖刻言語斥責葉德鈞。對葉德鈞的具體批評，他說要再寫文章辯論，“葉之荒謬，另文詳之”，似乎也沒有兌現。
因為愛老師，極力維護他，雖然失態，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嚴重的是第二點，拿葉德鈞的自殺大做文章，冷嘲熱諷，這就越過底線了。已如前述，葉德鈞的自殺，是政治迫害的結果，是時代的悲劇，對當事人而言更是最大慘劇，經過那些荒唐和殘酷的政治運動而活到文革以後的人，在慶幸自己走出苦難的同時，對蒙難者應該同情，還要反思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一代學者的悲劇，避免類似悲劇重演，這才是正確的態度。任中敏卻以幸災樂禍的態度、冰冷刻薄的言辭加以嘲諷，把它判為見不得人的事，實在過分了。趙景深先生在為弟子編輯遺著時，想到他的自殺，一定是極其痛苦的（當時，“托派”的問題還是一個禁區），而任中敏也要拿他未交待葉德鈞自殺說事，說趙景深刻意“對外隱瞞其自殺”。對趙景深也不依不饒，追尋深層原因，恐怕也是因為趙景深在《讀曲隨筆》中批評過吳梅的錯誤。
葉德鈞先生批評的曲學大師吳梅先生在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為避敵寇，顛沛流離於漢口、長沙、桂林、昆明，最後被其學生李一平迎至楚雄大姚鄉下，暫得安寧。不料於1939年3月17日病重不起，客死他鄉，享年56歲，未能盡展其才。 “嗚呼，敵人殘暴，天胡容之？先生純儒，天胡忌之？” “天喪斯文，痛何可言！”（唐圭璋《吳先生哀詞》）葉德鈞、張若名、陳復光、李廣田等的自殺，比吳梅之死多一層悲涼。
20世紀造就了推動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代知識精英，也給他們巨大的磨難，造成太多悲劇，良可浩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