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等教育行動計畫

《美國高等教育行動計畫》是2006年9月美國出台的一份旨在引領未來10年至20年美國高等教育走向的報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美國高等教育行動計畫
• 出台：美國
• 主題：10年至20年美國高等教育走向
• 出台時機：2006年9月

計畫出台

2006年9月，美國又出台了一份旨在引領未來10年至20年美國高等教育走向的報告——《美國高等教育行動計畫》。

計畫出台的歷史背景

　　1860年前，美國的高等教育發展相對緩慢。1860年到1900年這40年，是美國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的階段。美國數百所大學應運而生，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基本上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一大批新型的大學比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史丹福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校區等建立起來，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老牌大學也是在這個時期從傳統的文理學院轉型為現代研究型大學。1900年到1940年，是美國高等教育的鞏固成型時期，這時候的美國大學還沒有達到引領世界學術發展和高等教育潮流的地位，在這期間世界產生的120位左右諾貝爾獎得主中，美國大學僅占10％左右，還是比較少的。1940年到1980年，是美國高等教育第二個大發展的跨越時期。由於這一時期的國際環境及美國國家政策的需要，許多高校承擔了重要的國家科研項目，帶動了科研水平和教學水平的提高。美國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迅速，高等教育在數量和質量上實現了新的跨越，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聲望。20世紀60年代以來，三分之二以上的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都在美國大學學習或工作過。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人們開始對高等教育急劇擴展所出現的問題進行反思，由此帶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改革。為了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了實現20世紀末21世紀初美國高等教育普及的戰略目標，柯林頓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小班級上課，重視閱讀訓練，加強雙語教學，提高教師素質，發展遠程教育，全面更新大學課程，等等。這些舉措導致21世紀初在教育領域的進一步改革。進入21世紀後，美國教育進入了一個全面改革的階段，特別是“9•11”事件以後，布希政府把高等教育改革作為整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增強美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2002年，布希簽署了《決不讓一個兒童落後法案》。2004年，在完成初等教育改革以後，布希政府把高等教育改革列入議程，出台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檔案和政策性法案，如2005年的高等教育的調節法案，2006年的增強學術競爭力的資助計畫法案，為激烈的競爭世界做好準備的高等教育法案，學生獲得學術資助、增強領導能力培養等檔案。這些都是在《美國高等教育行動計畫》出台之前的聯邦法案和重大政策。但是，這些立法和政策都沒有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美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已引起社會廣泛不滿的問題，如學費上漲、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的公平問題、學校對社會的責任等問題。而大學文憑越來越成為實現“美國夢”的基本條件。2005年，美國教育部長瑪格麗特•斯佩林斯組建了一個兩黨共同參與的高等教育未來委員會，並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有關“加強高等教育，使之在21世紀繼續保持競爭力”的全國大討論。2006年9月19日，委員會出台了最終報告——《領導力的考驗：規劃高等教育未來》，指出美國高等教育需要以顯著的方式加以改善，從而完成“從一種主要以聲望為基礎體制向以效績為基礎體制的轉變”。2006年9月26日，《美國高等教育行動計畫》出台，該計畫規劃了未來10年至20年美國高等教育走向，目的在於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績，以及人們測量這種效績的能力。這些計畫將使高等教育成為學生、家長、企業領袖和納稅人都更加容易進入、支付和承擔責任的事業。

計畫的結構和主要內容

　　《美國高等教育行動計畫》不是撥款性法案，而是政策性計畫。它簡明扼要，篇幅不長，全文不過1000多個單詞，目的在於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即升學的能力和機會問題，學費支付問題和大學的責任問題。

　　關於升學能力（Accessibility）。根據美國統計局2004年的一項統計顯示，儘管美國有34%的25-29歲白人成年人獲得了本科學位（不包括大專和高職），但同樣的事實是，在這個年齡段上完成本科教育的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國成年人則分別只有18%和10%。有40%的大學生至少接受過一門補習教育課程，每年花費超過10億美元。在25-64歲人口中，有60%的美國人沒有獲得過任何高中後教育文憑。高等教育未來委員會認為，美國高等教育升學能力完全受制於學生準備不足、入學機會信息缺乏和長期的財政困擾，受制於美國高等教育的學費高和機會不公平等原因。很多美國人都想要上大學，但無法做到，因為他們既沒有做好準備，也無法負擔費用。“為了提高高等教育升學能力，就必須從提高公立中學的標準、增強其責任入手，教育和培養好我們的學生”。在行動計畫中，斯佩林斯部長提出了5條建議：加強義務教育（K-12年教育），使高中階段教育的質量標準符合大學的要求；與國會合作，將《決不讓一個兒童落後法案》的成功原則延用到高中階段；重新設計12年級NAEP(國家報告卡)考試制度，規定國家級大學評價和勞動力市場要求的標準；鼓勵領導者關注成年人文化水平問題，提高意識，使之認識到這個問題是影響國家競爭力和個人機會的障礙；制定有關成年人文化水平的聯邦研究議程，確立有效的策略、模式和計畫。

　　關於支付能力（Affordability）。1995－2005年，為了適應通貨膨脹，美國四年制公立高等院校學雜費平均上漲了51%，私立院校則上漲了36%。四年制公立院校畢業學生的平均債務為15500美元，私立院校的為19400美元。在過去20年裡，州高等教育經費撥款的增長率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斯佩林斯部長說，“學費上漲使許多學生要么失去上大學的勇氣，要么為上大學而背上了惱人的債務負擔”，“幾乎很少有人了解為何成本如此之高，而收益卻如此之小”。學費的持續上漲，超過了通貨膨脹率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儘管在過去5年多里，《佩爾撥款法案》資助的經費幾乎增長了50%，但財政資助體制仍然亟待改革，必須加速進程，幫助學生和家庭做好準備，規劃和支付學費。在計畫中，斯佩林斯部長建議：通過與各州合作，簡化人們利用現存收入和稅收數據的方法，幫助學生儘快完成“免費申請聯邦學生資助(FASA)”項目；在高中最後一年春季以前，告知學生大概已經取得哪些申請資助的資格；與國會合作，通過聯邦財政資助體系，制定出新的基於需要而資助的經費政策；委託獨立的管理諮詢機構審查聯邦財政資助制度；激活《改進高中後教育基金(FIPSE)》,推動革新和提高效率；鼓勵相關組織報告大學年度數據，建立穩固的學費支付方式。

　　關於大學責任（Accountability）。美國接受大學教育人口的比例在主要發達工業國家中位居第12位，而2001年，美國整個高等教育生均經費支出為22000多美元，幾乎達到了其他發達工業國家平均數的2倍。在過去10年裡，被認為能夠熟練閱讀（讀懂複雜的教材）的美國大學畢業生人數比例已經從40％下降到31%。在資訊時代，最根本的問題是收集清晰、全面和可比較的院校數據，並使學生、家長和決策者獲得它們。由於數據系統的局限和不完備，決策者很難通過教育渠道獲得有關學生進步的可靠信息。現在的院校排行榜都無法直接衡量出關鍵之處——學生的表現和學習情況。在計畫中，斯佩林斯部長建議：著手建立一個各州認可的協作協定，將40個互不相通的高等教育信息系統聯繫起來；為各州和院校收集和報告學生學業成績數據探索新的激勵機制；召集認證組織成員,提出公認的注重結果的改革標準建議；重新設計教育大學搜尋網站，讓消費者根據個人的興趣和需要衡量和比較院校。

　　《美國高等教育行動計畫》中的建議，基本都與錢有關，就像該行動計畫開篇斯佩林斯指出的那樣：“多年來，我們業已投入上百億納稅人的錢，只是希望培養出最優秀的人才，我們應該得到較好的回報。”美國大學的生均支出是全球最高的，如果大學使用不好這些經費，則是對社會的不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