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胡適經典論叢:胡適論國學
-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 頁數：338頁
- 開本：16
- 品牌：安徽教育出版社
- 作者：胡適 沈衛威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3676612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胡適經典論叢:胡適論國學》入選篇目力求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深入淺出。本書從《胡適全集》中精選胡適探討國學精髓及相關研究的文章，為胡適文章的分類精選，兼具學術性與通俗性。力求體現胡適在此一方面的思考與心得，為當今讀者提供有益的參考。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輯國學思想
中國思想史綱要
談談中國政治思想
五行考
談談中國思想史
儒教的成立
新儒教之成立
中國哲學裡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儒教在漢代被確立為國教考
格致與科學
禪宗是什麼
禪宗的真歷史與假歷史
禪宗的方法——道不可告，告即不得
第二輯國學史綱
《先秦名學史》前言及導論
《中國古代哲學史》導言
《中國哲學小史》引論
先秦諸子進化論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說史
第三輯國學方法
論國故學——答毛子水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研究國故”的方法
再談談“整理國故”
考證學方法之來歷
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
論證據
史學與證據
校勘學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紅樓夢》考證
第一輯國學思想
中國思想史綱要
談談中國政治思想
五行考
談談中國思想史
儒教的成立
新儒教之成立
中國哲學裡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儒教在漢代被確立為國教考
格致與科學
禪宗是什麼
禪宗的真歷史與假歷史
禪宗的方法——道不可告，告即不得
第二輯國學史綱
《先秦名學史》前言及導論
《中國古代哲學史》導言
《中國哲學小史》引論
先秦諸子進化論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說史
第三輯國學方法
論國故學——答毛子水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研究國故”的方法
再談談“整理國故”
考證學方法之來歷
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
論證據
史學與證據
校勘學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紅樓夢》考證
序言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學術界，有一個基本的對於現代學術的內涵的看法：科學精神和民主意識。這是區別傳統學術與現代學術的關鍵。也是對學者思想方法的基本要求。新舊學術研究在精神上的差異是主要的。方法和材料倒是實在的，新舊學者都可達成共識的東西。因為學術判斷的標準和爭論的底線是：拿證據來！疑與信、批判與繼承，精神或思想意識層面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學術陣營。所以在“古史辨”的爭論中，顧頡剛明確地認識到，學術上對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造成的。錢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們的精神與他們不同的地方”。這種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產生的群體“對立”，表現為“疑”與“信”的分歧，是“繼承”與“突破”的關係問題。他們都繼承了清代考證學的遺產，在史學觀念上，“古史辨”派則突破了傳統的格局，“把古代一切聖經賢傳都當作歷史的‘文獻’來處理”。
胡適受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影響很大。他曾引用過西方一位學者之言，哲學上的爭論，主要是概念之爭，因為那是既不可證實又不可證偽的東西。推而廣之，一些學術爭論一旦陷入概念之爭，就不可救藥。這是胡適在學術研究中有意迴避概念之爭的緣故。同時他在《先秦諸子進化論》一文中強調：“荒誕神怪的萬物原始論都不可算作進化論。進化論的主要性質在於用天然的、物理的理論來說明萬物原始變遷一問題，一切無稽之談，不根之說，須全行拋卻。”胡適與現代學術“範式”的確立，我在《無地自由——胡適傳》中有詳細的演示，這裡不重複。我所強調的一點是，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適在《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十三號刊有《杜威先生與中國》，他將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方法概括為“歷史的方法”和“實驗的方法”。胡適言簡意賅。說實驗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歷史的時空轉向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思想解放的一聲春雷在神州大地炸響。相距胡適所強調的“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的時間是五十七年。這是哲人和先知穿越時空的思想的力量。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走過來的章太炎門生錢玄同在一九三七年為《劉申叔先生遺書》所寫的序中明確指出：“最近五十餘年以來，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
清末民初士人關於“國粹”、“國故”、“國學”的論說，都有泛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傾向，是民族主義的產物，具有反清排滿和抗衡西學的某種文化意圖。這既是文化認同和對歷史上早期民族——國家想像的體現，又是為現實的民族——社會尋求文化精神上的依託的需要。以至於強烈的反對所謂“國粹”、“國故”、“國學”的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的言論，也從另一方面表現出泛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倫理傾向。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整理國故”運動的展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將“國學”細化為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學。後期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也基本上是循著這個路向來研究的。而傳統的“國學”在章太炎看來應分為：經學、史學、國小、諸子、文學。但在胡適的思想意識中並“不認中國學術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四日回復胡樸安要他加入“中國學會”的信中強調：“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則必有誇大或忌諱的弊病。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功夫，所謂‘實事求是’是也，絕無‘發揚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
本書的內容選自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的《胡適全集》，著作權由出版人和叢書主編從“胡適紀念館”獲得，我負責具體的編選。胡適有明晰的思想和可行的方法，我有意選取一些相對通俗的文章，也注意到一些既有經典的方法指導意義，又有“文本”價值的文字，如《(紅樓夢)考證》，同時還考慮到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全面性，這其中有我個人的愛好與取捨。
另書中行述與現代漢語規範相牴牾之文字，完全尊重原有版本。
寫下這些，權作前言。
沈衛威
2013年6月於南京
胡適受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影響很大。他曾引用過西方一位學者之言，哲學上的爭論，主要是概念之爭，因為那是既不可證實又不可證偽的東西。推而廣之，一些學術爭論一旦陷入概念之爭，就不可救藥。這是胡適在學術研究中有意迴避概念之爭的緣故。同時他在《先秦諸子進化論》一文中強調：“荒誕神怪的萬物原始論都不可算作進化論。進化論的主要性質在於用天然的、物理的理論來說明萬物原始變遷一問題，一切無稽之談，不根之說，須全行拋卻。”胡適與現代學術“範式”的確立，我在《無地自由——胡適傳》中有詳細的演示，這裡不重複。我所強調的一點是，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適在《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十三號刊有《杜威先生與中國》，他將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方法概括為“歷史的方法”和“實驗的方法”。胡適言簡意賅。說實驗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歷史的時空轉向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思想解放的一聲春雷在神州大地炸響。相距胡適所強調的“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的時間是五十七年。這是哲人和先知穿越時空的思想的力量。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走過來的章太炎門生錢玄同在一九三七年為《劉申叔先生遺書》所寫的序中明確指出：“最近五十餘年以來，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
清末民初士人關於“國粹”、“國故”、“國學”的論說，都有泛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傾向，是民族主義的產物，具有反清排滿和抗衡西學的某種文化意圖。這既是文化認同和對歷史上早期民族——國家想像的體現，又是為現實的民族——社會尋求文化精神上的依託的需要。以至於強烈的反對所謂“國粹”、“國故”、“國學”的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的言論，也從另一方面表現出泛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倫理傾向。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整理國故”運動的展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將“國學”細化為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學。後期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也基本上是循著這個路向來研究的。而傳統的“國學”在章太炎看來應分為：經學、史學、國小、諸子、文學。但在胡適的思想意識中並“不認中國學術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四日回復胡樸安要他加入“中國學會”的信中強調：“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則必有誇大或忌諱的弊病。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功夫，所謂‘實事求是’是也，絕無‘發揚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
本書的內容選自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的《胡適全集》，著作權由出版人和叢書主編從“胡適紀念館”獲得，我負責具體的編選。胡適有明晰的思想和可行的方法，我有意選取一些相對通俗的文章，也注意到一些既有經典的方法指導意義，又有“文本”價值的文字，如《(紅樓夢)考證》，同時還考慮到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全面性，這其中有我個人的愛好與取捨。
另書中行述與現代漢語規範相牴牾之文字，完全尊重原有版本。
寫下這些，權作前言。
沈衛威
2013年6月於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