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3日，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率領紅四軍從井岡山出擊贛南，在尋烏縣項山的羅福嶂村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史稱“羅福嶂會議”。會議分析了當前形勢，研究了鬥爭策略，總結了紅四軍進軍贛南以來的經驗教訓。最後，撤銷了紅四軍軍委，成立政治部。將部隊團的建制改編為縱隊，並提出到東固與紅軍2、4團會合，建立新革命根據地的建議。毛澤東在羅福嶂會議上還闡明了工農軍隊的性質，對全軍進行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提出了“宣傳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的民眾路線。
羅福嶂會議是黨史、軍史上的重要會議，是三灣改編之後、紅四軍成立以來，毛澤東大膽突破個人主義，實行黨絕對領導軍隊的一次有益的大嘗試。同時，進行了紅四軍下井岡山以來的第一次大整編。所以，該會議對研究黨史與紅四軍軍史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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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軍宿營項山羅福嶂
羅福嶂，是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村子， 離圳下村約有幾十里的山路，隔著好幾座大山。早在太平天國時就有“三點會”活動於此。大革命時，孫中山光復梅縣的“洪門”組織又傳到了這裡，同時，也有共產黨在這裡暗中活動。1927年8月初，大革命失敗後，尋烏黨組織的潘麗按古柏以及“八七”會議精神的指示，在這一帶進行秘密的革命工作，並且利用十分盛興的“洪家”、“三點會”等社會組織，在階級矛盾最尖銳的項山、滋溪、劍溪、羅福嶂等處發展了農會，準備以全縣的農民大暴動策應南昌起義軍南下集中尋烏。至1927年底，項山、羅福嶂發展有農會會員五、六百人。1928年春，這裡的農會參加了全縣的“三二·五”農民大暴動。暴動隊勝利攻占了縣城，威震閩粵贛邊，是“八七”會議後規模空前的一次暴動。但由於強敵反撲，潘麗又率部潛回羅福嶂附近的大中，準備重整旗鼓，後被羅福嶂的地主反動武裝襲擊，隊伍即轉移到福建境內的相公寨繼續與敵人展開鬥爭。不久，又發展到三百多人。
1929年2月2日，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部隊在圳下勝利地衝出了敵人的包圍後，統一來到項山的羅福嶂村。當時，天正下大雪，路很難走。紅四軍二十八團於下午4時到達羅福嶂，大部隊於傍晚到達。紅四軍在羅福嶂停留了一天兩宿。毛澤東、軍部、二十八團住下村小河前面；政治部、三十一團駐紮於上村。次日，在羅福嶂召開了重要會議。
毛澤東是看好項山羅福嶂的，這是古柏給他推薦的。大山把村子與世隔絕開來，處在崇山峻岭之中。最主要的是她位於閩粵贛邊的三省交界處，與粵東、閩西連在一起，有“一腳踏三省”的美譽。而最難得的是當地有很好的黨組織與革命民眾。正如朱德所說，是毛澤東要找的第二條“羅霄山脈”。毛澤東到了羅福嶂後，與上井岡山一樣，注重做民眾工作。他指示紅四軍戰士一定要做好宣傳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的工作，幫助民眾建立起革命政權。告誡官兵一定要牢記井岡山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聽從指揮，籌款歸公，不亂拿民眾東西。宿營後門板要還上、睡的鋪草要捆好。做民眾工作要和氣。買東西要付錢，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又特彆強調：不能隨便大小解、洗澡要避開女人，以尊重受壓迫的婦女。空閒要幫助民眾鋤地、挑水、劈柴與打掃衛生等等。
紅四軍從圳下突圍至項山時，過激地處罰了一個拿民眾黃粄吃的俘虜兵。毛澤東表示十分不贊同，要求要善待俘虜兵，對初犯錯誤的應採取教育的方式。像這樣亂拿民眾東西的俘虜兵，先給以嚴厲批評，賠償民眾的損失，然後再以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他進行耐心改造。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紅四軍部隊沿途進行了宣傳民眾、武裝民眾與發動民眾的工作。開始，羅福嶂的民眾以為是國民黨搶東西的部隊來了，有部分民眾躲進了山里，後經紅四軍政治部的陳毅、尋烏黨組織的潘麗作了宣傳動員工作後，都陸續回來。紅四軍駐紮下來後，馬上幫助羅福嶂的窮苦農民恢復農協，進行打土豪，分地主的穀子與豬肉。當地民眾知道紅四軍是窮苦人們自己的軍隊時，都很願意協助紅四軍，老人家挨家挨戶地為紅四軍帶路，做革命宣傳工作；婦女積極地為紅四軍礱穀。紅軍為了感謝她們與加深民眾感情，分別給她們送了禮物作紀念，其中送給劉六妹一個雙鈴馬蹄鬧鐘和兩個鐵皮菜盒。農協的青年殺了牛，還送了牛肉給軍部，但紅四軍沒有收下，送還給了民眾。紅四軍邀請了民眾一起吃飯。菜是向民眾買來的番薯、芋子。嚮導李大添、劉隆寶在連部一起吃飯。羅福嶂的勞苦大眾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好的軍隊，老百姓看著紅四軍送回來的牛肉，看著戰士們大雪天穿著單薄、破舊的衣服蹲在屋檐下，感動到說不出一句話來。心裡在想，真是窮人自己的子弟，自己的兵啊。
羅福嶂村（圖片提供：劍溪萬安書院文史研究室）羅福嶂會議的召開
2月2日下午，圳下戰鬥結束後，紅四軍來到崇山峻岭之中的羅福嶂村。在羅福嶂的芹菜塘有一個大祠堂，是原來國民黨鄉公所的駐地。這棟房子的大門口正好對著大路，在路上可以看到房子的上廳。廳子不大，前委和軍部就暫住在這裡，黎崇任擔任了保衛前委和軍委的任務。敵軍劉士毅部在圳下與紅四軍激戰後已元氣大傷，一時不敢再跟進，極需休整一會。
2月3日，利用敵軍休整的機會，毛澤東在羅福嶂芹菜塘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準備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紅四軍的全體官兵，闡明工農軍隊的性質與歷史任務，藉此展望革命的前途，振作連吃敗仗的低落士氣。前委與軍委的會議都在這個祠堂里召開。上午召開前委會議；下午召開軍部幹部會議；傍晚，在羅福嶂下村的河背山腳下，毛澤東、朱德還在田塅里召開了全軍動員大會，會議一直進行到天黑。
芹菜塘開會時天氣很冷，天下著毛毛雨與雪，廳子中間燒了一大堆木柴取火，煙很嗆人。大家圍著火堆開會。有的同志坐凳子，有的坐柴木，記錄本放在膝蓋上。朱德用一個茶盅，盛些尋烏當地釀的黃酒，放在火堆中燒熱後分給大家喝。因為茶盅周圍被火燒得很黑，朱德喝酒時弄得滿嘴都是黑的，逗得大家直發笑。當時天天行軍，生活很艱苦，又很少洗澡，大家身上都長了虱子，抓到後就往火里丟。陳毅還把抓虱子戲稱抓到了“俘虜”，把會議的氣氛活躍了起來。這是紅四軍處於井岡山下山以來最困難的時期。
參加前委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陳毅、粟裕、羅榮桓、何長工、朱雲卿、林彪、蔡協民和伍中豪等。會議研究了當前國內外的革命形勢，分析了失敗原因，總結了鬥爭的經驗與歷史的教訓，並就紅四軍的領導體制、行動方向及如何應對嚴峻複雜的敵情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最後，對全體官兵進行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指出了紅軍的性質與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展望了革命的前途，鼓舞了紅四軍的士氣。這是自三灣改編之後，紅四軍成立以來，在羅福嶂第一次進行的、黨絕對領導無產階級軍隊的大嘗試，並且對紅四軍進行了下井岡山以來的第一次大整編。
羅福嶂會議前的紅四軍
紅四軍來尋烏前存在的問題
1929年1月14日，自紅四軍離開井岡山進軍贛南以來，屢戰屢敗，經過大余縣城，南雄平頂垇、烏逕，以及定南月子崗、尋烏圳下等幾次大戰鬥，約損失官兵600人、槍枝200條。“紅四軍在湘南失利及大餘一路突擊形勢之下，個人沒有顯出什麼大領導，同時非依賴黨的正確領導就會有塌台的可能”，這是因為羅福嶂會議之前的紅四軍存在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等一系列的問題，直接抵制、影響著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至使紅軍紀律散漫，指揮不暢，嚴重影響了軍隊指揮的機斷與敏捷。這些不良因素對於行軍突圍途中的紅四軍是十分危險的，對中國革命的前途也同樣是不利的。
黨對工農軍隊的正確領導十分重要。有黨領導的軍隊就有馬克思主義真理作指導，就有共同實現共產主義事業的奮鬥目標；有黨領導的軍隊就有明確的政治方向，就有民主產生的集體意志，更有有利於人民的路線、方針、政策。
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她代表了無產階級，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擔負著解放受壓迫民族和受壓迫人民的革命艱巨任務。因為黨所走的共產主義路線是正確的、正義的、經得起考驗的，所以她在革命的道路上是必然走向勝利。反之，沒有黨領導的軍隊就是非無產階級的、主張個人意志的軍隊。個人主義只顧個人的自由，,廣泛地強調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願接受黨及外來的正當約束，更加極端地強調人本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經濟上的自由主義以及工作上的個性獨立。總之，個人主義容易不理智地、過分地、不自覺地抵制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以及組織對個人的政治要求，也就會犯個人置於黨與組織之上的錯誤，甚至是把個人置於國家與民族利益之上。所以個人主義是擔負不起一點革命任務的，更加擔負不起由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所託負的歷史使命。個人主義領導的軍隊最終會淪為土匪或者軍閥，直至失敗與滅亡。其它如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等，都是拖革命後腿的東西，都必須糾正過來。因此，無產階級的工農軍隊必須由黨來絕對領導。
黨失去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1927年9月， 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整編時，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對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使得軍隊里的個人作用漸漸減少，黨的領導漸漸加強，個人與黨鬥爭的盈虛消長馬上顯明了出來。
但是，從紅四軍成立到井岡山根據地邊界迭次戰爭的勝利、湘南的失敗直至出擊贛南。黨在軍隊中又失了主要領導作用，沒有了絕對的指揮權，因為小團體主義充分存在而發展，黨不敢作調動槍枝上的嘗試，個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有，所以這個時候的黨從連到軍從它的實質來說是處在一種從屬的地位，在某些問題上是絕對聽命於個人。
這些問題的存在主要是紅四軍內官兵成分複雜，“邊界紅軍的來源：（一）潮汕葉賀舊部。（二）前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三）平瀏的農民。（四）湘南的農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 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 朱培德、吳尚、熊式輝等部的俘虜兵。（六）邊界各縣的農民······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無產階級受壓迫最深，最有覺悟，最有組織性、紀律性，是革命最堅決、最徹底的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紅四軍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湘南水口山工人有限。中國的革命雖然在廣大農民的支持和參與下才能取得勝利，但是，農民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其受教育水平的制約，沒有科學的思想作指導，這些階級局限性決定了農民不能完成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而紅四軍中的遊民卻產生了不良的流寇思想，他們在會議時表現為十分厭煩地討論宣傳和組織問題，在游擊工作中發展單純的軍事影響，動不動就喊“打大仗”，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他們主觀地說要打大仗、攻占大城市，這是完全出於個人英雄主義，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軍閥混戰、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又如紅四軍內一些嚴重持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的舊式官兵和一些反對這種思想、習慣、制度的人作鬥爭，以至黨的領導權在紅四軍里還不能絕對建立起來。這是工農兵士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勝利的武器，部隊紀律方面一個主嚴，一個主寬造成的。當紅四軍從圳下突圍至項山時，就有一個穿黃軍裝的俘虜兵拿了民眾的黃粄吃。
軍隊失去黨的教育與正確指引
關於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中倖存下來的葉賀餘部，他們起義失敗之前，黨的組織非常薄弱，在失敗中就完全失去了黨的領導，那時候的部隊是靠了個人的領導才指揮帶出來的，因此，形成了個人主義思想。這樣的部隊在失去了黨的領導時，身陷困境、沒有了給養，自然又不能知道有深入民眾、依靠民眾、發動民眾這么一條革命的路線。
這個問題又因1927年12月21日時，中共中央特派李鳴珂經江西入湘給朱德的信未及時送達。信中指示朱德及全軍將士要儘快脫離、拉走或瓦解軍閥范石生部，去密切聯繫民眾。信中指示：“一、葉賀軍隊在潮汕的失敗，一方面固由於軍事戰術不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革命政策的執行有許多未脫舊時機會主義和軍事投機的遺毒，以至入粵後，未能發動民眾，使軍隊化為工農的武裝力量，而造成土地革命在潮梅深入的局面。務使這種錯誤，不再在我們同志所組織的任何軍隊中發生。二、軍事運動新政策的主要條件，是在黨的新政策以工農的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必須在工農武裝秘密的組織中，避免個人的英雄的無組織的指導。切忌變成流寇式的隊伍，現時你們隊伍所處的境地和所負的使命，便應是這種工農暴動的副力。三、你們用這種副力參加暴動或發動暴動時，必須避免軍事投機的錯誤動作，初發動時便代替農民執行一切暴動動作，而忘記了發動民眾，或是專注意軍事行動，而忘了執行暴動中政治經濟的社會的土地革命的各項條件······六、你們的隊伍應向農運發達的區域移動，去發動民眾，做成農暴的副力”。中央給朱德的這封指示信，明確地指出要深入民眾、組織民眾、依靠民眾，並且要為人民民眾建立蘇維埃政權，但因交通被國民黨封鎖而使這封指示信未能送達朱德手中，使潮汕葉賀餘部的一些個人主義思想和其他舊官兵的不良思想沒有得到好的引導與控制，並在後來井岡山寧崗合編成立的紅四軍中蔓延。建設湘贛邊界地方武裝時，因為要從紅軍中撥槍，歷來成為一個鬥爭，這是紅四軍中軍事觀點、民眾觀點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發生出來不同見解的表現，所以，紅四軍中的很大部分人的思想暫時的還不能與毛澤東深入發動民眾、武裝奪取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正確思想路線，以及“八七”會議精神達成一致，也沒有把革命戰爭的進行和勝利建立在依靠廣大人民民眾的基礎之上。
糾正錯誤振軍威
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等，都會破壞黨的團結一致和不利於革命的前途。具體表現為這些錯誤的主義、錯誤的思想與黨的意志爭雄，以至與黨背馳而行，不能與中共中央的指令同步前進。這樣錯誤的主義、錯誤的思想極容易走軍事投機路線，即民眾尚未發動起來便代替民眾單純地發動暴動，甚至根本不發動民眾，直接用軍事達成政治目的，這樣完全脫離了民眾與黨、憑個人英雄主義支配的軍隊已形同軍閥，是不能稱作工農軍隊的。這樣的一個軍隊更加容易犯機會主義錯誤，藉口阻止民眾暴動等等，那就無異於撲滅了革命的烈火，與黨發動廣大人民民眾，“以工農的武裝暴動，成立工農兵代表大會，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路線完全地相反，所以，為了糾正紅四軍內種種錯誤的主義、錯誤的思想，教育好黨員幹部與廣大官兵，讓部隊有鐵一般的組織和紀律；更為了扭轉紅四軍困苦、被動的局面，走出一條革命勝利的光明大道來，毛澤東在羅福嶂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內一系列的會議。上午舉行前委擴大會議；下午舉行大隊長和黨代表會議；傍晚舉行全軍動員大會。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黨組織有三個：一是紅四軍前委（毛澤東任書記），二是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任書記），三是紅四軍軍委（朱德任書記）。會議認為行軍突圍途中，於前委之下多重複了一個打報告的軍委，形成了軍隊中累贅的形式主義，這樣的領導體制不利於當前紅軍的發展，又“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會議要求軍委這個重疊機關暫停辦公，將權力集中於前委，以減少指揮層次，便於機斷，解決極端民主化現象。毛澤東認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於唯心主義，唯心主義之來源是由於遊民、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成分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這與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等是在一條路線基礎上的東西。這種思想發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權主義，也是代表遊民、農民、小資產階級的一種思想，而與無產階級的鬥爭組織（無論是階級的組織-工會，與階級先鋒隊的組織-共產黨，或它的武裝組織-紅軍）是不相容的。軍委、前委分權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這個理由。”這個理由是從始至終的，在紅軍中是不能出現分權主義的。會議還討論了部隊的整編方案，為了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同時為了迷惑敵人，方便行動，提出了把團改成縱隊的意見，提議全軍向東固前進，離開項山後再找一個落腳之地。
工農軍隊的民眾路線
工農軍隊的性質與歷史任務
毛澤東在羅福嶂會議上對全軍將士激昂地說：“我們是工農的軍隊”。
工農的軍隊是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新型人民軍隊；是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為推翻封建反動統治、抵禦帝國主義侵略與爭取人類解放的軍隊。是階級鬥爭中必然產生出來的。她必須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真理作指導，並時刻與工農民眾緊密團結在一起，實行打土豪分田地，作武裝反抗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鬥爭。帶領工農民眾高舉革命的旗幟，去消滅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反動武裝力量，即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工農的軍隊，更擔負著宣傳民眾、組織民眾，建立工農兵政權，建設、保衛革命根據地的各項歷史任務。工農的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正義的軍隊。所以，與歷史上占統治地位的一切剝削階級掌握著的、鎮壓勞動人民的反動軍隊完全地不同。
工農軍隊的產生
中國工農軍隊的產生，標誌著中國無產階級領導武裝革命鬥爭的開始。因為資產階級的軟弱，革命果實終被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封建軍閥所竊取，國民黨反動派的蔣介石、汪精衛等又投靠了帝國主義，背叛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革命政策，瘋狂地鎮壓、捕殺全國的共產黨人，標誌著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已經徹底失敗。中國共產黨不得不計畫獨立掌握自己的軍隊來繼續領導中國的革命與武裝鬥爭。同時，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科學論斷，毛澤東在主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就要求建立農民自己的武裝，他認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人民民眾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1927年 8月1日，南昌起義成功，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擔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各項鬥爭任務的新型人民軍隊終於誕生了，中國開始進入無產階級領導武裝革命鬥爭時期。9月9日，毛澤東等領導的秋收起義革命軍，經過三灣改編後，更奠定了建設中國新型人民軍隊的一系列理論基礎，指明了革命的路線，喊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而這個工農軍隊的建軍原則代表了無產階級對工農聯盟和統一戰線的絕對領導，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更體現了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地掌握著革命的領導權。
中國革命的鬥爭形勢
毛澤東通過分析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之間的矛盾、國內反動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態，指出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將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失敗，民主制度化為了泡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聯合起龐大的勢力，它們憑藉強大的軍隊和暴力，對中國人民實行獨裁統治，所以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革命只能堅持長期的武裝鬥爭。
由於中國革命鬥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工農軍隊必須要有人民民眾支持的根據地。有了根據地，革命武裝鬥爭才有根基，工農軍隊就能依靠根據地的人力、物力，有效地打擊敵人，保存自己。工農軍隊有了根據地訓練、休整和補充的基地，就能堅持長期的戰爭，去奪取人民戰爭的最後勝利。而根據地又必須建立在農村，因為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爭奪造成中國反動統治集團之間的分裂和戰爭，這種特點，又使工農軍隊能夠在反動統治薄弱的農村得以生存。工農軍隊通過幫助勞苦大眾進行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和經濟建設，從而不斷地積蓄和發展自身力量，形成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若干小塊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並逐步擴大這個鬥爭陣地。
1928年11月25日，紅軍第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報告，總結了1927年下半年和1928年井岡山根據地和其他地區的武裝鬥爭經驗。毛澤東就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與發展羅列了五項必備條件“（1）有很好的民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指出了這個原因：“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與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與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與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則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這樣，不但農村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也就是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使一部分由共產黨領導的農村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繼續堅持下來。毛澤東強調武裝鬥爭對於堅持長期割據局面的極端重要的意義指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的割據地方的工農民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
農村包圍城市
毛澤東在羅福嶂會議上教育全軍兵士說：“紅軍不但要擔負打仗消滅敵人的任務，還要擔負宣傳民眾、武裝民眾、發動民眾的任務······”
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革命不是經過長期合法的鬥爭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農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澤東始終相信兵民是勝利之本，並把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民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思想進行活的套用，則組織民眾、相信民眾、依靠民眾，把革命戰爭的進行和勝利，始終建立在依靠廣大人民民眾的基礎之上，這也正是工農軍隊生存的基礎和力量的源泉。
毛澤東指出，有相當力量的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這個必要條件又必須從農村里來。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群體，是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最可靠的支持者，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動力，他將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所以中國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主要還是落實在對廣大農民的領導上，則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其中，中國經過第一次大革命影響和鍛鍊的工農兵士，也為建立革命軍隊和紅色政權準備了良好的民眾條件。
總之，中國革命的對象是龐大而殘酷的，而中國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相對弱小，中國共產黨要積蓄和鍛鍊力量，就必須先領導農民，而領導農民的前提必須先深入人民民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得到最廣大人民民眾大力支持的前提下，才能一步一步地把落後的農村改造成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先進的革命根據地。黨與工農軍隊擁有自己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後，就可以依託和發展這個陣地，堅持組織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軍隊，把農民武裝鬥爭這個鬥爭形式同城市工人的鬥爭等其他鬥爭形式，在全國範圍內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來，就能實現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最後奪取城市的政權。
毛澤東在羅福嶂的紅四軍全軍動員大會上提出“宣傳民眾、武裝民眾、發動民眾”的一系列策略，其實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基本戰略，同時，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她在根據地政策的正確，是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最重要的根本。他的這一光輝思想在進行中國革命中“為真正地武裝人民奠定了基礎”。
羅福嶂會議產生的結果
指明革命路線與軍隊的性質
毛澤東始終相信兵民是勝利之本，並把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民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思想進行活的套用。他在羅福嶂會議上動員了紅四軍的全體廣大官兵，並對大家進行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展望了中國革命的大好形勢，給紅四軍指出了“宣傳民眾、武裝民眾、發動民眾”的民眾路線；指出紅軍必須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據地，才能跟敵人進行長期持久的人民武裝鬥爭，並把革命戰爭的進行和勝利，始終建立在依靠廣大人民民眾的基礎之上。始終堅持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基本路線。
毛澤東指明了革命的光明前途與鬥爭策略後，又闡述了工農軍隊的性質與歷史使命，他站在羅福嶂的田坎上對田塅里的全軍將士說：“我們是工農的軍隊，······要擔負消滅敵人的任務······”毛澤東的講話，讓紅四軍內多數官兵都深刻地認識了什麼是工農的軍隊，以及黨對工農軍隊絕對領導的實質意義：一、因為是工農（無產階級）的軍隊，所以軍隊中必須有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時刻對軍隊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二、黨要不斷培養工農軍隊的官兵，使其具有相當高度的政治覺悟，才能使工農的軍隊時刻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才能制定出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三、黨對軍隊的組織領導，就是為了工農軍隊能夠絕對服從黨的命令，聽從黨的指揮，以達到戰勝敵人、消滅敵人的目的和達到革命勝利的最終目的。
羅福嶂會議是三灣改編之後、紅四軍成立以來，毛澤東大膽突破個人主義，實行黨絕對放手指揮槍桿子的第一次有益的大嘗試。1929年12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古田會議決議後，才從理論上進一步闡明了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並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了黨領導軍隊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
整編迎來新局面
在羅福嶂會議上，為了紅四軍在行軍突圍途中減少指揮層次，解決軍隊中極端民主化的不利現象，通過會議一致決定，軍委這個重疊、累贅的機關先暫停辦公，將權力集中於前委，以利於指揮的敏捷、機斷。會議還決定把軍委改為軍政治部，政治部主任一職仍由毛澤東兼任。“政治部的成立，是限制司令部的職權。這是關於組織方面的，關於政治路線方面的”。
會議還討論通過了部隊的整編方案，為了迷惑敵人，方便行動，決定把團改成縱隊的建制方案，這是紅四軍下井岡山以來的第一次大整編。部隊共改編為三個縱隊：二十八團主力、軍部特務營、獨立營編為第一縱隊，縱隊下轄四個支隊。原來的三個營改為三個支隊，特務營改為第四支隊，蕭克為二支隊隊長，胡世儉為黨代表。原來四個連組成一營改為三個連組成一個支隊（營），畢占云為第四支隊長，支隊下設大隊、中隊。第一縱隊司令員為林彪，因為何挺穎犧牲了，政委由陳毅代任。三十一團為第三縱隊，司令員伍中豪，政委蔡協民。二縱隊為虛設。這次改編的目的是為了利於作戰，便於游擊，更為了加強黨的組織，培養更多的基層領導幹部。同時，擴大番號也是為了迷惑、威嚇一路尾追堵截的敵人。但這次改編沒有對外宣傳，也沒有打旗子。部隊到達東固後就形成了真正意義的三個縱隊，在閩西的汀州時，縱隊的名稱才作了一個公布。
羅福嶂會議後，紅四軍的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這種表現是黨部領導力量的加強與意志的伸張，改變了前委責任既要扛、權能只“半生不死”的狀態，減縮了個人意志與指揮層次，是部隊繼三灣改編後的又一進步象徵，即加強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但重組的領導體制“絕對不是黨部機關代替了民眾機關及政權機關，凡是黨與紅四軍的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席上民主討論議決之後，然後才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工作或者通知政權機關負責同志去執行，使得個人沒有英雄式的自由，是與個人主義自由支配財政、槍彈等完全地不同。因一、二、三縱隊的編制，小團體主義可以減弱，縱隊委員會比前委更起作用，各級黨部更能無顧忌地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實際上只是少了個去‘打報告’的軍委”。羅福嶂會議後，毛澤東思想在紅四軍內進入初步的融合階段，使毛澤東思想的星星之火與羅福嶂會議的精神，直至古田會議才大放光芒。羅福嶂會議對黨史和軍史均有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在回憶羅福嶂時經常說：“我們在項山找到了一根洋火，有了一個落腳點”。
羅福嶂會議還決定將紅四軍開往江西吉安的東固革命根據地，與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會合，由毛澤東與朱德各帶一路分頭向東固進軍。商議萬一部隊失敗，領導人要分別潛往上海等地，以化名登報的形式與組織聯繫，以期重振旗鼓。毛澤東化名“楊子任”，隨第三縱隊活動，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階），隨第一、二縱隊活動。各縱隊在禮齊分散活動，採取靈活機動的戰術，商議活動地區不離開江西南部。
傍晚，在羅福嶂下村河背山腳下的田塅里召開了全軍動員大會。會上，毛澤東闡明了工農軍隊的性質與歷史任務，對全體官兵進行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分析了國內的革命形勢，展望了革命必勝的光明前途，鼓舞了全軍士氣。在田坎上，毛澤東與朱德分別發表了重要講話，同時，總結了圳下戰鬥的經驗與教訓，認為新兵放哨沒有注意敵人來的急，麻痹大意，布置不科學，前衛警戒與後衛鉗制不協調等，後採取了一些措施，防止發生類似的問題。
在羅福嶂開會時，抓到敵人兩個偵探。開完會後，尋烏黨組織的古柏火急送來情報。原來，紅四軍進入羅福嶂山區後，贛粵閩三省軍閥惟恐羅福嶂成為井岡山第二，紛紛調集重兵前來“圍剿”：贛軍十五旅（劉士毅）、二十一旅（李文彬）集結於尋烏、會昌兩縣，閩軍第二獨立旅（郭鳳鳴）從汀州趕往上杭武平，粵軍范石生部、王應榆部從粵北趕往尋烏、平遠一線，企圖將紅四軍剿滅於羅福嶂山區。於是，紅四軍立刻作好了轉移的準備，規定了行軍“五不準”，即不準掉隊、不準打手電筒、不準帶有響的東西、不準說話、不準咳嗽。2月4日天還未亮，紅四軍就離開了羅福嶂，沿著贛閩邊界的崎嶇山道向東固前進，當晚在尋烏縣羅塘再次遇到劉士毅部阻擊，遂折向武平會昌之間。在瑞金向寧都進發時，在大柏地作了次伏擊戰，消滅了國民黨劉士毅部兩個團，繳獲槍枝800餘，從此，完全扭轉了紅四軍的被動局面，踏上了嶄新的征程。
（劉棟梃根據《吉潭鎮志》責編劉承松《松風館文史》原稿整編）
