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政治生涯,個人影響,
人物簡介
1928年的花谷正是日本關東軍的參謀、步兵第33聯隊大隊長。1930年在奉天特務機關擔任輔助官。在任上花谷正與土肥原賢二、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一起，積極策劃武裝占領東北，是製造“柳條湖事件”和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核心人物之一。“九一八”戰後擔任偽滿洲國軍事顧問。為了欺騙本國國民和國際輿論，為日軍赤裸裸的侵略開脫罪責，《大阪朝日新聞》還派出記者採訪了當年參與策劃“柳條湖事件”的日軍中的3個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企圖為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作出更加冠冕堂皇的說明。花谷正時任日本駐奉天特務機關輔佐官，陸軍少佐（即少校）軍銜。
政治生涯
岡山縣勝田郡廣戶村長花谷章的兒子。津山初級中學，大阪陸軍地方幼年學校，中央幼年學校。1914年5月陸軍軍官學校26期畢業，同年12月步兵少尉任官。步兵第54聯隊付。1922年11月陸軍大學34期畢業。
1931年，關東軍司令部付（奉天特務機關輔佐官）的時候，與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和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一起主謀柳條湖事件，成為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核心人物（當時他的上司土肥原賢二在東京，沒有參與這一活動）。1929年7月，就在新任的關東軍司令官畑英太郎剛上任的當天夜裡，板垣、石原、花谷正三人便就“滿蒙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之後三個人每周都要聚會進行研究。到1931年春天，三人不但謀劃了“製造了柳條湖事件的概略計畫”，而且考慮到“製造戰爭藉口顯系輕而易舉，可是問題在於處理善後難”的問題。為了爭取日本軍部內的實權人物的全力支持。1931年6月（也有是在7月份一說），花谷正攜帶《滿蒙問題處理方案》赴東京，與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參謀次長二宮、中國課長重藤千秋大佐、中國班長根本博中佐、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及軍事課長永田鐵山相見會談。這些法西斯分子相互溝通、磋商，花谷正還委託重藤等人幫助籌措供日本浪人在中國東北製造事端的5萬日元活動經費等事宜。1931年4月下旬的一天，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率石原、花谷正、今田新太郎等人，以訪問為名，驅車進入東北軍第七旅駐地北大營進行偵察。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將他們迎入接待，雙方閒談約30分鐘。而留在院內的化裝司機的關東軍囑託筱田六三，不但“暗記於北大營的配置”，而且利用上廁所的機會，“從視窗對各處進行了快速拍照”。
花谷正
花谷正1931年6月下旬，板垣、石原向花谷正及今田新太郎大尉說明了9月下旬要在瀋陽柳條湖開始戰鬥行動。於是從那時起，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便開始物色作為骨幹的人選，他倆頗費心機地挑選了奉天憲兵隊長三谷清中佐、東北邊防軍軍事顧問矢崎勘十少佐、步兵第二十九聯隊第一大隊長名倉少佐、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二大隊附兒島正范少佐、該大隊第一中隊長小野正雄大尉、第三中隊長川島正大尉、第四中隊長高橋金一大尉，此外，還有甘粕正彥預備役大尉、和田勁預備役中尉。8月中旬，花谷正召集今田新太郎、三谷清等人在奉天特務機關召開研究“柳條湖計畫”的秘密會議，確定了最後行動方案，進行了具體分工，最後還訂立了誓約書，並在上面按了血手印。
花谷正
花谷正在此期間，即7月下旬到8月中旬，關東軍開始調查因從事間諜活動的中村震太郎等人被東北軍處死一事。在此過程中，花谷正曾以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身份同奉系官員談判，他自述：“越是反覆交涉，問題越是糾纏不清，於是決定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實力發動。可是不知中央軍部究竟有什麼意見，想再一次弄清情況。”於是，花谷正在8月下旬再次赴東京，他對參謀次長二宮治重及建川美次郎提出要求：在“中日兩軍衝突”時，“不要干涉過細”，得到兩人明確保證：“儘量努力貫徹貴軍的主張”後，又會見了橋本欣五郎和根本博，並直言不諱地告知：“事到今日，更待何時，箭在弦上，唯有一發。”
回到東北後，花谷正進一步布置今田新太郎大尉擔當柳條湖現場爆破任務；發動進攻則交給駐奉天獨立守備隊島本大隊的中隊長：川島大尉、小野大尉，以及日軍駐奉天第二十九聯隊的小島少佐、名倉少佐等人，“輔助作業”由預備役軍人甘粕正彥、和田勁負責。9月1日，花谷正還特意去拜訪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要求他不管東三省方面態度如何，均應採取積極態度。
而板垣、石原、花谷正等人已經預定在9月28日發動事變。花谷正在其回憶錄中所記：之所以選中9月28日，因為從日本秘密運來的兩門重炮“雖說9月10日就已安裝完畢，但還要教會臨時炮兵的操作技術，因此仍需花費時間。而且割倒高粱後才適於作戰，高粱繁茂就難以發現躲藏的敵人。”
9月5日前後，關東軍要在中國東北發動事變的訊息傳播出來，花谷正承認風聲走露：無非是自己借酒興說出；或是他用錢收買的日本浪人酒後狂言，而為外界所知。這樣就引起了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及日本國內的關注。為此，板垣等人大為惱火，板垣曾與花谷正氣勢洶洶地去責問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為了掩人耳目，石原與板垣商定後，對花谷正等人放風：“9月下旬的‘柳條湖計畫’不搞了。”
9月15日晚，板垣、石原、花谷正、三谷清、今田新太郎、川島、小野、兒島、名倉等人再次聚集奉天特務機關，先由花谷正宣讀了橋本欣五郎從東京接連發來的三份電報，內稱：“敗露，建川去前動手。”三谷、今田等人強烈主張斷然行動；而花谷正則主張：既然參謀本部反對，動了手也沒有用，還是作罷，另找時機。他還表示：“等看到建川後再決定吧。”結果多數人同意了花谷正的意見，而早已下定決心發動事變的板垣、石原卻笑而不語，蒙在鼓裡的三谷清、今田新太郎、川島、小野等於16日凌晨2時憤然離去。
可就在幾小時之後，也就是9月16日早晨，今田新太郎、川島等人又被石原叫去，告知最後決定於9月18日動手，今田聞訊興奮不已。因酒後吐真言及一度主張中斷行動，而被石原視為“危險分子”的花谷正，還不知道18日動手的新決定，他沮喪地對片倉衷說：“不行了，延期了。”
直到17日，今田新太郎才跑來告訴花谷正18日動手的新決定。花谷正立即開始活動進行布置。早在9月10日，就在憲兵隊長三谷清的機關宿舍里，河本大作給了甘粕正彥3萬日元，也給了花谷正一些錢。現在，花谷正便馬上與執行現場任務的“游擊隊”成員及和田勁等人取得聯繫。
9月18日晚7時零5分，花谷正前往瀋陽火車站去迎接建川美次郎和板垣，並將建川安排在“菊文”高級酒店。隨後，板垣藉故離去，只留花谷正作陪。10時20分左右，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九一八事變爆發的24小時後，板垣、石原、花谷正、片倉衷等人在瀋陽館二樓客廳與建川美次郎會談。建川主張吞併中國東北應分三步走，而石原則主張一步到位，即“滿蒙占有論”，雙方爭執不下。最後在9月22日，終於達成一致：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親日傀儡政權，即實施“滿蒙獨立論”。
以下是花谷正的回憶
關東軍基本上占領了南滿之後，我們按照原定計畫，開始拉出溥儀。雖然事前並沒有決定擁戴溥儀為滿洲元首，但在事變前，我們就已經矚目於溥儀，並與住在旅順的清朝舊臣羅振玉取得聯繫，因為我們認可以擔當獨立政權首領的條件是：一、為3000萬民眾所景仰，出身名門而又德高望重；二、家世方面屬於滿洲系統；三、不論同張學良或蔣介石都不能合流；四、能夠同日本合作。根據以上的條件，溥儀自然被顯露出來了。
石原最初是滿洲殖民主義者，主張占領論。然而，自從板垣到任以來，又傾向於獨立國家論了。那時我們之間，經過大約一個月期間議論這個問題。石原最初對我們的獨立國家論持有異議，他認為從中國的歷史上看，即使叫他們從事政治，也只能導致政治腐敗的結局，而毫無辦法，與其那樣，還不如依靠清廉的日本人。實行“哲人政治”更為適宜。我們認為他這種主張也許會傷害民族感情，而且首先碰到的問題是日本人中恐怕並沒有“哲人”的人。人類有神性，也有魔性，我們主張培植現實人性的政治。當石原一經贊成我們的意見以後，他竟然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獨立國家主義者。
當時在滿洲的日本人中，很多人是在日本內地無法謀生的浪人，從道理上講，這些人也不足成為滿洲人的指導者，只有後來成為協和會核心人物的滿鐵人員中和其他青年之中，才有許多情操高潔，心地無邪，真正響往實現五族共和，王道樂土的人。滿洲國初期，日本以他們為中心，頗為活躍，充滿著清新的空氣，後來權益主義橫行，日本內地的資本家和官僚接踵而來，我們的理想完全破碎了。最初我們甚至建立“不準財閥進入滿洲“的公告牌。但是由於在一紙調轉命令下，使建國時期的同志離去，以後被追逐權利的成群“螞蟻”們完全占據，而把滿洲國攪亂了。
9月22日，把羅振玉找到關東軍司令部，命令他們把溥儀拉出來，他馬上訪問了清朝復辟派的實力人物吉林省的熙洽，接著又會見了在洮南的張海鵬，而後轉道天津。跟舊臣一起隱居在天津的廢帝溥儀，因為不了解關東軍的意圖而不安，不肯輕易行動，接著，駐天津日軍的三 浦參謀前來聯絡。他談話的大意是：“宣統皇帝認為，如果有民眾和關東軍的支持和厚望，即使犧牲個人也在所不惜，以目前的形勢而言，可否考慮立即擁立溥儀“ 這時期的工作內容被一點一點地泄露出去。中央軍部向滿洲發來了命令,不準參加建立新政權，特別是擁戴宣統皇帝的運動。我們考慮如果我們 老是踏步不前，就不會有所作為，因此關東軍接著派遣浪人 上角，同天津的步兵隊長酒井隆大佐接頭，想挾持溥儀。可是因為駐天津日軍司令官香椎浩平不讓動手，結果一點辦法也沒有。於是又改派土肥原賢二大佐去天津。10月末，出現在天津的土肥原，迅速著手進行拉出溥儀的工作，但他的行動很快被中國方面和外務省派出機關發現。
外務省也有人想讓張學良出馬，不管怎樣，日本在南滿強行扶植傀儡政權，從對付國聯來說，這樣做也是拙劣的，主要還因為當時把清朝廢帝拉出來，乃是時代的錯誤，應當期望自然而然地誕生一個政權，土肥原按著預定計畫，在天津挑起暴動，以便在人荒馬亂中，把皇帝劫持出來，中國方面探聽到了這次暴動的訊息，制止了參加暴動的中國人，使暴動未能擴大。在此次騷亂中，溥儀於11月11日，從天津逃出，乘船到營口，不久局勢穩定下來，若槻禮次郎內閣在年末下台，中央軍部最後也同意抬出溥儀。第二年3月1日發表獨立宣言的同時，溥儀以執政的名義，登上滿洲國元首的寶座，這樣，中央軍部雖然反對關東軍的行動，可是結局還是被關東軍拖著走，中央軍部因為喪失信念多次表露醜態。
下一階段的企圖是把占領線延伸到山海關。為此，再一次在天津挑起暴動，並以此為理由，出兵長城線。但因駐天津日軍不上圈套，又失敗了。根據參謀總長金谷范三的命令，軍隊在進擊途中，在遼河線上即中止了行動，結果在第二年7月占領了錦州。另一方面，在北方由於禁止進攻哈爾濱，乃稍微改變一下進攻方向,進軍齊齊哈爾，每一寸土地的占領，都要打破“停戰線“的限制，終於在11月19日進入齊齊哈爾。
好不容易攻取的齊齊哈爾，又是因為參謀總長的命令，不得不陷入撤兵的窘境。中央軍部最擔心的是蘇聯的動向，認為把手伸向北滿是件危險的事，似乎不能置之不理，後來二宮治重參謀次長接受天皇委任的一部分大權，即把“臨時參謀本部委任命令”拿過來，達到了實行壓制關東軍的地步。就是這樣，為了事變的進展，歷盡了千辛萬苦，到12月犬養毅內閣上台，荒木貞夫出任陸相開始，滿洲問題才得以暢通無阻。特別是十月事件的陰謀，在政界中泄露之後，給政治家們造成了“反對軍隊，就有生命危險”的恐怖感。使他們喪失了以往那種控制軍隊行動的熱情。我認為，在那個時期發動滿洲事變是切合時宜的。除了勞神費力去說服日本內地沒有主見的一夥人以外，在國際上，對於事變的進行，並沒有受到干擾。
1935年8月，成為關東軍參謀，經過參謀本部付，第2師司令部付，留守第2師參謀長等。1937年8月，晉升陸軍大佐。作為第五師團第21旅團步兵第43聯隊長參與侵略中國。1939年1月31日滿洲國軍隊顧問，指揮滿洲軍在諾門坎作戰。1940年3月，晉級陸軍少將。 這個九一八事變的幹將，自詡偽滿“建國功臣”。1939年到瀋陽偽滿訓練學校視察時，召集全部偽軍官講話。他站在偽滿軍訓練學校本部的高台階上，聲色俱厲地說：“滿洲人把自己當成主人，把日本人當成客人，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滿洲的日本人絕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滿洲主人。誰不承認這一點，就可以請他自便，另投地方，不能容許這種人存在滿洲的土地上。我在濟南時曾從廣播裡聽到鄭孝胥國務總理的講話，鄭說滿洲國是個小孩，需要日本抱著走，但是，這個小孩逐漸長大了，就可以脫離懷抱了。他說的這是什麼話？這真是豈有此理，難道滿洲國可以脫離日本的懷抱么？我聽了很氣憤，當即打電話給關東軍司令部，把鄭撤職了，這就是前車之鑑（此事發生在1935年）。滿洲國皇帝的‘後見人’（即監督人）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任何一個滿洲人，要想把日本人當成客人，那是萬萬做不到的。再重複一句，有這種想法的人，就請他自便吧！”在場的偽軍官目睹了其長相：長臉大嘴，滿臉橫肉，煞像凶神一般。
1940年8月1日任駐華中信陽地區的第三師團步兵第29旅團長。1941年7月31日調任關東軍第29師團步兵指揮官，12月1日成為駐山西的第1軍岩松義雄的參謀長。花谷正接任之後便派出陸軍航空兵轟炸閻錫山的藏身體克難坡，以及晉綏軍在黃河渡口小船窩附近修建的鋼絲木板橋。但是由於精銳都以調往太平洋戰場，所以二十幾架飛機，三次投彈百餘枚，只炸毀兩股鋼絲繩。閻錫山則是一面準備進行“大保衛戰”，一面又派出親信到太原去再和日方商談。希望可能緩和局勢。
但此時花谷正對於閻錫山的拖延早已失去了耐心，對於閻錫山所派來的親信趙承綬說他以戰勝者自居，趾高氣揚，盛氣凌人。他對閻錫山的代表趙承綬說：“你來了，好！你能代表閻錫山嗎？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閻錫山詭詐多端，把中國人都騙遍了，派誰當代表，都當不了他的家，必須與閻直接談判，才能解決問題。閻錫山要想從日本軍手裡得到‘汾陽協定’中規定的東西，必須先通電脫離重慶，才能辦到。”在這樣的局勢之下，閻錫山才折尊屈貴的前往安平與日方會談。會議開始之後，閻錫山首先發言，大講其所謂“相需”的謬論，最終令日方極不耐煩，花谷正拍案而起說：“我們是來開會，不是來聽講演。”“珍珠港一戰，美國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蔣介石更不在話下，閻閣下和日本合作，對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時候，觀望沒有什麼好處，最好馬上跟我們回太原去。”花谷正說話時，氣勢更凶，口說手比，旁若無人，弄得閻錫山十分難堪。閻錫山不辭而別，安平會議沒有達成預期妥協，日方亦不得不承認“會談終於破裂”。“安平會議”破裂之後．日本方面決定改變對閻錫山的招降手法。
花谷正在其5月8日給日軍方面軍參謀長的《乙集伯電第80號》“觀察及意見”中，對閻錫山的態度作出如下“判斷”：“1.閻百川有合作的意向，但只是考慮其所謂利益，而沒有以誠意迅速同我合作、參加大東亞戰爭一翼的意向。2.閻百川為了躲避我軍的銳利鋒芒，在繼續私通蔣介石的同時，也假裝同我方合作，且利用我方不能實行的合作條件，拖延交涉，以緩兵之計，繼續維護自己。3.閻百川對日、蘇關係的發展，非常關心。他在看清這個時機以前。欲採取觀望態度。”花谷正認為：“1.同閻百川的交涉，假若不強行武力壓迫，經濟封鎖，難以實現目的，只以和平手段進行交涉，將會中他的緩兵之計。2.閻百川以基本協定為擋箭牌，要求我方履行基本協定，而不服從我方的提案。而基本協定有利於他，有害於我，特別是不能適應大東亞戰爭的繼續和迅速實現合作的現狀。因此，有必要迅速廢除基本協定。”5月17日，在經過日本方面軍司令部核准後，花谷正在其《乙集伯電第85號》中通知其部屬：“1.日本決定廢除基本協定、停戰協定、停戰協定細目，17日已通告閻錫山。2.今後的態度是對閻錫山採取嚴肅對立的態度，促使其反省。”
這個傢伙是人格方面極為有問題的人物，在當師長的時候經常無理打罵屬下將校，同時仗著自己是陸大畢業生，欺負那些無天組的中級軍官，整個部隊從將軍到小兵沒有一個不討厭他的，許多人連殺他的心都有了。另一面他也很怕死，在行軍休息的時候也要部下挖自己專用的防空壕。1945年7月，任駐泰國的第39軍隊參謀長。6天后，39軍原地升級為第18方面軍，他也就成了方面軍參謀長，迎接了戰爭結束。1946年7月復員。戰後靠軍人養老金組織了一個叫“曙會”的右翼團體。
1955年在採訪中還叫囂滿洲事變是自衛，不是侵略。可是其他人的證詞可以證明他說的是徹徹底底的謊言。在1957年因病倒下，片倉衷號召為他的病捐錢，不過，由於他壞事做多了，舊日的部下沒有一個去捐款。他同年死去時，舊滿洲有關人員列席盛大的喪葬儀式。不過，他的部下也是誰都沒去。
個人影響
《大阪朝日新聞》號外昭和06年9月19日“支那方面的暴拳是起因——花谷少佐談話”（奉天特電19日發）奉天陸軍特務機關，花谷少佐談話如下：
日支之間，突然產生了開戰火的慘狀，感到實在是遺憾，這事是起因於北大營的青年士官們輕視日本軍閥，為牽制中村事件而爆破滿鐵鐵路之結果。我軍採取的行動是屬於平時授權的範圍之內，絕不是按關東軍司令官命令下的行動。
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參與策劃“柳條湖事件”的日軍頭目花谷正後來在《文獻昭和史》中說了實話：“18日夜，月近半圓，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點點，長空欲墜。島本大隊川島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鐵路線為名，帶領數名部下向柳條溝走去，一面從旁邊觀察北大營的兵營，一面選了個離兵營約800米往南去的地點。河本親自把騎兵用的小型炸藥安裝在鐵軌下，並點了火。時間是晚上10點過了。‘轟’的一聲炸響，鐵軌和枕木都炸飛了。”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明確認定：“‘柳條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計畫實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