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郡名，與義安郡是同義詞，是今潮汕地區在晉、南北朝、隋的行政名稱，是隋王朝經略流求（台灣）之始發地，是潮汕地區獨立為州郡一級建置之始。
東晉義熙九年（413年）在東官郡東部析出義安郡，以原揭陽縣地立為義安郡，郡治便設在海陽縣(今潮州)，下轄海陽縣、潮陽縣、海寧縣、綏安縣、義招縣5縣。這義安郡便是潮州（今潮汕）的前身，義安郡名稱共用了260年。隋開皇十一年， 在原義安郡境立潮州。
廣東潮汕的行政區在晉、南北朝、隋稱義安郡（存在260年），隋唐、五代十國、兩宋稱潮州，潮州屬3縣海陽、潮陽、揭陽合稱潮州三陽，元稱潮州路，明、清稱潮州府（存在近1500年），潮州府屬8縣海陽、潮陽、揭陽、澄海、饒平、普寧、惠來、豐順合稱潮州八邑，民國稱潮循道，1949年解放後政區名稱潮汕專區、粵東行政區，1956年先後稱汕頭專區、汕頭地區和汕頭市。1991年，原來的汕頭市拆分成現今的潮州、揭陽、汕頭三市，三市統稱潮汕地區，其中汕頭是經濟特區 。潮州八邑即今潮汕地區，潮汕三市從歷代的潮州到當代1991年的汕頭市，均同屬一個行政區。
基本介紹
歷史,出征流求,隋書記載,考證,
歷史
東晉鹹和六年（331年），在南海郡東部析出東官郡，以原揭陽縣地拆分設為海陽縣（今潮州）、潮陽縣（今潮陽、潮南）、海寧縣（今惠來西部大部）、綏安縣4縣，縣治在海陽縣。
東晉義熙九年（413年）在東官郡東部析出義安郡，以原揭陽縣地立為義安郡，郡治便設在海陽縣(今潮州)，下轄海陽縣、潮陽縣、海寧縣、綏安縣、義招縣5縣。這義安郡便是潮州的前身，義安郡名稱共用了260年。同年以惡溪上游5個“流民營”為基礎，古海陽縣北部析置了義招縣，隸屬義安郡。
南梁，南朝梁設定東揚州，義安郡屬東揚州(今天福建等），後來又更名為瀛州。
592年，隋朝開皇十二年，隸東揚州，潮州劃入福建。
621年，唐武德四年，唐王朝罷義安郡復潮州。
出征流求
隋代流求的地望
此流求是琉球群島，還是台灣島存在不同看法 。據《隋書》之列傳第四十六《琉求國》所表述：“流求國在海中，當建安郡(今福州)東，水行五日而至。……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周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灶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高華嶼和灶鼊嶼都是今澎湖列島中的小嶼，與灶鼊嶼相距僅一天(古代木船沒有蒸氣機和內燃機，靠風力、人力為動力，航速不快)航程的流求，應該不是現代的流球群島，而是與之僅隔著澎湖水道的寶島台灣。《宋史》也曰：“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也說明古流求國的地望是與澎湖煙火相望的台灣。現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P21-22圖就清楚地標台灣島為流求（詳見附圖）。連橫先生編撰的《台灣通史》在引用《城防考》和《隋書·琉求國傳》的記載之後，更明確指出：“是為中國經略澎湖之始，而亦東入台灣之機也。”
隋征流求戰役
《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東夷·流求國》記載：“大業元年（公元605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晴風靜東望，依希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大業）三年（公元607年），煬帝令羽騎尉（散官、從九品）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608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帝遣武賁郎將（正四品）陳稜、朝請大夫（正五品）張鎮周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灶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昆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 ，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流求）頻戰皆敗，焚其宮室，擄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隋書卷六十四·列傳第廿九·陳稜》又云：“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拜武賁郎將（正四品）。後三歲（公元610年）與朝請大夫（正五品）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抵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分為五軍，趣其都邑。渴剌兜率應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鬥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從二品），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隋書》這兩段文字生動地描繪出陳稜征流求戰役過程的完整畫卷：戰前的偵察窺探、外交慰諭和三年的戰役準備、戰役進攻出發地避開正面而選擇右側翼、行軍路線採取戰役迂迴欺詐、戰役的速勝和戰後受勛。可以看出，隋征流求是廟算已久的向外擴張！可惜隋煬帝楊廣是個昏慵的皇帝，其廟算只滿足於一時的戰役掠奪而無視於長久的戰略占領，加之“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餧疾而死者十八九。”⑹才致寶島台灣己入中華版圖又被迫自動放棄而游離海外。
隋征流求之艦船考
跨過台灣海峽登入作戰，即使是現代的軍隊，亦非擁有較敵優勢的艦船不可！中國造船歷史悠久。隋在繼承秦、漢等前代船尾舵、櫓、風帆等造船技術的基礎上，更採用榫接結合鐵釘釘聯的先進於前代的造船方法。在隋煬帝下江南時建造了長20丈、寬5丈、高4丈5尺，有樓四層，擁有160間房的特大型龍舟及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船隻。⑺隋代的戰船有楊素監造的著名戰艦“五牙”：起樓五層，高10餘丈，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5丈，可載戰士800人。有可載兵士百人的黃龍戰船。還有餘平、舴艋等兵船。⑻“五牙”戰艦在伐陳戰役中，從長江三峽至京口一路所向披靡。在平定東南沿海叛亂時，又從姚余泛海取永嘉直至泉州攻無不克。可證隋代造船技術和水軍戰術的先進。
陳稜、張鎮周攻台灣的兵船是上述的名艦“五牙”或“黃龍”嗎？似乎都不是。其理由也有三：1、“五牙”兵艦運兵量大，攻擊力強，是其優點。但其無風帆，又是平底船，屬內河近戰攻擊性兵船，僅靠人力劃漿，能貼近海岸線機動已出人意料。⑼要憑之航行200餘海浬橫渡台灣海峽，幾乎無可能。2、“黃龍”戰船載兵只有百人。對萬餘人的攻流求部隊而言，僅運兵便需百艘以上，加上運馬匹、淡水和給養，其船隊將達150-200艘戰船。這么龐大的船隊，很難達成戰役隱蔽，也易在海峽里遇風受挫。3、陳稜是武賁郎將，官階正四品。張鎮周為朝請大夫，官階正五品。⑽按隋制，陳稜的旗艦隻能是樓船，張鎮周的座船也是樓船。⑾樓船自漢代起己是三桅帆船，能靠自然風力遠程航海。隋代的造船術採用榫接結合鐵釘釘聯，更在船體結構上增強了對風浪的應力，從而具備靠木船橫渡台灣海峽的能力。《天工開物》對船桅數有言：“船每十丈，有兩桅。”以此推算：木船置三桅，船長當在20丈(66.7M)左右。以中國古海船的長寬比2.5-2.7計，船最寬處當有7.4-8丈(24.7-26.7M)，排水量130-150噸，若設有2-3層船樓，置兵士500名似有可能，尚能每船自帶兵器、馬匹，淡水和糧食，減少補給船隻。那么，陳稜征台的萬餘兵力，只需樓船20-25艘足矣。這樣的船隊，偽裝成商船，分路並進，最終合擊，較易達成進攻的突然性。
隋書記載
據《隋書卷三十一·志第廿六·地理志下》義安郡條云：“義安郡統縣五；戶2066。海陽、程鄉(今梅州)、潮陽、海寧(在今陸豐與惠來間)、萬川(今大埔)。”從隋代義安郡的地形看，最可能作為攻流求(今台灣)的兵力集結點和進攻出發點的地望：今靖海、碣石一帶港灣太小，難集結重兵，故其地望似應在今柘林灣至汕頭港西岸一帶海域，而這處海域在隋代屬海陽縣。以當年全郡僅2066戶的“省尾國角”之地，能擁有跨海峽遠征所不可或闕的造船、航海等先進技術嗎？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清代的《潮州府志》各版本均沒有記載陳稜率隋軍從義安郡出發征流求一事，更讓人懷疑其可信性。然而多處國家級正史文獻的記載又確實無誤：陳稜率領的萬餘隋軍是從義安郡出發泛(泛)海擊流求的。因此有必要詳細地考辨一下。1、義安郡屬古百越之地。自春秋、戰國以至秦、漢，越族的舟師就很聞名。《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記述：“(開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公元598年3月12日星期三)詔曰：吳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可證當時長江以南的吳越(包括閩、粵)等越族均具備製造長達三丈以上大船的技術，而且因船聚眾，威脅隋政權的穩定。隋文帝楊堅才被迫下詔沒收三丈以上大船入官。2、正因為江南特別是閩、粵一帶開發年代較之黃河流域晚，植被破壞遲。故隋煬帝要游江南，需造大船隊，便派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采木。⑿也證明當時的江南有豐富的建造大船艦的木材原料。3、司馬光撰的《資治通鑑·隋紀四》在記述“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之後又緊接著記曰：“初……上將有事四夷，大造兵器，(宇文)述薦(雲)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可見隋征流求的兵器、船艦是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朱寬入海去流求之前就由雲定興開始監造了。其製造地點，歷史文獻雖沒有明文記述，按常識應在戰役進攻出發點附近。在義安郡出發征流求的萬餘東陽兵，其武器和鎧甲等裝備應從現浙江金華攜行是無可非議的，而其攻流求最關鍵航程的糧秣、淡水和嚮導則必須在進攻出發地籌足也是軍事常識。因此可推測當時的義安郡至少應有足夠供應此次出征的軍用糧倉，甚至有可供十萬斤以上糧秣的大市場。4、《隋書卷六十四·列傳第廿九·陳稜》云：“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可知在大業六年(公元610年)陳稜率隋軍出征之前，中國大陸尤其是閩、粵兩地的商船就經常到過流求(台灣)，兩岸貿易頻繁。義安郡的商船隊也經常去流求貿易。因此流求人才會把隋軍的戰船誤認為是義安商船而喪失警惕，陳稜的戰船隊才能毫不費力地在現台灣的濁水溪入海口登入。從這段記載也反證出當時義安郡商船已具備跨海峽的航海技術。5、據《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東夷·流求國》記載：“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昆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明文道出陳稜的征流求隋軍中有昆崘奴當翻譯。這些昆崘奴不管是在東陽就已從軍，還是到義安郡後才招募的，都是從義安泛海擊流求的隋軍中的人員。這一點可證明：現潮汕地區有昆崘奴蹤跡不是始於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李德裕貶潮時驅昆崘奴鱷溪撈寶的記載，而是始於《隋書》所記的隋大業六年(公元610年)的征流求戰役，時間應提早238年。綜合以上五點可以看出：隋代的義安郡雖然在籍才2066戶，而且偏處粵東一隅，卻是造船和航海技術先進，對外洋經貿興旺之邦。清代最早編撰的《潮州府志》是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由知府吳穎領銜纂修的《順治·潮州府志》。正是這一年的4月29日，反清復明的鄭成功率數萬大軍在台灣禾寮登入，構建隔海與清廷對峙的政治格局。清廷亦採用黃梧建議，徙濱海居民入內地。可以說，順治版《潮州府志》編纂之年正是海禁嚴酷之時。在這種政治氛圍之下，潮州知府吳穎是絕對不敢以自己的頸上人頭和官帽去觸犯大清皇朝綿密的文字獄文網的。因此順治版《潮州府志》不記潮州曾為大陸經略台灣之始發地是可理解的。而順治以後各種版本的《潮州府志》，連順治版《潮州府志》把順治十年是閏六月記為閏八月的謬誤都不更正，便依樣畫葫蘆照抄前史。故有清一代的潮州地方志，限於其編撰者的資料來源、治史水平和政治觀點，對某一歷史事件漏記可以說俯拾皆是，但後世研究歷史的人絕不能因地方志缺如便否認曾有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